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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构建今天的教育·读《台湾教育的重建》

重建我们的教育
——读黄武雄《台湾教育的重建》一书有感

文|常生龙（上海市物理特级教师，现任虹口区政协常委、民进虹口区委主委、虹口区教育局局长，校长传媒专栏作家）

1994年4月10日，以黄武雄为核心的教育界人士及数万群众走上街头，在台湾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改造运动，要求政府正视沉疴已久的教育问题，并提出四大核心诉求：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台湾教育的重建》一书，以这次运动为背景，一方面记录了“四一〇教改”运动的样貌，另一方面也对这四大诉求进行了深入阐释，并指出台湾应借教育重建，形成现代社会的新价值观，从而释放台湾已经萎缩的生命力。

一、教育重建的目标
在黄武雄的心中，理想的学校应该是这样的：学校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不再是管理者。学生学东西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与人竞争、为了以后升学，而是为了兴趣。大人们愿意用比较开明的态度了解并尊重孩子，看到每一个孩子的潜能，与孩子做朋友，与孩子讨论问题，而不是随时准备说教。教师在学校不用花很多时间心力在考试、评分、比赛、奖惩、维持秩序、写报告写计划，只为了向上级交代。他们可以全副精神带引孩子学习、打开视野、讨论与思辨。教育资源直接用在学生的身上。
教育重建的目标，说到底就是为了实现这理想的学校，实现正常的教育。让学生在学校里不是“人与人争”，师生都陷入痛苦和扭曲之中，而是“人与事争”，学生能够将自己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创造活动，自由地发展他自己，教师的努力可以获得真正的喜悦和成就感。

二、当下的教育问题
黄武雄认为，当下台湾的教育百病丛生，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是升学主义，一为管理主义。
先说升学主义。每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师都最重视升学率，升学率的高低常决定校长的升迁、教师的聘用等。学校不仅不去保护学生，使他们尽量不受升学的污染，反而推波助澜，升学挂帅。许多学校每次周考或月考过后，都将全校学生依分数高低排名，鞭策学生，鞭策教师，也鞭策家长正视子女在学校的考试成绩。它的根源，来自升学的窄门，经由学校配合炒作，扩散成众多家长对学校分数的计较。
在升学主义的笼罩下，原本只是统一教材，现在连进度、考试、评分都统一了。教师的专业自主性丧失殆尽，教师沦为升学工具，学生个别心智间的差异也无须受到照顾。好的教师失去了施展抱负的空间，在升学现实中妥协、消沉，甚至离职他去。而反过来靠体罚与恶补提高考试成绩的教师则大受肯定。
升学主义的背后不是文凭在作怪，而是文凭的附加利益在诱惑。有了名牌大学的文凭，就可以谋取好的职务；有了本科以上的文凭，就可以成为国家干部；……热门的大学，在每个省份每年只招收为数可怜的学生，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凸显自己文凭的重要，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升学主义。
再说管理主义。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校长给教师发聘书的方式，是校长亲自送到教师的家里，向教师感谢他过去的辛劳，并心存感激地委托他锲而不舍地继续教育孩子。但在今天，校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倒置，教师能否被聘用，全凭校长说了算，教师的工作要听由人事部门来安排。
从上到下，教育行政部门办教育的着眼点不是为了让学生从学校里尽量学到、得到最好的东西，而是为了将学生划分等级。这是管理主义一个最典型的标志。高中的招生，不同的学校按照分数线依次录取，使得学校和学生从起点开始就不公平，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大学的平行志愿录取；高中的学业水平考，按照比例将学生划分成5个等第，造成学生的等第高低，不是取决于自己学得好不好，而是要考虑别人学的是否不好，这是对学生发展中的人格的扭曲。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将人划分等级的做法一直因循下来，成为教育者的主要工作。
德育上的管理主义更是司空见惯。是非对错的观念，只有经由孩子与外在世界的互动，才能逐步建立起来，才会内化为孩子自身的价值观，但现在我们相信的是标语、口号、宣传、教导、训斥和奖励，以为这就是德育。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只学会了顺从与乖巧，以迎合家长和老师的心理。其结果常常是阳奉阴违，一旦离开大人的保护伞，就将此前所听到的意义抛诸脑后。
在行政领导教学的现实下，教研组的功能只在执行行政方面的命令，讨论统一命题，规定评分标准，统一进度，统一考试，就像将教师的教学个性钉死在墙上的统一进度表上，将学生的个性抹平在统一测试试卷上一样。学校很少预留时间给教师开教学研讨会，进行教学研究。教师的工作，只有听令与执行，而无讨论、创新、尝试与进步。教书变成日日重复、平淡无趣的行业。工作倦怠是中年以后的普遍特征。
管理主义进一步将升学竞争变为升学主义，使升学变为教育的目的，变成一种具有信仰和力量的主义。连同教师也成了学校提升升学率的工具。很多人初任教师时，还会因为自身的教育热忱而受到学生的爱戴，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教师自身教学能力的发展便停顿了，自身沦为了考试或者管理的机器。

管理主义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本领，能够根深蒂固地主宰我们的教育？一是因为封建思想的余绪，天下的事情只能在最高权威下运作；二是行政上的方便，设定一致的标准，要求大家一致，最为省事，也最不需要负责任。
当威权内化为人的性格，升学恶化成同学间的明争暗斗，人性必然扭曲，教育的前途必然暗淡。如果家庭与周遭环境，甚至学校，都只谈眼前利益，无法提供任何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年轻人会迷失、疏离甚至沉沦；而当年轻人承受日复一日沉重无比的考试压力，却只换来挫折和屈从，换来大人的偏见、冷落，甚至鄙视与敌意，学生反社会是自然的心理反应，青少年的暴力与犯罪则是自然地结果。

三、重建我们的教育
扭曲的教育现象背后，隐含着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底层的教育结构不解决，教育现象不会得到普遍的改善。举一个事例来说：有领导大力推广阅读活动，但这样的推广常常会变成一项文化运动，无法在基层生根，风一吹就散了。如果真要推广阅读，首先要普及城乡的社区图书馆，改善环境和服务，提升内涵，增加开放时间；其次是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让孩子们有时间去看书；第三是下方各种资源，让民间配合学校去推广各种活动。这些事情做好了，阅读就会慢慢地扎根。教育改革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变革，只是喊口号，提要求，要想取得实效是很难的。
黄武雄认为，重建台湾的教育，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结构性的变革：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
落实小班小校，是为了要在环境上发展出人性化的师生关系，进一步消除管理主义。
在芬兰，一所小学的学生总数只有60人左右，一所初中的学生总数也就在150人左右。教师面对的学生人数少，才能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成长背景与日常生活，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与学生做朋友，帮助、引导学生走向未来宽广的路途。芬兰的教育在全球领先，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
认知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通道容量”，说的是人的大脑在一定时间内所能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有限性或极限性，其中最为有趣的自然极限应该属社会通道容量。脑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变大，是由于要应付更大的交往圈子。研究人员计算表明，智人（现代人）的新大脑皮质比率数值为147.8，约等于150，“150这个数字似乎代表了我们可以与之保持社交关系的人数的最大值。”将一所学校的师生总数控制在150人左右，看来是可以找到理论依据的。
学校大，为维持秩序以求安静，必须仰赖口令、扩音器以指挥学生行动一致。而教室内的秩序落在教师身上，使教师无法让学生通过日常讨论与尝试错误，逐步建立起有内而发的价值观。这都是我们在教育中要可以避免的。但遗憾的是，很多校长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年招生的时候，恨不得将所有的生源都招入自己的学校，以显示自己的办学成效和管理能力，这样的现象还很普遍。
广设高中大学，这是针对升学主义，打开升学窄门而提出的。
打破文凭背后的附加利益追求的最佳办法，就是让多数人都可以拥有文凭。因此，就要在广设高中大学，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上高中，可以上大学，让每一个愿意读名校的学生都有读的机会，都有获得相应文凭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遏制升学主义，回归教育的本源。
大学为什么一定要四年读完？大学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分数线显示自己的地位？如果能够注册入学，让人们想读几年就读几年，升学还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吗？只要学生能够完成自己的学分，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大学的文凭，有了这样的制度，孩子们还会为高考而拼杀吗？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名牌大学毕业的，有相当一批人，当你真的开放入学的门槛让他们来就读的时候，他们更会理性地思考和判断，看这样的选择是否恰当。国家应该创建三种类型的大学，分别是：学术性大学、公民大学和社区大学，同时还应开放民间办大学，给不同的人们提供不同的学习机遇，以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当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大学的学习获得一个文凭的时候，社会对文凭的倚重也会发生改变。
让为数众多的公民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现代社会是由现代公民创造出来的，大学教育应当重新定位，着重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其开明与自由的处世态度，发展他们独立思考与运用资料的的能力，并相对提高其适应行业转换、甚至开创新行业的潜能，而为即将来临的现代化社会做好准备。
推动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不是教学设备的现代化，它所触及的是精神与制度。
教育现代化的精神是：⑴尊重个人的自由与创造，强调个体发展，重视各族群与弱势阶级的主体性教育，并由此发展多文化教育策略；⑵教育的主要课题不是将人分类，把人分等，把人分级，而是健全教育环境，提供教育资源，尽量让每个人都能透过其自由选择，求取最大的内在发展。
制订教育基本法。我们推出的《2010-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其实就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基本法规。
教育基本法在现在社会应该具有的基本精神，包含以下三点：一是理性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自由、平等、中立及崇尚理性与真理；二是现代教育精神，具体内容见上；三是自主分权主义，提倡教育要“自主参与”与“小规模经营”，反对中央集权。

十多年过去了，台湾的教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一些基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要实现四大诉求的愿景依然遥遥无期。反观我们的教育，当前的状况是否比台湾更好？我们的教育重建，该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台湾教育的重建》 黄武雄/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