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团结：数字时代劳工团结的新形态.pdf

4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摘 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劳工团结形态发生新的变化。基于两个虚拟劳工社群的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新的劳工团结形态可以称之为“弹性团结”。弹性团结有别于以往研究提出的“阶级团结”和“实用主义团结”，具体表现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常态化互助，具有跨时空联结、自主性选择和多元化共存等特点。在肯定弹性团结巨大价值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其内在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比如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劳资矛盾，而且面临多重合法性问题。未来的劳工团结研究应当从非常态化团结行动转向常态化团结行动，关注劳动者在数字时代更加丰富的主体实践和团结表现，思考常态化团结行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关键词数字时代；劳工团结；弹性团结；常态化团结；非常态化团结中图分类号C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08（2023）04-0004-11沈锦浩（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收稿日期2023-06-19作者简介沈锦浩，社会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数字平台企业知识劳工的数字劳动过程研究”（项目编号：2022ESH002）的阶段性成果。一、数字时代的到来与劳工团结形态的变化随着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逐渐走向成熟，数字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说中国的发展在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更多是借鉴、学习与追赶，那么，在数字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然走在了世界前列。无论是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数字技术的经济社会应用，抑或是数字技术的创新能力和保障体系，都显示出中国取得了重要进展与非凡成就。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宏观层面关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世界格局变化，在微观层面则直接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根据最新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在线预约挂号、使用手机浏览新闻、通过社交应用程序联系亲友。可以说，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劳动领域也不例外。弹性团结：数字时代劳工团结的新形态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载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73页。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第16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23页。5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数字时代的劳动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劳动革命。从劳动机会来看，数字技术的运用激活了工厂化劳动时代被掩藏甚至掩埋的劳动机会。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汇聚供需信息并进行优化匹配，让无法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口实现在地劳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汇聚供需信息和实物并进行优化匹配，让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劳动。从劳动形态来看，由数字技术驱动的“零工经济”模式迅速扩张，社会的劳动形态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社会所形成的“职业化”劳动形态逐渐被“零工化”劳动形态所取代。从劳动关系来看，数字时代新的就业形态和工作形式对传统的劳动关系产生了变革性影响，灵活就业催生了非标准劳动关系，合作式工作改变了雇佣制下的劳动从属关系，组合式工作使得劳动关系从一元向多元转变。数字技术对劳动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那么，劳工团结形态在数字时代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劳工团结问题一直以来都和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思考劳工问题时，最关心的就是，当“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旧有的农工互补的经济和伦理格局被迫瓦解，如何在新生的工厂组织中重建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费孝通在云南思考的问题在几乎同时代的上海工人中得到了部分答案裴宜理、韩起澜等人对民国时期上海工人的研究揭示了地缘关系在工厂生产和政治中复杂但关键的作用。裴宜理认为，上海早期的产业工人是农村传统的产物，由于工人自身带有的籍贯、性别等先赋特质，既会导致内部的分裂，也能产生系统而长久的团结，而且不同模式的同乡关系会塑造出不同类型的团结。韩起澜对同时期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则指出，籍贯和同乡关系网在工人的劳动分工、雇佣和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雇佣和日常生活模式又会反过来强化同乡女工的联合和不同地域间工人的对立。如果把目光转向21世纪，全球化不仅在改变中国的生产模式和生产过程，而且在打破传统的劳资关系格局。新的行动者进入劳动领域，引发了原有行动者的改变，催生了国家发动的工会化运动、跨国公司推动的车间民主化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对劳工的充权等新现象，这些现象为中国的劳工团结提供了新机会和新途径。因此，数字技术对劳工团结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希望从数字时代背 邱泽奇：劳动与尊严数字时代“不躺平”的逻辑前提，载 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第7677页。许弘智、王天夫：劳动的零工化：数字时代的劳动形态变迁及其形成机制探究，载 经济学家，2022年第12期，第27页。吴帅、谢予昭：数字时代的工作形态变革与社会保险制度创新，载 行政管理改革，2023年第2期，第7374页。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 昆厂劳工 的讨论，载 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219页。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1页。韩起澜著、韩慈译：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961页。充权是指通过社会服务、社会运动、社会预警等手段呼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倡导社会政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岳经纶、庄文嘉：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与中国劳工团结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个案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61169页。6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景出发，以两个虚拟劳工社群为案例，详细剖析劳工团结形态的新变化。二、从非常态化团结到常态化团结：团结视角的转换劳工团结是劳工研究中的经典议题。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劳工研究极其关注阶级团结。汤普森认为，“阶级团结”是建立在工人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础上，围绕着工人群体的归属感和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是否正在形成阶级团结一直是国内外劳工研究者争论的问题。由于团结本身不易观察的特点，在集体抗争行动中探讨劳工团结成为学者们的惯常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逐渐确立，产业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时有发生。李静君认为，工人的抗争是在借助国家的劳动法律争取集体权益，其本质是基于公民身份的、缺乏阶级意识的“守法主义”行动，呈现出孤立、分散的“蜂窝式”状态。黄岩也指出，工人的抗争虽然有时候能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是由于缺少组织领导、外来支持、团结文化传统等条件，作为一种阶级的团结只能停留在萌芽状态中。而陈敬慈和潘毅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工人的阶级形成趋势，工人的集体行动进程说明“阶级团结”正在浮现。21世纪以来，工人抗争的要求越来越激进，经验越来越丰富，行动策略也更为复杂。在他们看来，这是阶级形成趋势的最佳证明。汪建华认为，李静君的判断过于保守，陈敬慈和潘毅的判断则过于激进，因而提出“实用主义团结”来区别于以上两种判断。在汪建华看来，“实用主义团结”扎根于工人受到市场渗透的日常生活，工人围绕着自身“市场参与者”的身份组织起来，灵活地运用并定义官方意识形态，借用市场导向的议价方式争取自身的利益，缺乏对抽象的国家体制和全球资本体系的挑战。这种“实用主义团结”在日常基础、团结范围、行动途径、行动诉求、核心认同等方面都与“阶级团结”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实用主义团结文化”团结起来的工人并没有形成清晰的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群体归属感，他们更多地通过市场和消费联结在一起。还有许多学者注意到，在讨论中国的劳工团结问题时，地缘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变量。如前文所述，裴宜理、韩起澜等人对 E.P.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12页。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1316.黄岩：脆弱的团结对台兴工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载 社会 2010年第2期，第113114页。Chris King-Chi Chan and Pun Ngai.“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198,2009,pp.287303.Chris King-Chi Chan.“Class Struggle in China:Case Studies of Migrant Worker Strik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South Af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vol.41(3),2010,pp.6180.汪建华：实用主义团结基于珠三角新工人集体行动案例的分析，载 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206227页。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1页。韩起澜著、韩慈译：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961页。7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民国时期上海工人的研究发现，工人之间的同乡关系是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有助于其团结的形成。进入21世纪以后，地缘关系的力量并未衰减。汪华和陈玮的研究表明，基于乡土伦理和地缘关系的组织网络依旧是工人在集体抗争行动中沟通和信任的基础。但是他们也指出，这种关系网络并不必然导致工人阶级团结纽带的产生，因为其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对于阶级团结有着一定的抑制性效应。李蓝天进一步揭示出，老乡关系能否促成工人之间的团结还受到工厂内部微观制度安排的影响。工厂内不同的微观制度安排与老乡关系相糅合，衍生出不同模式的地缘团结，进而造成工人的内部分裂和群体凝聚。以上对于劳工团结的讨论基本都是基于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案例，但借用沈原等人的话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团结是否一定要在劳工与资本的抗争性集体行动中才能得到呈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抗争性集体行动只是发生于特殊而短暂的时段，日常工作与群体生活才是工人赓续不绝的常规场景。因此，我们需要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团结，即非常态化团结和常态化团结。集体激烈抗争等特殊行动状态中显现出来的团结可以称之为“非常态化团结”，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常态化团结”则是在日常工作与群体生活中发生的团结，建基于工人之间的彼此互动。常态化团结往往是非常态化团结的基础，在非常态化团结行动中往往可以找到常态化团结行动的蛛丝马迹，常态化团结行动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非常态化团结行动。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工厂实习的学生工中存在着“同伴团结”。这种“同伴团结”以同伴群体为基础，以“义”为原则建立起来，平时通过玩乐和反抗权威等仪式得到巩固，在成员受到欺负时，则会团结起来保护成员，进行集体抗争。还有研究发现，由于自身所处的多重弱势地位，中国云南省境内的缅甸劳工会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帮助，主要包括分享食物、帮助他人找工作、为他人提供住宿和小额无息贷款等。当他们的基本权益受到侵害时，缅甸劳工也会采取集体行动来争取合理的薪资水平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在数字时代，非常态化团结行动由于其特殊性和稀缺性同样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通信技术与抗争策略相结合，成为工人抗争的有效组织动员手段。然而，由于其发生于常规场景中，常态化团结行动往往被学者忽视或视而不见。因此，本文尝试以两个虚拟劳工社群为案例，聚焦于数字时 汪华、陈玮：地缘网络、乡土意识与农民工集体抗争基于珠三角农民工集体停工案例的实证研究，载 学术界，2016年第1期，第52页。李蓝天：老乡关系与车间政治：地缘团结形成的模式比较以两起代工厂抗争事件为例，载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3物流商装卸工 女性卡车司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苏熠慧：不稳定劳动中的“义”以C市学生工为例，载 中国研究，2021年第1期，第172178页。周鑫：藩篱、隐忍与团结：中缅边境缅甸劳工生存机制研究，载 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3期，第8485页。沈锦浩：互联网技术与网约工抗争的消解一项关于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的实证研究，载 电子政务，2021年第1期，第58页。8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代的常态化团结行动，分析劳工团结新形态的具体表现与主要特征，探讨其脆弱性和局限性，并将其与“阶级团结”“实用主义团结”等概念相比较，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劳工团结的研究。三、资料来源与案例介绍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对两个虚拟劳工社群的网络民族志研究。G社群是一个由互联网行业女性从业者组成的社群。该社群由叶女士创建于2021年1月，目前拥有一个“女程序员”豆瓣小组、五个活跃度极高的微信群，人员规模在2万人左右，并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小红书账号。该社群的成员被严格限定为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女性群体，发起人致力于建立一个互联网行业的“女性帮助女性，别人就是自己”的共识联盟。在社群内，成员之间彼此称呼“姐妹”，且经常自称为“互联网女工”。从社群发言内容来看，主要包括职业选择、职业准备等职场经验话题，人际交往、时间管理等职场生存技能话题以及加班、裁员、薪酬等劳工权益话题。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从2021年9月就开始关注这一社群，并进入该社群的豆瓣小组和微信群进行线上观察。K社群是一个由卡车司机组成的社群。该社群由某信息科技公司创建于2014年6月，并在2016年9月正式上线“卡车江湖”App。截至目前，该社群已聚集250多万卡车司机，覆盖近300个城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卡车司机组织。在“卡车江湖”App上，平均日活跃用户在10万人次上下，日求助量高达15002000件。K社群的基本特点是，对外是自治的卡车司机组织，对内则是公司的一个营运事业部。正因为如此，该社群的组织理念相对复杂，包括两个侧面，即“热情、团结、诚信、互助”四大价值理念和“生意、生产、生活”三大目标取向，涵盖了社会组织和商业组织的双重属性。参加K社群的卡车司机统称为“卡友”，这一称谓延续了工厂工人之间互称“工友”的历史传统，体现出卡车司机对专门化的职业身份的渴望与认同。在“卡车江湖”App上，“卡友”被分为“无等级”“实习卡友”“正式卡友”“铁杆卡友”四个级别，这种区分是由各自不同的“卡友值”来界定的。笔者在2022年3月注册成为“卡车江湖”App的用户，在该App上进行线上观察。四、弹性团结：一种新的劳工团结形态（一）弹性团结的具体表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常态化互助从一年多的持续线上观察来看，两个虚拟劳工社群共同表现出新的团结形态，笔者称之为“弹性团结”。弹性团结的本质是群体团结，而非阶级团结，因为在社群内部并没有表现出共同的阶级意识，只是以职业为边界而形成团结。群体团结并不少见，但是相较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之间的团结，弹性团结极其依赖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构成了卡车司机、女程序员等职业群体内部联结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互联网就难以形成联结，没有联结就难以形成团结。文中涉及的人物、社群名称、App名称均已做匿名化处理。冯仕政：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从连结到团结，载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20页。9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弹性团结的重要表现在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常态化互助，其目的是应对日常工作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常态化互助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提供信息支持。“卡车江湖”App分为四个板块，包括社区板块、互助板块、服务板块和分部板块。其中，互助板块主要为卡车司机提供专业的在线问答服务，回应卡车司机的各种问路、问行情、车辆汽修、养护、保险理赔、防疫出行等方面的求助并提供相应服务。从笔者的线上观察来看，互助板块中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人发布求助信息，并且少则三五分钟，多则一两个小时就有人进行回复，提供帮助。“女程序员”豆瓣小组则分为三个板块，包括女工说板块、答疑解惑板块和技能up板块。其中，答疑解惑板块主要是女程序员彼此分享交流自己从事互联网行业的经验和感想，技能up板块主要是女程序员彼此分享交流如何提升职场技能。从笔者的线上观察来看，这两个板块中每天都有人发言，或者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解答别人的疑惑，互动比较频繁。对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的研究同样发现了社群成员之间频繁的信息支持。庄曦等人发现，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来看，信息支持类的话题在滴滴车主微信群内聊天中占比均为最多。在群内多数成员看来，该微信群是一个基于职业而高度“类型化”的信息交换场所。涂永前等人也发现，外卖骑手会经常在微信群内分享“抢单”经验、配送技巧、二手车买卖等信息，大量共享的信息缩小了成员信息获取的差距，扩展了成员信息交流的层级。常态化互助不仅仅停留在为社群成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可以提供更为实际的工具支持，在现实社会中展现出强大的能量。发生在“卡车江湖”App上的互助行动充分展示了常态化互助从线上向线下转化的过程。作为一直在路上移动的原子化劳动者，卡车司机经常处于生计与生活的不稳定状态，尤其是一旦在路上遇到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无论是物流企业还是雇主单位都鞭长莫及、爱莫能助。不过，借助“卡车江湖”App及其广泛人脉，卡车司机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在地化的帮助。在“卡车江湖”App的分部板块，需要紧急救援的卡车司机可以在里面向当地分部汽修联盟的汽修厂寻求帮助。当然，也有卡友主动为求助者提供汽修电话号码，甚至是直接帮忙联系或者上门服务。苏州互助分部在2022年4月发布的一个事件报道，充分体现了卡友之间互帮互助的情谊。2022年4月4日卡友冷师傅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子胥快速路88号靠近太湖服务区问有没有卡友在太湖服务区的，或路过这里的，帮忙连一下车。发帖求助之后很快就有卡友师傅们评论回复，之后就有卡友聂师傅开车赶往，结果到了高速口不让上去，因为卡友冷师傅在服务区内，之后就等到第二天上午，卡友周师傅开车赶到服务区帮忙搭电，协助卡友解决问题后 离开。作为移动的劳动者，卡车司机采取线下互助行动有其强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 庄曦、王旭、刘百玉：滴滴司机移动社区中的关系结构及支持研究，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6期，第52页。涂永前、何礼苗：外卖骑手自组织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研究以北京市某一外卖骑手自组织为例，载 广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第131页。10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是对于互联网从业人员来说，线下互助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不过，G社群的互助也并非仅仅停留在微信群或者豆瓣小组内的交流，而是组织更为规范的经验交流分享活动。在G社群内部，这种活动被称为“女工Talk”。在第一期活动中，发起人叶女士结合自身的实际经验和真实案例，分享了互联网公司校招的偏好以及找工作的思维和技巧。“女工Talk”活动的目标是提高女性职场生存技能，这一点在叶女士的一篇公众号文章中有明确表达。但是，持续沉浸于这种高级目标，会让我们失去对现实的认知，更无助于真正过好这一生。相比于虚无缥缈的高级感，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用到的高级词汇，太多了；我们切实需要的是可以实操的硬核经验。比如，我如何写好一份简历？不要让面试官觉得我外行，框架性不强？我要怎么写好一个调研报告？到底怎么才能拿到好绩效？这些实打实的斗争经验，才正是普通人类的你我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的宏观大势分析吗？是阿里和拼多多的战略差异吗？不是！我们需要的，欠缺的，是在日常工作中，非常落地，毫无高级，甚至一点儿都不性感的，具体的经验和手段。从阶级团结的角度来看，信息支持和工具支持根本算不上团结行动，但是从群体团结的角度来看，信息支持和工具支持是常规场景中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团结行动。对于卡车司机来说，道路交通信息的共享为他们的日常移动工作减少了信息壁垒，在地化的救援行动更无疑是“雪中送炭”。对于女程序员来说，经验交流分享和技能提升活动可以帮助她们在职场上更好地生存，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虽然常态化互助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其现实价值是真实可感、毋庸置疑的。（二）弹性团结的主要特征1.跨时空联结：组织方式的弹性前数字时代的劳工团结通常立足于劳动者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互动，进入数字时代以后，支撑劳工团结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者之间能够建立起跨时空联结。第一，借助于数字技术，天南地北的劳动者能够轻易相联，地域范围限制被突破，团结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G社群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大城市，K社群的成员更是分布于全国近300个城市。第二，借助于数字技术，劳动者之间可以进行几乎零成本的海量信息交流，而且信息交流几乎能够即时完成。在两个社群内部，成员发布的提问多数时候都能在几分钟之内得到解答，成员分享的经验也能随时被他人学习。第三，借助于数字技术，劳动者能够同时实现线上团结和线下团结，并且能够实现线上团结向线下团结的转化。在G社群，部分成员会在社群内部发布招聘信息，感兴趣的成员可以投递简历，有些发布者会帮忙推荐，如果应聘成功的话，还会帮忙租房、搬家等。在K社群，笔者经常看到关于卡车司机路遇意外而当地卡友前往帮忙的报道，类似的在地化援助行动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发生。2.自主性选择：组织约束的弹性在数字时代，劳工团结不再由天然的血缘关系、客观的地缘关系决定，更多的是社群成员主体意识的呈现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劳动者来说，主观认同逐渐成为群体团结的重要维度，劳动者越来越依凭主观意志形成群体团结。在网络民族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成员选择加入某个社群，不是因为受到某种强制性约束，而是出于职业身份、11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个人利益、观念偏好等考虑。沈原等人通过对四个卡车司机虚拟社群中样本成员的问卷调查发现，卡车司机存在明显的“组织身份重叠”现象，即每个社群中都有超过一半的成员参加了其他卡车司机社群。这一现象充分表明，虚拟社群没有过分刚性的组织约束，卡车司机可以自由加入其他同业社群。在G社群内部，本来就有微信群、豆瓣小组等多样化的交流渠道，成员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常用的方式，也可以随时退出社群。对于两个社群内的成员来说，他们选择加入社群便可以享受因为团结行动带来的福利，如果他们觉得社群不适合自己则可以随时退出。这种准入与退出的自由在以往的团结形态中是比较少见的，以往的团结行动参与者在很多时候是被裹挟的。3.多元化共存：组织供给的弹性得益于数字技术，虚拟劳工社群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劳工组织。截至目前，G社群已有2万余人，K社群已有250多万人。随着成员规模的扩大，社群内部已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层。从成员的活跃度来看，社群内部的成员可以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和边缘层。处于不同层级的劳动者在社群内部传递不同程度的支持供给，形成了多元化共存的局面。边缘层只倾向于在社群内部进行信息支持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在遇到困难时求助；核心层则经常在社群内部发言，并且积极组织各类互助行动，很多时候他们是出于对组织的热爱、对身份的认同而无私奉献；中间层位于两者之间，他们既会向他人求助，也会向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付出和回报往往是成正比的。对于核心层来说，虚拟劳工社群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组织，更是他们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家园。他们在社群内部享有威望、备受爱戴，他们的支持诉求更易达成，支持供给也更易被传递。对于边缘层来说，由于缺乏在社群内部日常交往的铺垫，他们偶尔发出的支持话题有时会被选择性地忽略。对于中间层来说，他们的需求能够得到比较及时的回应，也享有一定威望并得到部分成员的爱戴。（三）弹性团结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正如笔者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虚拟劳工社群的存在能够帮助成员应对不稳定性、释放工作压力、获得身份认同，而弹性团结可以说是虚拟劳工社群的内核，但是需要注意到，这种团结形态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其一，弹性团结侧重于劳动者个体之间的互助，其行动目标并不指向解决劳资矛盾，也不试图通过集体力量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举例而言，互联网行业普遍存在竞业限制规则，其实质是以行业潜规则替代正式法律法规，限制了劳动者的“跳槽”自 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 No.2他雇卡嫂组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8260页。庄曦、王旭、刘百玉：滴滴司机移动社区中的关系结构及支持研究，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6期，第57页。沈锦浩、顾楚丹：虚拟劳工社群：动力基础、潜在风险与治理路径，载 工会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第3135页。竞业限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的重要内容。根据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它是用人单位与负有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协议或技术保密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12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由，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G社群成员通过社群内部的交流了解了这一潜规则的普遍性，但是鲜见有人质疑这一潜规则，甚至有人建议大家入行前做好准备。又比如说，面对互联网行业中常见的“996”“007”现象，G社群中有成员积极传授“摸鱼”技能。喝水、上厕所、遛弯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摸鱼”三项，看新闻、看视频、打游戏也经常被成员用来应对非必要/无效加班。类似地，在货运行业中，面对运费低迷的市场行情，K社群的卡车司机虽然经常抱怨，但始终没有形成集体议价的能力，在定价方面只能任人宰割。此外，面对货主经常克扣或者拖欠运费的情况，虽然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卡车司机会共同组织谋划并运作讨债行动，但从笔者对K社群的线上观察来看，讨债互助仅占互动的极少数，即使有人发布讨债的帖子，绝大多数人也只是建议投诉或者报警，并没有形成集体力量。其二，弹性团结依托于虚拟劳工社群而形成，但是虚拟劳工社群面临多重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解决四重合法性问题，即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虚拟劳工社群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但是其实接近于网络社会组织，其社会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但在另外三重合法性上始终面临困境。首先，在行政合法性上，绝大多数虚拟劳工社群没有上级主管单位，也难以争取到挂靠单位，因为没有什么单位愿意承担风险去指导这种带有敏感性的网络社会组织。其次，在政治合法性上，很多虚拟劳工社群的行动是否符合政治规范还有待商榷，有些行动的出发点虽好，但随着规模的扩大，可能会失控，因而容易受到相关平台和部门的整治。笔者之前曾调研过另一个由互联网从业人员组成的W社群。该社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成立了13个QQ群和1个微信群，总计成员规模达2.6万人。然而，由于该社群发展速度太快，且社群内的互动主要集中在加班、竞业协议、35岁裁员等容易引发高度负面情绪的话题，W社群受到相关平台和部门密切关注，其建立的公众号和小程序都被查封。最后，在法律合法性上，多数虚拟劳工社群仅仅得到社会支持，在政治上没有达标，在行政上没有挂靠，难以达到法律上综合的合法性要求，因而无法发展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五、结论与讨论数字技术革命带来了根本性的社会变迁，也给社会学研究创造了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学学者的及时关注和思考。数字时代的劳动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劳动 网络流行语，取自“浑水摸鱼”，常指偷懒，不务正业，不干正事，或在集体活动中不出力。非必要/无效加班是指并非因为业务繁忙、任务完成不了导致的加班，而是强制性加班，没有工作也不让按时下班。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2他雇卡嫂组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8260页。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104108页。沈锦浩、顾楚丹：虚拟劳工社群：动力基础、潜在风险与治理路径，载 工会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第3637页。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载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86页。13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革命，劳动机会、劳动形态和劳动关系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劳工的团结形态也在静悄悄地发生新变化。劳工团结问题一直是劳工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劳工团结问题更是引起世界关注，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工人是否正在形成“阶级团结”，争论的依据则是许多不同的工人集体抗争行动案例。在诸多争论中，汪建华提出劳工集体行动中“实用主义团结”的面向，以此来修正部分学者关于“守法抗争”和“阶级团结”的片面论断。本文则试图进一步指出，关于劳工团结的讨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非常态化团结，而应该扩展到常态化团结。也就是说，学者们不应当只关注劳工在集体抗争行动中的团结问题，也应当关注劳工在常规场景中的团结表现。通过对两个虚拟劳工社群的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数字时代出现的新的劳工团结形态可以称之为“弹性团结”。弹性团结具体表现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常态化互助，其目的是应对日常工作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弹性团结具有跨时空联结、自主性选择和多元化共存等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劳工团结明显的时代特征。在肯定弹性团结巨大价值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其内在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比如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劳资矛盾，而且面临着多重合法性问题。弹性团结明显地有别于前数字时代的劳工团结形态，表1概括了弹性团结和备受学界关注的“阶级团结”“实用主义团结”在各个层面的差异。从命名的角度来说，三个概念的出发点也是有所不同的。按照笔者的理解，“阶级团结”强调的是团结行动中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形成，“实用主义团结”强调的是团结行动中的理性主义，而“弹性团结”则试图强调团结行动中的主体意识和动态变化。此外，沈原等人曾提出“虚拟团结”概念来概括卡车司机的团结形态，其意在指出卡车司机的团结是建立于互联网之上的一种特殊的团结形态。“虚拟团结”概念的提出极具洞察力和想象力，但在笔者看来，这一概念过于强调团结的技术基础和发生空间，忽略了数字时代劳工团结的部分重要特点。因此，笔者尝试提出“弹性团结”概念来概括数字时代劳工团结的新形态。“弹性团结”这一概念是否准确还有待 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卡车司机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团结形态团结形态阶级团结实用主义团结弹性团结团结文化团结文化阶级意识实用主义共同体意识主导逻辑主导逻辑阶级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具体表现具体表现集体抗争集体抗争常态化互助核心认同核心认同阶级成员市场参与者职业身份日常基础日常基础地缘+宿舍体制地缘+业缘+学缘业缘+互联网团结范围团结范围跨企业联合区域内的跨企业、跨城市联合全国性的跨企业、跨城市联合表1 三种团结形态的比较14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热 点 透 视商榷和考证，但数字时代劳工团结形态的变化已经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本文的案例研究表明，由劳动者自发形成的常态化团结行动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潜在可能，未来的劳工团结研究应当从非常态化团结行动转向常态化团结行动，关注劳动者在数字时代更加丰富的主体实践和团结表现，思考常态化团结行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Flexible Solidarity:A New Form of Labor Solidarity in the Digital AgeSHEN Jinhao(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form of labor solidarity.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wo virtual labor communitie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ew form of labor solidarity can be called“flexible solidarity”.Flexible solidar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class solidarity”and“pragmatism solidarity”proposed in previous studies.It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Internet-based mutual support on a regular basis,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temporal connections,autonomous choices,and pluralistic coexistence.While affirming the enormous value of flexible solidarity,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inherent limitations and fragility,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solving labor and capital conflicts at the root and facing multiple legitimacy issues.Future research on labor solidarity should shift from irregular solidarity actions to regular solidarity actions,focusing on the richer subjective practices and solidarity manifestations of labors in the digital age,and contempla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regular solidarity actions.Key words:the digital age;labor solidarity;flexible solidarity;regular solidarity;irregular solidarity责任编辑：朱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