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识心裁”的中国史学叙事理论探索--朱露川著《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平议.pdf

“别识心裁”的中国史学叙事理论探索*朱露川著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 平议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6）史学界从不缺少反省的声音。在众多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中，关于选题碎片且重复、研究缺乏时代感、识见缺少独断之学的讨论尤其引人警觉。与此相对，拥有较好口碑的著作，大多问题意识鲜明，分析问题透辟，具有很强的学术个性，并由此形成学术牵引力。这两方面的评衡，实则指向治学利钝 “别识心裁”。大凡蕴含“别识”者，则其研究于起手处已先胜一筹，再运以“心裁”，故能新意迭出，发人深思。近日，读朱露川著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 从班荀二体到范袁二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下称 风格），时时想起实斋先生的这句四字诀，心有所感，故略作平议。一 从“叙事”进入中国史学话语学界常言研究始于怀疑，此说固然有理，不过学术动机也可能源于某些关切。风格 的撰述起点，是对史学理论与时代潮流的思考：当叙事渐成显学，西方叙事学、文学理论界热闹非凡，而中国史学却处于近乎失语的尴尬境地。这实在有悖常理：叙事本是历史学家的权杖，史籍主体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史学基本概念与范畴研究”（21AZS002）阶段性成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不是记叙各种历史事件（包括人物的行事），何以在今日少人问津？缺少了古代史书叙事理论与实践支撑的中国叙事学，无论如何都不完整，甚至是缺乏基因传承。因为西方叙事学“终究与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传统和理论探讨难以契合”（274 页），这里说的“契合”不是强求中与外、古与今两套叙事理论若合符契，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说中国史学不能不从自身叙事传统出发，思考构建中国本土叙事学之路。本书非常明确地道出了这层意思：“要在全球性的叙事研究中建立起中国叙事研究的一方阵地，很有必要到中国古代史学中寻求叙事传统、叙事批评、叙事理论等方面的学术遗产，为构建中国自身的 叙事 话语筑牢根基”（5 页）。作者留心于后现代主义和文学叙事，作为研究中的“他者”，时刻关照、充满警醒，这是本书在研究对象选取上的“别识心裁”。由“叙事”进入中国史学话语，是 风格 的另一层“别识”。正如首章标题所言，全书研究均“从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出发”。时人皆知“三大体系”建设为当下学术之要务，相关呼吁和初步探讨已有不少，重要性无人质疑，建设也有若干方略，然而如何将之付诸实施却是亟须破解的难题，风格 即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作者没有泛论话语，而是将“叙事”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概念，溯其源、究其流，结合古代史学批评的典型材料，探讨以“叙事”为中心的概念群：典、雅、婉、良史、文直、事核、实录、言语、浮词、采撰、书事、类叙法、带叙法等。由此抓住了话语研究和建设的要领。话语，乃是言说的方式与形式，离不开概念的提出与使用。当然，概念并非一成不变，两千多年间，重要概念的内涵迭次增加与变易，又牵扯出多少关联概念。当它们有机地组合，又有效地表达思想，传递知识与观念，话语及其体系也就自然形成了。“考察中国史学在叙事上的经验和成就，不能脱离中国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19 页），这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反过来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也不能脱离古代史书叙事的经验和成就。一则，叙事是史学的主干，厘清了古代史学的叙事理论，也就得观史学理论之大体。二则，明确了古代史学的叙事理论与风格，自于今人的研究和叙述有所启迪，甚至可借此实现一种有意义的回归与提高。二 史家主体性与叙事思想性多年前，听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说，一流的史学家，一定是大思想633“别识心裁”的中国史学叙事理论探索家；史著的名气越大，史家的主观性、目的性越强。初听时甚为疑惑，我那时认准求真是史家第一要务。而今越发觉得此言不无道理，甚至很有些哲理。中国古代的大史学家，何曾没有自己独到且深邃的思想！孔子的春秋“笔法”也好，太史公的“成一家之言”也罢，最终都要落脚到叙事。进而言之，史家主体性和叙事思想性是统一的：史家若无主体性，则沦为工具；叙事若无思想性，则流为记账，史亦不成其为史了。本书作者深谙此理，表现在她的叙事研究中，是用心用情揭示古代史家的主体诉求、思想主张在叙事中或隐或显的映射，也从叙事结构与文辞表述中揣摩出史家或明或暗的精神世界。班氏父子相继撰述汉史，但旨趣有异，因为“班彪对西汉皇朝的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在班固身上是难以见到的”（36 页）。不同的身处与政治理念，注定了父子二人在叙事上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此也就不难理解 汉书 为何有意铺陈了这样一条民心向背的叙事线索：从西汉中后期的“忧汉”“厌汉”到王莽“安汉”“篡汉”，再到两汉之际“民皆思汉”，最后到班固的“光扬大汉”（182 页）。同理，作者指出 汉书 中的 刑法志 五行志 外戚传 等篇也都承担着匡正汉主的叙事功能，“无不是史家主体意识在叙述事理过程中的积极彰显”（185 页）。本书对 后汉纪 叙事主体思想倾向的分析也十分精彩。袁宏较之他的前辈把“名教”抬升到叙事和评论的核心位置，又明显有别于同时代的玄学家们，他关心当朝君臣政治，却不幸地遭遇桓温篡取司马氏政权的意图。袁宏在现实世界中无力阻挡桓氏，却可以在史学中有所作为，后汉纪 为分析史家主体意识与叙事思想提供了绝佳的文本。书中将 后汉纪 置于东晋中后期儒家忠君思想的潮流之中，突出了袁宏在这股历史潮流中的贡献：“后汉纪 不是一部东晋史，自然不会直接地涉及东晋的人物和史事。但袁宏毕竟是东晋人，他眼观现实世界中的桓氏，又怎会不联想起那百余年前的曹氏呢？因此，他与东晋那些正直、忠君的史家孙盛、习凿齿一样，都会表现出对王道的大力推尊和对逆臣的强烈批判。”（204页）由此，人们得以进入袁宏的思想世界，从而明白“名教”不是一句空谈。窃以为，对史家主体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身处时代的政治与学术文化、家族与家世、个人的遭际等，这些又必然在其历史研究和撰述中留下蛛丝马迹，有迹可循。叙事，毕竟是史家的记叙。史家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笔下流淌出有情有义的过往。风格 一书对此再三致意，73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并联系了“史识”“心术”“史德”等史学命题，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古代史家叙事的深层意蕴，进而欣赏到史家将人物、事件历史化的艺术，颇合于刘勰所说“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是作者在叙事研究上一个可贵的发现。三“论辩多美”：在历史与史学间徜徉汉纪 收获“论辩多美”的嘉誉，对荀悦的史学才华来说，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论辩之美表面关乎文辞，实则是对作者见识与学养的考验。细读 风格 一书，亦常给人以“论辩多美”之感。首先，敢于论辩，对关键问题不作模棱两可之论。乾嘉史家牛运震指责 后汉书 选载王符 潜夫论、仲长统 昌言 入传不合时宜，风格 作者则站出来为范晔辩护，也为古代史书“文中见史”的载文传统鼓与呼，明确地反对针对史文多寡而作出“表面判断”（76 页）。类似的情况，还有灵活运用刘知幾的史学理论，对“子孙传”“类叙法”“带叙法”等看似相近的方法，于貌同中发现心异，解决清人探讨史书叙事方法论时“界限模糊”的问题（134 页）；以及指出欧阳修提倡褒贬为先的撰述旨趣“不能成为史书叙事的一般准则”（15 页）。关于今人提出“两汉纪”记叙人物过简的意见，作者立足不同史体的叙事逻辑商榷道：“这大概是忽略了编年体 两汉纪 叙事结构的内在层次而作出的判断。”（147 页）针对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史书“非个人的东西写得太多”的论断，书中也作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显示出把中国历史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史家手里的信心与能力。（166 页）与古人论辩、与今人论辩、与外国学者论辩，由古代中国史学的理论自觉而彰显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自信，凡此，皆是作者识有独断、心有所裁的表现，足谓“论辩多美”。其次，善于论辩，每每给人以思想和文辞上的双重美感。顾炎武批评汉纪 叙事“索然无复意味”，对此，作者带领读者从“献替之志”切入荀悦的心灵窗口，强调“隐而不逸”的荀悦如何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又如何隐晦地揭露曹氏之于汉室的威胁，由此说明史学家荀悦深邃的政治目光，最后才很有艺术地总结道：“汉纪 应汉献帝的现实诉求而问世，遗憾的是，它终究未能在献帝与荀悦这一双悲情君臣的有生之年帮助汉室走向 复兴。然而，在长时段的流传过程中，汉纪 中的 天人三势论、六主六臣 说，以及关于时事、游侠、教化、刑法的论述，在不同833“别识心裁”的中国史学叙事理论探索程度上对后世产生着影响。文至此处，当我们再读到称是书 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 的评论时，或许会重新作出一番思考和评价。”（197 页）这里，作者没有强行为 汉纪 辩解，那样或许会给人以爱屋及乌之感，只是娓娓道出该书叙事中的那些闪光点 写荀悦在皇权旁落的困境下如何以史明志、守护本心，进而引导读者生出亭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感慨。最后，还有一点想说的话。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 是一部讨论“叙事”的书，也是一部长于叙事的书。这些年，历史著作流行讲故事的风格。举凡皇朝兴衰、宦海沉浮、人物际遇、庙堂江湖，争先以故事形态与读者见面。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却天生偏于学术，耽玩思想，似无多少故事可讲。然而，朱露川却把汉唐间史学的叙事实践讲出了故事性，道出了事中之理，从历史过渡到史学，往往一气呵成，在史学史叙述中开拓了写故事的空间。露川行文，追求简净与典雅之美，绝不堆砌史料，她善于综合，长于提炼，缀辑名论，举撮得宜。本书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汲取思想养分，回望班、荀、袁、范四家，出入汉魏南北朝波谲云诡的皇朝政治，聚焦汉唐间史书叙事的“人”“事”“美”“意”，所叙所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的叙事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构建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亦提供了可以取法的学术资源和本土经验。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