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邦”：作为族际纽带的音响表征与诗性创造.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民族艺术研究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乐学理论体系研究”子项目“中国乐学的乐器研究”（项目批准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朱利安 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 潘艳，陈洪波，译南方文物，（）：图片由宋予倩拍摄。“光邦”：作为族际纽带的音响表征与诗性创造申波摘要：具有文化传播学“它感宣示”性质的光邦敲奏，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身体记忆，其炽热的音响振荡不仅仅作为物理现象的存在，而需从文化层面对其进行理解。作为一种心理隐喻，“局内人”借鼓语音声把希望和祝福用鼓语音声加以传递并增值，以此重构文化情景并彰显人类生而有之的智慧。鼓语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交流的“礼物”，信仰构筑了传承的内在张力，认同成为人们通过光邦音响实现精神安放与价值表达的外在标识。关 键 词：光邦；族际纽带；音响表征；诗性智慧；生态语境；敲打行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申波，浙江音乐学院“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艺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南昆明 ：“文化创造生态学”是德国的生物学家恩斯特海格尔于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这意味着，任何文化的创造都与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千古风俗相关。可以说，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体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学问，这标志着“文化即适应”的命题。因此，如何立足生态学的立场，关注特定文化环境中不同族群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以及其与所处自然环境在相互作用下构成鲜活的民族文化长卷的逻辑，继而完成对不同民族文化表述系统的解码与阐释，彰显出对民族音乐学研究视域的拓展。依据上述生态学的表述逻辑，可以说，环境的空间异质性越高，群落的独特性也越丰富。作为极具地方性音乐传统的光邦（德宏傣语音译），即“他称”的大小头长鼓，是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支那乡支那村傣族民众在民俗活动中广为使用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鼓类乐器，当地傣语称其为“”，用汉字表述即为 光 邦（图 ）。从 发 音 上 可 以 知 道，“”为 整 个 傣 泰 族 群 所 指 的“鼓”之意，而“”在笔者与当地民众进行交流时得知其是没有词意具体所指的，可以说，“”就是一个象声词，意为敲奏鼓面时发出“邦邦”声响的意思。图 日常生活中作为神圣之物存放在奘房（佛寺）内的光邦一、光邦的历史溯源据德宏州盈江县支那乡文化站的文化干部帕保安介绍：“支那村是一个傣族聚居之地，全民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支那村距盈江县城 多公里，与缅甸接壤，是盈江县最偏远的一个乡级行政机构。帕保安老师接着说道：在推广乡村振兴工作以前，这里只有一条 毛公路通往县城，若是在雨季，几个月汽车或拖拉机都进不来，使得支那乡与外界的交往相对封闭。或许正是这种历史的渊源，支那村的先民们才创造并保留了这种独特的文化，以此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情景。从民族结构上看，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 个世居少数民族构成了德宏州少数民族的主体民族。但由于其所处地理区位的关系，支那乡的各个小型坝区主要为傣族聚居区，与部分居住于山头的景颇族、傈僳族毗邻。由于“小聚居”的地缘关系，特别在传统保留较好的那个时代，无形中支那乡形成了一个对外交流相对封闭、传统民俗得以实现“内循环”的社会环境。支那村属于支那乡下属的一个行政村，下辖 个自然村。自古以来，这里每个村寨都有敲奏光邦的传统。据帕保安老师回忆：作为支那村长大的当地人，他非常清楚光邦和支那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关系。在他儿时的记忆里，但凡村里举办民俗节庆活动，大人们就会敲响光邦热闹一番，可以说，他是听着光邦的声音长大、更是敲着光邦成长的。帕保安老师介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的佛寺虽然被“破四旧”拆除了，各种民俗活动也被迫停止了，但只要有重要的政治任务，村里的人们仍然会由政府出面组织敲响光邦以示庆贺。在帕保安老师的记忆里，光邦作为支那民间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几十年来，虽然敲奏光邦的目的不同、内涵有别、时间节点有异，但光邦的音响在这块土地上却是活态地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歇，这也使得光邦成为支那村独特的文化传统得以保留。从这层意义上讲，如何用民俗乡例证史、探求地方文化“物”的生命史，光邦的存在为我们立足民族音乐学的立场、关注不同族群的音乐生活表达提供了鲜活的个案。可以说，作为一种非文字书写的传统音乐现象能够流传至今，其“身体的表达”并不是今天的创造，而是随着时间的穿梭流传到了今天。这说明了其中所蕴含的顽强精神以及适应每个时代的可变因素。在众多村民的口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光邦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符号标识，它连接着每位支那村村民的集体记忆，是达成社区身份认同与实现村寨角色认同的重要条件。从这个立场上讲，没有共同文化记忆的社会成员，是难以和谐相处的。也可以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不能脱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支那村傣族民众传统的乐器 法器，光邦既可以单独敲奏，更存在于集体的合奏之中，标志着民间的艺术形式多为群体性的文化形态。人们在特定的空间里，以相同律动的心理内化，共同体验着虔诚的信仰、分享着艺术带来的快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由于政府的重点扶持，光邦不但成为支那村的民族文化标识，更成为德宏州重要的地方民俗文化符号。但凡各种民俗节令，村民们便会敲着光邦酣歌狂舞，比较好地保留了其参与各式民俗活动的传统。除此之外更以光邦鼓队的形式，参与到政府组织的各式“艺术展演”中，其中代表性的活动有“泼水节”光邦礼仪方阵的庆典巡游、中缅“胞波节”的舞台展演、每年六月的“文化非遗日”的传统文化展示等，其既能满足地方政府对外宣传的话语需求，又能作为村民日常情感表达的符号进行推广。在帕保安老师的记忆里，自 年开始，他协助德宏州外宣办和德宏州民宗委等部门，组织了多批光邦鼓队代表德宏州前往缅甸的木姐、南坎等地参加缅甸地方政府组织的“泼水节”等庆典活动 敲光邦不但能到州府参加“文艺调演”，还能出国演出并成为外界所欣赏和消费的文化产品，这对地处偏远的支那村民们来讲，常常成为坊间一段时期内村民们谈论的重要话题，成为支那村人走出这块土地进行文化交流时的重要资本。同样，这种让人羡慕的机会，无形中成为进一步调动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光邦学习的动力以及对光邦进“光邦”：作为族际纽带的音响表征与诗性创造张伯瑜民族音乐学视阈中的音乐美学问题 音乐研究，（）：行活态传承的契机。这样的个案足以说明：族群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繁衍的符号代码，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文化自觉行为。大量的口述记录与田野数据表明，在依托文化促进地方社会声望提升的当下环境中，民众的历史记忆取代了书写的历史文献而构成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作为一种对非文字记录的地方文化传统的渊源与文化意义的理解，能否敲奏光邦不仅是检验社会身份的重要标识，光邦所制造的音响已成为支那村的一张文化名片（图 ）。图 节日庆典上的光邦展演二、光邦的形制特征及其表演规则光邦是将一整棵掏空的椿树桩两边蒙以带毛的牛皮，再用藤条或皮条勒紧双面鼓皮制作而成，形制呈现出大小头的模样。为便于携带与敲奏，其鼓长多为 厘米，大头面直径 厘米，小头面为 厘米。敲奏时，既可斜置于鼓架上，大头朝右、小头朝左，但更多的是将其横挎在身体前面，以右手持鼓槌敲击大头鼓面，而小头鼓面则用左手掌拍击鼓面或相关部位。此时，右手的敲击为强音，左手的敲击为弱音，在有规律性的节拍中，构成不同音响声部与音乐音色的组合。伴随敲奏节拍的律动，敲奏者的双脚会踏着鼓点的强弱节拍带动身体前仰后挪、亦步亦趋。常见的步伐有吸腿步、颠踹步、提蹲步、蹬踮步等，呈现出傣族男性舞蹈刚柔相济、潇洒刚健的风格，折射出肢体音声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信息，“是一个可由文化在其上面书写的 文本，也是可以铭刻事件的 平面”。为了追求视觉的美感，也为了表达内心对神圣之物“光邦”的崇敬之情，支那村的妇女们闲暇之余重要的手工，就是为家中男 人 或 意 中 人 的 光 邦 编 织 一 件 帕 光（，“帕”为衣服之意，亦即专为光邦制作的鼓衣）。每逢重要的民俗仪式，为光邦披挂帕光也成为仪式中重要的环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体现地方文化特征的生态性乐器，其多以即兴的表演完成听觉惯性的组合模式：但凡光邦的敲奏，必然与和钹相互搭配。在敲奏的过程中，与钹的节奏作为固定音型并带有指挥性质的存在方式是永远不变的，其决定音乐音响的速度与节奏的变化。当然，由于不同的鼓手内心对声音的质感具有不同的感受，每位鼓手单个敲奏光邦时，由于各自敲击鼓面的位置不同、力度不同，其发出的音色就存在极大的差异。若是几台或数十台光邦一起合奏，人们则力求以规矩的方阵队形行进并以规整的敲击力度与统一的敲奏位置来达成音响的共振。在撼天动地的敲奏声中，光邦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艺术表现形态，其聚合了一方民众的心理认同，展示了一方民众昂扬的精神风貌，并通过社会契约化的情感渲染，象征族际的纽带而实现了“我”与“他者”关系中对于神性进行编码的建构意义，从而实现对过往经验的储存。如此，对于这种铿锵明快、敲奏手法多样的声音信息的接收，如若我们只用生理的耳朵去获得感知是不够的，“在特定的音响场景中，我们还必须依托身体每个部位的心理感知系统去领悟文化的意义，形成以身体行为为中心的实践性的音乐构成观，”才能从炽热的振荡中，接收到相关的文化信息。作为一件“会说话”的吉祥之物，但凡南传佛教的传统节令，作为一种情景性的约定，支那村的人们便会在佛寺（当地称“奘房”）的大院内敲响光邦。首先，作为“他者”意识中的“响器”，光邦被局内人认为是最能发挥仪式功能的法器，在张振涛的描民族艺术研究（双月刊）音乐学赵书峰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历史与变迁 中国音乐学，（）：张兵身体与符号 曹顺龙，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 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萧梅“乐”蕴于身 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观 人民音乐，（）：张振涛既问苍生也问神鬼 打击乐音响的人类学解读 中国音乐，（）：述中，得其响则全境为之生动，获其声则整村为之安宁。其次，在人们的听觉接纳中，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可以通过鼓语获得实现。因此，作为一种精神期盼，村民们借助光邦音响为介质，通过向佛祖献礼的身体行为，祈盼来年的风调雨顺。由此，神性、人性与音乐性之间，构筑了支那村民众内心最为理想的情感表达，“鼓语通神”成为搭建人神沟通的桥梁。为此，光邦平日必须存放在村里的佛寺以彰显其身份的特殊，等举办活动时再由“帕廷”负责取出来安排使用 构成一种“用时请、毕时送”的神圣程序。据帕保安介绍：“光邦既可在宗教仪式上敲奏，也可在世俗的民间娱乐中表演，但却不能用于婚丧活动。”当笔者问其缘由，帕老师也说不出具体理由但称这是传统的规矩。“日用而不知”的现象在民众的生活中是常态，在项阳先生看来，其恰恰体现出人们操持日常生活的理由，也是乡村文化的底色。据笔者的观察，光邦在支那村社会生活的存在状态，其仪式、民俗、乐舞的相互融合，当为光邦音乐的一种基本表现特征：若是在神圣的空间中，其为人神交流的媒介，若在世俗的空间中，其为人世间的情感宣泄，表现出南传佛教规仪中佛事活动世俗化、民间礼俗佛教化的情态特征，而作为局内人的一种心理体验，使得特定的文化语境成为音响指向得以完成的首要条件，更是光邦音响生成意义的心理基础。或许“光邦”有一定的重量吧，其敲奏均由男人承担并在他们的敲奏中使得信仰的依托得以显现。光邦敲奏音声作为一种共同的听觉经验，声音所到之处，都能带给人们平安、吉祥的心理安慰，这也应验了接受美学的一条基本准则：真正的美感是发自内心的力量，是自由的表达，更是情景性的象征。三、光邦的当下传承状况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也是文化的存在载体。为了促进光邦文化的推广，在帕老师的积极努力下，年至今，在乡政府的支持下，作为支那村的传统文化项目，由乡文化站具体张罗，在大年初五即举办全行政村 个自然村的光邦敲奏比赛。获奖者不但披红挂彩，还会成为年轻鼓手们崇拜的对象。对于传统的乡村社会，荣誉是一种社会化的典范与教材。这意味着，谁成为优胜者，他的光邦敲奏手法将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这亦如布莱金在他的 人的音乐性中所提到的那样：在那些没有乐谱的社会，口头传授和准确聆听跟表演一样重要，是衡量音乐能力的尺码，因为它是确保音乐传统得以延续的唯一手段。因此，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地理结构的缘故，支那村所属的 个自然村，历史上就形成了各自分布在一个相对独立自然区域内生活与劳作的格局，加上“男打鼓、女莫近”的习俗，村中的男人只有娶进来，少有上门去的情况；且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时代，各村之间民众缺少交往，这就导致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各村各寨之间光邦敲奏的手法以及鼓点的象征性必然存在“村村不同声、各有各的音”的差异性。作为民间的诗性创造，传统音乐在文化表演的过程中，大多存在即兴的技法表达，而不同年龄层面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操弄现场，就是民间传承技法、巩固记忆最有效的手段。没有文本记录的鼓点常常借助口传心授的互动模仿使技法铭刻在每一位参与者的身体记忆中而成为“有声音的音乐史”。正如保罗唐纳顿在论述不同族群的“习惯记忆”时指出的那样：“在语境的刺激下，人们能够以习惯性的身体行为予以呈现。身体行为是文本的一部分，参与着文本的建构与再现。”光邦的敲奏是支那村民众共享的“身体记忆”，更是参与者实现身份认同与情感表达的重要表征。因此，春节之后各村寨鼓队之间的互访，既起到了唤起历史记忆增进族群认同的作用，也是相互切磋光邦敲奏技艺的机会，但不同鼓队之间也有暗中一比鼓技高低的心理，无形中促进了各个自然村之间鼓艺水平的不断提升。光邦的应用范围不受限制，但是作为一“光邦”：作为族际纽带的音响表征与诗性创造帕廷：社区有过出家做僧侣的经历，且懂得傣族传统民俗仪轨知识的地方文化精英。由于语言差异，在州府所在地芒市，这样的社会角色被称为“贺露”，在西双版纳被称为“安章”等。布莱金人的音乐性 马英臖，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保罗唐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种区域性所有男性村民都擅长的生活技能，人们无论在任何场合的敲奏，都以“领奏者”的号令为核心。作为一种横向的时间过程，光邦敲奏的基本手法一般由起始音型、过渡音型、基本音型（图 ）、结束音型联缀而成。作为一种共享的身体技术，鼓点的变化意味着敲奏手法与情绪的转换，只有“局内人”能够感悟这种心理的暗示并做出身体的调整。田野的经历告诉我们，对于文化的选择，许多时候不是生理的需要，而是心理的取向。因此，如何即兴组合，表演者就看现场的需要，若是合奏，则听从于领奏者的现场指挥，音响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图 、图 ）图 光邦基本节奏型图 图 支那村一年一度举办的各村寨之间光邦敲奏的比赛现场在帕保安的记忆里，过去各村寨的鼓队是不会相互交往的。原因在于支那乡与缅甸接壤，世纪 年代的生产队时期，由于物质生活匮乏以及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村民纷纷跑到缅甸去讨生活，政府就更是加强了对边民自由行动与相互交往的限制。直到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好起来了，许多当年跑到缅甸的村民又回来定居。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扶贫工作做得好，不但没有村民去国外讨生活，缅甸的姑娘还嫁到村里来，缅甸的劳动力也过来帮工呢。因此，过去那些对村民相互交往的限制性规定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存在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平时因青壮劳力外出务工而冷清的村寨，现在却民族艺术研究（双月刊）音乐学图片由金红提供。因节日的到来呈现出热闹的景象。同时，传统的民俗事项在这种特殊的节点也得以传承与展示。走村串寨的鼓声所到之处，房主人也会以烟酒款待“光邦乐队”一行，大家互敬互祝、祝福平安、沟通信息，在浓厚的节日氛围里，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已经模糊，村民们以“艺术”为媒介进入一种共享的生活情感体验。在这样的时刻，光邦敲奏者们还会得到“红包”的馈赠，使得民间“互惠”的实践既联络了乡邻与各村寨之间的感情，又通过特定的声音“模塑”了族群的心理认同，唤醒了祖先留下的文化记忆。因此，光邦乐队的巡游与“”（祝词）的反复吟诵，使其音响传递就具有了“人人”“人神”沟通的双重属性。人与人的沟通使得社区生活得以和谐，村寨之间加强了团结；人与神的沟通使得民众获得战胜生活困苦的信心，内心充满了对来年的期盼，实现了涂尔干所指出的那样：“集体把权威加在了每一个人的意识里，并从中获得了力量的社会功能”，更为主要的是，通过光邦音响信息的接收，促使村寨旧有社会秩序的维持或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的建构。的确，直到今天，在支那村所属的 个自然村，每逢春节来临，回到家乡的青年们都会热衷于集体挎上光邦，踏着舞步在村头寨尾各处巡游；春节过后，各村寨的鼓队还会进行不同村寨间的“互访”（见图 、图 、图 ），每当这时，鼓手们边行进、边念诵“”，以此把新一年的希望和祝福用鼓声加以传递与延续，使得新春的鼓语成为村民们相互交流的“礼物”，使光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其进行活态传承的人文土壤，继而帮助人们拿回主导权，重拾生命的力量，协调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许多仪式并非只是人际间的交流，而是人与超自然对象的交流。在这类仪式中，“仪式音乐的扮演者，既是音乐符号的表现者和传达者，实质上又是音乐符号的接受者和解释者”，事实上，反本质主义的先驱内特尔站在“关系哲学”的立场就指出：一种声音是否是音乐，其实是由一定社会范围的语境来确定的，同样，针对这样的音乐现象，有学者就指出：“只有那些对民众的生存生活具有价值利益的自然生态事物和现象，才能在人们的信仰观念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由此，作为一种活态传承而又最具精神象征的声音表达，其成为巩固支那社区的族群纽带并彰显了一方水土中民众的文化身份。图 图 图 春节期间各村寨光邦鼓队的巡游与互访结语光邦敲奏作为民众心理聚合的呈现方式，支那乡支那村的民众在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中，他们通过身体的实践增强了在场者的文化认同，用鼓点与肢体呈现出属于他们诗性的创造与浪漫的情怀，让在封闭环境中生活的人们获得了面对枯燥生活的勇气与期盼，由此描绘了属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底色。因此，当我们的视角从民族音乐学的立场转换为音乐社会学的视野，或许就会发现，村民们能“光邦”：作为族际纽带的音响表征与诗性创造朱琳实物符号的象征与想像 穗东北客家村仪式的媒介人类学解读 民族艺术，（）：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 中国音乐学，（）：唐家璐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图 、图 由金红拍摄，图 由宋予倩拍摄。用艺术的形式来传递和巩固群体间的共同意识并达成艺术叙事的目的，所以这种人的本性所绽放的光芒，被维柯称之为“诗性的智慧”。可见，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身体记忆，炽热的音响振荡不仅仅作为物理现象的存在，而需从文化心理层面对其进行解码。作为一种“文化即适应”的心理隐喻，但凡值得深描的声音现象，一定具有象征意味。相比光邦显性的视觉形制和敲奏的音响形态，其文化观念更为隐性。作为“局内人”，在长期的操演实践与信息接受中，人性与神性共同建构的精神世界，使得音响符号可以转码为情感符号，借此用铿锵的鼓点把希望和祝福加以传递与增值，因此，声音行为常常与肢体动作一起，在信仰体系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提升了音响对民俗所具有的“有效性”。所以，维柯以他敏锐的学术判断指出：部落中的文化创造不是愚昧的，而是富有创造力和智慧的。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智慧对于人类来说，不是某个族群所特有，而是各民族所共有。当人们的这种本性绽放出智慧的光芒时，与其说智慧源于本性，不如说智慧亦即本性。维柯把人类生而有之的这种智慧就称之为“诗性的智慧”。在维柯的理解中：音乐的智慧亦就是诗性的智慧 音乐正是这种智慧的建构，是音乐存在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认同维柯诗性的智慧就是人类的本性的判断，那么支那村民众通过光邦敲奏所表现出来的音乐的智慧，就体现出人类文化创造共有的能力。从这个立场上讲，文化就是特定族群为了生存下去而适应自然的一种诗性创造与机制安排，人们借助鼓语音声并将其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由此构建了神圣的世界，在这样的空间中，支那村的民众将个人的意识孕育在社会的集体意识之中，从而又成为更丰富的文化结构的来源，人们在鼓语音声的陪伴下，在身体行为的引导中，快乐的编织着属于他们诗性的生活创造。（责任编辑何婷婷）“”：“”，“”，：，：，“”，民族艺术研究（双月刊）音乐学曹本冶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 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布莱金人的音乐性 马英臖，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