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非传统风险分析.pdf

开发研究 年 月第 期总第 期【一带一路】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广东海外工业园高质量发展研究”（）。作者简介 黄岩（），男，江西高安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王笑娴（），女，广西南宁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非传统风险分析黄岩，王笑娴（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广州 ）摘要：自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资本加快了在海外市场的流动。企业在获得投资机遇的同时也伴随诸多风险，包括宏观结构层面的传统风险和微观个体层面的非传统风险。非传统风险通常嵌入于东道国复杂的社会关系，具体发生在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民众、劳工、工会等次级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涉及劳动关系、环境冲突、文化差异、海外犯罪、商业贿赂、突发公共事件等方面，影响着跨国企业与当地社群的紧张局势。通过分析非传统风险类型划分、内在机理和演变过程，立足于中国企业实践案例，非传统风险类型学分析框架可以由以上 个方面切入构建。为防范和化解非传统风险，中国企业应熟悉东道国劳动法规，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加强企业跨文化建设，中国政府应完善商业贿赂、打击海外犯罪的相关立法，并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关键词：中国企业；非传统风险；次级利益相关者；类型学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贸易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资本跨国流动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自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日俱增，尤其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投资规模逐年扩大。但近年来，由于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特殊化的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失败案例频频发生，根据 数据库统计，年至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遇阻或失败的案例共 起，涉及 个国家（地区），损失总金额高达 亿美元 。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缺乏对风险的敏感性以及化解风险的能力，在嵌入沿线国家生产网络时存在诸多不符合东道国要求的行为，容易引起与当地民众、本土劳工、工会等利益相关方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企业难以应对来自东道国不同微观主体的压力，受困于微观层面的风险。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宏观层面的传统风险，而鲜有学者专门系统关注微观层面的非传统风险 ，对复杂多样的非传统风险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实践案例，从劳动关系、环境冲突、文化差异、海外犯罪、商业贿赂、突发公共事件 个角度构建一个非传统风险类型学分析框架，以期深化中国企业对非传统风险的认识，完善中国企业投资风险防范体系。二、非传统风险：基本概念、类型划分与内在机理风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定义，通常被定义为可能的危险、可能的脆弱性、对投资回报的怀疑和损失的不确定性等 ，也被理解为对相关方产生不利后果（成本）的事件及其发生的概率 ，当概率和成本的乘积越高时，风险就越高；反之，风险越低 。风险伴随着潜在的损失或收益，在当前行动和未来结果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风险管理是必要的，如果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处理妥当，可以减缓风险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是中期或长期的，至少有 年的时间跨度，投资者不仅要关心今天发生了什么，还需要预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这些事件会影响商业环境，以至于投资者会亏钱或赚不到投资时预期的收入回报 。海外投资项目涉及多主体多层次结构，其风险可分为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宏观风险是企业项目外部的风险，侧重于投资目的地国家或行业层面的风险，是支配市场的外部力量，通常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等结构性因素相关 。这类风险后果跨越了企业投资项目边界，影响项目的开展 。宏观风险导致的损失较为明显，损失幅度可使用财务度量。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东道国政府政策、经济环境、社会稳定程度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即所谓的传统风险。传统风险具体有 类：第一类是政治风险，东道国的政府行为或政策对外国企业投资和运营产生负面影响 ，包括政策不连续、限制性政策、政府违约、地缘政治博弈与第三国干预、国有化和蚕食式征用、领土争端等。第二类是经济风险，与特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例如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低通货膨胀率有助于降低经济风险。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变得不稳定时，经济风险可能会增加。经济风险还涉及外汇管制、汇率波动、汇兑限制、通货膨胀、贸易保护等。第三类是社会风险，主要有族裔矛盾、宗教冲突、对中国的负面认知、针对中国人的绑架、勒索、盗窃等刑事犯罪事件等。第四类是安全风险，包括自然灾害、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等。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宏观层面的传统风险，而鲜有学者专门系统关注微观层面的非传统风险，在梳理非传统风险的类型和分析其风险成因方面尚存空白。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的区别如表 所示。表 海外投资风险分类性质分类层次涉及主体具体风险类型传统风险宏观层面国家、民族、市场、自然灾害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非传统风险 微观层面当地民众、本土劳工、工会等次级利益相关者劳动关系风险环境冲突风险文化差异风险海外犯罪风险商业贿赂风险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非传统风险为微观层面的风险，这类风险是由企业自身的内生性因素构成的，即企业投资项目系统边界内发生的风险事件及其后果 ，发生在投资方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利益相关者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 。内部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项目的行动。外部利益相关者也称为次级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团体、游说者、环保主义者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行为者 ，他们与企业项目没有正式的合同关系，也没有对项目的直接法律权力，但他们可以影响项目 。由于大型项目通常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在全球项目中，将次级利益相关者考虑在内至关重要。如果次级利益相关者被项目管理人员排除在外，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系列影响策略来推进他们的主张，如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结盟、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写信、封锁、抵制、诉讼和游说立法者 。如果次级利益相关者在项目关系中缺乏基于资源的权力，他们更有可能采用间接策略，通过有权力的盟友采取行动影响企业 。例如，次级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可能来自他们动员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能力，以及他们能从企业中撤出资源的能力 。政府机构和法院具有特书书书殊的正式权力，尽管他们通常不采取行动，但可以充当冲突的解决者或正当程序的保证人 。次级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可能对企业造成直接的成本，并对企业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对企业管理团队而言，识别和分析那些对项目决策有影响的次级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入合作，非传统风险逐渐暴露出来。一个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不同阶段，从启动到竣工移交，都会对大量的利益相关者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由于法律、制度、文化、商业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时常发生冲突事件，当地民众、本土劳工、工会等微观主体对中国企业产生猜疑和不满，换言之，中资公司受到来自不同次级利益相关者的压力 ，加剧其与当地社群的紧张局势，从而使东道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合规性审批愈发严格，甚至限制、制裁和排斥中国资本。这类风险嵌入东道国复杂的社会关系，涉及劳动关系、环境冲突、文化差异、海外犯罪、商业贿赂、公共突发事件等问题，本研究的非传统风险内在机理与演变过程详见图 和图 。图 海外投资非传统风险内在机理图 海外投资非传统风险演变过程三、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非传统风险（一）劳动关系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海外市场，中国对外劳务输出规模逐渐扩大，截至 年年底，在外各类劳务人员为 万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务合作模式不仅涉及外派劳工，还涉及属地化用工、第三国劳务，其中属地化用工是目前中国企业最主要的劳动关系形态，占员工比例的 以上 。近年来，有部分中国企业因对劳动关系风险认识不足，致使劳资纠纷事件频繁发生，甚至有多起劳资纠纷经过发酵演化成恶性事件。由于不同国别存在劳动法律差异、用工管理差异、工会组织化差异、劳动集体关系协调模式差异，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生产经营工作过程中面临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劳务环境，遭遇风险隐患。常见的劳动关系风险主要分为两类：劳动法律风险和工会风险。劳动法律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各不相同，法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随着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企业劳动法务纠纷案件数量也在呈现增长态势。年，中国对外投资事件中，约有 是由于法律原因导致投资终止或失利，其中 是因为不熟悉东道国的劳动法所致 。劳动法律风险源自母国和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差异较大，中国企业不充分了解或不严格遵守东道国有关劳务用工的法律和要求，触犯法律条例而导致项目亏损、受阻或失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外籍员工限制、劳动合同、加班与薪酬等。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地劳工，实行劳动许可证制度，严格限制外籍员工的输入。由于申请劳动许可证手续繁杂、工期时间短，不少企业铤而走险，采用商务签证的方式让中方员工在没有依法办理劳动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非常活跃，越南当局对劳工许可证的管理十分严格，开展不定期突击检查，对违反外籍务工人员条例的外籍员工和用人单位予以行政处罚。年 月，越南南部的东奈省劳动部门查处没有劳工许可证的外籍员工，遣返 名在一家水泥厂工作的中国人，并对每名工人罚款 万越南盾（约为 美元）。在与东奈省相邻的林东省，当地劳工部门对与中国铝业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的 家中国承包商处以罚款 万越南盾，因为他们参与了在中部高地 建造氧化铝厂的工作，项目有 名中国工人，而承包商向地方劳工部门仅申请了 份外籍员工工作许可证 。工会风险韩国工人阶级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韩国劳工运动以激情和猛烈而举世闻名 。年 月，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与韩国双龙汽车的债权人签署协议，收购负债累累的双龙汽车的控股权。此次收购是中国汽车企业首次海外收购，曾被视为中国汽车企业出海典范。但是，以强势著称的双龙汽车工会对上海汽车工业公司缺乏组织认同，频繁的罢工使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不堪重负。早在 年双方谈判期间，双龙工会以罢工要挟上海汽车工业公司签署一份特别协议。年，双龙面临经营危机，考虑减员增效，但招致工会在双龙总部前集会抗议。年 月，公司提出结构调整方案，其中包括裁减 人。双龙工会强硬应对裁员计划，发起了长达 天的“玉碎罢工”。罢工期间，工人们包围政府大楼，占领工厂，甚至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受 年全球金融危机打击，双龙申请破产保护，实施裁员 人的重组计划，双龙工会发起了持续 天罢工，罢工造成损失近 亿韩元（约合 亿美元）的产量 。年，复星集团宣布收购以色列第四大保险公司凤凰保险的股份，凤凰保险的员工得知信息后担心原有的薪酬待遇降低，于是工会发动罢工抗议，宣布“不能让新雇主好过”，工会强烈的反对声音影响了当地政府部门对复星评估的判断，使复星随即陷入胶着状态，并购进程受到重大挫折。年，中远集团在希腊政府的审批下收购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但希腊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会、海员工会极力反对港口私有化政策，组织工人发起多次罢工与抗议，一度导致港口关闭，货物运输服务中断，经营管理举步维艰。（二）环境冲突风险一些工程承包企业往往因环境保护责任缺位，忽视中外环境标准的差异，疏于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引发投资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冲突。破坏环境的投资活动招致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的诟病，一些项目甚至被东道国政府叫停，面临环境侵权责任的惩处和赔款，进而损害企业和母国的声誉与形象。拉穆燃煤电厂是肯尼亚第一座拥有 火力发电的项目，但肯尼亚国家环境法庭在 年月 日裁定，拉穆燃煤电厂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许可证不足，必须停止施工。这座耗资 亿美元的燃煤电厂的投资方包括中国华电集团、四川省第三电力建设公司和四川省电力设计咨询公司 。该项目原计划于 年开工，但由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反对，项目多次被叫停。环保人士指控称，该项目不仅会对当地人、动物和该地区的海洋栖息地造成不利影响，还会对农田和当地渔业造成损害。年 月，肯尼亚当地 多个民间团体举行和平抗议，抗议者手持标语牌和海报，在拉穆老城街道周围无声游行 。中国在缅甸最引争议的投资项目是密松大坝。年，缅甸时任总统吴登盛单方面中止了这座巨型大坝的修建，年的重振计划再次遭到缅甸全国范围的抗议和集会。从缅甸皎漂港到中国昆明的输油管道沿线也出现了抗议活动，沿线社区要求中国企业对破坏的当地环境进行补偿 。（三）文化差异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涵盖范围广阔，各国社会文化习俗各不相同，跨国企业海外经营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东道国文化与母国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铸就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往往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误解、矛盾甚至冲突。文化差异可分为显性差异和隐性差异两类，前者包括语言沟通、饮食服饰等；后者主要有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显性差异引起摩擦和误会相对容易应对，但对隐性差异从认知到处置都较为困难，通常被容易忽略。沟通壁垒沟通壁垒是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一大难题。通晓小语种的翻译人才紧缺，外派人员与当地雇员语言不通，加上中外理解表达方式不同，直接后果是沟通不畅。以华坚集团友邦鞋业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劳资沟通为例，在埃塞俄比亚的国民教育中，小学阶段采用阿姆哈拉语或者当地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中学阶段则为英文教学，故有一定学历水平的埃方员工大部分能通过英语进行简单沟通，但是绝大多数中方员工赴埃塞俄比亚之前几乎不会讲一句英语。华坚每周定期对中方员工进行英语培训，不过收效甚微。中埃员工之间只能用基本词句进行直接沟通，容易脱离真实意思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例如，每到发工资之日，中方干部通常会对埃方工人用生硬的英文说“？”，其实此话原意是提醒埃方工人第二天要记得来上班。一些埃方工人误认为这是中方干部暗示不想要其来上班；而另一些埃方工人则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的故意侮辱，因为一些中方干部认为埃塞俄比亚人及时行乐，只有花完工资才会继续上班 。观念冲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工人普遍勤劳肯干、顺从守纪、吃苦耐劳。一些中国企业将中国的劳工管理模式机械地移植到文化背景迥异的国家，按照中国惯有的管理方式对待外方员工，往往会造成劳资双方的积怨，引发冲突。以加班文化为例，中国人工作任劳任怨，视加班为积极工作的表现，但越南民众普遍信奉佛教，佛教讲究知足常乐，工人们不愿意加班。尼泊尔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相对于中国人而言，尼泊尔人工作节奏较慢，工作之外的时间几乎不加班，因而造成尼泊尔的工程绝大多数都会延期完工。文化禁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多民族文化交汇区域，中国企业对投资国的宗教、文化缺乏了解，导致风险频发。中国有独特的酒文化，不少企业家习惯在觥筹交错之间表达尊重与热情，但这种商务惯例并不适用于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认为烟酒是万恶之源，饮酒是触犯禁忌。年，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开设一家工厂，已获得印度西部村庄 英亩的农田，希望在附近为供应商再建一个 英亩的工业园区。选定的地点背靠高山，面朝河流，依照中国传统风水讲究这是块吉祥宝地，但印度教徒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山，在过去 年的时间里，山上的悬崖洞穴一直是几代僧侣的家。尽管福田汽车计划开设的工厂和供应商园区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但最终还是因遭受教徒抗议而搁浅 。中国员工“自我封闭”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封闭式”的集体食宿，容易让东道国民众和西方媒体产生中国企业不愿与当地互动、拒绝本土化的错误印象。在非洲的中国人被指控在居住、语言和社交方面实行自我隔离，并把这种行为归因为中国人的“民族中心主义”。而实际上，中国企业“通常住在隔离的营地”是出于对居住环境、饮食习惯的考虑。初到坦桑尼亚坦中友谊纺织厂工作的中国人员居住条件十简陋，宿舍照明仅有油灯，停水停电是常有之事。中国员工修建了住宅小区，并开辟一个蔬菜花园，种植中国蔬菜，饲养家禽，凿井饮水 。中国工人住在建筑工地，很少外出一方面是出于语言不便和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住在工地方便他们早一点开工或日夜不停地工作 。（四）海外犯罪风险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升温，跨境流动人数增多，跨境犯罪率也随之上升。一些中国人在东道国参与非法赌博、电信诈骗、贩卖人口、走私毒品，严重损害中国人的形象，腐蚀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的良好民意基础。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本是中柬经贸合作的典范，但随着中国企业投资井喷式的增长，大量中国人涌入此地投资博彩业。年初，金边邮报 报道称，西哈努克城有 家特许赌场，国内外媒体都称西哈努克城为“中国城”或“澳门”。从中国大陆涌向当地赌场的游客使客房需求飙升，中国人在当地经营的公司、商店、超市、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当地民众对此怨声载道，认为他们的国家被中国人“占领”了 。随着中国工人和商人的涌入，柬埔寨人的反华情绪日益增强，尤其对新移民的不良行为感到愤怒 。因为不少中国人在海外参与非法赌博、电信诈骗，酗酒闹事、打架斗殴，扰乱当地治安，中国人被柬埔寨认定为犯罪最活跃的外国人 。年至 年年底，柬埔寨政府驱逐了 名中国人，原因是他们从事与网络犯罪相关的非法活动 。西哈努克市省长闵云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给柬埔寨内政部，称大量中国人涌入该省“为中国黑手党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进来实施各种犯罪并绑架中国投资者，造成该省的不安全”。年 月，在西非安哥拉针对华人的暴力犯罪活动中，共有 名中国犯罪嫌疑人被中国警方引渡回国。这些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针对同胞的犯罪而被捕，例如绑架、武装抢劫、勒索、人口贩运和强迫妇女卖淫。中国政府向安哥拉派出一支特种警察部队，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捣毁 个犯罪组织，解决 起刑事案件，营救出 名中国受害者 。这是中国警察首次针对非洲华人犯罪采取的大规模镇压行动，也是中非警力合作的新范例。根据调查，许多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的中国人犯有严重罪行，成了安哥拉的“黑帮”，他们抢劫中国企业并绑架中国商人，以勒索赎金。为了安全起见，安哥拉的中国商人通过雇用保镖、购买防弹车、外出时伪装掩饰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五）商业腐败风险商业贿赂是指由于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取项目开发权益或加快推进审批效率，通过给予外国公职人员礼品、钱财或其他利益，影响对方做出商业决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商关系错综复杂，清廉程度较低，是有腐败隐患的高发区。商业贿赂风险既包括行贿，也存在索贿风险。当前，治理腐败已成为全球共识，许多国家政府强化合规性监管，严厉打击跨国企业腐败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如果不规避腐败风险，极易遭到制裁，一旦违规将面临声誉损害、高额赔偿、制裁甚至对管理人员的刑事处罚等严重后果。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是中国企业发展国际业务的主要领域，这类项目往往潜藏腐败隐患，在工程投招标、投资交割、投资运营等环节易发贿赂行为。年 月，世界银行宣布因涉及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菲律宾公路项目（）中的腐败问题，将四家中国企业列入世界银行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涉事公司被禁止参与世界银行融资的项目，期限为 年 。年 月，阿尔及利亚法院认定华为和中兴公司卷入该国一起电信腐败案。两家公司被指控在 年期间，向该国电信部门前高级管理人员支付了总额为 万第纳尔（约合 万美元）的非法佣金以获取相关电信业务。两家公司均被处以 万第纳尔（约合 万美元）的罚款，并被禁止参加当地公共项目竞标两年。同时，阿尔及利亚法院对中兴、华为三位涉案高管判处 年监禁，并对三人发出了国际通缉令 。年，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何志平在美国被判入狱 个月，定罪 原 因 为 涉 嫌 协 助 中 国 华 信 能 源 有 限 公 司（），以数百万美元贿赂乍得和乌干达高级官员，以谋取石油交易和其他商业优势。由于部分行贿汇款使用了美国银行付款系统，因此触犯美国 反海外腐败法，这项法律旨在限制国际贸易中贿赂外国官员的行为 。（六）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突发公共事件是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最不可控的风险。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对社会公众造成不可预测的恶性影响的紧急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持续性等特征，根据事件引发原因可分为人为事件和自然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暴发突然，一旦发生会危及社会秩序，阻断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突发公共事件会迫使其在短期之内停产停工，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平稳运转和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正常进行，甚至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年，非洲国家暴发埃博拉疫情，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尤为严重。受疫情影响，许多中国企业被迫将工人撤离回国。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防止疫情跨国传播，纷纷出台针对中国人员入境管控、检疫隔离、交通限制、升级口岸检疫等防疫措施，中国企业面临不能按期履约的风险，物资运输障碍、施工成本增加、东道国社会舆情等多重风险叠加。此外，在疫情期间，出现多起“排华事件”，如 万韩国人向青瓦台请愿“禁止中国人入境”；莫斯科 名中国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当地隔离法令，被集中到察里津诺残疾人康复中心隔离，有人被判遣返离境；部分澳大利亚媒体炒作中国疫情，借机渲染种族歧视和排华情绪，这些对“走出去”企业形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四、针对非传统风险的防范策略防范和化解非传统风险，需要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中国企业等多方主体通力合作。在劳动关系风险方面，熟悉东道国劳动法规。中国企业在做投资决策前期，将劳动关系风险纳入投资评估中，依靠专业的顾问公司对投资地的就业环境背景和劳动保障要求进行调查，深入研读有关当地劳动用工的法规政策，充分考量劳动关系风险是否会严重影响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企业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使企业符合用工标准，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中外对工会职能的理解存在差异，沿线国家的工会以维护员工权益为使命，较少参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应当注重处理好与当地工会组织的关系，经常听取工会建议，谨防罢工事件发生。此外，关心员工也是重要工作，企业可以建立员工诉求表达渠道，了解劳工的需求，通过集体协商制度进行有效沟通，及时化解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构建海外用工的和谐劳动关系。在环境冲突风险方面，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分布在环境脆弱地区，中国企业应强化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源头重视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在对海外工程项目投资之前，企业应当熟悉东道国环保相关的法律规定，引进第三方专家对投资目的地进行环境评估，据此做好预防措施，并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可，为项目开展奠定社会基础。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企业应严格遵守当地的环境标准，主动承担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结束项目建设后，企业再次进行环境污染评估，若有污染，及时治理，自觉树立起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此外，建议国家商务部和金融机构将中国企业的环保表现作为投资审批、发放贷款的评判标准，以此约束企业遵守投资国的环保法律，将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企业纳入社会诚信档案，从而提高企业环保违法的成本。在文化差异风险方面，加强企业跨国文化建设。这需要企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文化差异，了解当地文化背景，做好规避风险工作。在外派人员出国前，企业可以通过开展跨文化交际培训，一方面让员工更好地认同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增强企业凝聚力，另一方面让员工熟知投资国的文化，提前适应当地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进入投资地时，企业员工应尊重当地的文化宗教习俗，降低外派人员与属地化劳工、当地社区民众发生文化冲突发生的概率。面对语言沟通的障碍，企业内部多培养复合型语言人才，或聘请当地人做管理人员，以应对文化差异导致的摩擦问题。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企业还应注重履行社会责任，扩大与当地社区的人文交流，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推进民心相通，塑造企业良好形象。在商业贿赂风险方面，完善相关立法。政府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反贿赂的有益经验，完善中国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加大惩处贿赂行为的力度，并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和建立匿名举报的奖励制度，发挥群众参与防控监管效能，加强对中国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中国企业应提高守法经营的意识，将合规作为内部控制的目标，注重合规体系的建设，共同营造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针对中国人海外犯罪现象，我国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使精准打击海外犯罪有法可依，维护他国社会环境的安全稳定。此外，政府亟须建立警方跨境侦查协作机制，将严厉打击海外犯罪常态化、机制化，开展联合跨境打击行动，共同维护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友好局面。在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建立应急预案。建议中国企业充分考虑东道国各类情形，制定应急预案，强化防控管理措施。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企业管理层应做好员工情绪疏导的工作，加强对员工的关心关怀。平时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当地负面舆情，在舆情暴发期之前做好公关工作，消除当地民众的疑虑。当承包工程项目面临延期时，耐心与被投资方沟通协商，争取对方的理解，必要时运用不可抗力条款积极维权。参考文献：陈继勇，李知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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