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pdf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一期收稿日期：202210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21FJKB020）作者简介：郑刚，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喀什大学兼职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胡飞，男，湖北十堰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史研究。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郑刚1，2，胡飞2（1.喀什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6；2.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摘要：博比特是 20 世纪上半叶闻名遐迩的美国课程专家，其课程理论以“科学”“效率”著称，而代表作 课程 一书更是课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由于课程改革的现实需求与留学生群体的大力推动，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引入我国，其传播历程大致包括先导期、高峰期、沉寂期与再兴期。在此期间，我国学者从课程本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课程编制等方面对博比特课程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宣介。这一时期博比特课程理论的译介传播，对我国的课程思想、教育实践及教育学学科建设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关键词：博比特；课程；课程理论中图分类号：G519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097-0692（2023）01-0064-11课程理论是课程实践的方向标与指明灯，可以为学校课程实践的革新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基础。21 世纪以来，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动了国内学者对课程理论的研究与反思。我国的研究者一方面放眼世界、博采众长，积极宣介国外的先进课程理论；另一方面则扎根本土、立足课程实情，努力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课程理论。但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有部分成果存在“总体上沿袭了译介西方课程理论、借鉴国外实践经验这一理路”的问题，导致我国课程论的特色发展遭遇到一定困难。因此，我国课程论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必须处理好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土的矛盾，厘清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就历史沿革而论，20 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新学制颁布前后，为有效推进中小学课程改革，我国学者曾积极引进西方课程理论，汲取外国有益经验。其中，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引介与传播，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此段史实，既往研究多集中于述评博比特的教育思想或对其理论形成进行历史考察，但关于其课程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尚未得到应有关注。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爬梳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对博比特的译介文献，对其课程理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发展历程与主要内容进行探究，以此展现中国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图景，并为现今我国课程理论构建与课程实践改革提供相应的历史借鉴。一、博比特课程理论的形成及其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传播的因缘博比特是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课程专家，也是社会效率运动、课程编制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课程理论以“科学”“效率”著称，064DOI:10.13972/21-1500/g4.2023.01.011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二卷并对美国学校课程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现实需求与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介，这一时期博比特课程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一）博比特课程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内涵富兰克林 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1876 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克劳福德县（Crawford County），1898 年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University）哲学专业，1901年获得学士学位。1907 年，他进入克拉克大学（C-lark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心理学家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并于 1909 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他应聘成为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教师，负责讲授教育行政、课程研究等课程，直至 1941 年退休。在长期的高校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博比特在课程研究、教育行政、学校调查等领域颇有理论建树和实践贡献。20 世纪初期，受科学与效率思潮的启迪，以博比特为代表的一众美国学者将科学原理与效率主义应用于学校管理、课程编制等问题的分析上，积极推动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变革，以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实用人才，由此在教育领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效率运动。自1914 年起，博比特深入美国各地学校展开实地调查，发现了学校在课程设置及内容体系上存在的诸多弊端，于是开始将学术研究重心向课程研究倾斜。其一，博比特立足于教育行政学探讨课程理论，并于 1918 年出版了世界教育史上的首部课程理论专著课程（TheCurriculum），奠定了现代课程理论的基石。有学者认为：“博比特教授的书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另一场讨论。实际上，它是一本新著，探究了一个鲜有人涉足的领域，即课程的形成。”其二，为了将效率主义更好地运用于课程编制中，1924 年，博比特又出版了专著 如何编制课程（How to Make a Curriculum），研发出“活动分析”的课程编制技术，该书也是博比特科学化课程编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有学者提出：“作者写这本书旨在为全国课程工作者提供一种可行的课程建设方案或技术，以及一些翔实的说明性程序，使他们能够根据他的理念来开展工作。”其三，20 世纪 30 年代以降，博比特将社会学理论融入课程思想之中，主张课程社会化，并相继发表了 初中课程的社会价值（Social Value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1933）、活动课程的趋势（Trend of theActivity Curriculum，1934）、现代课程（Modern Curriculum，1935）等文章。他还于 1941 年撰写了第三本课程专著 现代教育的课程（Cur-riculum of Modern Education），集中阐述了课程哲学思想，倡导课程应与生活紧密联系，强调课程生活化。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与研究过程中，博比特的课程理论逐渐成形，并形成了独特内涵。其一，在课程含义上，博比特指出，课程往往被视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结晶，但囿于古典教育内容，缺乏对现实的关怀，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脱离甚远。因而，他将现实经验注入课程之中，强调课程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其二，在教育目的上，博比特主张为完美的生活做准备，这个观点明显地继承自斯宾塞的理念。为摒弃传统教育着重培养学术智慧的旨归，他认为课程目标应以社会为指向，培育适应民主社会的公民。其三，在课程内容上，博比特抨击古典课程的空疏无用，并指出时人对课程内容缺乏科学分析。他主张课程内容的效率化，即课程内容要以符合民主社会需要的实用性知识、技能为主。其四，在课程编制上，博比特批评当时的教育工作者仅凭经验常识进行课程开发，欠缺实证调查与科学分析。他主张课程编制“科学化”，即编制课程要建立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之上，并采用“活动分析”的科学手段。总之，博比特将经验作为课程的根基，冲击了当时以学术为中心的古典课程体系，对美国课程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日后泰勒课程原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因缘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源于近代我国课程改革的现实呼唤。伴随西学东渐，清末新式学校开始广泛创设，但以儒家经术为主的传统课程阻碍了近代教育的转型。于是，清政府相继颁布了 钦定学堂章程 奏定学堂章程，对各级各类学堂的课程设065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一期置进行规定，由此推动了近代学校课程体系的初建。民国初期，为了摆脱封建教育的束缚，课程改革成为教育变革的关键领域。1912 年 1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发了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确立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时数、学年分布等规定，奠定了民国学校课程体系的基础。但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程中，清末民初时期的教育改革时间紧、任务重，学校课程的实施存在很多问题。因而，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激励下，新一轮课程改革开始酝酿。1922 年新学制颁布后，全国教育联合会组建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负责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翌年 6月，该委员会刊布了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成为课程标准修订的蓝本。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教育秩序的稳定，课程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 幼稚园课程标准 小学课程标准 高中各科课程标准 师范学校课程标准 等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标准文件相继颁行，现代课程体系已初具雏形。可见，课程改革始终是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和核心内容。也正是基于课程改革的需求，我国教育界开始关注课程研究，通过译介国外课程理论来传播课程思想，以期为我国课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处于兴盛之时，其兼顾“社会指向”与“经验本位”的课程理论及融通“科学精神”与“民主立场”的课程编制技术，迎合了我国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造的需要。可以说，博比特课程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引进与传播，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的课程改革亟须理论支撑。由于国内的课程研究起步晚、理论基础薄弱，因而借助国外先进课程理论以提升我国课程研究与实践的水平，便成为当时的不二选择。这一时期，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留美学生群体的大力推动。清末民初，“庚款兴学”运动的兴起直接掀起了近代留美教育高潮，美国逐渐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标国，赴美留学人数持续增长。根据梅贻琦、程其保的统计，1912 年至 1930 年间，我国赴美留学生人数高达 5 412 人372-373。很多留美学生秉持“教育救国”的理想，选择进入美国高校修习教育类专业。当时，芝加哥大学是教育领域的学术重镇之一，心理学及与其相关的课程研究水平很高。因此，大量中国留学生选择就读该校。这些中国留学生不仅学习了博比特、庞塞尔等专家的课程理论，而且对美国当时的课程改革颇为关注。程湘帆便是其中一员，“以十余年之中小学校教学经验，到美国从专家巴必、班赛尔等研究小学课程”陶行知序 1。学成归国后，他于 1923 年出版了我国近代第一本课程研究著作 小学课程概论，其中宣介了博比特等学者的课程思想与实践。此外，罗廷光、程时煃、王克仁、熊子容、钟鲁斋、孟宪承、廖世承、王凤岗等一批留美学生都致力宣传博比特的课程主张，他们或评介宣传，或著书立说，或推进课程改革，希冀利用博比特课程理论推动我国学校课程体系的发展。可以说，留美生群体是 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二、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先导期（19111921 年）清末新教育改革以降，我国教育理论主要借道日本向德国学习，深受赫尔巴特思想的影响，偏重教学论研究，课程问题则隐入教学领域之中，课程研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及至新文化运动，我国教育学界转而借鉴美国，“大课程”思想开始盛行，课程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这一时期，博比特课程理论虽然尚处于初创阶段，但我国学者已敏锐地关注到这一学术新动态，开始零星引介博比特的相关主张，为其课程思想在中国的全面传播奠定基础。据笔者所见资料，20 世纪前十年间，我国尚未有推介博比特课程理论的文章或著作，此时处于其理论传播的空白期。而随着博比特课程理论在美国的影响不断增强，自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起，我国学者开始了解博比特的学术观点，并逐渐宣介其课程主张。1911 年，新教育 杂志刊载了博比特的 小学校长常有之错误，译者是徐甘棠，其中对原文作者的介绍是“芝加高大学教育科主任保别 Franklin Bob-066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二卷bitt”。这篇文章可能是国内第一篇译介博比特教育主张的作品。该文主要介绍了博比特的教育行政理念，也涉及了课程管理思想。其中强调：“教员必须叠用各种方法试验各种教科书，求参考及口授之资料，设激励学生乘机猛进之方法校长应与教员合力想法，应鼓舞讨论可以施行之事。”该文的发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主要引介博比特的教育行政思想，但已说明我国教育界开始关注其教育主张，从而为其课程理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921 年，郑宗海、俞子夷合译了密勒（J.E.Miller）的 Education for the Needs of Life，其书名译为密勒氏人生教育。该译著第四章的参考书目即有博比特的课程专著 Curriculum及论文Whatthe Schools Teach and Might Teach。这一译著的问世首次向国内学界提及博比特的专著 课程，虽未涉及具体内容，但已敏锐地注意到美国课程学术的最新动态，为博比特课程理论在我国的正式引进铺平了道路。（二）高峰期（19221936 年）新文化运动后，伴随美国教育理论的导入，效率主义与科学思想在我国教育领域开始受到关注。“一般以为影响中国新学制精神很深的杜威或儿童中心派，其影响可能只停留在表浅层次；真正获得全面胜利的很可能是其对立阵营，即五位学者（即廖世承、杜佐周、艾伟、陈选善、王凤喈，笔者注）所代表的 80%留美教育学者所学之社会效率派。”1922 年新学制颁布后，国内倡导科学化、效率化的思想蔚然成风。我国教育界愈发重视以科学精神研究课程编制问题，主张课程内容的效率化，这与博比特课程思想的内核较为吻合。由此，新学制实施背景下的课程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为博比特课程理论在我国全面引入创造了条件。就笔者目力所及，最早正式介绍博比特课程理论的文章是 1922 年罗廷光译介的 波卑特教授对于鲁爱琴中学课程改革之意见，该文译自博比特的 Curriculum-Making in Los Angeles。罗廷光在文中介绍道：“波卑特教授 Dr.Franklin Bobbitt，美国芝加谷大学教授也；最近为鲁爱琴 Los Angeles 中学教育调查股发表其对于课程上改革之意见。”该译文详细介绍了博比特对文学、社会、生物等多门学科课程目标的论述，对其课程理论在我国的全面传入具有拓荒作用。随后，我国学者主要通过发表文章、译介著作、自编论著三种形式对博比特课程理论进行广泛传播。第一，教育界以发表学术文章这种最为便捷的方式介绍博比特课程理论。编制小学新课程之具体目标及求达目标之进程（盛朗西，1923 年）、课程改造（赵廷为，1924 年）、课程改造之方法（程时煃，1927 年）、编制小学读法课程的一个方法（杜佐周，1929 年）、近代小学课程的改进及其趋势（吴增芥，1931年）、关于学校课程的几个问题（鲁继曾，1932 年）、中学课程的改造（温德鉌，1936年）等一批文章先后刊发，其中均对博比特的课程理论有所宣介。例如，王克仁在 讨论课程编制的五本名著 一文中推荐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五本课程研究著作，博比特的代表作Bobbitt：Curriculum 即名列其中，并明确指出博比特是当时美国课程编制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1928 年，章以文的文章 批评巴必脱之课程论不仅详细介绍了博比特的课程编制方法，还对其理论进行了简要评价：“巴氏的课程论，是课程的一部，不是课程的全部；只注意到课程的一面，没有注意课程的另一面”10。1936年，开封实验教育 刊登了文章 活动课程之趋势，由李子纯译自博比特的 Trend of the Activity Curriculum，其中论述了博比特关于活动课程的含义及其七种趋势11。第二，教育界通过译介著作这种较为系统、全面的方式，直观地介绍博比特课程理论。其一，直接翻译博比特的课程专著来推介其理论。例如，1928 年，张师竹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The Curriculum 的中译本，书名译为 课程。该译作是近代我国引进最早的博比特课程论著，体现出当时我国学界对博比特课程理论的重视。其二，译介的其他国外教育著作涉及博比特课程思想的内容。例如，1933 年，夏承枫翻译了克伯雷（E.P.Cubberley）的 The Public School Administration，即 教育行政通论。该书将博比特的名字翻译为“巴贝”，并论述了其关于中学课程分组的主张，如中学科目应分为“基本学科”067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一期“课外作业或选修课”与“职业科目”12283-284。第三，随着博比特课程理论的广泛传播，我国教育界对其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一些运用该理论开展课程研究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诸如中学教育（廖世承，1924 年）、新著国语教学法（黎锦熙，1925 年）、教育的理法问题（苏儒善，1926 年）、小学行政（杜佐周，1931年）、小学教材研究（孙钰，1932 年）、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陈选善，1933 年）、教育概论（高希裴，1934 年）、教育之科学研究法（钟鲁斋，1935 年）、小学公民训练的理论与实际（张耿西等，1936 年）等论著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在部分章节中分别从课程定义、课程内容、课程目标等方面推介了博比特课程理论，使其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例如，黄梁、就明合著的 教育学 ABC，将作为博比特课程内容论之一的闲暇教育概括如下：“主张这个学说（指闲暇教育，笔者注）的，以巴别脱（Bobbitt），杜威，及台维司（Davis）等为最。他们的主张学校里应该有消闲教育，使学生知道闲暇的时候，应如何去作有益的消遣。”1394-95（三）沉寂期（19371945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的教育事业遭受强烈冲击，包括课程研究在内的学术事业受到较大影响，加之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博比特课程理论的弊端逐渐显现，因此，我国学界对其课程思想的传播逐渐步入相对沉寂的时期。当然，这一阶段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未完全中断，宣介其思想的论著仍有出现，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有关博比特课程理论的著作继续得到引介。例如：1939 年，鲁继曾翻译了彼得斯著的 Objectives and Proceduresin Civic Education，书名译为 公民教育详解，其中推荐了博比特的课程专著，即“巴彼特著课程编制法（Bobbitt，How to Make a Curriculum）”1424；1943 年，熊子容翻译了博比特的How to Make a Curriculum 一书，书名译为 课程编制，此书是我国引进的又一本专门的博比特课程研究译作，它的问世无疑为当时我国的课程编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开始对博比特的课程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把握其课程理论的实质。例如：钟鲁斋的 最近课程研究的进展及其趋势 一文，介绍了博比特曾在洛杉矶使用活动分析法制定课程目标的课程编制实践15；孙邦正的文章 课程编制的理论与方法 对博比特课程编制理论进行了流派划分，并提出博比特围绕社会成人的需要编制课程的思想属于“社会派”或“科学派”的主张16。总体而言，受战争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博比特课程理论的传播广度方面虽不及前期，但研究深度却有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对其课程理论的核心“课程编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为博比特课程理论传播的再兴奠定了基础。（四）再兴期（19461949 年）抗战胜利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恢复重建，课程改革运动再次受到重视，课程研究重新被提上日程。由于博比特社会化的课程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战后恢复教育、革新课程的需要，因此博比特课程理论再次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博比特课程思想的宣传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论文方面，有学者开始反思博比特的课程主张，理性地评价其课程思想。例如，史国雅在 美国课程编制的趋势 中分析了博比特后期摈弃活动分析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巴氏所主张的活动分析法的应用困难，一方面也因为他的主张尚不能脱离传统的学科课程之窠臼”，并认为“他的方法，可视为由学科课程到生活课程之中间的桥梁”17。又如，吴增芥在 小学课程的改革 中对博比特的课程含义进行了评析，认为“课程专家巴必脱氏对课程所下的定义是：人生活动。这个诠释，似嫌广泛”18。在著作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博比特课程理论进行审思，以及尝试将该理论应用到具体课程之中。例如：孙邦正、邹季婉合著的 教育概论 对博比特所代表的科学派课程论进行了反思，指出“成人的生活，原是儿童生活渐进的目的；成人生活的准备，亦是教育应负的责任”19114，博比特课程理论偏重社会需要，容易导致儿童需要的缺失；翁同轼在 民众学校 中引用了博比特的课程概念，指出“民校的课程，应以人生全部的经验或活动为设施的内容”2056，并介绍了陈礼江参068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二卷考博比特思想所提出的民众教育内容。总体而论，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国学者对博比特课程理论的传播更有深度，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字介绍，而是对其课程理论进行评价与反思，客观地分析其理论不足的一面，这说明教育界对其课程理论的理解更透彻，理性思考的成分更浓。三、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内容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推介了博比特课程理论，其内容大体包括揭示课程本质、厘定课程目标、探讨课程内容、研讨课程编制。这些内容的传播促进了教育界对课程研究的深入了解，丰富了国人对课程理论的认识，对教育实践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课程本质论在中国新式教育变革之际，德国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学居主导地位。受其影响，清末民初的学界对课程的认识更倾向于静态的理解。新文化运动后，课程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为破除旧有的狭隘观念，我国学者开始借鉴博比特的课程本质论。第一，宣介博比特对课程本质的主张。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书籍 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 中介绍了博比特对课程本质的看法：“教育目标是生长的鹄的，学生的活动与经验是达到这些鹄的所经过的步骤。这些活动、经验就是课程。”21401第二，引进博比特对课程定义的界说。例如：陆厚仁在 课程研究报告 一文中指出，课程本义为“跑马”“赛跑道”，“巴必脱氏 FranklinBobbitt乃释之为事业之场所，或事业之系序”22，含有“活动过程”的意味；甘导伯的文章 民众学校课程论 也对博比特课程定义进行了深入介绍：课程一名辞，可用二法以定其界说：（一）课程为全部的经验，只要使个人的能力有所发展，不论其有何系统的指导，或训练。（二）为一套有系统组织的经验，即须加以指导或训练而得的经验，学校用之，以补充及完成其启发之功。23第三，传播博比特对课程价值的理解。例如，祁森焕在 教育概论 讲义中谈道，“课程之功用”的中心问题在于社会与个人互相联系，“有偏重社会之儿童生活者，有偏重社会之需要者后者如巴比特说：教育原是准备成人之生活，非为儿童之生活。所以他主张课程应注意社会或成人之需要”24144-145。博比特对课程本质的理解，强调课程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这种动态的课程认识无疑扩大了课程理解的视野，更新了传统课程观念。（二）课程目标论博比特主张课程旨在为完满生活作准备，强调课程目的的社会化取向。这种课程目标观与近代中国盛行的“民族”“民生”“民权”的理念较为契合，因而教育界积极引介其课程目标的相关理论，为我国学校课程实践的改进提供理论支撑。例如，王凤岗的 课程编制应有的步骤及原则 一文中对博比特关于教育课程目的论述作了介绍，即“教育是成人生活的准备，是准备男女的各种活动，使其成为完全的人”25。又如，廖世承的著作 中学教育 详细介绍了博比特的课程目标编订思想：他（即博比特，笔者注）编订目标的步骤，大略如下。先请中学教育班上听讲人员（大都系中小学校长、教员、视学员和大学助教）分拟各种具体的目标，集为十大类：（1）社交的工具（如语言等）；（2）发展和保持各个人体质的能力；（3）普通手工业；（4）个人的职业；（5）公民的训练；（6）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所包含的活动；（7）利用暇逸的事业；（8）发展和保持个人精神的效能；（9）宗教方面的活动；（10）父母的责任26219-220廖世承不仅较详细地探讨了博比特编制课程目标的步骤，还作了中肯评价：“对于课程的改造，有很大的贡献”“不过还有可以批评的地方”26227。博比特关于课程目标的论述，既注重满足个人的需求，也兼顾社会的需要，强化了课程研究的目标倾向与协调意识，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教育改革的需要，成为当时我国课程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三）课程内容论民国时期，传统课程一再受到质疑与挑战。于是，我国学界开始构建符合社会发展、培养069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一期实用技能的课程内容体系，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课程“效率”的重要性。例如，崔载阳指出，“现行课程的效率”近乎为零，教学的结果往往是“儿童只有左耳入，右耳出，即幸多入而少出，亦只为书本知识，无补实际”27。博比特倡导的“民主化”“效率化”课程内容论迎合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需要，因而受到了普遍关注和广泛推崇。第一，宣介了博比特的课程内容观。例如，曹刍在文章 设计教学法原理 中阐述了博比特的相关主张：“首先的功课就在发现习惯、技能、能力、思想、形式、价值、雄心等等的全体范围，以为职业工作上有效果的施行，以及为公民活动、健康活动、休闲语言和普通社会活动等。”28第二，推介了博比特的课程内容分类。例如，苏儒善在 教育的理法问题 一书中介绍了博比特的人生活动分类法：“芝克哥（Chica-go）大学教授巴必先生（Bobbitt）的分类法，以为人生活动有五方面：（一）职业的活动；（二）公民的活动；（三）健康的活动；（四）休闲的活动；（五）语言的活动。学校课程表上，必须具备这五方面的活动。”2958第三，引介了博比特关于学科课程的论述。例如，常道直在文章 小学公民科教学法 中介绍了博比特对公民课程的见解：公民课程旨在促进学生“大群意识之发展（thedevelopmentoflarge-group consciousness）”，并且“若是人们了解大群之社会的关系，且对于彼此间及对于社会全体具有正当的态度，这些就自然而然的可以鼓动之使趋向正当的行动”30。又如，杜佐周在 读法教学法概要 一文提及博比特对读法课程的看法：“读法在小学课程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有些课程专家，如巴比脱（Bobbitt）等，十分重视这门学科，竟将其列为小学教育目标之一，其重要可知。”31博比特的课程内容主张强调以社会为导向，建议将对学生将来工作和生活有用的内容纳入课程体系，引起了当时国人对职业课程、公民课程等实用课程的高度重视。（四）课程编制论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科学精神广受当时中国社会的推崇，应用科学方法编制课程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科学化的重要体现。正如甘豫源所言：“近来不但在行政上、教学上采用科学的研究，即厘订教育方针、编制课程，亦设法避免纯粹主观的方法，而采用比较的客观的方法。”32因此，博比特“科学化”的课程编制论在我国风靡一时。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界着重介绍了博比特的课程编制理论流派及其特点。例如，浦漪人在著作 教育概论 中将当时课程编制派系划为两种：“一派把眼光放在桥梁的这一端，注重儿童的生活；一派把眼光放在桥梁的那一端，注重社会的经验。前者为哲学派的主张，可以杜威、克伯屈为代表；后者为科学派的主张，可以波比忒（Bobbitt）、嘉特斯（Charters）为代表。”33261基于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需要，我国学者重点宣传博比特的课程编制方法和步骤。例如，童润之不仅指出“活动分析”是由博比特所发明的课程编制方法，还详细地引介了该方法的实施程序：（a）根据人类行为之观察，以定教育之主要目标。（b）就诸主要目标之范围，而分析人类所有活动之特性及技能。（c）将所分析之活动列为三类：一、普通所需要之活动；二、间或需要之活动；三、无益或有害之活动。（d）将所有活动，就其性质之异同而分类之。（e）将诸成人活动中所具有之技能及特质分为二类：一、宜于群众者；二、宜于一部分之人类者。（f）决定每类技能及特性之目标。（g）分析儿童各项活动及兴趣，用以完成教育之目标。（h）将“g”项中之活动与“e”项中之活动，一一对照，而分为“工作”与“娱乐”两种阶级。（i）将所选择之教材，编为教授之单位。34又如，胡忠智在 教育概论 一书中对博比特的课程编制原理进行了概述：“巴比德根据教育为预备成人生活 之学理，以为编制课程，应以求社会效率为鹄的，以训练儿童之心能，变更其天性为观点，故其主张之课程组织，是论理的，科学方法之预定式的。”35220博比特的课程编制理论，主张将广泛的社会调研作为前提和基础，强调编制课程的“科学性”，是科学主义运用到课程研究与实践领域070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二卷的典型，为我国开展科学的课程编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鲜活案例。四、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作为美国课程流派的重要分支，博比特课程理论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打开了一扇与杜威课程理论不同的窗口，扩大了国人对课程理解的视野，更新了课程理念，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其课程理论的传播不仅为我国学界贡献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也为学校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更推动了课程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形成，加速了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步伐。（一）更新了课程理念，丰富了课程认识20 世纪上半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促使我国的课程思想受到了洗礼，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更新了对课程本质的理解。自博比特课程理论引入我国，教育界开始对课程的本质有了新理解、新认识，“大课程”的观念逐渐生根发芽。例如，潘揖山在 小学课程之解剖一文中将课程释义为：“学校课程，就是整理过的成人社会的经验。”36又如，黄明宗在著作 教育概论 中将课程分为广义、狭义，所谓广义的课程是“连续不断的人生的活动”，所谓狭义的课程则是“教师和儿童在学校环境内进行的控制的学习的活动”37158。他们将课程涵义与经验或活动联系起来，强调经验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博比特对课程的界说。第二，丰富了对课程内容的认识。博比特的课程内容观强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体育教育与休闲教育并重，使我国学者认识到课程内容的丰富性、生活性。例如：程湘帆在著作 小学课程概论 中，从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健康生活、休闲生活、语言生活五个方面对教育内容进行了划分；国立编译馆编撰的书籍 社会教育，将社会教育内容分为公民教育、语文教育、健康教育、生计教育、艺术教育、科学教育”六个部分。此类教育内容观明显借鉴了博比特的人生活动分类和课程内容设计的观点。第三，促进了课程编制观的科学化。以博比特为主要代表的科学课程理论流派，强调应用科学技术编制课程，为我国课程编制研究吹来了“科学”之风。由此，我国学者开始倡导课程编制的“科学精神”。例如，朱智贤认为：“科学的课程编制，不是空口发理论，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实地去做。要实地去做，一定要有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技术。所谓科学的方法，一定要完全是客观的，和数字一般的准确。”3866又如，周阆风等人详细阐述了课程编制的科学方法：一是“以归纳法将人类之全部活动归纳于数项”；二是通过“调查今日社会情状，分析人类通性”“审查今后社会当有之趋势”“斟酌教育之主义”等步骤，综合种种方面“定为具体的目标”；三是“依照各条目标之轻重，排列先后”；四是“求达此目标之科目”；五是“求各科目中应用之教材”3963-64。可以说，这种科学化的课程编制理念与技术正是受到了博比特课程编制理论的启发。（二）促进了教育实践的变革，推动了课程改革的发展其时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我国教育实践和课程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依据，其影响大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我国学校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博比特课程思想的传入为我国教育行政注入了“效率”“科学”的新理念。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南京女子中学实验小学推行了教育教学改革。其中，该校行政系统“废去训育系之陈称，而代以生活指导系之组织”。而生活指导系“依据波必物（特）Bobbitt氏之人类活动分析”，将生活指导目标分为公民活动、学术活动、职业活动、休闲活动、健康活动五种。该系下设公民股、学术股、职业股、休闲股、健康股五类机构，负责对学生进行五大方面的指导40185-186。可见，博比特的课程目标思想为该校的行政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了学校课程实践的内容。第二，促进了我国社会教育的实施。博比特主张课程实施要适应社会需求，应普及到所有社会阶层，其理论的传播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推动了我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为切实推行战时社会教育，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战时社会教育新目标”，其071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一期中包含语文生活、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健康生活、休闲生活41。不难发现，战时社会教育新目标所彰显的理念与博比特的课程内容观不谋而合。值得提及的是，据童润之回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根据美国教育学者的人生活动分析法，将教育内容分为公民教育、语文教育、生计教育、休闲教育、家事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等十大类，并据此开设了各种类型的民众教育课程，如民众语文教育、民众生计教育、民众健康教育、民众艺术教育等，同时还开展一些民众教育的调查、实验与推广工作4239。可以说，在博比特思想的指导下，该学院通过开设民众教育课程，培养了一批从事民众教育工作的人才。第三，推动了我国课程编制科学化运动的发展。随着以博比特理论为代表的美国课程思潮涌入，我国的课程编制科学化运动拉开了序幕。常道直在熊子容译作 课程编制 的序言中便指出:“美国的课程编制运动在约计二十年前即已波及我国了”，而熊子容翻译此书，“不惟满足了教育学术界一种久已感觉到的需要，而且必将赋予我国课程编制运动以新的活力。”43常序3在此之前，博比特的相关著作已在我国教育学界广为流传，其课程编制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内学者，并为当时课程编制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22 年，廖世承发表文章推介了东南大学附中编制新课程的情形。廖世承强调，“增加教育效率”是该附中课程编制的目标之一，在具体操作上则是加增实用的、适于社会生活的课程44。这种课程革新的举措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博比特课程编制思想的影响。（三）助推了课程论学科的萌生，推进了教育学学科建设这一时期，博比特课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我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对课程论学科的初建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一，促进了课程论学科的萌生。清末民初，由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影响及国人对教学方法的青睐，我国的教学研究领域受到重视，课程研究则鲜有人问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博比特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开始涌入课程领域，着手课程论学科的初创。1925 年，余家菊正式发表 课程论 一文，标志着我国的课程论开始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45。余家菊将课程界定为“学生在校时之生活活动”或“吾人所期责于学生之活动”46，把学校事务分为“玩耍”与“做事”两部分，还提出了“准备原理”的教材选择观，这些认识与博比特的课程理论极为相似。以“课程论”命名的另一篇学术论文则是 1931 年严元章所撰的 课程论。严元章将课程概念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课程是人生课程，狭义的课程是学校课程”47，这种理解也借鉴自博比特的课程定义。此外，在部分教育论著中亦可窥见博比特对我国课程论学科发轫的影响。例如，胡忠智的专著 教育概论 共有七个篇章，“课程论”是其中之一，而该章节的参考书目即为博比特的 课程 一书。把课程作为教育学专著的重要内容，已逐步成为当时国内学界的共识。可见，博比特课程理论的传播，使课程研究愈发受到重视，对我国课程论学科的萌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掀起了我国课程研究的高潮。随着博比特课程理论的引入，课程研究开始从教学论中脱胎出来，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丰富和完善了教育学科体系。其一，部分学者在参考博比特课程理论的基础上，开始自编一些课程研究论著，如王克仁的 课程编制的原则和方法、朱智贤的 小学课程研究、熊子容的课程编制原理、王凤岗的 课程论讲义 等，推动了课程研究的持续发展。其二，一些重要杂志期刊开设专栏，搭建课程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例如，1922 年，教育杂志 开设了“学制课程研究号”，召集众多学者对新学制课程改革提出建议。1935 年，该杂志又开辟了“修改课程标准问题”专栏，邀请专家讨论课程标准的修订问题。其三，课程研究群体不断扩大，逐步成为教育学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既包括教育专家、学者，又涵盖中小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