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制度环境和企业家才能配置.doc

我国转型制度环境和企业家才能配置542020年4月19日文档仅供参考 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才能配置* 本文是为 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关于企业家、创新和增长的威廉鲍默尔特别分会”写作的论文,本次发表有修改。本文作者特别感谢该分会组织者、美国小企业局刘鹰(Ying Lowrey)博士的邀请和多次有益的学术探讨,感谢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Leora Klapper 在会上给予的评论。同时,作者也要感谢朱爱萍博士在资料收集方面提供的帮助。当然,文责由作者自负。吴敬琏 黄少卿*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教席教授;黄少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摘 要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腐败日益猖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何解释这两种现象的并存?本文试图运用熊彼特(Joseph.A. Schumpeter)、鲍莫尔(William.J. Baumol)和墨菲(Kevin. Murpy et.al.)等发展的有关制度环境和企业家行为关系的理论框架对此加以分析。我们认为,上述两种现象之因此在中国同时出现,1994年以前,是改革形成的变通型制度安排释放企业家才能的结果;1994年以后,则是由于转向市场经济的整体推进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在制度建设上存在不当作为和不作为所致。克服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负面现象的基本途径,是加快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和建立法治。1. 引言:中国之谜中国过去近30年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黑白兼具地混合的画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下面所描绘的图景: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发展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强劲增长。1978 ,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9.4,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率8.2 国家统计局:(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6.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7.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与此同时,1978 期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3.7平方米和27.2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成人识字率由1990的77.7上升到 的90.9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另外,中国在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0年,按照中国官方标准和联合国标准计算,中国分别有8500万和2.8亿贫困人口,到 ,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2800万和8800万人 数据引自World Bank database。这些成就使中国成为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中也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和贫富差距扩大。在中国,腐败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已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腐败现象不但未见有所收敛,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贪污受贿案件数量众多,每年都有大量官员受到刑事处罚。据中国官方信息,1998 期间,各级地方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案件99,306件,2662名处级以上官员被判刑,较上一个5年增长了65 数据引自,网址:。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 的0.4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最富有10的家庭与最贫穷10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 则剧增到5.66倍 国家统计局:(1992)、(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如果说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创新活动;而腐败又与她们的寻租行为有关的话,那么,为什么一方面许多人从事了大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生产性活动,而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企业家才能被运用到寻租领域?如何解读这种两极并存的现象?显然,它与中国近20多年改革所采取的方式和由改革形成的制度环境密不可分,可是,改革是否必然带来如此的结果?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在本文中,我们试图运用熊彼特、鲍莫尔、以及墨菲等人发展的关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上述的中国之谜。自从熊彼特讨论企业家创新的著作发表以后,企业家才能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Schumpeter,1934)。鲍莫尔(Baumol,1990)扩展了熊彼特的分析框架,她指出,企业家才能在一切社会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即通行的博弈规则及由其决定的经济报酬结构下,企业家会在生产性活动或非生产性活动之间进行自己才能的配置,以便获取最大的利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 这里的生产性活动包括制度改进、市场发现和技术创新等活动,而非生产性活动则包括权力寻租、形成垄断组织和盗窃,等等。在本文中,我们把创新等同于生产性活动,而把寻租等同于非生产性活动,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墨菲等人(Murphy,Shleifer,and Vishny,1991)详细讨论了影响人才在生产和寻租这两个领域之间进行配置的报酬结构是如何决定的。她们认为,一份职业能否吸引最有才能的人才,首先取决于该领域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的规模愈大,就愈能实现对能力的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ability),也就对人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该领域能够组建企业或组织的规模大小。该领域能够组建的企业或组织的规模愈大,就愈容易吸引人才。最后,报酬合同的性质也决定着一个部门能否吸引人才,如果个人能力所带来的收益越能够为本人所获取,则吸引力越强。(参见表1)。墨菲等人进而指出,企业家才能的配置结构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阿西莫格鲁(Acmoglu,1995)也表示了和墨菲等人类似的观点。表1:有利于寻租和有利于创新的各种因素使寻租具有吸引力的因素使创新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市场规模大量资源流入”官方”的寻租部门,如政府、军队或宗教组织。产权界定不清导致财富容易被”非官方”的寻租者掠夺。大规模的产品市场。便利交易的良好通讯和运输条件。企业(组织)规模寻租者(政府官员或军队)拥有相当的权威和随意性,能够不受法律和习俗约束地获取大量租金市场进入和扩张很容易,经营中几乎不存在报酬递减,能够从资本市场融资。报酬合同保有大部分已获取租金的能力。在企业内,能够带来适当回报的产出难以被观测到。清晰的产权和专利保护。没有寻租者来占有租金。能够经过创设企业来获取企业家才能的准租金。资料来源:Murphy,Shleifer,and Vishny(1991)。本文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来讨论前述的”中国之谜”。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初期所形成的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变通性市场制度安排,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在计划体制下无法施展企业家才能的人才进入到生产领域,运用自己的才能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部门依然掌握着巨大的资源等原因,寻租部门对人才的吸引力非常强烈,这正是中国市场化过程中腐败活动依然猖獗的根源所在。最近若干年来,由于市场化改革在一些领域进展缓慢,寻租的吸引力出现了进一步加强的趋势,这对生产领域的企业家人才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危害到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我们讨论改革到1994年为止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的双重影响 我们的分析之因此以1994年为分水岭,是因为从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一系列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整体推进改革措施。;第三节我们分析1995年以来改革推进的延缓如何导致了寻租活动的蔓延;第四节是简单的结论。2. 1994年以前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的双重后果 改革以前,整个中国经济被组成为一个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列宁,1917) 列宁(1917)。,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以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惟一途径,就如同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所说,乃是”入党做官”,即成为政府科层体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员;即使要在国营经济中施展才能,也要首先在上述科层体系中获取一定的地位,而很难直接地发挥生产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以前最有才能的人士都能够进入到了对能力回报最高的政府部门,有几个原因导致许多最优秀的人才难以进入到政府部门:第一,城市和农村部门由于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分割局面限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第二,由于强调阶级斗争,那些没有被划归为领导阶级(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个人对政府职位的竞争往往受到排斥;第三,”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高等教育停止经过考试招生,切断了许多人才”学而优则仕”这条进入政府部门的最重要渠道。因此,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加上”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停滞,在计划体制下,大量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被挤压在农民和工人职业上,而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和获得最大收益。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所谓,中国没有采取”大爆炸”(Big Bang)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激进做法,即采取急速的步骤,废除计划经济,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可是,这样做也有不利之处:第一,当时存在很大意识形态和政治障碍,很难突破;第二,在国有经济是经济的主体的条件下,它的急骤的变化,容易导致整个社会的巨大波动。在当时,中国没有采取”大爆炸”或”休克疗法”的激进做法,而是采取了”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的战略,即,而是巧妙地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expediential)制度安排,在政府继续保持对经济的强力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扩大市场的作用。2.1 改革初期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1956年中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个人的企业家才能经过市场机制运用到生产领域遭到了完全的禁止,社会不存在选择成为企业家来实现对个人才能最大回报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为了解决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中央政府同意城市闲散劳动力从事服务与手工业等个体经济。1981年又进一步允许个体经营者雇佣不超过7名工人 中国国务院在1981年7月中明确规定:个体经营户必要时”能够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有特殊技艺的,能够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即帮手和学徒相加不超过7人,8人以上被认为带有”剥削”性质。,不过,不少个体企业实际上很快便突破了雇工人数限制。1982年,中国政府在新宪法中把个体经济界定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到80年代中期就实际上赋予了个人从事创业生产活动的合法性,从而给社会提供了有限范围的市场进入权。不过,仅仅允许私人企业合法存在而没有给私人企业获取资源和市场的活动空间还不足以使私人创业活动活跃起来。中国政府幸运的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命令经济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作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使得选择进行私人创业能够获得足够的报酬,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才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大量人才开始选择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第一项主要变通性制度安排是行政性分权(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扩大地方政府在财政和计划经济领域的决策权力,使中国经济由单一制结构(Unitary Structure)演化为”多部门结构”(Multi-Division Structure)甚至母子公司结构(Holding Structure)使它们对企业家的私人创业持保护和扶持态度。古典型计划经济的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其组织结构类似单一型结构(Unitary-Form)的企业。在19581976年期间,中国进行过多次行政性分权改革,将中央政府拥有的一部分资源配置权力让渡给各级地方政府。这些改革使中国的体制由集中型的命令经济变成分权型的命令经济。1980年,中国政府对过去”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除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外,其它省一级预算与中央预算之间按照预先确定的分成办法分配财政收入。从此,省、地、县等地区成为具有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中国经济也由一个单一制的系统型经济(U-Form system)转变为包含许多独立子系统的综合系统 Wu Jinglian( )对中国19581976年和19801995年期间的种种行政行分权安排作了系统的考察,参见pp.44-73。一些经济学家(Qian & Xu,1993)认为它类似于一个多部门(M-Form)企业,因此将中国的这种经济结构命名叫做为M型经济结构,以区别于U型结构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在我们看来,这种经济的组织结构可能更类似于母子公司的H型结构(H-Form)。她们指出, 在多层级的M型结构经济下中,地方政府被赋予了半自主的权力,从而具有很更大的进行突破现有体制试验的动力自主权,从而得以在国有部门之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来使本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第二项主要的变通性制度安排是生产资料分配(distribution)和定价(pricing)的”双轨制”。中国在集中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资源和资本资源全部由国家拥有,经过行政指令进行分配,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扩权让利”改革,中国政府允许获得部分生产和销售自主权的国有企业按照”议价”自行销售超计划生产的产品。于是,物资分配和产品定价的”第二轨道”市场轨事实上被开辟出来。在”双轨制”下,私营企业能够经过市场轨来购买生产物资和销售产品,从而具备了从事市场化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1985年,政府把”双轨制”确立为正式的制度,在”双轨制”下,私营企业能够经过市场轨来购买生产物资和销售产品,从而具备了从事市场化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而把国有企业能够从计划轨获得的物资数量固定在1983年的水平上。随着国民经济中计划外流通(distribution)的商品数量增多,市场定价的范围逐步扩大,到90年代初期,计划定价商品在国内商品销售总额中已不再占据主要地位 据统计,到1992年,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销售的生产资料的金额只占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26.2,而按市场价销售的部分占73.8;到1996年,按市场价销售的比例更是超过80。参见Justin, Yifu, Lin, F. Cai, Z. Li (1999), p.172。除了行政性分权和双轨制之外,中国政府还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将承包期间的控制权交给管理层,同时也将大部分剩余收入索取权转移给国有企业管理层,允许她们享有超过约定”基数”的企业利润 Wu Jinglian ( ), pp.146-8。2.2 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2.2.1 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创新活动报酬和人才配置结构的影响对照墨菲等人列出的各种有利于创新的因素,我们能够发现,相比于传统集中计划的命令经济体制,变通性制度安排从市场规模、企业规模和报酬合同三个方面同时提高了企业家人才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所取得的报酬水平。首先,双轨制创造了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产品市场。在计划体制下,最终产品的定价是由政府来确定的,因此,产品市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双轨制将市场轨的产品定价权交给了企业家,随着市场轨上交易的商品的数量不断增多 同注释14。据统计,到1992年,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销售的生产资料的金额只占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26.2,而按市场价销售的部分占73.8;到1996年,按市场价销售的比例更是超过80。参见Justin, Yifu, Lin, F. Cai, Z. Li (1999), p.172。,企业家发挥其才能的空间也日益扩展。在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市场上,个人从事企业家生产活动获得报酬的水平也必然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配置到企业家创新领域。第二,双轨制在有限范围内创造了要素市场,从而使企业家能够经营更大规模的企业。由于企业家才能需要和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生产活动,在政府允许个人开办企业之后,如果没有要素分配和定价的”双轨制”,企业家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必要的生产要素和组织生产活动。因此,双轨制不但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创造了要素市场而使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家具备了基本的生产条件,而且能够尽可能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从而强化了中国所谓”能人(NENGREN)”(即有能力的人)选择创业活动的动力。多的人才配置到企业家创新领域。从事个人收益的途径,日益扩展。 第三、行政性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有更大的自主权激励来支持企业家生产活动。,从而提高了个人从事生产活动获得报酬的水平和保障程度。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公社)级政府的官员在过去集中计划体制下,其个人的收益受制于可控制的资源规模(可掌握的税收和直接管理的国有资产很少)。在获得了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权力之后,这些低级别的政府官员有动力为本地区进行市场创业活动的人士提供保护和支持,经过扩大本地区的经济总量来扩大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数量,从而提高个人收益 县、乡级地方政府官员提高个人收益的另一条途径是直接将自己的大部分才能转而进行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企业家市场创业活动。最典型的是在苏南地区,她们大力兴办乡镇企业。这种支持一般包括两类:第一类支持是为非国有企业提供政治保护,包括产权保护。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相当长时期中,私人创业活动虽然被允许,但它的地位是不确定的,经常受到政治上、法律上的歧视。在这种场合,”开明的”地方政府常常对它们伸出援助之手。例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浙江温州地区的私营企业还多次受到北京派出的”检查组”的”查办”。只是在温州市和浙江省部分官员的庇护下,它们才得以安全过关。这种政治保护实质上保证了个人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得到的企业家租金不被掠夺。第二类支持是帮助私人创业者获取从事生产性活动所必须的资源。例如在金融资源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金融机构的条件下,有了一定规模、因而外源融资需要量比较大的苏南乡镇企业往往能够依靠一般就是靠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从政府金融机构得到贷款来解决融资问题的。金融资源的获取使得企业家有可能组织扩大经营规模更大的企业,同样提高了企业家创新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来看,这些变通型制度安排提高了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报酬水平,从而改变了中国的企业家才能在创新与寻租活动之间的配置结构。随着政府允许私人创业和从事企业家生产活动所得到报酬的改进,社会成员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士脱离了原有的职业,转而成为组织生产活动的企业家。首先,农民中具有才能的人最有积极性开始创业活动。农民是在计划体制下面临的不确定性最大、报酬却最低的职业;可是正如前面所言,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农民群体是社会中能力最低的人群。由于受城乡人员流动的限制,农民群体中蕴藏着大量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一旦允许进行创业,对这些人才而言,做企业家显然比做农民能够给她们带来更大的报酬最具有积极性开展创业活动;其次,在城市人口中,那些有才能但由于不属于领导阶级而只成份不好或其它原因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普通职工的人群,只要创业的报酬高于其现有的工资水平,她们也有积极性转向成为企业家从事私人经营;第三,即使原有体制中担任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经理的那批成功的寻租者当中,在企业家创新收益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其中原有体制中的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员工由于家庭背景、工作经历、”人脉关系”等原因从事寻租活动的能力最较低(也是寻租收益最低)的的那些人也将到生产性创新活动方面去,这种转移将一直持续到边际上从事创新活动和从事寻租活动的收益相等为止。显然,创新的收益提高幅度愈大,就会导致愈多的人才从原有的职业上转移出来,转而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经过统计数据表明, 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促进作用。1981年,中国私营企业 按照中国官方统计部门的分类标准,雇工人数少于8人的私营企业被统计为个体企业(一般称为”个体工商户”);只有雇工人数在8人以上的才被统计为私营企业。中国官方统计部门最早从1989年才开始统计并公布它所定义的私营企业的数量。王小鲁向笔者指出,在此之前,人数超过8人的私营企业已经出现,可是依然被登记为个体企业。因此,在本段中,1981年和1985年私营企业的数据为官方统计分类标准中全部个体企业的数量;1989年和1998年的数据则是官府统计分类标准中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数量的总和。的数量仅仅为183万户,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1171万户,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9%。到出现政治风波的1989年年底,私营企业为1256.1万户。1992年以后,随着企业家创业的外部环境得到进一步放松,到1998年,全国私营企业数量达到3240.1万户,是1981年的17.71倍,1989年的2.58倍 数据引自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编,(1986 )。这正是越来越多的人才从其它领域转移到企业家生产活动上的结果。2.2.2 1994年以前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几种具体形式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下面在一书中,熊彼特(Schumpeter,1934)把”创新”分为五种类型,这就是引进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新的供给来源和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下面我们着重论述中国的中国的企业家在上述变通性制度安排下企业家所从事的以下三种创新行为在上述变通性制度安排下所从事的以下三种创新行为:(1)制度创新;(2)开辟一个获利更大的市场;(3)技术创新从而引入新的生产方式。制度创新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系列支撑性制度,可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还缺乏这些制度。比如,当时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只强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产权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中国缺乏规范市场关系的法律体系,而执法机构,包括警察、法院等被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难以履行社会裁决和规制功能。另外,中国的市场体系本身还不完整,包括资本和土地在内的要素市场的发展要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虽然银行和金融体系的重建工作在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可是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不给私营企业贷款。在转型早期,中国还不具有足以支撑市场运行的制度,中国企业家创造了一系列非正式替代性制度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且获得创业所必须的资金要素与技术要素(McMillan & Woodruff, )。这些制度创新既包括保护私人产权和保障合同执行的新规则,也包括建立一些非正式的要素市场来满足企业家生产的要素需求。:下面对它们做具体论述。(1)第一,非正式的与产权保护有关的制度创新。在私有产权不被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状态下,政府往往成为企业家私人产权侵犯者。为了跨越改革初期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不同地区的企业家作了多种尝试。在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地区,企业家依托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以”承包者”(contractors)的身份开展创业活动。在浙江省南部地区,企业家为了避免自己的企业被烙上私有企业的印记,往往将其自己创立的私营企业挂靠到乡镇政府或公有企业下面并交纳”管理费”,获得”公有企业”的地位,俗称”戴红帽子”。有的企业家干脆直接承包国有企业,以此获得创业保护克拉格和波罗斯(Krug & Polos, )在山西省的实地调查还发现,企业家经过与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签订固定分成比例的租赁合同,成为实际上的业主(owners)。(2)第二,非正式的与合同执行有关的制度创新。由于缺乏有效的司法体系,企业家不能在法庭的庇护下(under the shadow of the court)进行交易,因此,私营企业家往往主动与交易对象建立起互惠性重复交易关系;有的地区,像浙江温州,由于存在着人际联系和信息沟通非常紧密的社会网络,私营企业便选择本地的企业建立起交易网络。双边声誉机制和以社会网络或商业网络为基础的多边声誉机制便逐渐被发展起来。譬如,在转型初期,私营企业要找到到满意的交易对象并不容易,因此往往主动建立起互惠性重复交易关系。再如,有的地区由于存在着人际联系和信息沟通非常紧密的社会网络,私营企业便选择本地的企业建立起交易网络,浙江温州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依靠乡亲、宗族关系等社会网络来保证合同执行的例子。(3)第三,非正式的与资金获取有关的制度创新金融网络。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对基本不给私营企业不信任和不认可提供融资支持,私人企业家不得不只能建立建立一些非正规的金融渠道来满足融资需要。她们首先建立了各种内源融资渠道,根据国际金融公司(IFC)1999年的一项调查,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在创业阶段90%的资金是90来自由其本人、合伙人或家庭成员提供的的积蓄;即便进入到发展阶段,也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前期利润的再投入(Gregory & Tenev, )。其次,企业家也在努力创造了多种外源性融资方式,其中一种主要的方式是商业信用。,私营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时买方延后2至3个月付款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商业惯例。另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家还利用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原始借贷形式,如”摇会”等来获取资金。上述前两类制度创新影响了从事企业家生产活动的报酬合同性质,使得企业家能够尽量避免遭受官方(official)或非官方的寻租者的掠夺,最大可能地保有组织生产所产生的企业家租金。而第三类制度创新则改进了企业家获得生产资源的能力,从而能够组织起更大规模的企业。显然,这三类制度创新都提高了企业家从事具体生产活动的收益水平报酬,从而导致更多的有才能的人从寻租部门转向生产部门。开辟获利更大的新市场计划体制下的价格扭曲及其导致的资源误配给企业家提供了经过重新配置资源来获取利润的潜在机会 从事价格发现和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实际上也是柯兹纳 (I. M. Kirzner)所界定的企业家的重要功能(Kirzner, 1973)。产品销售和定价的市场轨形成以后,企业家们从市场价格信号中捕捉到了这些以下获利机会:一方面,她们更多地使用成本相对更低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不断开辟出各种紧缺商品与服务市场,从事各种生活日用品,以及商业、餐饮和运输等服务产品的生产。据统计,1995年至 期间,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等行业成为私营企业主要从事的产业 参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49159页;第172180页;第210216页。随着资源配置方向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46.4下降为1990年的41.6,而第三产业比重则相应地从21.8上升31.3;与此同时,工业内部轻工业的比重也明显上升 中国国家统计局: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浙江省的私人企业家在开辟和扩大新市场方面表现特别突出。这个中国东部沿海的省份虽然在自然资源的禀赋方面不占优势,可是,这里的居民对于市场中存在的获利机会似乎存在超乎寻常的敏感性,而且具有非凡的冒险精神。在政府对私人经济的政策放松伊始,该省的农民便利用其有限的资源,以手工作坊的形式生产各种不起眼的小商品,像纽扣、标签、标牌、小饰品、小玩具等。例如譬如,在温州的桥头镇纽扣市场,销售着本地私人企业生产的上千种纽扣。另外,、温州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市场、宜山的再生晴纶市场都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购买者。为了支撑本地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温州还有近14万名的农民采购和推销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构成一个庞大的购销网络。和温州类似,义乌也是一个资源贫瘠之地,可是,本地农民很早就有摆摊设集和走乡串户经商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义乌率先建立有形的小商品市场,1984年该市场的有摊位有1800多家,经过多次改建扩建,到1992年市场摊位已增加到17000多家,销售收入高达20多亿元人民币 数据引自程炳卿、赖存理(1997)。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浙江农民出身的企业家还冲破政策障碍,进入到长期被视为私人企业禁区的汽车制造和航空运输业。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在转型开始的时期,私营企业家获取技术的主要方式是购买国有企业淘汰下来的机器设备,同时设法聘请一些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来现场指导。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许多企业家开始购买国外设备,引进”硬技术”来提高本企业的产品质量。由于非国有企业较之国有企业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它们日益成为经过购买成套机器设备进行技术引进的主要力量。根据官方统计,1997年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2,到 ,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43,与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相同 中国国家统计局:(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技术引进在某一领域迅速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而且利用本地劳动力成本优势来抢占国际国内市场,这成为许多沿海省份私营企业家惯用的成功战略。直到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这两类技术进步的源泉中更多地依赖于先进国家的技术转移。可是从那时开始,已经有一些私营企业致力于自主技术创新,努力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自主技术创新开始显露头角。在电信设备生产和汽车制造这两个制造业行业中,自主创新排头兵并非资本雄厚、装备精良的国有企业,而是私人创设的私营企业,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Huawei Technologies)和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Geely Holding Group)就是两个典型的事例。2.2.3 企业家创新活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按照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在大量最优秀的人才从低效率的农业和国有工业部门转移出来从事创业活动后,她们不但改进了资源配置,加快了国内的技术进步速度,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和工人由低效率部门流动到高效率部门,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动总量。由于创业活动的持续旺盛,私营部门的总产值占GDP比重不断上升。改革刚刚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私营部门的增加值在GDP总量中还处于几近于无的地位;可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这一比重快速提升,到1990年,私营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已经达到GDP的33.8, 进一步上升到47.5。至此,私营部门已经从一个经济实力微不足道的经济部门成长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沿海的浙江、广东、江苏等省特别如此 Wu, Jinglian ( ), p. 89。以私营部门发展得最快的浙江省为例:浙江全省人口约为4500万人,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改革以前,浙江是一个在全国各省中经济实力中等偏上的省份,全省近7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私营工商业非常落后,1980年,全省私营中小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万分之三点五。随着改革的推进,浙江的居民迸发出强烈的创业激情,私营企业开始迅猛发展。20年后的 ,该省私营部门实现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5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为37.2,比1980年下降了30.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为48.7,比1980年提高了33.8个百分点。由于私营部门持续扩张,浙江省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的GDP增长率。当前,浙江全省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名都仅次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居全国省级地区的首位 Wu, Jinglian ( ), pp. 200-201;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第584586页。另外,由于企业家生产性活动的开展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从而改进了她们的收入状况,这也极大地改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根据一项研究,那些私营部门发展较快的省份,其人类发展指数也在全国范围内位居前列。比如,除了浙江以外,私营部门发展较好的其它一些沿海省份如广东和江苏,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国内也名列前茅。如果不考虑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大城市,浙江、广东和江苏两省分列全国省级地区的第1、2和第4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3 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寻租活动的激励效应2.3.1 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寻租活动报酬的影响不过,与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变通性制度安排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在引进市场的同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生产资源,特别是资金和土地资源的分配权力,企业家为获取这些资源而不得不支付额外的”租金”。其次,对于一些重要的市场领域,政府继续让国有企业占据主导甚至垄断地位而限制私营企业的进入,这使企业家不得不向政府官员寻求特殊政策优惠。最后,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放权让利”导致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s)软化,产权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这为内部人实行实际控制和巧取豪夺大开了方便之门。以上这些因素都将提高寻租活动的收益水平,从而导致企业家才能被配置到寻租活动上来。首先,从寻租部门的市场规模来看,由于大量生产资源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特别是,改革后大量的人才转而从事企业家生产活动,提高了整个经济产出的规模,这意味着官方寻租部门现在掌握了一个更大的”蛋糕”;另外,非官方寻租部门的规模也扩大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承包制导致国有企业产权变得更加模糊,另一方面是因为司法部门对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效力不足,这都给非官方寻租者攫取租金收入打开了大门。因此,不论是选择成为官方的寻租者,还是成为非官方的寻租者,都存在较强的对个人能力的报酬递增现象。其次,从寻租部门的企业规模而言,尽管市场化改革也带来了公民权利的恢复,可是,政府的权威依然是不可动摇的,社会对官员的权力制约非常微弱,这促使有利于官方性寻租活动组织规模的扩大。最后,从报酬合同的性质看,同样由于缺乏对官员的制约,官方寻租活动产生的大部分收益都能够被保留在寻租者手中,尽管政府自身经常开展反腐败斗争,部分官方寻租者由此失去了寻租收益乃至寻租地位(职位),可是,只要租金的总规模继续扩大,这并不能使寻租活动有所减弱。由于中国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的问题,对于非官方寻租者的威慑作用同样非常有限,大量公共财产流失和合同欺诈并没有得到惩治。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寻租领域在改革开始之后,对于有才能的人才而言,依然是报酬很高的职业选择。在公务员招聘时,常常出现成千上万应聘者角逐少量官员职位的火暴场面。而且,在这种混合性的变通性体制下,中国企业家为了从生产活动中取得回报,往往也要以从事寻租活动为前提。换言之,她们不但要善于捕捉商业机会,而且要从事中国历来就有的”结交官府”、”搞掂官员”的活动,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非生产性收益。因此,仔细考察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非常努力开拓市场的企业家,同时也在设法从政府获得低价售予甚至无偿提供的生产要素;一个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