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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内容仅供您学习参考，如有不当或者侵权，请联系改正或者删除。第三章 从器物到制度的累进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 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朝野士大夫不得不放弃洋务制器兴国的迷梦, 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甲午战争前后, 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转变到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马关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高达23000万两白银( 其中包括赎辽费3000万两) , 割让中国台湾及附近岛屿给日本, 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 把中国进一步推入了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此后, 欧美列强蜂拥而至, 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1897年间, 英、 法两国开始在西南滇、 桂、 粤三省争夺独占、 通商、 筑路、 开矿等特权。1896年, 沙俄经过中俄密约将它的触角伸进了东北地区。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降临之时, 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意识到洋务派的西学学到的只是”皮毛”, 不是根本。她们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纷纷探索救国之路。 第一节 维新的时代 19世纪7090年代, 中国经历了边疆危机、 中法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一连串的重击几乎摧垮了清政府残存的自尊心。痛定思痛, 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维新的时代。 一、 急切的士大夫 1895年四五月间, 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但尚未批准换约。消息传来, 康有为、 梁启超、 麦孟华等人发动1300名上京赶考的举人”公车上书”。梁启超称此举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皇帝下”罪己之诏”、 ”明罚之诏”、 ”求才之诏”, 即要求皇帝公开表明自己对失败所负的责任, 并表示广招人才, 励精图治; 要求皇帝拒和、 迁都、 变法、 练兵, 购械”以强天下之势”。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上书未递达皇帝之手, 请愿以失败告终。但公车上书开创了”士人干政”的新局面, 标志着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 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报。梁启超、 麦孟华等人每日撰稿, 介绍外国知识, 提倡变法自强。她们又组织了带有政治性质的学会组织强学会。参与者梁启超说: ”此会所办之事为五大端: 一译东西文书籍, 二刊布新报, 三开大图书馆, 四设博物仪器院, 五建立政治学校, 中国之有协会, 有学社, 自此始也。”一时间, 强学会名动京师。众多朝野官员、 名士、 元老重臣都以列名其间为荣。光绪皇帝的师傅、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 湖广总督张之洞, 两江总督刘坤一, 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都申请加入, 连声名狼藉的李鸿章也主动予以赞助。 不久, 强学会因言辞激进而遭到保守派的封禁, 但北京地区的维新运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孙家鼐创办官书局, 期望能继强学会之事业; 张元济办通译学堂, 宣传维新运动; 严复、 王修值、 夏曾佑创国闻报, 倡议中国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 力求自强。国闻报随即成为北方宣传维新变法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康梁维新派的活动阵地不但集中在北京地区, 全国各重要省份都有她们的身影。其中, 以上海和湖南为最。 1895年, 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张謇、 黎庶昌、 黄遵宪、 汪康年、 陈三立、 岑春煊等社会名流均活跃其间。次年, 黄遵宪、 梁启超、 汪康年办起了与北京国闻报齐名的时务报, 南呼北应, 宣传变法。 1897年, 时务学堂在湖南长沙成立, 聘请熊希龄主持学堂的行政事务, 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 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 并吸收了欧榘甲、 韩文举、 唐才常等一大批进步的士大夫。胶州湾事件之后, 谭嗣同等创办了带有明显救亡性质的南学会。既而浏阳群荫学会、 郴州学会、 常德明达学会、 法律学会、 不缠足会、 延年会都成为南学会的分会。1898年, 谭嗣同与唐才常集资、 陈宝箴赞助创办了湘报, 其内容涉及论说、 奏疏、 电旨、 公牍、 本省新政等各个方面, 积极宣传维新变法。 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 思想界已经出现了以王韬、 薛福成、 马建忠、 郑观应等一批精英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她们呼吁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开展”商战”、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传播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政治理念, 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些维新思想为康梁发动”公车上书”、 掀起维新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早期改良思想家和康梁维新派不再停留在学习西方的技艺之学上, 而是致力于改变中国社会和专制的政治制度。她们的努力, 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 从光绪新政到慈禧新政 自甲午战争失败之日起, 光绪新政正式发动。新政的动因来自战败的深刻刺激。 光绪召见臣工时不断”逼问御贼策”, ”言及宗社, 声泪并发”, 翁同龢等人皆”汗流沾衣”。这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的焦虑和所受的刺激。 1895年5月3日, 光绪在马关条约上挥泪”用宝”, 11日, 光绪便下诏说: ”用是宵旰旁皇, 临朝痛哭, 将一和一战, 两害兼全, 而后幡然定计。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 痛除积弊, 于练兵、 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几天后举行的殿试( 科举最高级别考试) , 其”策论”就是讨论如何练兵。从1895年到1898年戊戌维新, 光绪改革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戊戌变法正是光绪改革的一个顶点。 戊戌时期, 康有为连续上书, 第六书终于递达光绪之手。康有为痛心疾首, 痛陈瓜分豆剖的危局, 说真到亡国之日, 皇帝求作”长安布衣而不可得”。这些话语深深刺痛了光绪, 致使她下决心加大变法力度。第六书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在提出进行财政、 经济、 文化、 政治、 军事方面的改革方案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要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做的三件事: 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 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 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1898年6月11日, 皇帝颁布定国是诏, 称”数年以来, 中外臣工讲求时务, 多主变法自强”, 表示定国是、 求新政。戊戌变法持续到同年9月21日, 共计103天, 史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的内容, 能够从光绪帝此后颁布的一百多道圣谕中总结出来。 第一, 人事方面, 积极选拔人才。破格召见新人和地位较低的官员, 询问变法事宜, 并酌授官职, 令其参与变法。此后, 光绪帝陆续召见了康有为、 黄遵宪、 谭嗣同、 刘光第、 林旭、 杨锐、 严复、 袁世凯等人, 可见其变法之决心。 第二, 在文化教育方面, 改科举、 兴学堂、 办报纸、 编译中外书籍、 派遣留学生。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改科举这一举措。尽管没有实现一些维新人士预期的废除科举, 但将八股取士改成了”策论”取士, 将不闻窗外事、 陷入故纸堆的士子注意力转移到现实问题上来, 这也不失为一大进步。 第三, 经济上鼓励工商业, 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银行的建立便是此时期的一大特色。百日维新之前, 清政府派盛宣怀等人开始筹建国家银行, 陆续在天津、 汉口、 广州、 汕头、 烟台、 镇江等地开办支行。1898年, 正式在京城设立银行, 为近代银行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 政治方面, 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光绪强调不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阻碍中下级官员和士民上书; 主张修改则例( 则例是指政府各部门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行政文件和例案, 按照惯例定期修订) ; 改革上谕及各部门行政命令的传达方式; 裁撤闲散机构、 裁减冗员。令人遗憾的是, 立宪与议会问题本是戊戌维新中提出的变法根本, 但碍于顽固势力的坚决反对, 百日维新没能颁布任何关于立宪与召开议会的上谕。 光绪新政, 特别是新政的顶点戊戌变法, 将变革的矛头指向了绵延数千年的专制制度, 指向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斗争的尖锐程度和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裁减冗员、 改革军制, 使得一批满族官员和旧式军队失去了往日特权; 废除八股, 使得明清以来习惯了依靠八股文才能通仕的下层读书人徒劳一场; 允许士民上书言事、 允许创办报纸影响到了贵族官僚们的专制权威。因此, 改革遇到了极大地抵制。朝野上下, 真正支持变法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地方督抚中, 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是真正支持变法的, 其它的官员或抵制或敷衍, 偷梁换柱, 变换内容, 阳奉阴违。光绪的”帝党”与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害怕失去”专制”特权, 最终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夺权囚禁, 康有为、 梁启超出逃, 谭嗣同、 康广仁、 刘光第、 杨深秀、 林旭、 杨锐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百日维新失败, 也意味着光绪新政的最终结束。 光绪新政虽然失败, 但它对中国历史进程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是一场极具鲜明爱国色彩的救亡图存运动。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际, 由志士仁人奋起救亡, 甚至不惜以血的代价投身变法, 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试图用君主立宪代替专制制度, 开始了中国制度的根本变革。运动本身由光绪皇帝亲自出马, 其社会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同时, 光绪新政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变法中, 维新人士”托古改制”, 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 八股文章、 考据训诂发起了不小的冲击。 当然, 戊戌变法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如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没有正面反对专制制度, 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 都使得变法成功的系数大为降低。 正因为戊戌维新有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 也正因为”变法”是救亡、 挽救民族危机的唯一途径, 因此, 在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新政”之声再度响起。19 , 清政府先是愚蠢地想利用义和团以泄私愤, 利用未果反过来又剿杀义和团。玩火的结果是引火烧身, 导致八国联军大兵压境, 半个中国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至此, 清政府威严尽失。为了寻求继续维持统治的应急措施, 慈禧于19 1月借光绪帝之名发布了征求变法的第一道上谕, 表示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 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 这标志着慈禧新政的开始。清末十年, 清政府先后在比光绪新政更广泛的领域里推行了三十余项改革措施, 以除旧布新。 政治上, 改革官制, 裁减冗员; 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法律, 改大清律例为大清新刑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律。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后, 拉开了行政改革的帷幕。 军事上, 裁汰旧的经制兵, 在各省编练新军; 中央设练兵处, 专门负责编练新军事宜。 经济上, 设立了商部, 颁布商律, 试办户部银行; 在各省设立商会。这些标志着”推动实业发展”的政策得到实质性落实。 教育上, 设立学部, 令各省广设新学堂; 选派留学生, 留学生归国一律赏给举人、 进士出身; 更重要的是于19 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变革。 慈禧新政与光绪新政前后衔接, 在变更”祖制”上走得更远。能够说光绪新政是一个开始, 慈禧新政是其继续与推进。它们是清政府濒临灭亡之时的自救运动, 尽管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 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但却是晚清以来中国进步人士探求救国救民之策在政治上的落实, 也是当政者设法挽救统治危机所进行的积极行动, 对时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政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 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 传统的教育制度和伦理观念都朝着积极的方向演变; 新军的编练无疑壮大了军事力量, 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式学堂的建立培养了更多的现代化人才。 但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 由于各项新政策的落实需要大量资金, 其中尤以编练新军所需要的费用最为巨大, 致使新政时期清政府苛捐杂税越来越多, 导致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意义上, 清末新政的实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重要铺垫。 三、 宪政的尝试 清末新政开展到后期, 政治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在前期建立的一些新机构的基础之上, 重新厘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官制, 使清政府内部机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预备仿行宪政”是上述改革的集中体现。 清政府最终决定”预备立宪”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长期斗争的结果。 早在19 , 张謇、 汤寿潜、 张元济、 郑孝胥、 汤化尤以及逃亡海外的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就呼吁过宪政。19 , 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终于派遣五大臣赴欧美、 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 五大臣对宪政有了统一的看法, 她们认定宪政会给中国带来好处, 于是积极呈请仿行宪政, 其样本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 为了消解革命, 为了笼络立宪派士人和实力派官员, 接受了这些主张, 宣布预备立宪。 资产阶级立宪派积极回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190619 间, 立宪派的活动主要包括: 成立各种立宪团体, 利用清政府开办的各省咨议局进行地方选举, 控制各省的咨议机关。张謇、 汤寿潜首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湖南、 湖北的宪政机构也相应成立起来。同时, 康有为在美洲成立中华帝国宪政会( 由保皇派改组而来) , 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 推进立宪运动的开展。不久, 各省咨议局普遍成立, 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 政治体制改革被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清政府决定”先行厘定官制”, 随后成立”编制局”, 作为编纂官制的专门机构, 由庆亲王、 首席军机大臣奕劻, 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 外务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 军机大臣霍鸿玑三人总司核定。在编制馆”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的奏折中, 要求按照立宪国制, 以立法、 行政、 司法三权并峙为原则, 改革以军机处为政务中枢的部院制, 在中央设立资政院, 司立法之责; 裁汰军机处与旧内阁, 设立十一部, 掌管行政之事; 而司法之权则专属于法部, 以大理院任审判, 以法部督之。草案一经提出, 立即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坚决反对, 慈禧一方面宣布”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 著照旧行”, 另一方面还是改组了中央各部, 组成度支部、 礼部、 陆军部、 法部、 农工商部、 邮传部、 理藩部、 民政部、 外交部、 吏部、 学部十一部, 各部设尚书一员, 侍郎二员, 不分”满汉”, 还设立了”资政院”以博采群言, 设”审计院”以复查经费。 在厘定中央官制之后, 清政府致力于改革地方官制, 批准了编制馆上奏的修订各直省官制情形折。该折以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为原则对地方官制进行厘定。 除此之外, 清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19 设立资政院, 接着命令各省尽快设立咨议局和预筹各州县的”议事会”。19 8月, 清政府颁布了具有君主立宪国家宪法性质的文件钦定宪法大纲, 包括附件在内总共有40条。尽管钦定宪法大纲的核心是强调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却不能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臣民的权力。另外, 还规定了议院、 选举方面的内容, 确定立宪预备期为9年。无论如何, 钦定宪法大纲含有资产阶级宪政的性质, 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19 底, 光绪、 慈禧相继去世。清政府的宪政步伐并未因此而停止。次年, 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 其领导权多为立宪派把持。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宪政抱有很大信心, 觉得只要召开国会, 中国的宪政民主就能够顺利推进。接下来, 她们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迫使清政府将立宪预备期由9年改为5年。 请愿行动惹怒了清政府, 在”查拿严办, 勿稍纵容”的恐吓之下, 立宪派不得不发布通告各省同志书, 宣告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此举标志着立宪派”速开国会”请愿运动的结束。国会请愿的失败加速了清末革命形势的最终形成。 19 5月8日, 清政府发布上谕, 宣布内阁总理、 协理及各部大臣组成首届内阁。在全部13位阁员中, 满族占9人, 其中又有7人为皇族, 因此人们把历史上的这届内阁称作”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 标志着预备立宪的破产。 预备立宪表明了清政府想”变”的决心, 并非”骗局”一句话所能概括。可是, 这样的努力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呢? 为什么不能成功呢? 事实上, 慈禧死后上台执掌政权的满族少壮派亲贵既不谙时局, 又要揽权, 还想按自己的步调行事。而清末时局已经没有再给她们从容改革、 从容步调的历史余地。不过, 清政府的官制改革引进了诸多新因素, 其颁布的许多章程, 如各省咨议局章程、 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资政院院章以及钦定宪法大纲等都一定程度体现了宪政的推进; 促成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同时, 宪政的开展壮大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 宪政是晚清新政的继续和深入, 是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一个新高度, 是从器物之学上升到制度之学的具体体现。 第二节 时不我待 旧制度的自我调整最终没有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历史实践表明, 清政府所作的一切努力差不多都与它的初衷相反, 新学堂的学生成为思想上反对她们的主力军; 振兴商务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壮大成长; 新政也使得清政府内部分化出越来越多的异己力量。因而, 当新政正在艰难进行之时, 等待已久的中国人民再没有耐心和信心继续支持清王朝, 她们以自己的方式行动起来。 一、 民心不在 清政府一方面企图自救, 另一方面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苦难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 只好以”民变”的方式来进行反抗。所谓”民变”, 是指下层群众自发地反抗现存社会的一种暴力活动。清末各种各样的民变席卷全国, 触及城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清末十年间, 民变总数多达一千三百余起, 平均每两天半便会发生一次。 清末民变主要以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反洋教斗争 鸦片战争后, 西方侵略者迫使清政府解除了自雍正以来对天主教的禁令, 准许她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传教士又取得了在内地传教的权力。此后, 大批天主教、 耶稣教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19世纪末, 传教士多达三千二百多人, 共建立教区40个, 教会六十多个, 发展教徒八十余万人。基督教的文化和中国的纲常名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尖锐矛盾, 加上一少部分传教士从事搜集情报、 干涉词讼、 强占强买土地私产和庇护乡村顽劣教民等传教之外的非法活动, 引起了中国民众乃至士绅官吏们的强烈愤慨。19世纪60年代以后, 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反洋教斗争。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最高峰。尽管义和团民众带着朴素的爱国情绪, 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它的观念和手段却相对落后, 加上被慈禧集团以及顽固派利用, 终于在中外势力的联合剿杀下以失败告终。20世纪初期, 一部分反洋教斗争是义和团运动的延续, 另一部分则是抗洋捐以及因为教会欺压百姓而引起的民教冲突。 2抗捐抗税 增加捐税是清政府筹集赔款以及筹集新政经费的重要来源, 如提高盐价、 烟酒价, 加收盐、 烟、 酒税, 增加粮捐、 房捐、 学捐、 辅捐、 膏捐、 统捐等。在清末加捐过程中, 各级官员中饱私囊、 贪污贿赂, 人民生活愈发苦不堪言。19 , 因”庚款摊派”, 景廷宾领导了直隶广宗抗捐抗税斗争; 19 , 山东莱阳人民在曲士文的领导下也发起了抗捐税的斗争。 3民变 至清末, 秘密会党活动愈益频繁, 人数、 区域都在不断扩大, 而且有与革命党呼应、 联系的趋势。天地会( 洪门) 和哥老会等主要的秘密会社, 都成为清末革命党人依赖的重要力量。19 , 广西各地会党起义, 清政府调集湖北、 湖南、 云南、 贵州、 福建等省的兵力, 费时两年、 靡饷三百余万, 方才镇压下去。 清末, 由于政府搜刮、 地主盘剥、 天灾人祸加在一起, 致使不少农民沦为饥民。在饥民暴动中, 以抢米风潮最为普遍。据研究者统计, 清末十年间, 饥民抢米、 捣毁米店、 要求开仓平粜和取消米捐一类的民变总数达150次以上。 4罢工与罢市 20世纪初, 初步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已经学会用罢工来进行反抗。商人也开始利用罢市来反对征税。 19 3月, 上海勤昌丝厂女工为索欠工资而罢工; 19 , 上海华新纱厂工人为反对盛宣怀将工厂卖给日本资本家而罢工; 19 , 广西贺县商人罢市, 以抗议知县袒护盐商, 草菅人命。这些仅仅是这类斗争的一个缩影。 5收回路矿权斗争和保路运动 收回路矿权运动是同盟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同盟会成立以后,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收回路矿权的斗争日益高涨。民众先后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了山西全省煤铁矿、 安徽铜官山、 四川江北厅、 山东中兴煤矿、 云南七府矿区、 黑龙江吉拉林河金矿等矿产的所有权, 而且取得了沪杭甬、 粤汉铁路的筹股自办权。 清末, 人民对清政府统治的不满迅速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 给予清政权以沉重的打击。改革不是坏事, 但清政府先是延宕不改, 继而又在最危急的时刻进行改革, 加上改革的种种措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而政府却没有注意抚慰民心,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民越推越远, 最终不得不自食其果。 二、 革命风潮 晚清时期, 在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强的同时, 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初步发展。伴随着力量的壮大和思想的觉悟, 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民主革命风潮。 1894年,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联合了二十多位爱国华侨, 创立起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提出了”振兴中华, 维持国体”、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口号, 从此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广州起义失败后, 孙中山逃亡海外, 考察了英、 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 思想大受启发, 形成了三民主义的最初雏形。 继兴中会后, 国内先后出现了湖南长沙的华兴会、 湖北科学补习所、 江浙光复会、 江西自强会、 四川公强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为革命风潮的壮大奠定了组织基础。随着清末革命形势的发展, 一批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思想家、 宣传家涌现出来。黄兴、 章炳麟、 邹容、 陈天华、 宋教仁、 秋瑾等人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 孙中山、 黄兴、 宋教仁等人齐集日本, 会商联合。19 8月20日, 在东京召开了资产阶级统一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会议讨论经过了同盟会章程, 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孙中山任总理, 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长, 设本部于东京。同盟会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统一领导的阶段, 革命的影响和势力为之扩大。19 11月, 孙中山在民报( 发刊词) 中, 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纲领阐发为民族、 民权、 民生三大主义, 是为三民主义,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它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 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 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以后, 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领导下, 同盟会组织成员先后在粤、 湘、 赣、 桂、 滇、 川等省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主要有: 19 , 萍乡煤矿工人、 浏阳会党、 醴陵士兵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 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3万人。 19 , 同盟会在广东惠州七女湖联合一部分会党力量发动起义。 19 , 同盟会会员秋瑾和光复会会员徐锡麟联络会党, 分别在安徽安庆和浙江绍兴发动起义。 19 , 黄兴先后在广东钦州、 廉州、 云南河口起义。 19 , 赵声、 倪映典组织广州新军举行起义。 19 , 黄兴、 赵声联络广州新军、 防营、 警察、 民军举行起义。 另外, 还有余英、 熊克武等先后在四川泸州、 广安、 嘉定等地举行的多次起义。 辛亥革命前的武装起义皆归于失败。其原因主要是: 这些起义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周密的部署; 所依靠的力量是新军和会党, 未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起义在很多时候属于小股作战、 仓促上阵; 加上革命的大形势尚未成熟, 使得这些武装斗争无一取胜。可是, 这些武装起义的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同时, 起义还与民变、 抗捐抢米、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呼应, 推动和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斗争热情, 使得清政府疲于奔命, 在应付”民变”的同时, 还得忙于镇压”革命”。应该说, 这些起义是武昌起义的一次次演习, 它们为武昌起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正是吸取了起义失败的经验, 革命党人最终决定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 成立同盟会的中部总部, 具体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斗争。 清政府在民变和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变得极为恐慌, 愈发软弱无力。至清末, 清政府的处境已是山穷水尽, 终无回天之力了。 第三节 扫荡旧世界 清末局势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当武昌枪声响起的时候, 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一、 武昌起义 19 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 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 首义之因此在武昌爆发, 是革命斗争长期积聚与发展的结果。湖北革命志士先后在这一地区成立了科学补习所、 日知会、 军队同盟会、 群治学社、 振武学社、 文学社、 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特别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联合, 直接为武昌首义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另外, 湖北的革命志士很早就意识到, 只有握有武装才能成事, 因此她们始终致力于”运动军队”, 与新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加上湖北地区”投笔从戎”的风气十分浓烈, 革命志士 纷纷亲自投身于军队, 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19 夏秋间,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中部总部的帮助下, 决定乘清政府调两湖兵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 新军工程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等首先发难, 击毙反对起义的军官, 鸣枪为号举行起义, 并迅速占领了楚望台机械库。随后, 革命军兵分三路进攻督署并顺利攻占, 导致武昌的光复。因当时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 黄兴等人皆在国外, 革命军情急之中推举原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 汤化龙为民政部长, 组成临时机构, 形成了由革命派、 旧军官、 立宪派联合的第一个革命政权。 武昌起义获胜的消息震动了全国。几个月间, 各省纷纷响应武昌首义。 首应之省是湖南。10月22日, 经过多次的组织发动, 湖南革命党人终于光复长沙, 建立湖南军政府。23日, 改名为”中正、 副都督”。 湖南光复的同一天, 陕西革命党人联合会党、 刀客举行起义, 光复西安, 建立军政府, 推举张凤翔、 钱鼎为正、 副都督。 10月30日晚, 南昌新军起义, 赶走清朝官吏, 次日宣告江西全省独立。 11月 1日, ”大汉云南军都督府”成立, 推举革命党人蔡锷为都督。 此后, 上海、 浙江、 江苏、 贵州、 安徽、 广西、 广东、 福建、 四川、 山东相继光复。至11月下旬, 全国已有14省和上海宣布独立。即使在未独立的行省, 革命也如火如茶。 清朝统治终于土崩瓦解。 二、 新制度的创立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的纷纷独立, 客观上需要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以领导全国的斗争。独立各省经过多次协商, 于12月2日经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确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共和制, 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29日, 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被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 元旦,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成为临时副总统, 并经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各部总长、 次长的名单。黄兴任陆军参谋总长, 王宠惠任外交总长,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 程德全任内务总长, 黄钟英任海军总长, 张謇任实业总长, 汤寿潜任交通总长, 伍廷芳任司法总长, 陈锦涛任财政总长。虽然在临时政府中吸收了一部分旧官僚( 如程德全、 黄钟英) 、 立宪派( 如张謇、 汤寿潜) , 但革命派占到了绝正确优势, 掌握了临时政府的实权。 孙中山为了实现民族、 领土、 军政、 财政的四个统一, 以”达革命之宗旨, 完国民之志愿”为宗旨, 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革。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先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公民具有人身、 选举、 参政、 居住、 言论、 出版、 集会、 通信和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 发布一系列政令, 禁止种植鸦片和吸食鸦片, 禁止妇女裹足, 禁止刑讯和体罚, 禁止贩卖人口, 取消对广东、 福建”蛋户”、 浙江”惰民”、 河南”丐户”的歧视政策, 使她们能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利。外交上, 表示中华民国和世界各友好邦国平等往来, 加冕国际公法, 反对俄国的武装侵略。经济上, 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 保护民族工商业, 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文化教育上, 提倡以”自由、 平等、 亲爱”为宗旨的”公民道德”教育, 反对旧伦理教育, 废止小学读经课等。 临时政府的政策法令, 尽管由于客观形势而没能落实, 但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和原则, 最终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 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 民主共和的观念切实地出现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中, 民主共和理想的真正实现成为人民最大的追求。 19 2月12日, 清帝溥仪宣布退位。 辛亥革命至此结束。它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 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 颠覆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 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最富于突破性的进步, 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完成了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 建立民国的先期目标。它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也为中华民族跟上世界潮流、 实现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奠基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国人民长期反抗专制制度的斗争迎来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历史迈入新纪年。新制度的创立, 给逐渐觉醒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感受、 新的体验、 新的希望, 中国历史进程继续朝着”独立、 民主、 自由”奋进。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一场革命之后, 就能实现几代甚至几十代人追求的强国之梦, 就能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在华经营了一百年的强权, 就能拯救人民脱离苦海, 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历史转型, 如果我们那样想了, 岂不是苛求古人, 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