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对中国农耕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_王利清.pdf

67202302THEORY理论一、起源发展：游牧文化从形成到融于中华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伴生文化，中国游牧地区首次形成独有特征的游牧文化是始于秦末汉初的匈奴帝国时期。由于匈奴帝国精准的把控住秦末大乱楚汉争霸无暇北顾的有利战略机遇期，从而顺利实现了以武力为后盾在游牧地区的强力扩张，不但使得今天几乎全部东亚草原游牧地区归属于其统治，而且同时统揽了游牧地区各部落和北方河套平原等农耕区的文明发展成果，促使匈奴文化加速形成。得益于此，当时匈奴人已经开始成规模使用铁器，弓箭制造技术水平较高，能够筑造城池，精于制作各种马具，建立起初步的萨满教宗教信仰。可以说，匈奴文化作为早期的游牧文明，从其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模式，它不仅与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游牧人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传统习惯、精神和王利清 仁庆苏布德 刘晓豹摘 要：唐末在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北方的契丹女真等部落先后建国，控制了农耕核心地区与宋帝国并立的北方强权。此后，游牧文化与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逐步融合。从先秦时期开始，农耕文明对草原游牧文明产生极大影响的同时，草原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发展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互相吸收借鉴、互相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关键词：游牧文化 农耕经济 多元格局 融合协调游牧文化对中国农耕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心理构型的文化载体”。西汉帝国文景之治后开始北却匈奴，经过100 多年的拉锯战，匈奴帝国逐步走向分崩解体，此后曾经被匈奴压制的鲜卑部落逐渐成为草原游牧地区的新主人。与匈奴类似的是，鲜卑部落逐步通过兼并统一，形成以拓跋氏为首的鲜卑草原游牧帝国。与匈奴不同的是，鲜卑部落所建立的帝国在规模和实力上始终没有达到匈奴那样的程度，广大游牧地区还广泛存在着众多实力较强的部落，包括匈奴、柔然、氐、羌、羯等部落。鲜卑部落本身也相对较为分散，在初期实力较强的部落就有慕容部、段部、拓跋部、吐谷浑部等，没有一个较为核心的部落。直到二世纪中叶，在经过了长期的兼并战争后，才由拓跋部基本统一北方建立起拓跋氏北魏帝国。随着北魏孝文帝完成迁都洛阳，北方游牧地区相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显著下降，草原游牧地区由此重新回归以往传统的游牧状态，柔然部落也获得宝贵的发展时机与空间，逐步成为能够和鲜卑北魏并立且对其北疆威胁极大的游牧帝国。这一时期的游牧文化，在吸收继承匈奴文化的基础上，显示出更多鲜明的鲜卑特征。其中，对汉传佛教影响极大的少林寺、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就是由北魏皇族所建。在文学史上知名的元稹、陆法言等人物，都出自鲜卑后裔。端正大方、气势雄浑的魏碑体融入草原游牧民族粗犷不羁风格，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代表其时代的主要作品。当鲜卑和柔然在南迁的汉化改革中耗尽了改革红利从强盛走向衰亡后，又有一支新的草原游牧部落开始在这里兴盛。六世纪初，突厥崛起，对当时已经基本融入中华文明的北周、北齐、隋、唐等帝国先后形成重大威胁。在唐朝建国前期，突厥帝国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度可以与其分庭抗礼，甚至曾出现兵临长安城下，兵锋直接威胁到唐帝国心脏地带的情况。突厥汗国所创建的突厥文，在之后对西域和中亚各部落与国家影响巨大，包括畏吾儿文和蒙古文的创建，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编号：CYWH2021-05）、2022年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扶贫资产效益提升研究”（编号：2022DY14）阶段性成果。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68理论THEORY北方经济都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突厥一部分同化于中华民族，一部分西迁，草原游牧地区的西部又兴起了回鹘。建立起地域包括今天东亚西北到中亚广大地域的回鹘汗国，并传承达 300 多年。直到唐末在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北方的契丹女真等部落借机先后建国，控制了农耕核心地区，成为与宋帝国并立的北方强权。此后，游牧文化与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逐步融合。二、游牧文化对传统农耕经济社会的影响回顾历史，在农耕文明对草原游牧文明产生极大影响的同时，草原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发展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开端于先秦时期。秦国在立国伊始就建立了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二元结构的基本格局，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国家综合发展体系进行了有目的、有组织的逐步改造。秦国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通过以国家剩余物资和民间物资进行贸易的方式，充分展示农耕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不断强化对犬戎、义渠等草原游牧部落民众的吸引力，引导他们主动放弃原有生活方式，学习农耕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过渡成为新的定居的农耕群体。在人文思想意识领域，秦国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发展状况，加强法制管理体制，引导全民形成尚武重义、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社会风气，尤其在商鞅变法后这种思想意识更是成为社会治理中规范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秦国学习借鉴游牧部落上马能战下马为民的体制，建立起强大的以平战结合为特征的常备军。秦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从立国伊始，就开始对西戎等草原游牧部落融合发展。春秋时期秦穆公放弃东出争霸计划，而是将重点放在以有效的经营内部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中，向西拓地千里兼并众多游牧部落，创造了雄踞西方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功业。战国秦惠文王和宣太后主政时期，秦国灭亡义渠改建郡县，彻底消除了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战略劣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后，秦国北却匈奴，将河套平原纳入版图，达到既拱卫秦国都城，又进一步扩充农耕区域增强自身能力的目的。因此，秦国对西戎众多草原游牧部落的融合兼收，是秦国的不断发展强盛及最终实现统一中华的重要因素。“历经春秋战国的争鸣与博弈之后，统一六国的秦朝，奠定了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与游牧文化。另外，赵武灵王实施的“胡服骑射”改革推动了国力、军力的显著增长。“胡服骑射”的改革使赵国重新认识了游牧文明的优点和长处，通过吸收游牧文明的优点使赵国的生产能力和军事实力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提高，在与西北边境的草原游牧部落和中原诸侯抗衡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随着“胡服骑射”改革的逐步深入，赵国国力出现跨越式增强，军事实力显著提升并建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逐渐北退匈奴西挡强秦，灭亡中山国，夺取林胡、楼烦和匈奴大片土地，在攻占的草原游牧地区新设了云中、雁门、代郡 3 个行政区，管辖范围直达当下的河套地区。赵国因辟地千里使得人口和经济实力大增，成为“战国七雄”中唯一能长期与秦国在军力上抗衡的强国。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次成功变革，赵国统治集团善于创新思维，敢于冲破守旧势力阻挠，坚决向草原游牧部落学习，造就了改革强国的历史佳话，也书写了草原游牧部落推动中原农耕文明的一次典型范例。先秦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显著改变可以从具有典型代表的四件物品，即窄袖左襟开叉上衣、有裆裤、软马鞍、皮马镫等物品中窥见一斑。“窄袖左襟开叉上衣”与“有裆裤”是“胡服骑射”改革的内容之一。赵国用“胡服”取代农耕地区服饰的原因在于，农耕地区日常的宽袍大袖不适应作战要求，而窄袖左襟开叉上衣不仅方便骑乘马匹，而且便捷日常生产生活，同时确保了上马为军下马为民的军事化管理；有裆裤则可以有效保护骑乘人的腿股和下体，使冯大彪.草原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三维透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5）.69202302THEORY理论骑手不至于在长途骑乘中遭受肢体磨伤损害，同时还能保存体力维持骑乘人在马上的灵活性和借助马匹打击敌人的能力。秦末汉初游牧部落发明的马鞍和马镫解放了骑乘者双手，使马匹和骑乘者能够真正合为一体。最初出现的软马鞍虽然看似简单但可以让骑手增加坐乘摩擦力，充分起到稳定身体、防止摩擦受伤的作用；早期的皮马镫是马匹两侧简单的皮绳套，可以起到固定骑手身体的作用，对发挥骑兵机动性与冲击力具有决定性作用。马鞍和马镫在逐渐普及并传播到农耕地区后，被进一步改良升级，农耕地区人民开始采用金属制造，因此在人机工程上更符合使用需求，也就能发挥出更大的装备使用效果。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汉匈之战，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能够率领骑兵千里奔袭、屡次以少胜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得益于这些新式装备的加持，得益于装备改良后相对于匈奴骑兵所具有的后发优势。窄袖左 襟 开叉 上衣、有 裆裤、软马鞍、皮马镫等物品的发明，对促进人类掌握马匹的行为进而推动自身文明加速发展具有重大历史作用。欧亚大陆已经发现的众多考古证据表明，“马的驯化和广泛役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多元需求，空前地促进了社会文明进程”。尤其在冷兵器时代与前工业社会，能够广泛熟练地控制和运用马匹，就意味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强大的国力支撑。三、传统农耕经济对游牧文化的推动发展事实上，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秩序的建立。传统的中华农耕文明由两部分地域组成，即黄河与长江流域农耕地区。今天较为发达的、领衔整个中国发展的南方地区,在中华农耕文明早期，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农耕地区。长江流域得到开发缘于黄河流域文明的南下，并且大致经历了 一千多年的持续性开发。西晋统治崩溃后的永嘉之乱使得北方众多草原游牧部落趁机纷纷南下，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在战乱摧残下为了躲避死亡选择南渡逃亡，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消灭和迁移，使得农耕族群人口数量发生急剧骤减。“衣冠南渡”之后，农耕族群开始大规模开发长江流域。随着人口规模性持续转移，东晋和宋齐梁陈几朝不断加强开发，使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赶上传统的黄河流域经济带。隋末的军阀混战和唐朝的安史之乱严重破坏了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主的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并开始取代黄河流域经济带，国家经济来源和军队组成开始借重南方。因为作为主粮作物的水稻更适应在长江流域地区种植，江南的稻米产量超过了北方的小米和麦子，因此，水稻成为供养大多数农耕地区人口的主粮种植作物。两宋之际随着农耕人口由淮河向长江以南的进一步集中，农耕经济同时也继续借助资本的萌芽得以在南方快速发展，隋唐以来黄河流域的文化经济重心地位进一步动摇。在北宋与大辽、南宋与大金对峙时期，北方统治集团为维持有效统治，实行了二元并立的统治模式，因此农耕经济再度向北方延伸发展。进入蒙元时期，为继续维持对传统农耕地区的统治，并且集中人财物力用于新的扩张，农耕经济开始进一步向北方扩张。在此过程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随着贸易往来的不断加深促进了彼此的交融和发展，在交融发展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促进并传承着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交融的状态在明清两朝统治时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因此，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互相吸收借鉴、互相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参考文献：1 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2 冯大彪.草原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三维透视 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5）.3 王其格.马与草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4 王利清，仁庆苏布德.游牧文化对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J.北方经济，2022,（10）.（作者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编辑：张莉莉冯大彪.草原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三维透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