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何谓与何为_萧子扬.pdf

第25卷第2期2 0 2 3 年 3 月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作为方法的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何谓与何为萧子扬1，2(1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 南昌 330025;2 安徽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安徽 合肥 230012)收稿日期:2023 01 30作者简介:萧子扬(1997 )，男，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农村发展与社会治理，E mail:xiaoziy-ang1997163 com。摘要:近代乡村问题是认识世界和理解中国的一个恰当单位，贯穿于我国百年社会转型发展的始终。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乡村何以成为问题?”仍属于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疑论。为拓展社会人类学重访研究的边界，确保中国社会人类学能够重返总体社会研究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实现“回头看”目标，必须将近代乡村问题及其重访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因此，在未来研究过程当中，既需要建构具有高度社会自觉的重访研究方法，也需要形塑有较强解释力的重访研究范式，还需要努力拓展重访研究方法的范畴与边界，更需要在重审民族志中积极探寻“社会底蕴”和在细节把握中强化对历史理解的穿透力。关键词:近代乡村问题;农村社会学;重访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中图分类号:C912 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6927(2023)02 0056 09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志码(OSID):DOI 号:10 13320/j cnki jauhe 2023 0019“中国可说是省、县、镇、村，或者最小的单位，户 的集合而中国乃是整个世界社区的一部分。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观察变迁 最准确的方法，即在若干年限之内，反复地观察已研究过的乡村。这是一个理想的方法，应用极难”1。1935 年秋，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朗(A adcliffe Brown)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邀请下来华讲学，既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 2，也对中国乡村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实质性建议，而且体现其核心思想的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 更是被吴文藻编译成中文发表在社会学界 中。该文极富洞见，并提出了 3 个具有深刻内涵的重要观点。第一，中国是世界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对“乡土中国”重新发现和展开想象，从而形塑出具有高度本土化、中国化特色的研究传统，并促使人们对世界产生多元且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第二，乡村作为一个独特场域，在某种意义上和特定时期内代表了整个中国(抑或说是中国的缩影)，因而既是中国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最为恰当的单位之一，也是确保社会大众对中国具有整体性、宏观性理解的落脚点 3。第三，作为乡村研究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范式，重访研究既是准确洞察社会变迁的重要路径，也是乡村作为一种方法得以实施的关键策略，但实现的难度极高，要求也极严格，必须进行反复的观察和再研究，从而确保人们对乡村社会和生活世界有客观的认识。总之，乡村是认识世界、理解中国的基本单位和主要维度，因而为实现理想化、精密化等乡村研究目标，必须在重访研究的过程中将乡村作为一种方法。同时，正如有学者所言，“乡村作为一种方法曾经引领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乡村研究”，因而为确保有效理解中国和诊断乡村问题，必须基于新视角、新语境、新问题对既有的乡村研究展开历时性追溯 4。可见，这本质上是一种将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作为方法的鲜明倾向，并且第 2 期作为方法的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何谓与何为形塑出了两种风格迥异的“重访研究”传统。一种是耳熟能详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人类学在田野调查时普遍会采用的回访、再研究方法，即对自己或他人曾经做过田野调查的地方进行再次访问的过程 5。另一种是目前较少被研究者采取的、具有历史人类学和历史社会学特色的回溯方式，其核心策略在于运用历史(尤其是学科史)视角对既有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观点和思想遗产进行再研究、再阐释，从而实现“揭示总体性”目标和迈向总体社会研究 6。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呼吁要重新发现田野中的“历史现场”，并提出了“它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抑或是操作性工具 概念?”等一系列疑问 7。可见，具有浓厚学科史特征的重访研究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人类学重访法的超越和创新，能够有效弥补以往研究方法的不足，因而值得学术界进行深入剖析和探讨。换言之，“作为方法的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何谓与何为?”构成了本研究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一、既有研究回顾(一)“作为方法”的理论渊源和方法论启示“作为方法”是一种独特的学术表达方式，旨在“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8，最早是由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好、沟口雄三等人创造和发展的，先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中国”等具有高度主体性特色的话语，也在孙歌、孙光兴、葛兆光等学者的推动下得以引入我国，并被学术界争相使用和改造，涌现出诸如“中国作为方法”“上海作为方法”“家作为方法”“家园作为方法”“乡绅作为方法”“作为方法的乡村(村庄)”“作为方法的思想史”“作为方法的东方学”“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创新性提法，进而突破了原有将区域作为方法的意义和范畴。其中，有学者认为，将民国作为方法是返回相应历史场景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路径。有学者认为，家庭伦理是当代电影发展脉络的中心主题和核心表述形式，因而可以将其作为方法来深化相关研究，并开辟一种以“重写”为出发点、以“中国”为旨归的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电影史撰写方式。同时，有学者提出，将“家”作为方法能够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总体性实质特征提供一个独特视角和分析框架，从而有效厘清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此外，还有学者强调，尽管当前有关“作为方法”的提法层出不穷，并含蓄地触及了一个尚待明晰揭示的、旨在实现化特殊为普遍的目标的“方法层次”，但较少有学者对其进行认真梳理和严格界定。可见，“作为方法”旨在强调研究特定内容具有诸多溢出效应，能够产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等效果的学术表达形式，对于学术创新、思路拓展而言意义重大，因而有必要推广、运用到社会人类学等研究领域中，并及时确立、完善相应的方法原则和实施策略。(二)近代乡村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疑论事实上，我国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真切地发生了一场被誉为是“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的轴心革命，“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9，既导致农业恐慌、农村凋敝、农民破产、农地荒芜等乡村危机得以全面暴露，也激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致力于通过乡村建设来改造中国社会，并最终将许多方面的讨论归结于“乡土社会向何处去?”“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等问题上，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解决乡村问题为核心旨趣的乡村建设运动及思潮的滥觞 10。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上述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把乡村界定为“有问题的乡村”的研究倾向，并实实在在地深刻影响了近代民众看待乡土社会的眼光、思维和后来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我国学术界的研究面向与核心旨趣 11。可见，乡村问题既指现代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所实际面临、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明确感知到的一系列现实性问题，又指秉承着问题视角对乡村社会展开的一系列思考模式和最终被各学派和各研究者总结、提炼出的一切有关乡村社会的理论问题，还指普通民众在看待乡村社会过程当中的思维转变和心态嬗变问题，因而可以认为它既是认识社会和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我国国家改革和社会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要知道，“乡村历史悠久绵长，处处闪动着让人思考的力量”，可以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批判和思想的力量而得以存在，因而应当超越传统学科对村庄(乡村)的刻板化经典阐述，并用赖特 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来思考“将村庄(乡村)作为方法”的理论逻辑、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对75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近代乡村问题予以了较高程度的关注，但受到史料收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近代乡村何以成为问题?”这一学术疑论仍然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尴尬境地。(三)重访研究是社会人类学有待拓展的领域和范式一方面，围绕普通意义上的重访研究范畴，研究者重点探讨了其基本内涵、主要意义和潜在问题等内容。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回访和再研究是社会人类学重访研究的 2 个主要维度，前者属于“接着说”的范畴，旨在通过追踪研究完善以往的理论体系，后者属于“反着说”的范畴，旨在通过再研究的方式来修正、推翻前人的学术观点和建构新的话语体系 12。因此，作为社会人类学重返“古典时代”的重要路径，它有助于“延续先行研究的学术生命”“进行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考察和探究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因而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作品，并对以往田野调查地点进行学术重访和撰写新的田野著述 13。此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重访研究体现了社会人类学的历史关怀，不仅能反映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心态的变化，也能为回溯学术传统和思想遗产、理解乡村社会和生活世界提供独特视角 14。另一方面，围绕历史人类学和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访研究范畴，学术界的关注程度较为不足，属于一个有待拓展的领域和范式。正如卡罗林布莱特尔等人所言，“历史通过增加研究的案例 在时间上而不是空间 给人类学家提供了扩展比较研究的机会”15。因此，近年来我国有部分学者明确意识到在重访研究的过程中需要重新拾起历史视角和不断形塑出历史人类学等范式 16。换言之，中国在社会变迁等方面有大量的文字资料，不通过经验性的实地调查也可以实现重访研究的目的，而且在城市甚至图书馆也可以从事田野调查，因而要将官方档案、民间文献、信件、网络日志等纳入田野调查范畴，为拓展、创新重访研究的领域和范式提供不竭动力 17。综上所述，可以得出 3 个基本结论。第一，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表达形式，“作为方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能够为社会人类学开展重访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第二，社会人类学拥有 2 种不同的重访研究传统，促使田野调查具备两重语义 18 19。第三，近代乡村问题是认识世界和理解中国的一个恰当单位，贯穿于我国百年社会转型的始终，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乡村何以成为问题?”仍是悬而未决的学术疑论，因而要在重访研究中将近代乡村问题作为一种方法。二、作为方法的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何以可能和何以必要(一)将近代乡村问题作为方法具有四大可行性第一，关注乡村现实际遇是中国早期社会人类学的重要面向。正如学者所言，“中国贫穷落后且分散凋敝的乡村比以往更加引人注目取而代之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20。随着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我国农业文明日渐式微，乡村问题被逐步视为是中国社会贫弱之根源。也是在此背景下，社会人类学作为“舶来品”传入了中国，并明确将乡村作为观察社会和透视中国的一个聚焦点 21。比如，1899 年由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乡村的生活:社会学的研究 一书提到，“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因而必须把乡村作为构成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加以研究。再比如，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之一的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较早关注到了中国乡村社会经济问题，并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之上出版了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 等图书。同时，由于意识到只有深入研究村落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沪江大学社会学系葛学溥(Daniel HarrisonKulp)教授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带领师生到广东凤凰村进行田野调查，并出版了一本题为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此外，受到布朗、派克等教授来华授课的影响和吴文藻等人的推动，乡村社区成为 20世纪 30 年代我国落实“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一个有效途径，进而既促使我国老一辈社会人类学家较为一致地认为，“中国社会的重心是乡村，根本问题是乡村问题”“欲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必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也促使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绝大多数学生的毕业论文主题是乡村(问题)。因此，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 一书中特别指出，“可以把这个村子(开弦弓村)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当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总之，由于学科传统和专业倾向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人类学在传入我国之初就和乡村问题结缘(抑或说是“遭遇”到了乡村问题)，或者说是受到了“一85第 2 期作为方法的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何谓与何为村农民生活之变，可作一国社会变迁晴雨表”等学术理念的影响，老一辈社会学家逐渐关注和高度重视近代乡村的现实际遇和潜在问题。第二，近代乡村问题和乡村危机在自身发展、演进过程当中形塑出了一些基本线索，并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和延续性等特征。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所集中暴露出来的乡村问题、乡村危机有着复杂的面向和时代背景，不仅受到了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动荡的影响，还受到了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周期性动荡的影响，更是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给乡村社会生存、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的影响。可见，近代乡村问题本质上就是一场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过程当中，由政治纷乱、经济破产、社会失序、文化失范等内外部多样化因素所导致的具有显著的意外性、聚集性、破坏性、紧迫性、全面性和整体性危机。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因而该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围绕乡村建设等核心议题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并将这一研究传统延续至今。比如，由于受到了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影响，我国政府部门陆续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等富有远见的政策 22，这实际上是对以往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思想潮流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可见，从乡村建设运动在我国 20 世纪初期的滥觞到如今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建设行动，无一例外地表明，“三农”问题实际上是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乡村演进、变迁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需要社会各界直视的一个重大课题。换言之，“三农”问题既是一个现实性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并由于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延续性等特征，其已然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核心组成部分。第三，重新发现近代乡村问题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策略。结合徐志伟所著的发现另一个“乡土中国”一书来看，乡村似乎在绝大多数情况当中和中国的界限愈发模糊，因而使得乡村不仅能够作为农村这一物理空间而存在，还承载着“中国道路”的文化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进一步强调，构筑基于自我历史、文化的乡村结构就是在探寻中国社会结构的合适路径，并直接促使重新发现近代乡村问题成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策略。的确，自晚清以来，我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变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现代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逆的事实，导致“近代乡村何以成为问题?”这一学术疑论被重新拾起，并激发了人们对于现代化的不同想象。然而，应当明确和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实践恰恰是在乡村衰败的基点上走着西方经典现代化路径，或可说，传统/现代的两分法及其生发出的农村被城市替代的发展逻辑事实性成为了中国社会百年来的主导路线”。同时，正如前文所言，近代乡村问题已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并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和演化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乡村问题的关注程度愈发高涨 23。基于此，我们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对近代乡村问题进行重新发现和展开想象是极为必要的，甚至可以成为社会人类学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路径的一个关键策略。第四，重访研究蕴含了深刻的历史比较和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按照老一辈社会学家梁漱溟等人的观点来看，以乡村破坏等内容为主要外在表征的近代乡村问题实际上贯穿于中国近百年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的始终，因而导致将近代乡村问题及其重访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蕴含了较为深刻的历史比较和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所谓“历史比较”就是指通过比较各种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来发现国家发展和社会演变的一般规律、模式的过程，通常这个过程依赖于想象或思辨，要求研究者能够从大量详细描述研究议题的作品当中发现共性，并设身处地地思考被研究者的环境、观点和感受，以便能够较好地解释他们的行动。因此，历史比较能够成为社会人类学开展重访研究和洞察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经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正如王先明所言，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因而受到工业化浪潮引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影响，在 20 世纪初和世纪末分别经历的两次重大转折也均是从农村开始的。因此，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一种所谓的社会巨变，很多富有时代价值的材料、信息、线索和现场感逐渐被湮没，导致许多对当代人而言是常识的问题有可能永远变成后人难以索解95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的历史之谜 24。总之，正如有学者所言，早期的人类学并不排斥历史，而且明确强调必须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去理解社会事物的发展过程，并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隔阂由于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理解而逐步地缩小，不仅具有相同的研究主题 “他者”，也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从而促使二者的结合也成为了可能。事实上，我们回溯中国早期社会学和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有关观点不难发现，上述内容和论断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能够成立的。比如，陈翰笙由于在留学时曾师从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韦斯特加德教授，因而非常重视历史学视角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并认为社会学只有充分把握历史的事实才能在开展研究的过程当中避免一系列可能存在的错误倾向。再比如，吴文藻曾提到，用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资料进行重新解读是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目标的首要步骤和关键策略。有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乡村社会及其变迁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而重访近代乡村问题则能够彰显中国近代史的演变轨迹和内在逻辑，并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人类学探寻中国历史变迁、理解中国社会实际的一个重要路径，因而“人类学家不能再忽视历史”25。(二)将近代乡村问题作为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将近代乡村问题及其重访研究作为方法实际上属于一种典型的经验研究范畴，因而往往会具备经验研究所常有的一些特征，并能够在“开创理论”“重整理论”“扭转理论”“廓清理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所谓“重整理论”就是指把注意力集中在目前为止被忽略了但却有着重要关系的事实上，正是这些被忽视的事情迫切要求扩展和改善原有的概念体系。再比如，所谓“扭转理论”主要是指由于经验研究中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运用大大扩展了研究者探索现实、建立理论和经验理论的能力，尤其是产生出以前人们无法得到或无法利用的新资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新的理论关注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对近代乡村问题展开重访研究既有助于对中国早期乡村人类学等宝贵思想遗产进行梳理，也有助于推动乡村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从而为建构具有中国化、本土化特色的乡村人类学理论体系奠定重要基础。要知道，“随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生态和问题意识的转移，社会学史的工作也面临着一些充分挑战和意涵深刻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是这个研究领域在未来值得深入挖掘的增长点”，因此，需要以经验研究项目为对象展开更为细致和深刻的讨论。换言之，重访近代乡村问题实际上已然就成为了我们重新推动中国社会人类学实现理论创新的一个关键策略和重要方法 26。另一方面，对近代乡村问题展开重访具有高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具体如下:第一，有助于推动旨在关注乡村问题的中国乡村人类学和农村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进程。当前，我国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从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当中汲取养分是实现本土化目标的一个关键路径，因而有学者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就不能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可见，基于中国早期社会人类学视角对近代乡村问题展开重访研究，既能够为当下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提供具有传统特色和深厚底蕴的方案，也能够在追溯和回顾的过程当中促使我国乡村人类学在本土化方面实现较大突破。第二，有助于理解中国早期乡村人类学和农村社会学的发展逻辑与近代乡土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正如赵旭东等人所言，乡村实际上是一个汇聚了各种思想力量的实验场，在那里，众多的作为外来者的乡村建设实践者、改革家被那一种先入为主的发展理念所深刻影响和束缚，从而导致追踪调查和再研究的实践过程实际上是充满了一系列奇幻的学术魅力，并给人们研究乡土中国提供了较宽广的视野。可见，中国老一辈社会人类学家围绕近代乡村问题等众多主题留下的思考和心得，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学科发展、社会转型而言具有重要价值 27。第三，有助于提炼“中国经验”和促进乡村振兴、农村治理等进程的发展。正如王先明所言，“当我们将问题呈现的镜头摇向历史时，我们顿然惊叹于 历史惊人地相似”，事实上，尽管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核心主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究其根源则可以发现似乎潜藏着较为一致的深层次致因。同时，前文也提到，“19、20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发生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产生了一个卓然的学者群落。这批民国学人不管是秉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守望知06第 2 期作为方法的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何谓与何为识度人、学术纯粹的天空，他们都以自己的思想、人格、学识、修养，为那个时代建立起了各个学科的新型学术范式民国学人作为一个整体，像山一样绕不过去。事实上，他们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原点所在”。可见，尽管民国时期诸如乡村建设运动等历史和老一辈社会学家已经湮没，但是该时期的社会实践逻辑、治理策略以及众多学者的深邃思想对于当下的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而言仍具有宝贵的参考借鉴价值，因而需要在重访近代乡村问题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提炼“中国经验”，从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等进程的发展。三、反思和超越: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如何成为方法(一)反思性继承:建构具有高度社会自觉的重访研究方法反思性是社会人类学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学科自觉的一个重要表征，因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明确提出了“反思社会学”概念，并要求在考察和诊断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关注方式”，从而完成自我反思的目标和避免“理论无意识”“想象力枯竭”等情况的出现。事实上，这一策略对于近代乡村问题研究也普遍适用，即需要采取一种反思性继承的方式围绕近代乡村问题建构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自觉的重访研究方法。比如，有学者明确提出，不能仅拘泥于“过去”和“现在”重复论证的过程当中，还应当结合“再研究”的学术反思方法将重访研究的总体目标和策略界定为“反思性继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换言之，不仅需要明确清楚前人研究的成就和局限性，也需要尽可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和拓展，并对学术的积累提供知识增添。同时，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有关社会调查方法的“自白”当中提出，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形成最为深刻思考和反省的核心策略。可见，反思性继承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社会自觉的重访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方法创新而言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因此，仍需要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拓展社会人类学的历史想象力与解释力，展开具有高度社会自觉和跨越历史长河的学术史研究，从而有效理解“中国社会”和“乡土中国”。(二)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形塑有较强解释力的重访研究范式无论是乡村人类学，还是农村社会学，他们的核心主题就是农村和乡村，这实际上也使得理解乡土中国的基本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势成为中国早期乡村社会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学科使命，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 费孝通先生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明确指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已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并促使重访近代乡村问题成为探寻中国社会根基的关键路径和核心线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和晏阳初“愚、穷、弱、私”等重要论断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学者在开展有关乡村等方面的研究时基本上是被一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所笼罩，不可避免地将乡村笼统界定为“有问题的乡村”，并在此基础之上尝试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对于中国乡村研究而言，“理解中国”比“问题中国”更为紧要，必须把乡村放在更宽广的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背景当中来加以理解，并尝试在和中国实践的结合与互动当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以便更好地、具有整体视角和“现场感”地来理解中国。因此，必须明确意识到的是，在重访近代乡村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有厚度的描述而是有厚度的理解，因而必须在重访研究过程当中采取多维度措施，从而形塑出一个有厚度和较强解释力的范式。(三)超越时空和田野:努力拓展重访研究方法的范畴与边界一方面，时间和空间是社会人类学开展重访研究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所言，地点感和时间序列是有效把握社会人类学研究当中的“历史现场”的关键要素，因而尝试跨出边界，超越地方层次，参考更大范围材料，将国家政策与地方命运并接，从而确保研究者“发现”的丛结“建构”的理论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检验。可见，田野调查和重访研究的首要步骤就是基于时间、空间等要素展开对话，在此基础之上深化自我见解，从而实现和学术先行者进行时空对话的目的，并获得更为全面、系统的田野资料，尤其是历史性资料。同时，必须坚持反思性继承的方法论，尝试摆脱前人思想、观点和见解的束缚，对重访研究过程16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中所处的时间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而超越原有的时空边界。另一方面，改变研究者原有对田野的认识和拓展田野的范畴与广度是确保重访研究能超越时空边界的前提。事实上，“田野”一词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因而要求社会人类学把“自然环境”当作田野调查对象进行直接性的参与观察，即异邦他乡或故乡等实地已成为中国早期社会人类学从事田野调查的核心场域。不过正如日本学者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所言，“历史不过是另一个远离我们的空间，一个时间上的 异国他乡”，因而它应当成为重访研究的重要对象。换言之，在未来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重访研究过程当中，不能局限于实实在在的田野点，而应将历史文献和档案视作是一种能够被观察的广义范畴的田野，进一步拓展田野的范畴和创新相应的研究方法，以实现所谓的“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四)迈向总体社会研究:在重审民族志中积极探寻“社会底蕴”民族志既是社会人类学在开展田野调查过程当中普遍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从事重访研究和迈向总体社会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前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建立在充分调研基础之上、具有微观洞察和深入描写功能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田野地点，还应当把档案、民间文献、信件、网络日志等纳入重访研究的范畴，重新审视民族志研究的内涵和尝试探寻相应的“社会底蕴”，从而确保中国社会人类学能够重返总体社会研究。一方面，应当采取“留心古旧”的方式来重审民族志研究。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在重访的过程当中不能够仅停留在对一些古老事物的收集和占有，还需要用心去解读这些所谓的“古旧之物”，并注重收集和尊重当地人自己的文化与解释。另一方面，应当在田野调查和重访研究的过程当中探寻“社会底蕴”29。事实上，“社会底蕴”是指在历史变迁过程当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相对稳定的“恒常”，它既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也表现为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和风俗习惯，或者是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因此，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在重访近代乡村问题的过程中要注重明确何种因素构成了形塑近代乡村问题的“社会底蕴”，并及时对相应的内容予以必要分析。可见，探寻“社会底蕴”既是社会人类学经由历史来反思当下问题的一种方法，也是在重审民族志的过程中实现重访研究目标的关键路径 30。(五)发挥想象力:在细节把握中强化对历史理解的穿透力历史学和文学、科学等专业一样都需要想象力，而且想象力的一部分真实性来自历史，还有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当下的感受，因而有学者明确强调，如果我们对当下的语境能够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真实的情怀，那么对历史的理解就具有更强的穿透力。事实上，“乡村历史悠久绵长，处处闪动着让人思考的力量”，可以作为一种批判和思想的力量而得以存在，需要超越传统学科对仅作为空间的村庄的刻板化经典阐述，以米尔斯所强调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品质来思考“村庄(乡村)作为方法”的理论逻辑、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 31 32。同时，众所周知，“魔鬼在细节之中”，因而在开展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具备一种宏观的视野，还需要及时运用相对中观和微观的视野。因此，我们必须坦然承认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就是，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向，犹如观察一个生命体，从外观看大局固然是必须，但是对内部机体的认识、细胞的分析，也不可或缺。甚至经常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正常的机体，但通过对血液的解析、显微镜对细胞的观察，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 33。总之，上述内容启发我们，必须建构一个“不浪费的人类学”，即在重访、再研究的过程当中深入掌握一些细节，不浪费必要的素材，从而确保我们在开展回溯近代乡村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更为全面、细致，并在蛛丝马迹中捕捉到有助于回应“近代乡村何以成为问题?”这一悬而未决的学术疑论的重要策略和关键素材。四、结论与展望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当今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研究均忽视了历史的文化行囊，而中国研究如果没有历史的视野，多会是跛脚的研究”。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绝非简单的制度安排和体制改革就能顺利解决的，理解和探讨其中的历史和文化之深刻蕴涵，或许是当今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种“问题意识”。同时，正如弗里德曼和赵旭东等人所言，重新拾起“乡村是否是有问题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一种尝试借助历史性眼光在时空脉络当中不带偏见、26第 2 期作为方法的近代乡村问题及重访研究:何谓与何为不怀判断地去理解乡村，从而实现理解中国和认识世界等目的的一个重要路径，潜藏其后的实际上就是历史所具有的强大的吸引力，并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关注中国研究的人会对史学和社会学中所暗藏的问题保持敏锐的态度”。可见，“留心古旧”、弘扬历史关怀是当今社会人类学回溯学术传统和思想遗产、认识乡村社会和理解生活世界的一个桥梁、纽带。而其中，把近代乡村问题及其重访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最能够体现社会人类学历史关怀的核心策略。有基于此，本研究基于中国早期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明确提出，近代乡村问题是社会人类学认识世界和理解中国的一个恰当的研究单位，但也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疑论，导致“近代乡村何以成为问题?”的百年论辩贯穿于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始终 34。因而为有效回顾和追溯既有中国乡村研究，必须在将近代乡村问题及其重访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基础之上，既对中国早期社会人类学家所开展的田野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进行重访研究，也对中国早期乡村人类学、近代乡村问题研究脉络加以回溯和再研究，从而拓展社会人类学重访研究方法的边界，确保中国社会人类学能够重返总体社会研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实现“回头看”的目标。同时，本研究明确提出将近代乡村问题及其重访研究作为方法具有四大可行性:第一，关注乡村现实际遇是中国早期社会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面向;第二，近代乡村问题和乡村危机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延续性特征;第三，重新发现近代乡村问题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策略;第四，重访研究蕴含了深刻的历史比较和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值得注意的是，“理解和探讨其中的历史和文化之间深刻蕴涵，或许是当今研究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因此，由于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本研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尝试从历史、文化等维度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内容:第一，派克、布朗等西方社会人类学家来华授课和早期西方传教士参与中国乡村社会调查，对于我国近代乡村问题研究范式的形塑和中国早期农村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的发展起到了何种作用?第二，包括费孝通等在内的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和近代留学生群体是如何将近代乡村问题作为一种方法的?又形塑出了何种独特的思维逻辑和研究范式?第三，为了有效回应和解答“近代乡村何以成为问题?”这一悬而未决的学术疑论，最需要把握的核心线索是贫困问题还是其他表征?第四，为了进一步拓展重访法的边界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回头看”等目标，需要采取何种分析视角和建构何种基本的分析框架?致谢:本文系笔者博士学位论文遭遇乡村问题: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研究方法章节的延伸内容，感谢博士导师叶敬忠教授以及答辩委员会专家王晓毅、陆益龙、潘璐、付伟、傅春晖等老师的指导。特此致谢!参考文献:1 拉德克里夫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M 夏建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 刘雪婷 拉德克利夫 布朗在中国:1935 1936 J 社会学研究，2007(1):161 174，2453 孙平 从派克到费孝通 谈费孝通忆派克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贡献 J 开放时代，2005(4):32 414 赵旭东 从追溯和回顾中理解中国乡村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1):80 855 萧子扬，马恩泽，石震 乡村振兴背景下“清河实验”社会治理思想再研究(1928 1937)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0 80，1096 闻翔 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7 彭兆荣 田野中的“历史现场”历史人类学的几个要件分析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83 888 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 M 孙军悦，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19 王先明 乡路漫漫:20 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上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0 萧子扬 迈向 2035 的乡村建设行动:何谓、为何与何为?基于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视角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1 9 11 张文潇，赵旭东，罗士洞 中国乡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5 105 12 张中奎，杨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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