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三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_张永情.pdf

摘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劳动观是我国劳动文化得以延续的基石。儒家的“重义轻劳”、墨家的“重农重劳”和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劳动态度的三个基本维度。儒家提倡道德至上；墨家重视劳动，主张劳动人本论和劳动精神论；中国佛教提倡的“农禅并重”，主张劳动与修行二者统一。挖掘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优秀思想内涵，能够为坚定农民主体地位提供文化支撑，为推动劳动教育提供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关键词：儒家；墨家；中国佛教；传统劳动观；当代价值中图分类号：G40-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534（2023）01-0100-06基金项目：2021年度安徽高校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劳模精神培育路径研究”(YJS20210457)。作者简介：张永情（1997-），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中国传统劳动观经过历史的积淀，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经验，对后世影响深远。虽然学术界已对中国传统劳动观有一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思想流派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作用领域，但尚缺少对中国传统劳动观特点的深入比较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儒、墨、佛三家为研究对象，阐明“重义轻劳”“重农重劳”“农禅并重”不仅是这三家对劳动的基本态度，而且也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劳动观的三个基本维度，并探讨其当代价值。一、重义轻劳：儒家的劳动观儒家学派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颇受争议的“重义轻劳”态度，主要体现在“义利观”视阈下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分工论上。（一）劳动价值论：“义利观”凸显仁义至上原则“义利观”是儒家进行劳动生产与劳动管理的理论基石。儒家在“义利观”上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义”和“利”原指儒家道德哲学范畴，其中“义”意为“宜”，指人们行为公正合宜、符合礼法，内含儒家的“仁”学意蕴；而“利”意为“利益”，可细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义利观”中常被概括为功利，带有贬义色彩。“重义轻利”蕴含着儒家重道德而轻劳动的思想倾向。儒家“义利观”所蕴含的劳动价值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儒家主张仁义至上的劳动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追求“利”的重要性。一方面，儒家“义利观”强调在遵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开发和利用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宣扬仁义至上的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为了挽救自己所处的动荡不安的时局，孔子更注重于儒学的传播与讲授。“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从他与弟子樊迟的交流中可感知，孔子不支持弟子学农，而将仁义作为修身所追求的道德高度，认为君子应尽善尽美、襟怀坦荡，不应有耕种之忙。他认为统治者仅需坚守以“仁义”治国，以“足食”治民，天下即可安定，无需亲自学种庄稼。这种劳动价值论显然脱离社会生产客观事实且夸大道德的政治作用。其二，儒家强调统治者掌握物质财富的分配权，存在着轻视劳动价值的倾向。“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得思义”（论语子张）“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尽管儒家坚守“仁义至上”，但对“利”并非绝对摒弃，只是将焦点集中在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上。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2这里的“均”并非绝对平均分配，而是在“义利观”的指导下，按照“义”的合理、适宜原则进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三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张永情（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第26卷第1期2023年2月宿 州 教 育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Suzhou Education InstituteVol.26，No.1Feb.2023100DOI:10.13985/ki.34-1227/c.2023.01.016行所谓的合理分配，这正是“义利观”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的分配观是由统治阶级按照等级地位对全社会的物质财富进行平均分配，以此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分配观低估了劳动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价值，忽视了人民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平等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 宪问）因富贵而不会骄奢淫逸者大有人在，而百姓的民生福祉来自统治阶层的救助与关爱，以使贫者无怨。孔子秉持的“仁政”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国策，认为“仁政”下的合理分配制度是改善民生的根本方式，将“仁义”作为一把衡量劳动者幸福与否的尺子，否定了人民的幸福来源于自身的劳动创造。（二）劳动分工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劳动分工与生产关系时，认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同时也包含着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并强调分工是促进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3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而将社会上从事不同劳动的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两大类。其劳动分工论体现出的“重义轻农”态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孔子在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时，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民归类为“小人”，这是轻农的重要表现之一。孔子从德行角度出发，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4,即君子做官拿俸禄去治理天下、造福百姓，而耕作农活等体力劳动是百姓的任务，强调人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虽然他的教育思想强调“仁爱”，主张人人都应学会推己及人，拥有仁爱之心，但他并未开设农业生产类专业课程，只是将教学重点和宗旨放在培养为政的管理人才上，遂从社会层面对劳动加以“智力”与“体力”的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从事智力劳动应该“治人”，“小人”则从事体力劳动应该“治于人”。其二，孟子和荀子较孔子的劳动分工思想有所发展。孟子强调劳动者分为“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 滕文公上）这句话在当时社会常遭异议，认为孟子将农民定义为“野人”带有歧视劳动者的意味。荀子肯定孟子的分工主张，认为“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国），即将劳动者分为德高望重的君子和以体力劳动为生的“小人”，而君子能够组织“小人”从事生产劳动以创造社会财富，从而发展、深化了孟子的劳动分工思想。尽管文明的进步必然以分工为前提，但“劳力”和“劳心”是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都为社会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在实际上否定了体力劳动者的重要地位。以体力和脑力分工为前提的儒家劳动观不仅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随着新时代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程度的加深，社会需要品德优秀的管理者，也需要能从事职业活动的基层劳动者，二者均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重农重劳：墨家的劳动观于战国初期建立的墨家学派，对后世的农耕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孔子自春秋末年创立儒学，而后经汉代及后世发扬光大，成为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说明墨家学派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墨家学派重视劳动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劳动人本论与劳动精神论两个方面。（一）劳动人本论：“兼爱非攻”学说保护劳动权墨家主张用“兼爱”的思想治理社会，以保护劳动者的人权。“兼爱”是墨家的主要思想观点，有平等和博爱之意，蕴含着和平与智慧，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墨家与儒家一样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但在“义利之辨”中，两家“重义轻利”的观点不同。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 兼爱中）为原则，凸出“义利”并重的主张，强调“天下大利”与“个人之利”的辩证统一关系，两者糅合到一起才会实现国富民安，而互利关系中的“个人之利”必须要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5墨子注重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通过劳动获取生产资料。“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631粮食是国家和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国家大力发展生产以抵御自然灾害，在创造财富的基础上强本节用。这是墨子劳动人本论的直接体现。墨子以“非攻”的思想守护劳动者的生命权，关心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非攻”的核心在于墨子同情小生产者，深刻揭示国家的兴衰存亡在于政治昌明而非战争，极力反对掠夺战事的发生。“入其国家101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口，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6186在墨子看来，攻战只能使少部分人获利，百姓在战乱中被屠戮，国不得安宁，民难以聊生，生产活动难以为继。因此，他控诉战争之残暴，强烈呼吁统治者守卫百姓的劳动权利和生存权利。墨家的人本思想，从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出发保护了人民的劳动权益。（二）劳动精神论：为工匠精神提供重要思想源泉劳动精神论是墨家劳动思想的伟大成果，其思想内涵对后世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形成影响深远。“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7墨子自认出身平凡，是一个从事手工业劳动的相对自由的读书人，这样的身份地位促使墨子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修身养性方式。与孔子不同，他穷身苦志、注重实践，强调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是由于人类能够从事劳作、懂得生产。如果不重视生产劳动实践，将出现民之“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 七患）由此，毛泽东同志赞美墨子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8墨家劳动精神论是工匠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助力新时代的劳动者把握工匠精神的实质。墨子鼓励弟子深入农业劳动，并教导其具体操作方式：“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9以此教育弟子天底下行事的人，无论是巧匠还是普通工匠都不能没有法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否则，在实践中无法逐步提升自身的创造能力。墨子以勤奋的态度、精湛的技艺为基础，以实践创新精神为根本动力，以勤俭节约为基本要求，以爱护他人为内在准则，奠定了墨家劳动精神的基本架构，成为工匠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10墨家劳动精神论提倡劳动个体发挥独立创新的工匠精神，维护天下互利的兼爱原则，无不展现着墨家劳动观的奥妙。时代不断更迭，墨家这一劳动精神论仍然能够在新时代条件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为弘扬工匠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劳动风尚和敬业精神，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三、农禅并重：中国佛教的劳动观儒、墨两家的思想根植于中国大地，而佛教自两汉之际方才传入中国，此后以自身独特的传统影响着中国的人文与农业文明。在与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打磨与融合的过程中，佛教逐步实现了中国化。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农禅并重”制度，不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是中国传统劳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农禅并重”制度主张劳动修行并重“农禅并重”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有着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其吸收、融合众多优秀的思想流派和文化形式。从印度传入的佛学思想能够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与其中国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农禅并重”制度有着根本关联。东汉末年以后，中国长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佛学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南北差异的特点。南方佛教主要以清淡饮食为主且更重义理，而北方佛教则以打坐修行为主，更注重信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才“破斥南北、禅义均弘”，随之渐趋统一。11由于风土人情、地理文化等方面的阻塞力度减弱，中国佛教关于生产劳动的思想有了积极变化，在注重修行的同时也安排起农业劳作。起初，按照印度佛教的经济观点，僧尼维持生食的唯一方式是依靠檀越们的施舍。12早期也有朝廷和官府为其在闹市建造寺庙，但初入中国时并未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以接受布施为生逐渐变得艰难。可见在佛教本土化的初始时期，有不得不靠农耕维持生计的情况。禅宗自东山法门开始，僧尼们就以山地村落为主要活动区域集聚而居，“农禅并重”的雏形由此显现。后经弘忍大师继承发展为佛教的“山林化”，即僧人不仅自主修葺以从事修行和佛事活动的禅居，还会在后院开垦农地以保自养。如此，修禅的同时不耽误农耕，以布施和耕种获得的物资作为寺庙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随后，山林隐逸、农耕并重慢慢成为一种新型实践模式。13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制度的完善，这种“农禅并重”理念逐渐发展、固化为“农禅并重”制度，并不断更新优化。（二）“农禅并重”制度宣扬劳动幸福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佛教界普遍开始改革。在寺院的房产、地产等物质财产收归国有的情况下，佛教界为保自养，巨赞法师提出了佛教寺院“生产化”。在这个新思想的带动下，汉传佛教寺院开启了生产劳动之路，主要涉及农、工、学、商等领域。中国佛教在不忘修行、续佛慧命的基础上直接投身社会实践，使“农禅并重”制度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一生102产劳动不仅能够满足僧尼的生活与修行，还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一定贡献。在中国佛教的劳动思想中，呼吁人类激发自身劳动潜能，投身于幸福人生的创造之中。佛教宣扬的幸福观虽然和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有本质的不同，但是认为人生的幸福需要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是有借鉴意义的。一方面，佛教认为经济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还意味着在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范围内获取的最大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经济关系到众生的衣食住行，所以经济还延伸到节约、勤俭等含义。基于此，中国佛教强调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积聚财富。这不但反映出佛教主张的劳动有益于个人福报的累积，而且也是劳动创造幸福思想的一种导向。至今，中国佛教仍注重点拨教徒坚守勤劳善良本性，逐步实现营生聚财、“功德圆满”的人生目的。四、中国传统劳动观的时代价值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蕴含着丰富的劳动理论，对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凝结了中国人民的劳动智慧，是推动中华文明绵延不断、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为习近平劳动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既是坚定农民主体地位的文化支撑，又是推动新时代劳动教育实践的思想支持。（一）为习近平劳动观提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是习近平劳动观的文化根基和精神血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大重要场合，就新时代条件下劳动工作该如何开展作出重要批示，并深刻阐释其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劳动观。习近平劳动观是对中国传统劳动观和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对于儒家劳者动观要辩证分析，其重视道德修养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我们树立新劳动观可以提供一定借鉴。同时受儒家劳动分工论的启发，力创更公正的分配和调节机制，严防贫富两极分化，以期实现共同富裕，力促社会和谐。墨家重农重劳思想，注重生产实践，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劳动观赓续墨家劳动精神血脉，强调对工匠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并主张劳动和知识的有机结合，对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实践有指导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农禅并重”制度，认为劳动是生存的方式，是获得幸福的行为方法，这对新时代劳动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启示。习近平劳动观传承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对新时代劳动者形成正确的劳动观有指导意义。一方面，贯彻习近平劳动观有利于当代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14这个论断高度肯定了劳动的价值取向，也有着深远的传统文化来源。习近平劳动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传承其中的宝贵基因，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贯彻这一劳动观有利于当代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形成高尚的劳动精神、增强奉献家国的劳动情怀以及塑造辛勤诚实的劳动品格，也有利于激发劳动者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形成高度的文化认同、坚定的文化自信，又赋予传统劳动观独特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习近平劳动观有利于激励劳动者勇于参与劳动，埋头苦干，践行正确的劳动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且进一步指出“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14，并在不同场合鼓励青年要有远大的理想信念、坚强的意志参与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圆民族复兴梦中激流勇进，发光发热，成就美好的人生，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不懈奋斗、勤劳致富的社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一勤天下无难事”（钱德苍解人顾勤懒歌），以此引导“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14。虽然在经济大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裕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圆民族复兴梦仍需要踏实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二）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提供文化支撑尽管朝代的更替对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传承造成一定的障碍，但在中国以农立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儒家、墨家、中国佛教皆以农为本。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中，渐渐形成了各自的劳动学说，饱含大量的劳动智慧和农耕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提供文化支撑，助力其切实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从而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传承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有助于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103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孔子而言，他更向往于让信奉儒教的人对自我有某种意义上的执着，成为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君子，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处世准则。农民是实现农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主体，从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中充分吸收养分，以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与全局意识，确保成为农村、农业正确发展方向的掌舵人。由荀子对“天时”的敬畏可以感知万事万物均有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这教导农民在适宜的地域、气候等条件下开展劳作，遵循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否则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重视农业劳动的墨子，倡导民众在符合农时的前提下进行劳作，“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墨子七患），更是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技巧与工匠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国人民的内心。墨子的重农思想与现代农业结合，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式，有助于增强农民对实践能力的重视。当前，我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的劳动者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墨子推崇“尚贤”，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国家在农村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教育，注重提高农民对乡村建设的参与度与积极性。同时，鼓励本地大学生学成归来反哺家乡，一定程度上受到“农禅并重”的启发，开发“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用所学知识带动农民生产实践，并以生产实践促成知识内化。尤其是农学类专业的莘莘学子，可结合家乡建设遇到的瓶颈，助力探索问题解决、危机防化的突破口，为乡村的全面发展注入新鲜活力。（三）为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提供实践经验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不仅是思想学说，而且重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劳动的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劳动教育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首先，中国传统劳动观向来重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强调劳动者的自我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国的人权发展史时曾指出：“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孟子的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墨子的兼相爱,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15呵护劳动者的尊严、生命、价值，重视其主体地位，是几千年传统文化一笔靓丽的色彩。其次，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秉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为新时代劳动教育赋予新能量。2022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并发布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变革育人方式，加强课程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的结合，方案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课程中设置劳动课，编制劳动课程标准，这意味着劳动课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正式作为中小学的一门实践课程。新时代劳动教育从中国优秀传统劳动观中吸取经验和灵感，并以主角的身份登上教育大舞台，发挥它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最后，中国传统劳动观中的劳动教育方式得到了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从樊迟问稼的故事中反思，弟子在主动请教孔子如何种植时，孔子没有相应的农耕知识为之传授。这类似于新时代劳动教育理论和专职劳动教师的缺乏，反映出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尚未达到常态化、专业化。新时代的劳动教育需以儒家为鉴，反思劳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弱点，并依靠墨学的强大生命根基提高实践育人实效，借鉴中国佛教劳动与修行、学习并重的传统，以建立完善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体制，着重培养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其劳动能力的提升与专业知识的储备。由此可见，新时代劳动教育结合中国传统劳动观中的优秀思想，对破解劳动教育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夯实年轻一代的身心素养，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结语综上，虽然中国传统劳动观中蕴含的关于劳动的思想学说、价值理念、精神追求等，与新时代劳动观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但只有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和社会实践需要进行批判继承，不断延展、拓宽、完善其时代价值，才能推动其从传统向新时代的时空场域转换和话语模式转变，增强其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和影响力。104参考文献：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135.2何秀丽.论语之儒家思想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312.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4赵法生.论语读本（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57.5杨峻岭,刘思源.先秦墨家劳动价值观及其当代价值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3):52-58.6江澜.墨子启示录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9:31-186.7王学典.墨子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29.8郑林华.中共早起领导人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J.党史博览，2018（1）：4-9.9王燕华.诸子百家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128.10肖萍,侯斌斌.墨子思想对企业发展的启示J.人民论坛,2017(24):98-99.11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21.12陈坚.“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9-77.13曾嘉.玄佛合流思潮下的中国佛教山林传统J.中国宗教,2021(9):70-71.14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3-4-29（02）.15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J.求是，2022.12.The Triple Dimen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abor View and itsContemporary ValueZHANG Yongqing(School of Marxism,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Abstract: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abor concept is the cornerstone of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labor culture.Confucianisms valuing justice over labor,Mohisms valuingagriculture over labor and Chinese Buddhisms valuing agriculture and Zen are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attitude toward labor.Confucianism advocates moral supremacy and hasa tendency to despise productive labor.Mohism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labor and advocates the theoryof workers and labor spirit.Chinese Buddhism advocates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andZen,advocating the unification of labor and cultivation.Excavating the excellent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Chinese traditional labor view can provide cultural support for strengthening the peasants dominant posi-tion,and provid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labor education.Key words:Confucianism;Mohism;Chinese Buddhism;traditional view of labor;contemporary value责任编辑：郑冰倩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