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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
一、当代文学的分期
以 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为标志，形成不同阶段的文学特点

第一阶段：1949 年—1966 年
史称“十七年文学”。延续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方针和政策。 实用理性和狂热的政治激情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普遍应用。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狂热性。五四传统依旧存在，形成潜在的对抗。

第二阶段：1966 年—1976 年
史称“文革文学”。虽然和十七年文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在性质上有明显的区别。“阴谋文化”的渗透，对十七年文学的彻底否定使文革文学呈现出“文化专制”“极端政治化”的特征。

第三阶段：1976 年—1989 年
史称“新时期文学”。特征：思想解放，恢复了五四文学传统。伤痕→反思→改革→先锋派→寻根→新写实→市井小说。人性、人道主题。知青文学、朦胧诗等。个人文学话语的初步确立。

第四阶段：90 年代至今。
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宏大叙事向个人化叙事的转变。主旋律、消费型、纯文学三分天下。

二、当代文学总方向的变化
1942 年 5 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这就是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等问题，中心内容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
在 40 多年的时间里，当代文学的总方向在提法上发生过一些变化。1949年7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要求，1962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方式，明确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正确口号。此后不久，林彪、江青等却把它诬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而诛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补救“文艺为政治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第四次文代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在 1980年1 月 26 日的社论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这个新的提法标志着党对文艺方针的重大调整，更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更符合文艺规律。

三、“十七年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
第一类：延安文艺时期成长起来的体制作家。如郭小川、贺敬之、杨朔等，成为新时代的歌唱者，其中包括以讲话为创作指令的作家，形成左翼阵营。
第二类：左翼阵营中的民主人士。多在国统区，具有自己的文学观、世界观。觉得自己必然是革命文化阵营的中坚力量，不曾设想自己也是革命对象，如胡风。
第三类：游离在政治斗争之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的理想追求带有和政治环境不和谐的因素，文艺观带有民主、自由、独立以及人性化的倾向，如老舍、陈翔鹤。
第四类：在历史上曾和左翼阵营发生过冲突，或者不同程度上存在隔阂的作家。这些作家在政治上带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倾向，与新政权曾经是被否定批判的关系。在新政权的文化环境下，他们处于边缘的、被遗忘的状态。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使其在主流之外，潜在地书写自己的心声，如沈从文、无名氏。
第五类：五四以及二三十年代以后影响文坛的作家与左翼阵营中有影响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声望是在三十年代以后或者五四以后确立的，但总体上艺术创作的质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在整个十七年乃至文革阶段，他们或者偃旗息鼓或者从事理论批评，或者作品质量随文化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特征，如郭沫若、巴金、曹禺、赵树理、叶圣陶、冯至、臧克家、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田间、何其芳。这种现象常常被称呼为曹禺现象、何其芳现象、赵树理现象。

四、研究方法
（一）树立怀疑精神与实证的态度
（二）历史的观念和开放的目光
史识:研究主体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认识、理解、判断、评价的能力和见解。
史德: 求得历史的真实。
史才: 指史家的能力(主要是驾驭文献的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运用能力)之外，也包括文字表达的能力。

1949～1976 文学思潮
第一节 50 年代、60 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途径,提出国内的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揭开序幕。
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由此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这是从一场文艺论争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20 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对《红楼梦》及其作者、小说的艺术成就做出了独到的研究。1954年俞平伯又发表《红楼梦简论》。“新红学派”的研究方法，有繁琐考证的偏颇。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月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期间引发了接踵而至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954 年 7 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 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955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 1955 年 5月 13 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5 月 18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 人。 6 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 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 92 人被捕，62 人被隔离审查，73 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 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1985年 6 月 8 日病逝于北京。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6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但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 1964 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8 年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所有的艺术舞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也几乎停止。

五、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是人为的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引起的,1957 年 6 月 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全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展开批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随后整个文艺界展开了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严重破坏了艺术生产力,严重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
1958 年 6 月，著名作家丁玲戴上了“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两顶大帽子。“丁陈集团”是 1955 年的事，她受到残酷斗争，后来不了了之。谁料 1957年旧账新算，《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六、文艺政策的调整
1960 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也开始实行文艺政策的调整，甄别平反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等。这些举措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局部地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

七、“左”倾思潮的升级给文学事业造成的新损失
1962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刘志丹》、《红河激浪》、《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海瑞罢官》等作品和相关创作人员受到批判，引发了多起株连甚广的冤案。“左”倾思潮越演越烈火，严重摧残了文艺事业，直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学成就
一、概述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新文学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会议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通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十七年的小说创作，长、短篇均有可观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长篇小说尤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旗谱》、《红日》、《红岩》、《保卫延安》等。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日趋多样化，其中，茹志鹃、峻青、王愿坚、马烽、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更为突出。
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具有民歌味的爱情诗创作等方面。主要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等。
散文创作在本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戏剧创作也较繁荣。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等均有独特贡献。
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模式化”——三板斧
1、人物结构模式格雷马斯“语义方阵”：
X 英雄：革命的动力和发展方向
X 英雄与引路人的关系说明：英雄正是靠引路人才走向真正的胜利
2、文本结构主线：
（一）家族主线：长期农业社会使我国长期处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礼俗社会，家族中人物有天然的关系，更适合于故事展开
（二）人物主线：中国古典文学中已有悠久历史，如《西游记》、《水浒传》等；现代文学中有《阿 Q 正传》、《祝福》、《骆驼祥子》等。十七年小说《青春之歌》、《小城春秋》、《小兵张嘎》都是。
（三）事件主线：多见于革命战争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
3、史诗性追求：
（一）关注重大历史事件
（二）发掘历史本质
（三）潜心英雄叙事
（四）拓展叙述时空
负面效应：
（1）注重描写重大事件的重大性——题材单一
（2）强调阶级斗争的主导性——忽视社会和人性的多样和复杂
（3）着眼于英雄人物塑造——人物概念化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
一、“文化大革命”概述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此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艺事业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江青、康生等在 60 年代初期策划批判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与文艺观点，抓了所谓的“个别问题”。1966 年初形成并在同年4 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发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把一场文学灾难上升为政治灾难，成千上万人受到牵连。
“文革”期间，江青等在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的同时，还攫取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戏曲改革成果，封为“革命样板戏”。他们还以总结创作经验为名，提出了“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等理论。文艺界变成了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
二、“文革”期间的文学成果
除 8 个样板戏外，“文革”期间有两类文学值得关注：第一类是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第二类是主要通过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的地下文学，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 杨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 年。
三、“文革”小说的叙事类型
根据事序结构与叙述结构的不同对应组合关系，“文革小说”可以分为四个基本叙事类型，每种叙事类型均隐含着不同的意义模式：
1、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少数坏人迫害好人
2、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坏事最终变成好事
3、先锋派小说对“文革”的荒诞叙述：很多好人合做坏事
4、“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我也许错了，但决不忏悔

“地下小说”：创作而未公开发表，仅以手抄本等形式秘密流传的小说作品。
代表作品：靳凡《公开的情书》 赵振开《波动》 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
张扬《第二次握手》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
第一节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概述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一、历史题材小说
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短篇有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等，也取材于解放战争。其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杨沫《青春之歌》、梁斌《红旗谱》，孙犁《山地回忆》、王愿坚《党费》、《七根火柴》。此外还有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作品，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等。古代题材方面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
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艺术特征：
1.英雄的“谱系化”
2.叙事的“史诗化”：（1）内容上，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
（2）结构上，选择较大历史跨度
二、现实题材小说
1.反映农村生活最多。从土改到农业全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
代表作家作品有：赵树理《锻炼锻炼》、《三里湾》，李准《不能走那条路》，
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阴暗面。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3.表现人情、人性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等。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的不足，主要在于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所以，总体成就不是很高。
三、举例：《林海雪原》分析
“革命通俗小说”盛行于 1950 年代中期前后，主要有《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年）、《林海雪原》（曲波，1957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 年）、《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 年）、《烈火金刚》（刘流，1958年）等。
用传统手法表现“革命”主题，语言通俗，情节惊险曲折，故事性强。新文学运动中受批判的传统通俗小说，在新时代纷纷穿上“革命”的外衣登场。《林海雪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一）“英雄”的“传奇”
1.背景：
在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报恩与复仇是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在中国这样的血缘宗法制社会里，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和戏曲的不断传播，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争斗，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其提供道义支持。
2.伦理意义上的复仇主题
《林海雪原》类似侠义公案小说，在忠奸、善恶、正邪等道德冲突上确立政治原则。作品一开始就将“剿匪”的政治任务与个人“复仇”的自身伦理要求并置起来，“剿匪”也是“复仇”。作为叙事起点，此后陆续出场的所有正面人物几乎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复仇成为他们最内在的要求，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和方向。
3.人物刻画的类型特征
“英雄传奇”的重心是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一类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一类是诸葛亮式的儒将。粗豪英雄敬奉儒将若神明。少剑波“个人英雄主义”得到渲染：智慧惊人、果断坚决、运筹帷幄和神机妙算；与“党的领导”、“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对立。
（二）英雄也有“儿女情”
1.背景：
明清之前中国小说中男性侠客的共同特征是无“情”无“性”。明朝末年掀起了一个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代表的写“情”文学的高潮：“莽汉”变“书生”，英雄成风流公子。
清代以后，产生了调和“英雄”“儿女”、统一“侠”“情”关系的“侠情小说”，如《好逑传》、《儿女英雄传》。自此，武侠与言情的合流成为通俗文学的方向。“刚柔并济”、“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双面英雄”成为新派武侠主角。
2.“书生”气质
《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儒将”的另一面是文人气的软弱与感伤，这体现在对姐姐无限深情的怀念中。此时，是“雌化”的男人。
3.英雄美人模式
少剑波与女护士白茹。年轻、纯洁、美丽的白茹，使剿匪行动多了浪漫而温柔的诗意。二者实际上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翻版。
（三）妖魔化的反面形象
《林海雪原》采用“神魔小说”的策略，把正邪对立转化为神与魔的对立。“剿匪”体现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却被转述为纯粹的道德冲突，成为“神化”的解放军战士与“妖魔化”的国民党土匪之间的“神魔”较量。有游戏的心态。
1.野兽化反面人物的肖像
许大马棒、座山雕、蝴蝶迷等。
2.以“万恶淫为首”的道德等级制兽化反面人物
蝴蝶迷的出身、淫荡的行为等。
3.反面形象极端化
死亡的描写也散发不同的道德气息。受《水浒传》影响。
（四）旧形式与新内容
旧的叙事形式削弱了新的内容的表达。“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就炸了。”（老舍）“旧形式在尽量地限制着、改造着和压杀着新的内容。”（冯雪峰） 《林海雪原》以传统通俗小说的“英雄”、“儿女”、“鬼神”等文学元素，造成了对严肃的革命的“嬉戏玩弄”。

第二节 柳青 梁斌 杨沫

一、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代表的“成长小说”，是对以情节为中心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取代。后者中的人物性格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事件与人物的遭遇。“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他们是抽象的理想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人物类型的共同特点。
《红旗谱》和《青春之歌》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开始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即“人在历史中成长”（巴赫金语）。
《红旗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小说完整地表现了十七年作家对于“史诗结构”的自觉艺术追求，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中国新时期“家族叙事”的先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家族叙事”传统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小说主题
描写“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旗谱》，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个人复仇到为阶级献身，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斗争历程。
（二）朱老忠的形象
《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朱老巩——旧式农民的自发反抗；朱老忠——成长中的农民群体：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大贵、运涛等——觉醒的农民。
在传统的家族纷争（朱、严两家与冯家）的框架内，正邪形成对立。朱老忠的“成长”依然源于子报父仇。个人复仇是他“成长”的动因。
1.回乡一年多，他力图以“一文一武”和寻找“靠山”来复仇。此时还未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
2.在贾湘农和运涛等的指引下，逐渐体味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抽象意义，完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启蒙。“反割头税斗争”。
3.在“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主题的转换过程中，朱老忠将具体可感的个人仇恨置换为高度抽象的“阶级仇恨”，其形象象征着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在“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上，“朱老忠一代”承先启后，由传统农民转换为现代农民。朱老忠的价值在于和传统农民英雄的区别。

二、杨沫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美丽纯洁的女学生林道静，此后就成为她成长道路上很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的艰难成长中，经过三次铭心刻骨的恋爱，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从而揭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才有真正的生存和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一）林道静的形象
毛泽东在 1939 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得到解放。
林道静是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
1.地主与佃农的女儿（双重身份）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和起点。背叛旧家庭、旧道德，孤身离家。
2.成长的第一阶段：与余永泽相爱
北大学生余永泽用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我价值实现等 19 世纪人道主义人生观念征服了林道静。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话语，唤醒了林道静身上的成长意识。
3.成长的第二阶段：被卢嘉川吸引
卢嘉川使林道静感到了政治上的无知。在全新的革命话语面前，余永泽身上所体现的“五四”文化精神的部分内容正在贬值和消失。林的态度，表示对“五
四”精神的反思和批判。
4.成长的第三阶段：江华使英雄成熟
5.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是北大学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产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北大为小说背景，具有象征性。三人分别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历史选择。
（二）言情小说：从情爱角度来解读
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人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性的欲求。 余永泽、卢嘉川二人，如同情敌。“小资”的余永泽显然不是后者的对手。卢嘉川具有传统小说中的“英雄”性质。
沉着、老练的江华故技重施。 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
（三）“政治”与“性”的结合
男性主人公以林道静为性对象，手法惊人地一致：从政治到性，“政治”是
手段，“性”是最终目的。 而同时，个体的林道静是整体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她经历了“成长”的三个阶段：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余永泽）、理论马克思主义（卢嘉川）和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江华）。 在中国现代史上，以上三种话语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冲突，斗争的结果是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江华得到了林道静。
《青春之歌》在《我们夫妇之间》后，再一次以知识分子为题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在当时的革命历史叙事中，知识分子几乎成了边缘人。《青春之歌》很好地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的“成长”道路，这是一条必须如此的“成长之路”。 后来的《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没有什么反响。
三、柳青的《创业史》
《创业史》（第一部）1960 年 5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后在多次重版中对初版本进行了修改。1978 年 6 月和 1979 年6月中青社出版了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
（一）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整体变化
1.新文学视野中的农民：
在落后、野蛮、封闭、沉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表现农民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如鲁迅笔下先觉者（启蒙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农民的精神心态被表现为病态。
2.解放区作家视野中的农民：
30—40 年代，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变为快乐、开放、进取 新农民。明朗、幸福的乡村景象在 50—70 年代的中国文学里进一步展开。如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正篇 1958、续篇 1960）、柳情的《创业史》（第一部）（1960）、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 1964，第二卷、第三卷1966）、《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第二部 1974）等。
（二）《创业史》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被定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并被表述为穷人的梦想和宗教，使一种政治理想变为道德理想。 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象征性地表达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运动，是 20
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事件。
1.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以“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私有制的回归，由此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爱戴和支持，幸福的翻身农民成为经典土改小说里的主人公。
2.合作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是不同于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几千年的私有制为对象的现代性革命。在此过程中，农民由土地改革中的主体变为革命对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改造，也是中国农民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3.《创业史》要通过 1953 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社会主义改造，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了处于“土地改革”与“农村集体化运动”之间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三）旧农民形象
1.资本主义发家致富道路的代表：
“三大能人”——阴险、贪婪、好色的富农姚士杰，狡猾、自私、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最势利眼”、老谋深算、骄横强悍的新中农郭振山。 道德败坏程度与财富的数量、政治成分的高低成正比。
2.梁三老汉：
是传统意义上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他勤劳、淳朴，有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希望通过在自己的土地辛勤劳动，过上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生活，充满对富裕的崇尚和敬慕。 是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富农和中农，而是要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土壤。
3.高增福
是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坚定支持者。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土
改情结”，仇富心理重。
（四）新农民形象：梁生宝
1.具有天然的新农民本质。
“无父”的孤儿，“养子”使梁三老汉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党是他新的父亲。无父→代父→寻父→认父，使农民英雄能彻底摆脱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社会主义是与生俱来的信仰。这成为文革文学中的模式之一。
2.对私有制有本能的仇恨。
3.体现时代精神的农民英雄。
继承了老一代农民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更有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诚信自律、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的时代品格。喻示着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具有了自己的时代本质。 如与徐改霞的感情，爱情服从于事业。 最后发展成为“高大泉”式的人物。
（五）《创业史》的理想
1961—1964 年，严家炎发表《关于梁生宝形象》等四篇论文，指出梁生宝的形象是概念化、理想化的，成功的形象是梁三老汉。
1.柳青想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形象。
2.生活原型：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有着与梁生宝相似的经历。但作者注入了新的理想内容，屏弃了原型的弱点。
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遥远的记忆，梁生宝作为注定失败的悲剧英雄变为历史。1988 年“重写文学史”活动中，梁生宝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梁三老汉被视为唯一真实的农民形象。《创业史》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4期）
六、艺术特性总结：
1. 以“史诗性结构”处理十七年小说中常见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创作方式上略显生硬，处理人物命运和爱情关系时往往简单直接，表现出较鲜明的“图解政治”的痕迹。
3. 对后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路遥、陈忠实等陕西作家）

四、赵树理《三里湾》
（一）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内容：太行山区一个小山村“三里湾”1952 年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故事。
主题：为合作化运动摇旗呐喊，褒扬走集体道路的建设爱好者。
特色：细腻呈现了一群生活 在乡土中国的土头土脑的小人物。如，忙发家致富、捎带做小买卖的村长范登高和他性格泼辣的女儿范灵芝；固执守旧，有着封建家长威严的富裕中农马多寿；有钻研精神的“小能人”王玉生；好学的王玉梅；落后妇女“常有理”、“能不够”……
特点：保留了“山药蛋”派特有的土气、人物生动、语言诙谐的特点
不足：作为一部乡土小说，尽管作者也表现了山西的一些地方特征，但作品缺乏地方自然背景的描写，减损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二）赵树理创作思想举例：
1.“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
2.自我总结：
重事轻人，为反映问题而写小说；
自己写的东西旧东西多而新东西少；
知道多少写多少，对于那些脑子里没有的东西只能省略了

五、周立波《山乡巨变》
(一)长篇《山乡巨变》在内容上是《暴风骤雨》的续篇，风格上则较《暴风骤雨》更加温婉细腻，更富有烟火气息。
内容：县团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进驻清溪乡推行中央政策。此前，农村中已经出现了问题：“互助组形同虚设，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力少的农民基本又回到了土改前的贫困状况，这一前提解释了农村展开合作化运动的迫切性。
特色：细节真实
盛右亭（亭面糊）——善良、胆怯、好吹牛、好面子、有私心 ；
陈先晋——瞧不起别人做活儿的庄家老把式，入社后去自家地里“恋”了一回土
王菊生（菊咬筋）——认死理，调动一家人与合作社进行劳动竞赛
（二）最具乡土小说特色的十七年长篇小说
1.《山乡巨变》以作者家乡湖南为背景，在创作语言上更加流畅自然，减少了《暴风骤雨》中使用东北方言的生涩。
2.最具风俗画、风情画特征，勾画出一幅幅淡雅明净、清新俊逸的山水画面。
3.着力刻画小事件、小人物，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性。

六、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小说是一部在史实基础上写就的革命史经典作品。小说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8—1949）白色恐怖下的重庆为背景，重现了中共地下党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敌人进行最后斗争的系列场面，成功塑造了以江姐、许云峰、成岗为代表的革命先烈群像。主要人物身上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受到了几代人的崇敬。
《红岩》党员人物志
沉着稳重、视死如归的女革命家江姐
深沉老练的职业革命家许云峰
埋头为党工作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成岗
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经受住了烈火考验的刘思扬
越狱时巍然屹立在高耸的红岩上吸引敌人子弹以掩护同志们突围的领导者齐晓轩
长期潜伏待命、忍辱装疯、时刻准备最后一搏的华子良

第三节 李准 茹志娟
一、李准（1928—2000）
李准 50 年代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1953 年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
揭示了农村土地改革后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敏感性，也初步显示出李准生活气息强、生活基础扎实的创作特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举成名。
（二）第二阶段：1956 至 1957 年 “双百方针”期间
敏锐地抓住现实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芦花放白的时候》揭示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党员干部喜新厌旧的道德问题，《灰色的帆蓬》则揭露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弄虚作假问题。它们都表现出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是这时期出现的“干预生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1957 年初的《冬天的故事》写一个名叫陈进才的农业社干部的一段工作经历，他为了帮助农民富起来，努力想方设法抓副业，四处奔波，却得不到农民们的理解，最后无奈地失败。作品揭示和批评了农业社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含蓄地表示出“教育农民”的问题。 不久，李准的这些作品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
（三）第三阶段：“大跃进”运动以后
反“右”运动的政治打击，给李准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着力于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歌颂新时代和新英雄人物，艺术笔调也由犀利的揭露和讽刺转为欢快和幽默。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两匹瘦马》等。《李双双小传》被改编成电影，社会影响很大。这一阶段作品主要是迎合现实，粉饰太平，艺术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程式化缺陷。《李双双小传》，立足于对“大跃进”的歌颂，表现的生活事实上很肤浅。
《耕云记》更具有鲜明的“大跃进”激进和浮夸的特点。
（四）“文革”后
李准以建国前河南黄河决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在艺术上有新的突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二、茹志娟（1925—1998）
（一）作品可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如意》（何大妈）、《静静的产院》（谭婶婶）、《春暖花开》为代表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是作者最好的作品。
2.第二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茅盾曾说：“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煽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
3.第一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二）百合花细读
用文字的整洁、细腻、从容对抗了 1958 年浮躁和亢进的时风 以诗意的体验描述贯穿全篇
写出了人情的温暖与质朴，氛围的恬淡与愉悦 “不说话”的新媳妇的感受，通过“我的感受”得以借代化地传达。

第四节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趣味。1950年、1951年部分小说受批判。 1956 年 5 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 1957 年 6 月反右开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作家的自我意识得以复苏，“五四”时期弘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一批注重人性开掘和形式探索的短篇小说，被称作“百花文学”。
有两种类型：
一、干预生活，揭示“阴暗面”，塑造较为复杂人物形象
（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风格受到前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青春的激情夹杂着淡淡的忧伤。 王蒙在反对官僚主义这一主题下，也写出了一支青春之歌。
（二）李国文的《改选》是一则有着“阴冷的结局”的黑色幽默：主人公老郝是一心为大家办实事、在工人中极有人缘的工会主席，后死在选举现场。使老郝走向毁灭的是那些干部们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老郝过于宽厚的性格。老郝是一个老好人，可他始终缺少和那些官僚干部斗争的觉悟，他的一味忍让恰恰助长了恶的生长。他差点成为能代表群众利益、和官僚主义者对抗的英雄，他的死造成了英雄的“缺席”。老郝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个人的悲剧更凸现了主题的沉重。
（三）小说毫不避讳地直言“党的干部”其事，是为它惹来麻烦的祸根 在《布礼》（1979）、《杂色》（1981）中洋溢的那种机智的风趣的笔法，与意识流风格，此时尚未出现。
小说结构整饬、人物描写通透，语言明净简洁。小说有受到苏俄作品影响的痕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细腻淳朴的描写手法，具体到个人描写时的微弱而捉摸不定的文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