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笔记.doc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酝酿期：1840-1898； 
　　发生期：1898-1917； 
　　发展期：1917-1949  
　　（１）1917五四运动前夕—1927大革命失败 
　　（２）1927大革命失败—1937抗日战争爆发 
　　（３）1937抗战爆发—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二）现代文学的源头、前奏—近代文学
（１）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导致哲学思潮上的“求变”，外来哲学思潮（如《天演论》的进化论思想）的引进，推动了文学思潮的更替、发展。
　 （２）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和思想解放高潮兴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五四新文学的质变（从封建贵族文学向平民大众文学的转变），早已蕴藏于近代文学的量变之中，《官场现形记》等现实主义谴责小说出现。 
　 （３）近代鸳鸯蝴蝶派文学、言情文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成为现代言情文学的源头。 
　 （４）近代翻译文学是产生五四新文学的外因。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强化了民主意识、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外来文体、文风、口语特点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外因基础。
（三）近代对文学优秀传统的激活和发展
　　（１）文学发展观的启示；强调“变易”的思想，康有为的“善变以应天”、龚自珍的“自古及今，法无不变”等求新求变思想与传入的西方进化论思想影响结合，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发展。 
　　（２）“经世致用”传统的发展；主张文学应与“当世之务”相结合，为社会现实服务。 
　　（３）启蒙文学思想的影响；反对程朱理学对人的情感和个性的束缚；摒弃儒家中庸哲学思想的“温柔敦厚”的美学原则；对世俗生活和普通人情的注意；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趋向。
“诗界革命”
——梁启超提出。他以为,中国如果没有“诗界革命”，那么诗运就将断绝。他认为“诗界 革命”应达到三个标准：“新意境”，“新语句”，“要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所谓“新意境”：就是“理想 之深邃闳远”；所谓“新语句”：指来自欧美，表现新思想的名词术语。所谓“古人风格”，就是要“渊含古声”。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主张，有其革命的一面，但也有其保守的一面。那就是革其精神而不革其形式。显示出革命终不彻底的一面。
“新文体”
——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发表政论时创造的一种新文体。这些政论具有空前开拓的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白之间。条理明晰，笔锋含情，有很强的鼓动性。“新文体”是梁启超借鉴了日本和“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而创造的过渡期文体形式。“新文体”突破了桐城派古文的藩篱，便于表达新的思想。
小说界革命
——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向来没有正统地位，只能附于“四部”子、史部中。严复、夏曾佑鉴于“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于是从小说营构人心的角度出发，提出“小说为正史之根”。第一次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在小说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梁启超在严、夏之后，从小说具有的“启蒙”、“新民”社会功能角度，把自古视为卑贱文体的小说提高到史无前例之高度。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四）近代文学的特征和四大谴责小说
　　中国近代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 李嘉宝（字伯元，江苏武进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字研人，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佛山人）    
　　《孽海花》——曾朴（字孟林，号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    
　　《老残游记》——刘鹗（字铁云，号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图人）
清末四大小说杂志： 《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 
近代文学特征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 
　（１）深重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 （２）犀利的社会批判、道德鞭挞；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一、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
1、 早在19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
2、 在晚清就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过白话文。显然，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实现“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也是一个前提。晚清已经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亦为后来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
3、 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更是刺激和启迪了新旧时代交接中的中国作家，他们在借
鉴与模仿中很自然地将本土的传统文学与世界性的现代文学做比较，从而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这又势必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迁。
条件
1、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 2、而这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增长，又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物质的阶级的基础。
3、 更加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造就了一大批 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 的生力军。
4、 由现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引入促成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大批报纸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导致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证。
五四文学革命发起与开展情况： 
主要发起者：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李大钊（1889-1927）、钱玄同、 刘半农、周作人等 
　主要阵地：《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新青年》编委会成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
《新青年》：
《新青年》：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阵地，1915年在上海创刊，由陈独秀主编，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和社会进化论。从而掀起了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急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上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欧化为是”，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都以恢宏的气度、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
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四个反对，四个提倡）
（1）反对：
反对文言文：旧的语言方式包括了旧的思维方式，不改变旧的思维方式，中国无法进步，近代科学的逻辑推理要求精确的语言。
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文学必须反映平民的意志，表现人性、人的情感，而非反映封建的道德。
反对桐城派和文选派的文学形式：“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反对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小说“逆流”——鸳鸯蝴蝶派
（2）提倡
提倡白话文
提倡国民文学、平民文学
提倡人的文学，主张文学要表现个性解放
提倡写实文学：写文学必须表现现实人生，人世的痛苦以及社会问题，产生“问题小说”、“问题剧”
文学观念的五大变化
1、文笔不分的传统破除和严肃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确立。
2、文学仿古作风的改变与人生的求真精神的发扬。
3、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得到了强调。
4、白话文学从边缘进据中心地位。
5、新文学体裁出现，文体大解放：新诗、小说、话剧、美文。
外国文艺思潮的启发与影响
1、胡适受意象派影响：
胡适根据“意象派”诗人庞德关于诗歌要靠具体意象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象”的“新诗”。
2、 严复《天演论》翻译自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将生物进化论发展为社会历史进化论。胡适、陈独秀的文学史观也是来自于西方的社会进化思想。
3、 周作人《人的文学》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当时日本文坛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
4、易普生主义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都是以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与“五四”精神相吻合。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译介易卜生作品和宣扬易卜生主义更蔚然成风。
5、“五四”前后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
（1）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与参与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
（2）《新潮》、《少年中国》、《文学周报》等刊物大量刊载翻译作品。《小说月报》专辟《小说新潮》、《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发表外国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坛动态，介绍外国著名作家传略及其创作。
新青年文献
（１）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期（通信栏 胡适率 先提出“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 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２）1917年1月《新青年》二卷5期，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八事”概括为“八不主义”，提出“文言统一”的主张，打出白话文和施、曹、吴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文学之正宗，正式揭开文学革命序幕； 
（３）1917年2 月《新青年》二卷六期《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阿谀的、雕琢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４）1918年12月《新青年》五卷六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倡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文学，对胡、陈的文学革命理论具体化和深刻化； 
（５）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五号，周作人发表《平民文学》，提出人的文学应该以广大平民为主要描写对象； 
（６）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由李大钊主编，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论战
1、 文学革命先驱者们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批判精神，先集中力量摧毁当时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旧文学阵地，把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以及旧戏曲，作为一场“硬仗”来打。
2、 与林纾的论战 。
3、 1922年，又发生了与“学衡派”的论辩。
4、 1925年还发生过与“甲寅派”的论争。
实绩
首先是白话文的全面推广。
第二，是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呈现出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
第三，是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第四，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
意义
1、在内容上彻底批判与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系现代“人”的观念，不断解放思想，以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探索社会解放道路为启蒙思想主题。
２、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语言获得了解放，文体形式经历了全面革新，奠定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
3、 建立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自觉地借鉴与吸收了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的中国现代文学。
二、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在“五四”后短短的几年内，可以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入中国。外国文艺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１）引起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 
　　（２）对创作方法的明确意识和自觉运用； 
　　（３）文学题材和主体方面的新突破； 
　　（４）促进了文学题材的创新和创立； 
　　（５）极大地丰富了和提高了艺术描写手段。

主要社团：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成员170多人。他们将沈雁冰接编、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出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三白多种。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因此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是“为人生而
艺术”的一派，或现实主义的一派。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最初文学研究会成员难于区分现实主义与白然主义的界限)，重视并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创造社则主要倾向于欧洲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同时也受到了“新浪漫主义”(包括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个社团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人，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他们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该社团成员的作品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浓厚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以为界，分前后两期。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1925年“五卅” 后期创造性转向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新月社，1923年由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北京发起，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成员大多数曾是旅英美留学生。不久，其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诗人群，由此产生新月诗派，以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的《诗镌》作为他们代表性的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他们所接受的外来文学思潮影响很复杂，思想上比较倾向自由主义。前期新月派(指1928年徐志摩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之前)提倡新格律诗，因此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他们致力于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促使新诗艺术上走向成熟。在诗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这一派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人。
语丝社—— 由《语丝》杂志主要撰稿人形成的同人团体。《语丝》杂志1924年11月创刊，主要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因倡导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而获“语丝派”的称号。 语丝社的文学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因而积极开展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主要成员有：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等。鲁迅是语丝派的主将。    
其他社团—— 未名社、南国社、浅草-沉钟社、湖畔诗社等。
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
最初的理论思考集中在为文学革命(包括白话文运动)寻找根据，证明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除了《文学改良当议》(胡适)与《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这两篇发难之作外，其他先驱者参与讨论的文章很多，较重要的有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寄胡适之》，傅斯年的《文学革命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以及陈独秀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通信。当时先驱者的一种共识，就是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正宗地位。
胡适：“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的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架构。胡适并不把文学形式的革命看作单纯的形式擅变，而是看成整个社会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所以他将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视为文学革命最迫切最实际的举措。1916年10月，胡适写成了《文学改良当议》一文，具体提出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其关键是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1918年4月，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胡适的卓识在于他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考虑，而是要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取替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
为了强化“白话文学”与“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一方面重视横的移植，同时在纵的继承中找根据即加紧评介西方的文学思潮理论，这就导致了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估。胡适受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影响，在治学方面，包括对传统文化与文学史研究方面，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还以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来印证和丰富他所理解的实验主义，他白己从事的古代文学考据工作，就明显运用了带有“朴学”实证色彩的实验主义方法。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方法上，胡适重视宣扬个性主义，主张采用写实主义。胡适还在《论新诗》等著述中提出过“诗体解放”说，认为新诗要摆脱旧诗词曲的束缚，不但要用白话，还应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
周作人：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1918年底发表的《人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据目标在助成人性健全发展。1919年初，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两者间的区别指“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真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
“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给周作人带来很高的声誉，但周作人很快就对其表示怀疑，他开始反省这口号中包含的功利主义 。1923年周作人结集出版了评论集《白己的园地》，进而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思，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工匠”的“为艺术
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的艺术派”。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著述中又试图探讨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衔接汇通，推崇“即兴言志”的创作心态，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与维护自由表达思想见解的文学原则。
周作人的贡献还在于对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确认。1921年6月周作人发表题为《美文》的文章，才真正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该文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实际上也就阐明了艺术性散文的文类品格。周作人自己不但能写一手别有韵味的散文，主要是小品文，而且常作散文批评，强调好散文需具备饶有“趣味”的内容，“平淡自然”的气质，追求能引发读者体味思索的“涩味”与“简单味”。
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一是理性精神的显现。
二是感伤情调的流行。
三是个性化的追求。
四是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

第二章 鲁  迅（一）

《呐喊》与《彷徨》的主要内容
　　（１）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以及封建礼教害人的罪恶； 
　　（２）展示社会底层劳动者悲惨的生存境遇并刻画出人物卑微的灵魂； 
　　（３）对知识分子境遇命运的关注和探索；
重点作品分析：
　　１、《狂人日记》（1918年4月） 
　　（１）写作背景与目的：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深切感受；1918年３月钱玄同的上门劝架；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２）狂人形象：披着狂人外衣的艺术形象，是鲁迅借以表现反封建主题的艺术载体； 
　　（３）主题：揭示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呼吁“救救孩子”； 
　　（４）与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比较；借鉴其日记体形式，但立意更高，果戈理的终点恰是鲁迅的起点。 
　　（５）对西方小说手法（如意识流）的借鉴；日记体、第一人称的运用；
２、现代小说经典之作——《阿Q正传》（1921年）
　　《阿Ｑ正传》成因：《晨报》“开心话”栏目的设立与孙伏园上门索稿；族中人物行为提供了某些原始素材；“阿Ｑ影像”的由来已久——对国民性的思考； 
　　阿Ｑ形象： 
    首先是一个不觉悟的农民典型； 
    其次是一个当时中国国民性劣根性的缩影，浓缩了各个层次国民共有的弱点； 
    再次，阿Ｑ形象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是被奴役、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典型。 
　　阿Ｑ形象的性格特点：愚昧、麻木、无知、无赖、浅薄、欺软怕硬、妄自尊大又自轻自贱。
“阿Ｑ精神”的具体表现：
　　（１）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 
　　（２）精神的麻木和惊人的健忘； 
　　（３）受辱后向更弱者泄愤； 
阿Q精神的产生：既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又有着久远的社会、历史、思想根源。
《阿Q正传》的艺术特色 
　　（１）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２）披着喜剧外衣的真正悲剧； 
　　（３）轻讽意味；
３、《伤逝》（1925年10月）
　　（１）《伤逝》的写作背景 
　　（２）子君、涓生形象及其意义； 
　　（３）艺术特色： 
　　采用独特的“手记”形式，以涓生的第一人称和独语式抒情语言方式，强化了小说低沉、舒缓、忧伤的情感基调； 
小说具有鲁迅小说少见的浓郁的抒情风格，语言追求诗化，一些抒情语句的反复运用，产生了回环往复的抒情效果，将情感层层推进；
《呐喊》《彷徨》的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语）——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中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又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可以说，现代白话小说这一形式在鲁迅手中开始起步，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不多见的现象。 
（一）表现的深切——
１、 开拓新的文学题材领域： 
　　鲁迅在论及中国文学的变革时，首先注意到文学题材、主要是表现对象的变化：“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才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总退却·序》） 
　　30年代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出发，鲁迅始终关注“病态社会”的人们，开创了“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２、创造人物刻画新模式： 
　　（１）注重“画灵魂”，不仅写出人的生存境遇的不幸，更侧重精神状态的传神描写——“画灵魂”； 
３、创造现代小说两大基本情节结构模式： 
　　（１）“看——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如《示众》《祝福》《药》等） 
　　（２）“离去——归来——离去”的归乡模式；（如《故乡》《祝福》《在酒楼上》）
（二）“格式的特别”——

 《孔乙己》中，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是小说叙述的核心，孔乙己的自命清高（自我价值判断）与他人眼里的实际地位（充当无聊生活笑料），形成巨大的反差，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地位和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 
小说故事由三层环形结构组成： 
　　第一层：孔乙己是一个“被看”的角色，酒客们是“看客”； 
　　第二层：小说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店里的小伙计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在此，他以一个旁观者（看客）的身份，同时观察和描写孔乙己的可悲可笑与看客的麻木残酷（被看）； 
　　第三层：而在小伙计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的冷静旁观，从而构成小说复式的“看—被看”的结构模式。
２、多样性。 
（１）将诗歌、戏剧、散文、音乐、美术、自然科学等多种因素融入小说；（如《伤逝》、《故乡》的诗化因素；《兔和猫》、《鸭的喜剧》中的散文因素；《起死》中的戏剧因素；《狂人日记》中的医学、心理学因素；） 
　　（２）表现上的含蓄、节制和简约、凝练的语言；鲁迅：“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小孩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３）多种人称、角度以及叙事方式在小说中的使用。
说不尽的阿Q
无论是2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思潮，都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阿Q也就自然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于是，人们关注“阿Q精神”的核心:精神胜利法，并且做了这样的阐释: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的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
50年代至7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被视为“落后的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关注重心也发生了转移。批评家认为鲁迅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又从《呐喊》、《仿徨》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念出发，重读《阿Q正传》。尽管关注的重点并无变化，却给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解释:强调的是阿Q造反的负面:“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辛亥革命的教训也被阐释为“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这样，阿Q就再一次地被确认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转向对“阿Q精神(性格)”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没落》)，包括投奔革
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
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

三、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1、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的自传性散文集，写于1926.2——1926.11之间，总计收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散文10篇。
（１）《朝花夕拾》的社会背景和作者思想特征 
　　《朝花夕拾·小引》“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它立刻幻化，转成离奇或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眼前一闪烁吧。”
（２）《朝花夕拾》的思想内容 
Ａ、回忆故人故事 
　　《朝花夕拾》的10篇散文中，除了夹杂一些针砭时弊的议论外，几乎全是回忆旧事。 
　　《朝花夕拾·小引》：“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
Ｂ、 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风云的折光 
　　散文中记述了充满各种矛盾和风波的大家庭、绍兴民间赛会及演戏的盛况、黑暗社会的炎凉世态；骗钱害命的庸医、南京乌烟瘴气的水师学堂、日本不平静的留学生涯、以及“骨子里依旧”的辛亥革命和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一定程度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鲁迅追随时代步伐的履痕。（《五猖会》《琐记》《无常》《藤野先生》《范爱农》等）
Ｃ、抨击封建教育、封建伦理道德 
　　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除了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还反映了封建私塾教育对儿童身心的禁锢和残害，百草园的欢乐气氛和三味书屋的严厉压抑成为鲜明的对比，鲁迅借此批判束缚儿童的封建教育。 
《二十四孝图》对封建卫道者激励宣扬的“ 哭竹生笋”、“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割股疗亲”等所谓纯孝的典范人物，提出道德质疑和批判。
（３）《朝花夕拾》的艺术特色 
（１）散文中杂糅着杂文笔法——回忆的温馨和战斗的火花的交织； 
　　（２）情感复杂——欢快与怅然、温馨与伤感、幽默与悲愤的交融；
《无常》节选：人民之于鬼物，唯独与他最为捻熟，也最为亲密……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讽刺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阴间的神往。……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实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怨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然而虽说是“下等人”，也何曾没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又怎么样呢？未曾“跳到半天空”么？没有“放冷箭”么？（陈西滢在《致志摩》中骂鲁迅的话）无常的手里就拿着大算盘，你摆尽臭架子也无益。…… 
　　（在回忆旧事中，借题发挥，抒情写意，针贬时弊）
２、“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散文诗集《野草》
　　《野草》共收散文诗23篇（不包括题辞），写作时间为1924.9——1926.4；写作地点：北京，全部作品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 
　　《野草》成因：“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伙伴的分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独自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了一本，谓之《野草》。”（鲁迅《自选集·自序》 ）
（１）《野草》社会背景和鲁迅思想特征
　　《野草》的写作时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中期，南方各省革命运动已蓬勃展开，而北方仍暂处低潮。鲁迅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封建战士，一方面仍然坚持战斗，另一方面也难以遏制地产生了孤军奋战的孤独、迷茫、苦闷和失望情绪，甚至感到空虚和绝望。 
　　鲁迅自己评价：“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后写出来的。”（《给萧军的信》）《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域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英译本《野草·序》 ） 
　　鲁迅当时的思想特征：政治上不停止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思想上却不可遏制地出现了苦闷和消极的情绪，既不能摆脱怀疑和悲观，也不肯停下前进的脚步。
（２）《野草》的主要内容
　　Ａ、否定黑暗现实，向往光明理想，代表作《秋夜》、《好的故事》、《淡淡的血痕中》 
　　Ｂ、剖析“病态国民性”，批判奴隶哲学和骑墙派的处世哲学；代表作《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 
　　Ｃ、解剖自我灵魂，袒露思想上的悲观、孤独、失望和矛盾情绪。代表作《过客》、《希望》、《影的告别》、《死火》、《墓碣文》
（３）《野草》的主要艺术特色
　　诗的情绪和诗的意境——鲁迅的散文诗情感浓烈，构思新颖，哲理性强，形神兼备，注重诗的意境的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