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分割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_唐荣.pdf

制度分割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唐荣黄抒田林小玲 摘要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特殊的制度背景，构建金融集聚作用于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框架以及制度距离影响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的内在机理，并以粤港澳大湾区“9+2”共 11 个城市 2000 2020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但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的发挥存在边界，伴随金融集聚程度的由弱变强，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将呈现边际递减效果;制度距离的扩大不仅对制造业升级具有直接抑制作用，还将通过弱化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间接影响湾区内制造业升级的速度与质量。据此，在重视金融集聚结构红利优势释放的同时，应合理把握金融集聚水平，积极消除金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制造业升级;制度距离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2023)020069(08)作者 唐荣，讲师，博士，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510521黄抒田，副研究员，博士，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广东广州510275林小玲，讲师，博士，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510521一、引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亟需破除湾区内城市制造业现代化程度不一、整体发展质量较弱的困境，而金融发展是推动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金融业、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大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然而，伴随湾区内现代制造业高度专业化分工，以及现代金融服务趋向虚拟化、网络化发展，金融业新型化、规模化、集聚化效应明显。依托金融集聚带动湾区制造业向中高端跃升，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由于大湾区“9+2”城市间存在较大的制度差异，以及长期以来珠三角各城市产业发展受制于 GDP 考核导向和“财政分灶吃饭”，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问题仍比较突出，致使湾区内产业转型升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锁定在一种低水平循环状态。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充分利用金融业集聚化的优势，助力湾区制造业升级?是否存在金融快速扩张给制造业带来的负效应?在受到制度距离约束的条件下，金融集聚的产业升级效应是否还继续存在?湾区内不同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集聚发展的思路是否相同?显然，深入剖析金融集聚影96*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 广东制造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机理与路径研究”(GD20YYJ0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金融集聚推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020GZGJ150);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 2022 年度重大课题“前海制度创新研究”。黄抒田系本文通讯作者。响制造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并深度挖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趋同、大而不强等现实问题背后的制度因素，是理论界与决策者亟待厘清的问题，更是现阶段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1，2 而金融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产业层面关系的体现，金融发展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效应已获得学者们的广泛认同，3 5 伴随金融业集聚化效应明显，金融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已有研究表明，金融集聚将通过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和金融功能等进一步作用于实体经济，6，7 并对生产率的提高、8 城镇化、9 区域创新及经济增长等产生促进作用。10，11 也有学者关注了金融集聚与产业升级间的关系，肯定了金融集聚带来的“结构红利”。12，13 注意到了金融集聚与产业升级间的非线性关系，即过度的集聚水平可能会导致结构红利消失甚至带来结构损失。14 目前，学术界有关金融集聚的研究还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文献主要探讨金融活动、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但已有文献主要集中考察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的线性关系，而金融业的过度发展与集聚可能会引发拥挤效应而不利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阻碍产业升级。且鲜有文献关注制度距离在金融集聚产业升级效应中的作用，虽有文献肯定了金融集聚效应的发挥和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15，16 但其样本选择主要为制度环境比较类似的地区，而缺少对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具备“一国两制”独特属性区域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拟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对象区域，考察金融集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从制度与产业协同演进的视角，考察制度距离对金融集聚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二、理论分析1 金融集聚与制造业升级金融集聚过程往往带动信息、知识、人才、技术、资金、企业等创新要素和创新主体的汇聚，17 不仅有利于要素供给规模的增长，也将有效激发要素供给质量的提升。基于此，下面将从要素供给数量以及要素供给质量双视角阐释金融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内在机理。(1)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的要素供给数量渠道。首先，金融集聚将增加制造业升级所需资金要素供给。当大量金融机构汇聚在一定区域空间，各金融机构间更易开拓更多业务合作，从而丰富金融产品或服务类型、创新融资方式，拓展制造业企业间接融资渠道。另外，金融集聚扩大了集聚区内的资金规模，加强了金融资源的流动性，从而为企业的直接融资创造了条件，即金融集聚能有效缓解企业研发升级活动的信贷约束。18 其次，金融集聚将增加制造业升级所需人力资本供给。金融集聚通过丰富企业融资机会的获取，创造并拓展各企业的市场业务，扩大生产规模，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需求，吸引大批劳动者向金融集聚区域转移，增加了集聚区内劳动力供给。最后，金融集聚将丰富集聚区内的企业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集聚易激发更多的信贷交易，通过资金在金融系统中的流动，增加金融系统中的网络节点，加强企业信息披露，舒缓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障碍，19 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促进制造业升级。(2)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的要素供给质量渠道。首先，金融集聚会激发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与质量。金融集聚区域内往往是企业性质与工作内容具有一定相似性的金融机构汇聚，面临区域内稀缺的资源(客户、劳动力等)，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20 为获取市场竞争优势，金融机构会千方百计通过革新自身金融服务流程，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及质量，或推出低价金融产品争夺有07EFOM OF ECONOMIC SYSTEMNO22023限市场，这使其他部门同时享受了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和低廉的金融产品，促进制造业升级。其次，金融集聚将提高制造业升级所需人力资本水平。金融集聚区域内往往具有较强的城市化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与更高的工资水平，故对高素质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且金融集聚区金融业务的复杂性，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较高，不仅激发劳动者自身加强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与学习，也使得企业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带来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的积极效应，促进制造业升级。最后，金融集聚促进了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金融集聚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减少了关联企业的知识、技术等信息交流成本，为黏性知识、隐性知识等的传播与应用提供了一个良性空间载体，在集聚区形成了一个知识共享网络，强化了集聚区企业新知识、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有利于区域内的企业升级。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说 1: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情况下，金融集聚存在结构红利效应，能有效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然而，伴随集聚区内金融机构趋于饱和，有限的金融市场份额已瓜分完毕，区域内的信息共享性与基础设施便利性不再明显，引发金融拥挤现象，诱发一系列诸如企业过度竞争、公共资源短缺、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等负面影响。首先，金融过度集聚将带来企业恶性竞争问题。集聚区内金融机构为抢夺有限市场份额进行恶性竞争，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且当金融强势发展，带来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高回报的金融业吸引更多金融资源流入，从而挤出实体部门的投资，21 不利于制造业升级。其次，金融过度集聚会带来公共资源短缺，降低生产效率。金融过度集聚引发人力资本的过度集中，会导致区域内公共资源供不应求，拥堵系数上升，增加就业人员的通勤时间与通勤成本，降低区域内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妨碍制造业升级。最后，金融过度集聚致使金融行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工资上涨，金融业运营成本上升，而金融系统作为制造业的外部融资渠道，制造业的融资成本也将被抬高，从而不利于制造业升级。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说 2: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情况下，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存在拐点，当金融集聚水平高于该临界点时，金融集聚将抑制制造业升级。2 金融集聚、制度距离与制造业升级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制度距离将通过两条渠道影响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1)制度距离将通过增加要素获取难度，影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制度距离直接导致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均未实现高效顺畅流动，但产业升级过程恰恰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源在各产业间不断流动，从而赋能产业升级主体不断获取、吸收和转移知识。粤港澳大湾区过大的制度距离增加了要素资源的获取难度与流动效率，使得产业转型升级活动面临较大的贸易和交易成本，弱化了港澳和珠三角、内地产业的黏结与耦合，导致珠三角产业升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锁定在一种低水平循环状态，产业进步主要表现为量的变化而非质的跃升。以金融要素流动为例，一方面，既存的深港通和债券通等大湾区资金流动平台均要求较高的交易门槛，难以发挥促进产业升级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三地货币流动受限且缺乏统一的汇率安排，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一，构成对跨境产业投资的换汇风险和成本。(2)制度距离将通过增加知识、技术的创造与共享难度，影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172023 年第 2 期经济体制改革深港通要求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内资产合计不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而债券通门槛则更高。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港股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指引(2017)，http:/ 一方面，尽管金融集聚扩大了企业研发资金规模，但由于湾区内基于统一程序和规定的合作研发难以实现，不利于湾区内研发创新知识的高效整合与创造，降低了湾区内合作创新效率，阻碍了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不利于湾区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的发挥;另一方面，金融集聚虽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协作共享平台，降低了企业间知识技术等信息的交流成本，但制度距离加大了湾区内企业间的知识交流难度，弱化金融集聚的成本降低效应，阻碍区域内知识共享机制的形成，抑制湾区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的发挥。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说 3: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情况下，制度距离将负向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制度距离越大，将更大程度抑制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三、研究设计1 实证模型本文为检验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设定如下模型:Manuupit=0+1Aggit+Control+i+t+it(1)其中，Manuupit为被解释变量制造业升级，由于人均增加值的增加能一定程度表征制造业生产率的上升，拟采用人均工业增加值近似衡量;Aggit为核心解释变量金融集聚，采用区位熵指数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Aggit=FSitIS()it/FStIS()t其中，FSit、FS 分别表示城市 i 和大湾区整体的金融业产值，ISit、IS 分别表示城市 i 和大湾区整体的地区总产值。另外，Control 为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以各城市人均 GDP 近似衡量;研发投入强度(D)，以各城市 D 投入占 GDP 比重近似衡量;城镇化水平(Urban)，以各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比近似衡量;人力资本水平(Edu)，以各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近似衡量;贸易开放程度(Open)，以各城市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近似衡量;政府干预程度(Gov)，以各城市一般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占 GDP 比重近似衡量;人口规模(POP)，以各城市年末人口总数近似衡量等，上述所有变量回归过程中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为验证假说 2，本文拟在此采用 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23 对于特定的门槛值，当 Aggit 和 Aggit 时，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式(1)，设定如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Manuupit=0+11Aggit I(Agg)+12Aggit I(Agg )+Control+i+t+it(2)其中，I 为示性函数，门槛变量为 Aggit，为特定的门槛值，11和 12表示在 Aggit 和 Aggit 时，金融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系数。最后，为验证假说 3，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制度距离及制度距离与金融集聚变量的交互项，具体模型如下:Manuupit=0+1Aggit+2IDit+3Aggit IDit+Control+i+t+it(3)式(3)中 IDit为制度距离变量，Aggit IDit为制度距离与金融集聚的交互项，是本部分关注的核心。由于制度距离可理解为国家(地区)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因此，本文对于制度距离的衡量拟在测算各城27EFOM OF ECONOMIC SYSTEMNO22023市制度环境的基础上，通过筛选出各年制度环境指标最高的城市，计算各城市与制度环境指标最高城市的差值作为制度距离的代理变量，且对差值进行了绝对值处理，数值越大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制度环境的差异性越大，制度距离越大。2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0 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9+2”共11 个城市年度数据为观测样本。其中，珠三角9 市各指标数据除城镇化率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外，其余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统计年鉴;香港各指标数据除城镇化率和工业增加值指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网外，其他指标数据均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历年统计年鉴;澳门各指标数据中，城镇化率、工业增加值以及 D 投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网，其他指标数据均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历年统计年鉴。表 1金融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回归结果(1)(2)(3)lnAgg0.241 (3.01)0.194 (3.34)0.0299(0.60)LnAgg20.108 (9.57)控制变量NoYesYes城市与年份固定YesYesYesAdj 20.97660.99430.9963N226200200注:、*表明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表同。四、实证结果与分析1 金融集聚与制造业升级表 1 列示了金融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都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验证了假说 1。另外，考虑到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效应，本文在此进一步加入金融集聚变量的二次项，具体来看，二次项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效应，这一结论初步验证了假说 2，后续将进一步结合门槛模型探寻金融集聚的拐点。另外，为解决由于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结合 GMM 估计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见表 2)。具体来看，体现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Hansen 值和 A(2)检验均达预期，且GMM 的估计结果与前面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以及拐点的存在性。表 2GMM 估计结果(1)(2)(3)L.lnManuup0.784 (99.58)1.156 (7.57)2.553(1.35)lnAgg0.115 (8.42)0.425(2.36)2.918(1.44)LnAgg20.230(3.02)控制变量NoYesYesA(2)P 值0.98(0.326)0.12(0.905)0.59(0.554)Hansen 检验0.2940.2351.000N216193193最后，将湾区内城市基于经济发展差异分为高端城市组(广州、深圳、香港)、中端城市组(珠海、佛山、东莞、澳门)以及低端城市组(江门、肇庆、惠州、中山)，探究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区域异质性。表 3 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来看，在高端城市组与中端城市组，金融集聚几乎都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尤其中端城市组，金融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均高于高端城市组，而低端城市组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不明显。出现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为:广州、深圳、香港等高端城市的金融集聚程度较大，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已进入边际递减阶段，升级效果逐渐减弱，而低端城市金融集聚程度明显不够，不足以引致结构红利效应。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2。372023 年第 2 期经济体制改革表 3差异化经济发展水平下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高端城市中端城市低端城市lnAgg0.0898(0.30)0.210(2.19)0.386(2.37)0.370(2.24)0.322*(1.99)0.0457(0.44)控制变量NoYesNoYesNoYes城市与年份固定YesYesYesYesYesYesAdj 20.98630.99970.98080.99710.90420.9867N6253847280732 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拐点探寻的实证检验(1)门槛值检验。据表 4 的检验结果可知，门槛变量(金融集聚)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分别通过了 1%和 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下面将进一步基于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在不同集聚区间存在显著差异。表 4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结果门槛数门槛值F 值P 值1%置信区间5%置信区间10%置信区间单一门槛0.64345.378 0.00338.75732.12126.238双重门槛0.24114.434 0.01715.7677.9874.839注:表格内容是作者通过 stata 采用 Bootstrap 反复抽样 300 次及以上获得。表 5门槛回归结果变量系数lnAgg1(Agg 0.241)0.510 (6.96)lnAgg2(0.643hsagg 0.241)0.114*(1.66)lnAgg2(hsagg0.643)0.223(2.10)控制变量YesWithin 20.950N200(2)门槛回归结果与分析。表 5 汇报了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结果，整体估计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其影响系数在不同集聚区间存在差异。具体来看，当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程度跨过 0.241 后，作用系数从 0.510 下降到 0.114，估计系数与显著性都明显降低，最后跨过 0.643 之后，作用系数由正转负(0.223)。可见，过度的金融集聚必然引致拥挤效应，阻碍制造业升级。3 制度距离影响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的实证检验表 6制度距离影响金融集聚结构红利效应的检验结果(1)(2)lnAgg0.248 (4.08)0.240 (4.01)ID0.0443(2.59)0.0437(2.60)lnAgg ID0.00842(2.56)控制变量YesYes城市与年份固定YesYesAdj 20.99450.9947N200200为验证假说 3，本文进一步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间制度差异对金融集聚制造业升级效应的影响。具体来看，制度距离及其与金融集聚的交互项均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湾区内各城市间的制度距离不仅将直接抑制造业升级，且将对金融集聚的制造业升级效应产生挤出效果，验证了假说 3。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要想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还应重视经济有效运行耐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的完善。五、结论与启示本文基于集聚经济的视角，对金融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逻辑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特殊的制度背景，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升级背后制度距离的作用机理，并以粤港澳大湾区“9+2”共 11 个城市 2000 2020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能显著推进制造业升级，且该促进效应存在基于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异质性。(2)金融集聚对制47EFOM OF ECONOMIC SYSTEMNO22023造业升级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当金融集聚强度超过某一临界点后，过度金融集聚必然引致扭曲效应，阻碍制造业升级。(3)湾区内城市间制度距离的扩大，不仅对制造业升级具有直接抑制作用，还将弱化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效应。结合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业集聚和发挥金融业支持制造业升级发展方面应关注以下方面:(1)注重释放金融集聚的结构红利优势。积极加强金融业在湾区城市内的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创新要素与创新主体的汇聚机制，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制造业升级。如湾区内各城市可基于当地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及金融生态环境等，构建适宜当地经济发展现状的多层次金融集聚格局，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带动作用。(2)合理把握金融集聚水平。应在充分发挥金融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避免金融业过度集聚造成的效率损失。如，对于处于金融业低度集聚的城市(如江门、中山、肇庆等)，应积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平台，通过市场力量促进相关金融类企业有序集聚以获取集聚优势;对于处于金融业高度集聚的城市(如香港、深圳等)，应逐步削减金融业的地理集中趋势，引导产业向周边或临近地区转移。(3)积极消除金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应积极打破湾区内制度壁垒，善用“两制”之利，促进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参考文献:1 王兰平，王昱，刘思钰，等 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J 科学学研究，2020，(02):239 251 2 10 17 庄毓敏，储青青 金融集聚、产学研合作与区域创新 J 财贸经济，2021，(11):6884 3 Dupas P，obinson JSavings Constraints and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 FieldExperiment in Kenya J Applied Economics，2013，45(01):163 192 4 傅利福，厉佳妮，方霞，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理及有效性检验 J 统计研究，2021，(10):62 75 5 邓向荣，冯学良，李宝伟 金融改革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来自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J 经济学家，2021，(02):71 80 6 王如玉，王志高，梁琦，等 金融集聚与城市层级 J 经济研究，2019，(11):165 179 7 11 程德智，王满仓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08):137 147 8 余泳泽，宣烨，沈扬扬 金融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 J 世界经济，2013，(02):93 116 9 彭新宇，蒋一帆，李孟民金融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 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02):48 54 12 于斌斌 金融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空间溢出的视角 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J 国际金融研究，2017，(02):12 23 13 孙雅琪，张旭金融集聚、制度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动态面板和门槛回归的双重检验 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81 87 14 汪浩瀚，潘源 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非线性效应 基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J 经济地理，2018，(09):59 66572023 年第 2 期经济体制改革 15 Beck T，Levine Industry Growth and Capital Allocation:Does Having a Market or Bank-Based SystemMatter?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2，64(02):147 180 16 岁磊 制度质量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 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02):2435 18 Buera F J，Shin Y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3，121:221 272 19 Buera F J，Kaboski J P，Shin Y Finance and Development:A Tale of Two Sectors J AmericanEconomic eview，2011，101(05):1964 2002 20 肖斌卿，黄金，瞿慧 产业集群关联度、集群企业信贷可得与风险传染 J 产业经济研究，2016，(02):74 86 21 马勇，姜伊晴，付莉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J 国际金融研究，2021，(02):3 11 22 Dikova D，Witteloostuijn S A V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Abandonment and Completion:The Effect of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rvice Industry，1981 2001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41(02):223 245 23 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 J Journal ofEconometrics，1999，93(02):345 368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s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the Context of the GB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TANG ong1HUANG Shu-tian2LIN Xiao-ling1(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510521;2.Institute of Free Trade Zone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Abstract:This paper primarily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panel data of 11 cities within th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s to how financialagglomerations may influence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s well as with the internal mechanism with respect tohow institutional distance may affect the structural dividend effe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s，especially，in theinstitutionally peculiar contex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It finds that whilst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s in theGreater Bay Area can help promote local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 a general sense，an evident diminishingmarginal effect is witnessed with respect to the structural dividend effe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sInaddition，the enlargemen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not only exerted a direct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the manufacturing，but also indirectly undermine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upgrading process byvitiating the structural dividend effe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s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localgovernments should pursue a more reasonable scale of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within their territories，and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eliminating a variety of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which imped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Greater Bay AreaKey Words:GBA;financial agglomeration;manufacturing upgrading;institutional distance责任编辑:曹羽茂67EFOM OF ECONOMIC SYSTEMNO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