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_盛煜辰.pdf

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盛煜辰，沈瑶摘要:文章基于中国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测度了“商业存在”形式的中国服务贸易壁垒指标，发现 19952021 年间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在总体上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此外，不同行业之间的限制程度差别较大。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计量回归分析表明，就业占比越低、国有化程度越高、FDI 比重越高、贸易竞争力越低、进口渗透率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的服务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越高。这是政府对服务经济与服务贸易产业政策战略考量与不同服务行业差别性利益反映的综合结果。文章对合理设定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逐步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参考意义。关键词:服务贸易;贸易壁垒;政治经济学分析;FDI;中国中图分类号:F752 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23)02003716一、引言近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服务贸易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从 1995 年的 496 亿美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8212 亿美元，增长近 17倍。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贸易自由化。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增加世界的福利，而一国单边的贸易自由化则可能会增进自身的福利。但是，事实上，各国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主义从未彻底消失，且在近年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对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自然就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确立服务贸易自由化框架的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并未明确定义服务贸易壁垒，只是笼统地将服务贸易壁垒描述为“各成员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而措施主要是指“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及“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授权行使权力的非政府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由此可见，服务贸易壁垒主要是指政府对服务贸易采取的各类政策与措施。通过对服务贸易壁垒进行测度，中国学界对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但是依然存在实证研究与分析不足、经验数据亟需更新等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是从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收稿日期:20221027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17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41)作者简介:盛煜辰(1993)，江苏镇江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服务贸易政策;沈瑶(1956)，浙江嘉兴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73DOI:10.13687/ki.gjjmts.20230217.004较少关注到服务贸易壁垒本身的决定因素。已有对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也大多从货物贸易的角度切入，缺少对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关注。服务贸易本身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和以国内政策为主等特点使其与货物贸易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对服务贸易壁垒的决定因素予以深入分析。本文基于中国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重要法规文件，建立“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指标，对其时序变化与行业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并利用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决定因素进行探究与分析。二、文献综述(一)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服务贸易壁垒主要体现为非关税壁垒，而非关税壁垒的测度难度大于关税壁垒。目前，测度服务贸易壁垒的主要工具包括频度工具、数量工具及价格工具。频度工具主要通过量化各类壁垒发生的频度、覆盖的范围来测度服务贸易壁垒。Hoekman(1995)通过 GATS 成员国的承诺时间表来构建测度服务贸易壁垒的频度工具。他按照不同的提供模式对 GATS 下的 155 个服务部门的限制承诺进行了打分:承诺没有限制的记为 1，有部分限制的记为 0 5，没有承诺的记为 0，以此计算出该国家或部门的限制承诺覆盖程度，称为 Hoekman 指标。Hoekman 指标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计算出关税等值，以此测度壁垒的规模。例如，如果将 Hoekman 指标表达为H，则既可以简单地通过 1H 计算出关税等值，也可以引入主观估计的基准关税t*，通过 t*(1H)计算出关税等值。无论是哪种计算方法，关税等值都处于0 至1之间，越接近 1 代表限制程度越高，越接近 0 则代表限制程度越低。澳大利亚生产率委员会研究小组(Findlay Warren，2001)、Hardin Holmes(1997)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包括扩大资料来源、引进权重或从 FDI 限制角度进行研究等。频度工具是目前测度服务贸易壁垒较为完善成熟的工具。数量工具则通过对比有无服务贸易壁垒两种情况下服务贸易额的差值来测度服务贸易壁垒。该工具最初多用在货物贸易领域，而最早采用此工具测度服务贸易壁垒是 Francois Hoekman(1999)和 Findlay Warren(2001)。此工具的使用难点在于假设没有贸易壁垒时的贸易数据无法直接通过现实中的数据获得，因此选用此工具的学者一般会通过一些贸易决定理论来构造虚拟的自由贸易经济，再通过计量方法回归拟合出没有贸易壁垒时的“贸易额”。数量工具对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是基于使用模型估算出的理想贸易额，而不同模型对理想贸易额的估算准确度会极大影响对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结果。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的思路类似，是通过比较有壁垒时的市场价格与没有壁垒时的市场价格的差值来测度服务贸易壁垒(Deardorff Stern，1998;Francois Hoekman，1999)。这是由于没有壁垒时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将稳定在固定水平，而当有壁垒时市场价格会出现变动。如果假设该市场价格差值不是由于沉没成83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本等因素引起，而是全部由服务贸易壁垒导致，那么该市场价格差值可被视为关税，可以用于测度服务贸易壁垒。价格工具主要存在适用范围较窄的缺点，对服务贸易壁垒进行研究时往往由于数据的缺乏而难以进行。此外，由于不同服务的价格差别较大，因此，价格工具更多地用于同一部门内的比较，而在跨部门比较方面有所欠缺。国内也已有许多学者进行服务贸易壁垒及其测度的研究。俞灵燕(2005)、从连(2012)均从不同角度综合性地介绍了国外对服务贸易壁垒及其测度的研究，认为频度工具比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但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可以提供更大的信息量，此外，服务贸易壁垒自身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模型局限性等特点使测度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刘庆林、白洁(2014)对 Hoekman 指标进行了修正，结合不同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进行了测度，认为中国的总体服务贸易壁垒依然较高，呈现出离散率大、国民待遇限制指标一般高于市场准入限制频度指标等特点。齐俊妍、高明(2018)基于 OECD 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按照服务贸易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分类，梳理出了“服务行业 政策领域 政策条款 具体措施”四级评估框架，并从贸易提供方式、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比较不同国家分行业、分政策层级的服务贸易限制程度。薛钢、聂露(2018)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通过一国实际的服务贸易进口流量及其预测的服务贸易进口流量的对比计算各国服务贸易壁垒的“关税等值”。此外，马盈盈(2022)借鉴 Benz Jaax(2020)的方法，通过将特定服务部门的贸易弹性与替代弹性相结合，估算了中国建筑、分销、运输、电信、金融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六个可贸易服务部门的“关税等价”。(二)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已有文献对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分析主要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有的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同角度考虑，有的从政治需求型、政治供给型维度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理论就是利益集团模型与中点选民模型。利益集团模型是从生产者角度使用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服务提供者的游说是贸易壁垒出现的原因之一。假设在没有游说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会制定限制程度为 n 的贸易壁垒。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通过游说提高自己所在行业的贸易壁垒会增加自己的利润，游说的成本体现为需要投入的游说资金。如果他们的边际游说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则他们就有动力投入资金去游说。然而，从政府的角度考虑，此时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考量会纳入相关利益集团的贡献，这会导致贸易壁垒限制程度 n 的上升。该理论发展的早期认为，集中度高的利益集团更容易进行游说。Olson(1983)从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入手进行分析，认为行业产出和就业占比越低的行业更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从而提高了该行业的服务贸易壁垒。Grossman Helpman(1994)构建了一个著名的“保护待售”贸易政治经济学模型，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存在一个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团在给定保护政策下确定他们的“政治献93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金”，而政府又根据利益集团所提供的捐资确定最终的贸易保护政策。结果表明，在某行业中，如果利益集团组织性越强、进口渗透率越低、进口需求弹性越小，贸易保护水平就会越高。Gawande et al(2004)认为如果行业形成国外利益集团，则会倾向于通过游说降低贸易壁垒。Fung Siu(2007)将该理论运用在了服务贸易壁垒领域，对服务贸易壁垒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允许制造业厂商跨领域游说将会降低服务贸易壁垒，这是由于该领域较高的服务贸易壁垒会相应提高与这些服务业相关的制造业厂商的运营成本，因此他们会有动机通过游说降低贸易壁垒。但是，跨领域游说的难点在于贸易壁垒相关法律法规的不透明会增加跨领域游说成功的难度，因此，越透明、越规范化的政策制定与法规实行环境会提高跨领域游说的成功机率。Bombardini(2008)认为这种游说的成功机率与企业的游说能力有关。如果该行业中存在较多大规模企业，例如存在较多的国有服务提供者等，则该行业的游说能力会变得较强，会更容易有较高的服务贸易壁垒。中点选民模型则是从消费者，或者说劳动者角度研究服务贸易壁垒产生的机制。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壁垒的出现会使福利受损，这是从消费者接受的价格上升角度进行考量。在现实中，这些消费者往往也是相关行业的劳动者，贸易壁垒的降低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业受到冲击而导致工资下降甚至是失业，因此他们会偏好限制程度较高的贸易壁垒。最早将贸易保护政策与选民人数联系起来的是 Caves(1976)，他认为就业人数越多的行业也即选民越多，而选民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竞选者的偏好，从而对他们的行业给予较高的壁垒。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后，Mayer(1984)提出了中点选民模型。在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下，个人对贸易政策的偏好不同，当中点选民拥有的资本量低于国家平均水平时，他们会支持在资本充裕的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而在劳动充裕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因此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会倾向于选择中点选民偏好的限制程度。从行业的层面看，就业人数相对更多的行业可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贸易壁垒。Bradford(2006)的经验研究表明，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一个行业过高的失业率会促使政府实行贸易保护措施。Karacaovali(2015)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指出，贸易保护水平是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政治支持的结果，劳动力成本更高的部门或获得更大程度的保护。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模型，已有部分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贸易壁垒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索。他们主要使用对应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盛斌(2002)最早通过建立中国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模型研究了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发现具有劳动生产率高、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劳动密集度高等特征的产业容易获得较高的名义和实际保护率。鲍晓华、朱钟棣(2006)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例考察了“国家利益”和“利益集团”的特征指标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混合影响，发现政府倾向于保护那些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和非中间品行业，同时生产者游说力量的强弱也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唐宜红、徐世腾(2007)在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对贸易壁垒0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发现为了维护进出口利益集团，政府会倾向于选择保护水平较高的贸易政策，而利益集团则通过其所拥有的人数与福利的权重对保护政策的选择施加影响。回顾国内外相关已有研究可以发现，贸易壁垒的三种测度工具虽然各有利弊，但目前更加主流、更为完善成熟的还是频度工具。已有关于中国服务贸易壁垒测度的研究均存在一定改进的空间，利用国外已有测度指标进行的研究虽然年份较新但行业分类无法与中国行业分类完全匹配，而建立新测度指标进行的研究则大多年份较为陈旧。因此，本文在第三部分将采用频度工具，利用更新的中国服务贸易壁垒政策数据建立测度指标。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与中国的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匹配，也便于与同样采用频度工具的部分国际组织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进行比较。目前，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还较少，只有上述少量主要文献将贸易保护的“内生化”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的实证研究中。因此，本文在第四部分将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已有相关实证研究，对可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变量进行选择，并利用第三部分建立的中国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指标进行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三、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本文以服务贸易壁垒测度的频度工具为基础，使用中国发布的各年度版本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后续的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建立衡量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指标(STB)。由于在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中，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商业存在”是服务贸易目前最重要的提供方式，因此，以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采取的限制措施的测度表示中国服务贸易壁垒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测度指标的建立本文参考孙浦阳 等(2015)的方法，基于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后续的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对外资的鼓励、限制、禁止情况匹配到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四分位行业上，并根据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选择其中的服务业部分。由于本文考察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时间跨度较大，期间历经了四版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考虑到应用的广泛性与代表性，本文选取 2002 版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行业进行匹配，经整理得到 14 个行业大类及 339 个四分位行业。其中，14 个行业大类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业。对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行业进行匹配的具体操作为:首先按照国家1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改委和商务部对不同行业领域定义的划分，根据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筛选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属于服务业的四分位行业，然后将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服务业相关行业条款信息手工匹配至筛选后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服务业四分位行业代码上。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个行业条款被划分到同一国民经济四分位行业中的现象，处理方式为:如果该国民经济行业中存在至少一种服务或子类行业被划分为禁止、限制、鼓励，则将该四分位行业定义为遭到禁止、限制、鼓励的行业;没有匹配信息的行业则被定义为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在此基础上，构建衡量各行业限制程度的测度指标(见表 1)，由此可以获得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14 个服务业的分类限制指标。表 1:测度指标构建及其说明指标意义构建方式index1衡量禁止程度将存在被禁止服务或子类行业的服务业国民经济四分位行业赋值为 1，否则取 0，用 index1 标记该变量。index2衡量禁止及限制程度将存在被禁止或限制服务或子类行业的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赋值为 1，否则取 0，用 index2 标记该变量。index3衡量禁止、限制及鼓励程度将行业内服务或子类行业受到禁止的赋值为 2，受到限制的赋值为 1，受到鼓励的赋值为 1，将三个分值进行求和，用 index3 标记该变量。资料来源:作者制作。(二)测度指标结果分析从图 1 可以看出，index1 显示对外资的禁止程度先呈缓慢上升趋势，由 0 056上升至 0 106，随后小幅度下降并稳定在 0 095 左右的水平。Index2 则呈波动趋势，1995 年至 2007 年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达到最高值 0 289，随后又下降并于近年稳定在 0 180 的水平。Index3 也呈现出了相似的波动曲线，但 2007 年后 index3 下降的速度比 index2 更快，从 2007 年最高点的 0 318 下降至 2021 年的 0 038，说明2007 年后中国在逐步放开对服务业限制的同时，也在加大鼓励外资进入的力度。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可以按照 index1 与 index2 的变化大致将其分为三类，分别是两个指数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的行业、两个指数均基本保持平稳的行业以及两个指数先波动后保持平稳的行业。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2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第一类行业是 index1 与 index2 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的行业，包括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业。这些行业的 index1 和 index2 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并都已下降为 0，表明其已经对外资没有任何准入的限制。以金融业为例，从 index1 的变化可以看出金融业对外资准入的禁止措施自 2007 年起就全面取消;index2 表明禁止及限制措施也逐年减少并于 2020 年全面取消;index3 下降的速率要高于 index2，但其在2020 年下降为0 后并未继续下降为负值，说明金融业对外资的限制全面取消后并没有被列入鼓励目录。第二类行业是 index1 与 index2 均基本保持平稳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中退出限制、禁止目录较少，目录内的限制项目内容较为固定，但index3有明显下降趋势，说明有越来越多的项目加入鼓励目录。这类行业中禁止准入、限制进入的项目大多都涉及敏感行业或意识形态领域，变动的可能性较小。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行业内非敏感行业逐步加入目录，使得 index3 呈现下降趋势。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例，index1 显示对该行业的禁止程度一直比较稳定，在 2015 年前要高于服务业整体的禁止程度，而到 2015 年后，随着服务业整体禁止程度的上升，其便略低于服务业平均水平;index2 显示对交通行业的限制程度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从最高点的 0 444 下降至 2021 年的 0 361，但依然始终高于服务业平均水平;index3 在 2015 年后转为负值，说明国家加大了对外资进入交通行业的鼓励力度，虽然仍有限制但依然对外资进入呈鼓励态度。第三类行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教育业。这类行业的特点是 index1 或 index2 经历波动后趋于稳定，只是区别在于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两个指数最终稳定在较低水平，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的两个指数稳定在较高水平。这类行业的特点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新行业、新领域，禁止、限制目录在有项目退出的同时，也随着社会发展加入新的项目，因此造成了早期不同形式的波动后趋于稳定。例如，批发和零售业在 2011 年前的 index1 为 0，即对外资没有限制，后面虽然有所上升但幅度也很小，到 2021 年上涨至 0 022。不过，根据 index2 与 index3，批发和零售业的限制程度基本与服务业平均水平相近，且都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index2 与 index3 在2007 年达到了最高点 0 204 左右，随后快速下降，到 2021 年降至 0 021，降幅较大，说明批发和零售业对外资的限制较低。四、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本文在前文构建的中国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指标的基础上，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选取行业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变量入手构建解释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3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一)模型设定借鉴前面的文献分析，构建以下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回归方程:STBjt=0+1Ijt+2FDjt+3Njt+4Wjt+5Ejt+6CIjt+7IPjt+8Tjt+9PODjt+10CAPIjt+uj+t+jt(1)其中，STBjt为服务贸易壁垒，Ijt为行业增加值比重，FDjt为 FDI 比重，Njt为国有化程度，Wjt为平均工资，Ejt为就业占比，CIjt为服务贸易竞争力，IPjt为进口渗透率，Tjt为行业税收，PODjt为劳动生产率，CAPIjt为资本密集度，uj为行业固定效应，t为年份固定效应，j 和 t 分别表示行业与年份。(二)变量含义1 被解释变量。我们选取本文在上一部分构建的测度指标，j 行业在 t 年的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指标标记为 STBjt。2 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前文文献并综合考虑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特点，选取以下解释变量。(1)行业增加值比重。如果一个行业在服务业整体发展中占有较大比重，那么该行业就会有较高的重要性与话语权。因此，我们选取行业增加值占服务业 GDP 的比重来衡量，定义为:Ijt=IAjt/GDPt(2)其中，I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增加值占服务业 GDP 的比重，IA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增加值，GDPt为 t 年的服务业 GDP 水平。(2)FDI 比重。一个行业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也可能会对限制程度产生影响，外资影响较大的行业会倾向于让行业保持开放而不是提高限制程度。因此，我们选取行业 FDI 水平占服务业整体 FDI 水平的比重度量不同行业之间外资的影响程度，定义为:FDjt=FDIjt/FDAt(3)其中，FD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 FDI 水平占服务业整体 FDI 水平的比重，FDIjt为 j行业在 t 年的 FDI 水平，FDAt为 t 年的服务业整体 FDI 水平。(3)国有化程度。出于国家安全及保护国有经济等原因，国有化程度越高的行业越可能会有较高的服务贸易壁垒。因此，我们选取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该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国有化程度，定义为:Njt=ENjt/Ejt(4)其中，N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国有化程度，EN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国有企业就业人数，E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总就业人数。(4)平均工资。工资水平较高的行业，政府会倾向于制定较高的贸易壁垒。我们用Wjt表示 j 行业在 t 年的平均工资。(5)就业占比。当一个行业就业人数较多时，如果扩大开放受到外资的冲击，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因此政府会对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进行保护。因此，我们4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选取行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人数之比作为指标，定义为:Ejt=Ejt/ESt(5)其中，E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重，Ejt为 j 行业在 t年的就业人数，ESt为 t 年的服务业就业人数。(6)服务贸易竞争力。竞争力指数越高的行业越容易实行贸易自由化，而竞争力较差的行业可能会需要较高的贸易壁垒予以保护。j 行业在 t 年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表示为CIjt，定义为:CIjt=EVjt TIEjtEVjt+TIEjt(6)其中，EVjt表示 j 行业在 t 年的出口总值，TIEjt表示 j 行业在 t 年的进出口总值。该指数数值处于 1 之间，越接近 1 代表该行业竞争力越强，越接近 1 则代表竞争力越弱。(7)进口渗透率。不同学者对进口渗透率如何影响贸易壁垒有着不同观点。有的认为进口渗透率越高的行业，国内企业面临的压力就越大，会越有动力去游说政府提高贸易壁垒，因此贸易壁垒也就越高。有的则认为进口渗透率越高的行业，对其进行保护对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就越大，政府出于消费者福利和消费价格的考虑往往给予较低的贸易壁垒。j 行业在 t 年的进口渗透率表示为IPjt，定义为:IPjt=IVjt/IAjt(7)其中，IVjt表示 j 行业在 t 年的进口总值，IA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增加值。(8)行业税收。如果一个行业在国民经济的税收中占有较大比重，则政府有可能会倾向于对该行业设置较高的贸易壁垒。因此，我们选取行业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来衡量不同行业的税收水平，定义为:Tjt=Tjt/TTt(8)其中，Tjt表示 j 行业在 t 年的税收值，TTt表示 t 年的总税收值。(9)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低或高的行业都有可能受到贸易保护，前者不具备比较优势，后者可能代表其拥有较高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经济效益等。j 行业在 t 年的劳动生产率表示为PODjt，定义为:PODjt=IAjt/Ejt(9)其中，IAjt表示 j 行业在 t 年的增加值，E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就业人数。(10)资本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指行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值，我们使用这个指标将行业分为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同类型的行业对贸易保护政策的态度会有所区别。我们使用 CAPIjt表示 j 行业在 t 年的资本密集度，定义为:CAPIjt=FAIjt/Ejt(10)其中，FAIjt表示 j 行业在 t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Ejt为 j 行业在 t 年的就业人数。(三)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本文在上一部分依据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建立的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指5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标涵盖了 1995 年至 2021 年的数据。我们将该目录中的限制条款对应到了 2002 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 14 个服务业行业上，但 2002 版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的重大改版使得 2002 年前的统计数据无法与 14 个 2002 年之后的行业分类较好地对应。为了避免较大的误差，我们选取的是 2003 年及以后的数据。由于现在可以查阅的资料都截至 2020 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最终选取 2003 年至 2020 年共 18 年、14 个服务业行业的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主要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服务业分行业税收数据来自中国税务年鉴，服务分行业贸易数据来自 WTO 统计数据库(WTO Statistics Data-base)。由于来自 WTO 的服务业分行业贸易数据的行业分类不能直接与中国的 14 个行业分类对应，因此，我们参考薛洁(2012)的对应方法将 WTO 的行业对应至中国的行业分类后计算得出相关数据。(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包含了 20032020 年 18 年间 14 个服务业行业的 252 个样本。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STBjt(index1)2520086012200483STBjt(index2)2520262021800765STBjt(index3)2520233029203331034Ijt2520033002400040099FDjt2520071010600552Njt2520529030700310995Wjt2521135035605012308Ejt2520019001700020067CIjt2520029039608660999IPjt25214653377020 374Tjt2520033004400152PODjt25242 812386113336205114CAPIjt25240 916798130244356951五、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我们利用本文第三部分构建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指标与第四部分构建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一)基本方程回归结果从表 3 可以看出，无论采取哪种测度方法估算以外资限制表示的服务贸易壁垒，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与符号基本相同。Index3 的回归结果中最为显著的是就业占比、FDI 比重、服务贸易竞争力、国有化程度、劳动生产率与进口渗透度。就业占比、FDI 比重、服务贸易竞争力在 1%水平上显著。其中，就业占比将对中国的服务贸易6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 3:基本方程回归结果变量index1index2index3Ijt0013(0 03)0242(023)0879(069)FDjt0137*(1 77)0866 (4 45)0609 (260)Njt0061(0 63)0352(1 44)0626(212)Wjt0048(0 88)0090(0 66)0184(111)Ejt0210(0 13)12052 (288)18947 (376)CIjt0049(2 16)0124(217)0222 (323)IPjt0004(1 65)0012(213)0012*(183)Tjt0086(0 26)0690(083)1097(109)PODjt0005(0 20)0055(0 79)0218(258)CAPIjt0023(2 48)0026(1 10)0003(011)cons0388(0 73)0448(034)2151(133)是否固定行业效应是是是是否固定年份效应是是是2017803110431观测值252252252注:、及*分别表示在 1%、5%及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值。壁垒产生负效应，说明如利益集团模型所展示的，就业占比较低的国内行业更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因此也会更有动力游说政府提高贸易壁垒对自己进行保护;服务贸易竞争力也有负向影响，说明一个行业的竞争力越弱，就越需要较高的贸易壁垒;FDI 比重有正效应，表明外资占比较高的行业会相应出台较多的限制性政策对该行业内的外资予以规范与限制。国有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在 5%水平下显著，且符号都为正，说明对于国有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行业，政府将会出于各种战略、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考虑给予更多的外资限制与保护。进口渗透率在 10%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进口渗透率越高，进口冲击就越强，因此政府会对该行业的开放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与保护。(二)内生性检验由于变量之间极有可能出现内生性，因此通过对所有变量均滞后一期进行内生性检验得到表 4。可以看出，在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内生性后，在对 index3 的内生性检验中，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且符号均与原回归结果相同。7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 4:内生性检验结果变量index2index3L Ijt1084(095)2742(204)L FDjt0 693 (327)0455*(183)L Njt0275(098)0459(139)L Wjt0061(038)0334*(179)L Ejt15148 (325)22108 (404)L CIjt0143(225)0264 (354)L IPjt0015(244)0015(209)L Tjt1896*(212)0531(051)L PODjt0056(072)0 249 (272)L CAPIjt0007(025)0021(069)cons1047(067)3627(199)是否固定行业效应是是是否固定年份效应是是203060449观测值238238注:、及*分别表示在 1%、5%及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值。(三)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用 OECD 的 FDI 限制指数与 STI 指数替换本文建立的测度指标进行回归。由表 5 可以看出，部分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稳健。以 OECD 的FDI 限制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后，国有化程度、服务贸易竞争力依然显著，其中，前者在 5%水平上显著，后者在 1%水平显著。此外，平均工资、行业税收等变量也比较显著。以 OECD 的 STI 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后，进口渗透率、行业税收等变量显著性较高。虽然 OECD 的两个限制指数均可能存在样本数量较少的问题，但其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及符号与原回归结果相似，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四)异质性检验按照杨仁发(2013)的分类标准，本文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及公共性服务业对 index3 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包括教育8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 5:稳健性检验结果变量OECD 的 FDI 限制指数OECD 的 STI 指数Ijt0658(097)0698(077)FDjt0008(0007)0061(110)Njt0697(253)0104(051)Wjt0 318 (341)0133(124)Ejt3090(077)8132(161)CIjt0 102 (287)0030(093)IPjt0005(157)0030(228)Tjt1521 (283)0593*(187)PODjt0059(078)0139(142)CAPIjt0008(052)0067(157)cons254 (275)123(104)是否固定行业效应是是是否固定年份效应是是207680831观测值18049注:、及*分别表示在 1%、5%及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值。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业。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回归结果拟合效果最好。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回归在国有化程度、平均工资、就业占比、服务贸易竞争力、进口渗透率、资本密集度上显著，且与预期符号相同;消费性服务业的回归在 FDI 比重、服务贸易竞争力、行业税收、资本密集度上显著性较高;公共性服务业的回归在平均工资、就业占比、资本密集度上具有显著性。六、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通过量化中国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后续的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的限制措施建立对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指标，并依据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文献研究建立模型，对服务贸易壁垒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根据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指标的测算结果，中国的总体服务贸易壁垒处于较高水平，但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不同行业的变化趋势也有所不同。消费性服94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 6:异质性检验结果变量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Ijt2995(1 05)3347(132)1547(021)FDjt0222(0 54)1084 (5 03)3055(039)Njt1 805(2 13)0334(0 35)0170(009)Wjt0 545*(1 71)0008(005)1534*(195)Ejt64 927 (4 37)4665(052)34618 (391)CIjt0 864 (4 44)0049*(031)0023(016)IPjt0 060 (2 75)0009(138)0424(053)Tjt2241(1 31)3330(213)0643(010)PODjt0086(0 20)0100(0 45)0017(001)CAPIjt1 267 (2 86)0394 (5 92)0195*(186)cons6 14(1 94)0410(0 28)16200(213)是否固定行业效应是是是是否固定年份效应是是是2075908420579观测值907290注:、及*分别表示在 1%、5%及 10%水平上显著，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