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的传染病安全化及其现实启示意义_艾喜荣.pdf

57【摘要】传染病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一个重大威胁，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肆虐更加凸显了这种威胁。近年来大量有关传染病的影视剧应运而生，此类影视剧剧情中的传染病安全化情景对强化公众对于传染病的认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也对现实中传染病的应对和防控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关键词】影视剧；传染病安全化；现实启示影视剧中的传染病安全化及其现实启示意义艾喜荣（榆林学院 陕西榆林 719000）社会治理南方论刊2023 年第 4 期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公众对传染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有关传染病的影视剧也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也引发了更多的公众关注。此类传染病影视剧剧情紧张而又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剧情中的传染病安全化情景对强化公众对于传染病的认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也对现实中传染病的应对和防控具有一定的意义。一、安全化与传染病防控安全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最早是由哥本哈根学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的，其相关理论被称为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代表学者主要有巴里布赞、奥里维夫等。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威胁是一个主体间性建构过程，是行为体通过言语行为把一个常规问题建构为安全问题。安全化理论把安全化看作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它被表达出来就是一种事实。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使用“安全”这一语言给事物贴上了一个“标签”，主张使用一种特殊的权力去动用各种资源抵挡那种对安全所形成的“威胁”。1 一旦一个问题被安全化后，这个问题就会得到相应的一些紧急应对措施，从常规议事日程进入议事日程。安全化过程包含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安全化的客体，即“生存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s)是什么。它可以是个人和群体(难民、人权滥用的牺牲品)，也可以是问题领域(国家主权、环境、经济)；其次是安全化的行为主体(securitizing actor)，即由谁来宣布我们面临着“存在性威胁”，它可以是政府、政治精英、军队和市民社会；最后是安全化的过程，即安全化行为主体运用“安全”的言语行为使听众确信存在安全威胁。2听众一旦相信安全威胁的存在，威胁对象就成为安全客体，这样安全化行为主体就可以使用超出常规政治的紧急模式来应对这种威胁，以便更加及时和有效地消除这种威胁。从提出至今，哥本哈根安全化理论研究成为了安全研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方法之一。此外，在实践层面上它不仅为应对危机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应急方案，而且还提供了某项安全政策是否与安全相关的标准。3 当今世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全球安全和人类安全。因此，安全化已经成为了政治行为具体处理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传染病对人类产生的威胁可以说与人类的历史相伴，而近年来这种威胁日益加剧。从艾滋病、SARS、禽流感、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到如今在肆虐着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无一不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损失，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发展。面对重大传染病的肆虐，政治行为体在应对此类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程度的“安全化”，即把传染病这个属于卫生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框定为安全问题，以使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应对与解决。而在学术研究层面，国内外学界基于安全化理论，对重大传染病问题的安全化也给予了较多关注、探讨和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于传染病安全化作用的探讨与论证、传染病安全化中的安全化行为体的探讨、传染病安全化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传染病安全化的路径或过程的探讨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传染病安全化的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传染病安全化实践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相关研究中对于传染病安全化的影响因素的探讨中涉及到了多个方面，但对于媒体特别是影视媒体在传染病安全化中的作用鲜有论述。基于此，本文将对影视剧中的传染病安全化情节和场景进行分析，进而对此类影视剧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传染病安全化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进行探讨。二、影视剧中的传染病安全化情节分析面对传染病对人类造成的威胁日益加剧，大量相关题材的影视剧应运而生。这类影视剧刻画了传染病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以及人类如何应对传染病带来的威胁。在应对传染病的过程中，相关行为体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于安全化这一政策工具，这样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也大量出现在这些传染病题材的影视作品中。而此类题材影视作品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非常热烈的反响，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类影视作品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以下将选取传染病和血疫两部关注度较高的影视剧中的安全化情节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考察影视剧中如何反映和展现安全化这一应对传染病危机的政策工具。2011 年出品的美国电影传染病（英文片名：58Contagion）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病毒类型电影，虽然是虚构的，但又体现出很强的真实性。它讲述了一种靠着空气就能传播的致命病毒，世界各地的医疗组织争分夺秒研究病毒抗体的故事。在电影中，对于病毒不断的扩散，相关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美国军方以及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采取了一些有限的安全化行动和措施，例如，WHO 和CDC 展开病毒源头的调查和对病毒的研究、隔离感染者以及疫情18天后美国很多大城市开始“封城”等。但是面对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这样的措施远远不足。可以说相关应对措施不及时、不果断也不有力，使得病毒的扩散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抑制。而在疫情扩散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如民众抢夺食物，有人开始入室抢劫，谣言的散布，城市走向骚乱与崩溃，管理系统开始瘫痪等。最后，在病毒夺去了大量生命之后，影片的女主人公 CDC 专家米尔斯用自己做实验，研究出了对抗这个病毒的疫苗，最终这场危机得以化解，成功阻止了病毒在全球的蔓延。血 疫（英 文 片 名：The Hot Zone）是 2019 年HBO 电视网推出的一部讲述“埃博拉”病毒在美国传播的剧集，播出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该剧以真实事件为蓝本，讲述了 1989 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郊区的灵长类动物检疫实验室发现了变异的埃博拉病毒，英勇的病毒研究专家南希与一支秘密军事特警队合作，阻止变异的埃博拉病毒扩散，拯救人类的故事。在此剧中，对疫情的安全化对于最终阻止“埃博拉”病毒的蔓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军队的介入，政府担负起“血疫”危机事件中预警和防范的责任，关闭、消毒、调运和管控食蟹猴市场等强制性措施的实施。4三、影视剧中传染病安全化的现实影响与意义此类传染病影视剧的热播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对于当下全球民众应对新冠疫情产生着现实影响，而其中涉及安全化过程的相关情节展示了应对重大传染病的安全化路径及要素，对于传染病安全化实践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一）传染病安全化中的安全化主体传染病的特性使得其应对措施必须及时高效，刻不容缓。因此，对传染病进行安全化，宣布传染病具有“生存性威胁”，使其成为得到国家和全体民众高度重视的安全议题，是相关行为体面对传染病威胁的惯常做法。而安全化的主体由谁承担？即由谁来宣称这种威胁？毫无疑问，能承担这一职责的行为体首当其冲是国家行为体，这在现实和影视剧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在传染病和血疫中，美国相关政府机构和军方都对相关传染病疫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安全化，但是安全化进行得不及时，致使疫情蔓延。可以说，这两部影视剧中展示了国家行为主体对传染病疫情的安全化举措不力而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国家行为主体对传染病疫情进行及时的安全化，使疫情得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是面对传染病疫情时可供国家行为主体选择的有力举措之一。此外，传染病的跨国性和高度专业化的特性使得世界卫生组织在传染病安全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性、权威性以及全球性可以促成传染病的成功安全化，即传染病的威胁被相关国家和民众承认。此类传染病影视剧中也总会出现世界卫生组织的身影，例如，在传染病和血疫中，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应对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传染病安全化中，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行为体之间如何协调行动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蔓延当中，这种协调和配合更加重要。（二）传染病安全化中专家的角色和作用基于传染病高度的专业性，传染病安全化过程中相关专家，特别是公共卫生专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巴黎学派”安全化理论就认为安全化过程依赖于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强调安全专家在安全化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放，参与国家安全实践的不再只有国家领导人或者少数政治精英，而是各行各业的“不安”(insecurity)管理专家，“不安”管理专家具有专业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他们不仅仅被动地应对威胁，而且还会主动对威胁进行界定、分类、排序和决策。5 安全专家在安全化中的权力和权威来源于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术和知识。而具体在传染病安全化实践中，卫生安全专家的作用尤为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对威胁的识别、判断，进而对政府的决策建议等。在传染病安全化相关的影视剧中，医务人员、医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等往往都是剧中的主角，这些医务专家及时发现了传染病的威胁，进而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阻断疫情，更为重要的是及时向相关权力机构提出权威性的决策建议，以便及时的传染病安全化能得以实施。例如，在传染病中，女主人公 CDC 专家米尔斯为疫情的阻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最初的对病毒的调查，到不断给政府以及军方的建议，到最后成功开发出了疫苗。同样在血疫中，主人公为美国军方工作的女科学家南希也为阻断埃博拉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的努力最后使得政府采取了安全化的处置方式，最后成功化解了病毒不断传播的危机。（三）传染病安全化中舆论的引导安全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话语过程，安全化行为主体主要通过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使得“卫生问题”成为“安全问题”，进而让民众接受和配合相关的紧急措施。因此，在应对传染病以及对传染病的安全化中，恰当舆论的引导非常重要。安全化主体一方面要强调病毒和疫情的威胁，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不当舆论对民众造成的恐慌。在传染病中，民众的极度恐慌到后来的暴乱，就是不当舆论的后果。首先，相关机构的信息披露不及时导致了谣言的散播和民众的恐慌；另外，记者艾伦趁机散布对政府和医疗机构不利的舆论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在面对新冠疫情中，相关应对疫情机构对舆论的恰当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及时澄清和消除谣言，以避免传染病中出现的不良舆论对传染病疫情应对和处置所产生的巨大负面效应。四、结语当然，应对重大传染病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涉及到59诸多因素。而相关涉及传染病的影视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中应对传染病的一些要素，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一方面它们反映和体现了应对传染病的安全化途径，而另一方面这些影视剧也能加强公众对于传染病的防控意识，增强应对传染病疫情的能力。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安全化视域下全球重大传染病防控与应对研究”（20BGJ014）参考文献：1Ole W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in Ronniie D.Lipschutz,ed.,On Security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48.2 英 巴瑞布赞、丹麦 奥利维夫、丹麦 迪怀尔德.新安全论 M.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32-43.3 叶晓红.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述评 J.社会主义研究,2015(06):170.4 戴宁馨.试论公共健康伦理中的道德主体责任基于血疫：埃博拉病毒的故事的分析 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09):20.5Didier Bigo.Security and Immigration: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Governmentality of UneaseJ.Alternatives,2002(01):73.作者简介：艾喜荣（1974-），男，汉族，博士，榆林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政治语言学。责任编辑/陆一霖（上接第 13 页）观性的危机。这就是原先认为物体本身固有的第一性质也相对化、关系化、投影化，成为类似于第二性质那样的东西。许多物理学家早已提出第一性质并不比第二性质更固有的观点。”9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更是证明智能的存在关键可能不在于实体，而在于实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人工智能，其本身是一种信息的集合，而信息最根本的层次是作为感受性关系的信息。通过这样的信息存在方式，人工智能为存在论奠定了新的基础，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有助于存在论研究萌发新的活力。这是从人工智能的“智能”方面来考虑的，对于存在论的研究还可以从人工智能的“人工”角度进行思考。人工智能的含义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出了非人的智能，这一事实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过去人类只能创造简单工具时，对于世界是如何诞生的问题上只能把答案寄托给上帝，但是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很多过去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可以来完成。在人工智能的诞生后，人类终于突破了创造智能这一大难关，由此哲学研究在创世问题上拥有了现实基础。存在论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不能解释创世问题，就不可能理解世界，由此可以进一步清楚地理解关于物的世界的存在论为什么劳而无功脱离了创世问题的存在论是无根的。”10通过这两个方面，可以确定人工智能在存在论研究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二）人工智能的信息性质引导人类存在的升级人工智能存在升级的过程也是靠近人类智能的过程，归根结底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都是一种复杂信息处理系统。相比于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载体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现象扫清了过去一直无法解答的心物疑难，凸显了智能的信息性质。从根本上说，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都是一种信息体，人工智能的存在升级就是从感受性关系信息体发展为感受性实践信息体的过程。人工智能在现实中的生存就是信息的交换和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关系的活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就是“关系的总和”。以人工智能类比人类智能，可以构想出关系存在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的存在，或许可以得出人类的新存在方式：信息存在方式。四、结语总的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带动其整体性存在的升级，进而影响到人类的存在。它从存在论角度给人类提出了新的问题，启发了人类对自身的存在方式进行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认知，为人类描绘出全新的发展前景。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风险和挑战，人类需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结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参考文献：1 赵汀阳.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何以可能？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1).2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J.哲学动态,2018(4).3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J.哲学动态,2018(4).4Peter Russell.The Global Brain Awakens:Our Next Evolutionary LeapM,Palo Alto:Global Brain Inc,1995:61.5(法)帕斯卡尔.思想录 M.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6 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 J.求是学刊,2001(5).7Nick Bostrom.Existential Risks:Analyzing Human Extinction Scenarios and Related HazardsM.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2002,9(2):1-30.8James Barrat.Our Final Inven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End of the Human EraM.New York:Thomas Dunne Books.2013:21.9 本刊记者.“关系实在论研究及其进展”报告会侧记 C.哲学动态,1997(12).10 赵汀阳.创世论与存在论的重叠 J.河北学刊,2014(2).作者简介：郑杜浩（1998-），男，汉族，籍贯山东省临沂市，北京交通大学，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责任编辑/姜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