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展望_骆雷.pdf

2022年（第42卷）第11期Vol.42,No.11,82-89,2022体 育 科 学CHINACHINA SPORTSPORT SCIENCESCIENCE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展望骆雷（上海体育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8）摘要：研究范式是被学术共同体所约定且共同遵守的、进行知识生产与学术积累的方式。从科学问题的提出、变量思维、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与研究结果的可证伪性、体育管理领域常识的验证、数学模型与统计学知识的应用、实证研究范式的局限性等方面，对中国体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学科定位还是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任务，实证研究范式都应成为体育管理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中国本土文化与体育管理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以强调证据链和科学性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范式与强调直觉和洞见为代表的思辨研究范式将长期共存；缺乏学术成果间的有效对话是阻碍体育管理学知识积累的突出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1）中国体育管理研究应主动融入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中；2）阐释与回答中国体育管理问题需要研究范式间的相向而行；3）追逐体育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不能代替体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4）体育管理研究者需要保有对科学研究的敬畏与真诚；5）要让好奇和趣味成为体育管理研究者开展科学研究的驱动力。关键词：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反思；知识积累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知识创造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阶梯。随着科学研究的持续深入，人类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在科学研究愈加专业化的今天，我们已经创建了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军事学、艺术学、交叉学科14个学科门类以及117 个一级学科在内的庞大学科体系，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学科的分野带来了知识创造的专门化和研究者的职业化，任何学者几乎不再可能在众多学科领域均有所建树。科学界已很难再次出现如亚里斯多德、牛顿、笛卡尔等的全知全能型学者。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当代体育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体育领域的实践活动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的结合日益紧密。体育活动的多维内涵孕育和催生了多样的体育现象和现实问题，进而形成多元化的体育研究场域乃至诸如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社会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等的学科体系。一方面，体育现象具有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般属性，对体育领域的研究无法脱离哲学、美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母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另一方面，体育现象又有其鲜活的自身特性，这些特性与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迥然有别，需要研究者仔细考量与斟酌。在此背景下，科学、规范地运用学术语言做好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绝非易事。20 世纪 50 年代，体育管理学在美国被正式列入为大学课程，开始培养体育管理人才。1984 年，武汉体育学院在国内率先设立体育管理学本科专业，并编撰了 体育管理学 教材。同年 6 月，全国体育管理学研究会在武汉体育学院正式成立。2004 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管理学分会正式成立。2012 年，上海体育学院创办和增设国内唯一的体育管理学博士学位授予点。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为新时期中国体育学学科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与挑战（方千华 等，2017）。近年来，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体育管理学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技术日趋多元，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虽然体育管理学学术研究和专业建设成果丰硕，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体育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定位仍不清文章编号:1000-677X(2022)11-0082-08DOI:10.16469/j.css.202211010收稿日期：2022-06-30；修订日期：2022-10-28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C2023138）；上海体育学院教师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2JX020）。作者简介：骆雷（1983-），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与体育赛事，E-mail：。82骆雷：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展望晰。学科定位的模糊会导致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方向不明确，学术研究和专业建设各行其是，学科建设主体之间难以形成合力。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被学者们所广泛认可的主流研究范式也未真正形成，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家园尚未建立。研究范式是为知识创造和学术积累服务的。而研究范式的不成熟又会导致体育管理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乏力，不利于体育管理学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在此背景下，体育管理学者的学术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从成熟学科（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既有知识中进行知识搬运，而不是真正的知识创造。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利剑”，也是被学术共同体认可的、进行本领域知识创造和积累的关键所在。不同的研究范式反映了不同的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每种研究取向都有它自己的一套哲学假设与原则，并且对于如何做研究也有它自己的立场。正是基于对世界本源的哲学思考和长期形成的科学信仰，研究范式才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学科建设与知识创造的视角出发，在回顾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演进脉络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反思，对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的未来予以展望并提出建议。1 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的演进脉络 作为交叉学科，体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受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体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涵盖各类体育现象（如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所以体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也受到其他 4 个体育学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运动人体科学）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影响最多。整体来看，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发展与演变呈现如下基本脉络。第1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中国体育管理学创立之初，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迫切需要解决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孙汉超，1985）、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秦椿林 等，1996）、学科知识边界以及学科间关系等问题，因此，该阶段主要是借鉴国外学科体系及母学科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探索中国体育管理学的早期知识体系与学科框架。第 2 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在学科定位与学科知识体系等问题初步解决后，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育政策环境、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等中、宏观问题逐渐成为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研究议题的变化推动了研究范式的革新。由于诠释或批判的研究范式更加适用于对中、宏观议题的阐释与理解，如采用诠释的研究范式能够更为准确地分析不同体育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和优劣势，采用批判的研究范式能够更好地回答体育是否应该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等，从而成为该阶段的主要研究范式。第 3阶段：21世纪初至今。该阶段以实证研究范式的出现为主要特征，多种研究范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回答中国体育管理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市场结构、体育组织行为以及体育消费等领域的现实问题日益显现，仅靠诠释或批判的研究范式已难以回答好这些中观或微观问题，实证研究范式开始出现。实证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设计的可重复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可证伪性，对包含大样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如普通居民的健身意识与行为、赛事观众的消费心理、健身俱乐部的组织行为等，尤其适用。实证研究范式有助于探究不同人群或不同组织的共性规律和特征，进而将这些规律和特征提炼为体育管理理论。当前，实证研究范式尚未成为体育管理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包括诠释、批判等在内的研究范式依然存在，多种研究范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中国体育管理学的知识积累。2 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研究范式是学科内部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则与方式，也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共同约定。当然，研究范式也是进入学术共同体的准入门槛。对研究范式的洞察与掌握，既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每位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从研究范式的适用性来看，思辨或诠释取向的研究范式更多地适用于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人文学科，实证研究范式则更加适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国体育管理学脱胎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其研究范式长期受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影响。但从学科定位来看，体育管理学的母学科仍然是管理学，而不是人文学科。因此，思辨或诠释取向的研究范式不应成为体育管理学的主流研究范式，而应以实证研究范式作为其主流研究范式。从体育管理学的研究任务来看，由于基本实现了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剥离，体育管理学的研究任务不再包含对体育领域原初概念或原初理论的探索，而是基于管理学视角对体育领域各类现象进行解释、验证或预测。因此，无论是基于学科定位还是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任务，实证研究范式都应成为当前体育管理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基于科学研究的本质以及实证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进一步回顾和思考近年来中国体育管理学的学术研究工作，通过分析和讨论既有成果在科学问题的提出、变量思维、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与研究结果的可证伪性、数学模型与统计学知识的应用、实证研究范式的局限性等关键问题，反思我们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以期讨论和解答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的困惑、矛盾和迷思。2.1 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科学问题吗？问题的提出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学术研究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清晰明确。“管理理论83 体育科学 2022 年（第 42 卷）第 11 期的运用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精确，而是指人们对主要的概念、概念连接而成的命题以及论证方式有着深入的、大范围的共识。”（白长虹，2022）多数情况下，研究问题能够借助于论文的题目予以清晰地表达，有时则需要在论文的前言部分予以描述和说明。无论是在何处提出研究问题，该研究问题的陈述必须使用清晰的变量语言。变量的名称一定要规范准确，且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例如，有研究以“赛场观众体验的探索性研究”为题，探讨观众体验的因子结构以及不同观众群体在观众体验各维度上的差异性（朱洪军，2011）。从研究问题来看，这是一个关于单个变量（即观众体验）内涵与维度测量的探索性研究，变量名称清晰明确；另有研究以“品牌依恋对运动鞋品牌忠诚的影响机理：运动鞋品牌承诺的中介作用”为题，探讨了品牌依恋、品牌承诺、品牌忠诚 3 个变量之间的因果路径关系（吕庆华 等，2014），该研究问题中的变量名称同样清晰明确。除了使用变量语言外，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还要求既有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技术能够回答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即研究者必须考虑实证材料或数据获取的难度与可行性。例如，在体育消费行为研究领域，由于消费者的实际消费行为往往无法通过既有的数据搜集方法（如问卷调查）有效获取和测量，所以很难在研究问题中将实际消费行为设置为研究变量，而是采用消费行为意向等变量对实际消费行为予以间接测量。厘清概念的内涵是学者们的共同任务。学术的严谨性依赖于方法的科学性和概念的精确性，而概念的多义性则会导致学术交流的困难（白长虹，2022）。在中国体育管理学早期研究中经常会出现“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这类研究通常聚焦某个特定领域（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等），运用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或者问卷调查等方法，试图回答该领域整体或局部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应对策略。不可否认，这类选题在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早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现状、问题与对策”并不是规范的变量语言，不同学者对现状、问题以及对策等核心议题的内涵理解不一，甚至差别迥异，这就会导致不同学者在同一时期做相同的研究议题时所得到的结论难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涉及面过于广泛，现状、问题与对策等议题本身就难以运用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或者问卷调查等方法予以全面回答。随着中国体育管理学学科日趋完善，不少体育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了这类议题存在的弊病，开始摒弃对“现状、问题与对策”等相关议题的研究，但当前仍有一些学术研究沿用“现状、问题与对策”的基本思路，只是采用了一些诸如发展困境、发展路径等学术用语。但是，新的学术术语仍未能解决概念的多义性问题，研究问题的科学性依然存疑。因此，体育管理学者必须重视概念的精确性和变量语言的运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体育管理学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步。2.2 体育管理领域的质性研究需要采用变量语言吗？与定量研究一样，质性研究同样需要变量思维，也要使用变量语言。在体育管理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展学术研究。一般地，质性研究方法通常适用于探索性研究阶段，即研究议题或者研究所指涉的概念相对较新，没有或很少有既有的文献对上述议题或概念进行过专门研究。与定量研究不同，质性研究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取包括图形、文字、声音、视频等在内的质性材料，而后运用规范的质性材料处理方式和分析方法（如扎根理论、文本分析等）处理质性材料，得出研究结论。即便如此，质性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同样需要使用规范的变量语言，如果质性研究过程中不注重变量语言的使用，同样会导致研究过程的不可重复以及研究结论的不可比较。2.3 我们是在采用复杂的数理统计知识来验证常识吗？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常会用到数理统计知识进行理论模型的构建和验证。对于不了解实证研究方法的学者而言，数学模型或者数理统计知识可能过于繁杂不易亲近，且研究结论多为身边的常识性知识。因此，有些研究者会认为：实证研究者们故弄玄虚，如果不用实证研究的那套复杂方法和程序，仅凭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判断，就足以得到与实证研究相同的结论。这种观点显然误解了科学研究的要义以及常识的真正内涵。科学研究需要探究自然与社会的存在规律与发展规律。但在探究上述规律的过程中，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证伪，而不是证实。换句话说，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我们根本无法确切地得到任何永远正确的真理。囿于人类的局限性，我们所得到的任何规律或知识都是暂时正确。而人类许多突破性的重大发现和技术进步往往都是从打破常识开始的。面对常识，我们往往更需要鼓起证伪的勇气，拿起科学的工具向它们发起挑战。正如艾尔巴比（2018）所指出的那样：“很多不言自明的事实常常被最终证明是错误的，微不足道并不是阻碍科学研究的正当理由。”例如，在体育管理领域，即便消费者的经验和直觉表明赛事观众的满意度会随着赛事服务感知质量的提升而提高，但我们仍然需要借助科学研究的手段予以验证。因为个体的直觉和经验就一定是牢靠的吗？它是不是一个偶然或者例外？个体的直觉与经验能否直接上升为科学结论或理论？显然不是。社会规律代表的是概率模式，这种通则性的概率模式并不需要百分之百地反映所有观察个案。而从个体经验上升到科学结论本身就是归纳的过程。科学的归纳过程必须经由抽样设计、变量测量、研究假设的提出、理论模型的构建、样本数据的分析等一系列方法，运用推论统计才能把样本特征推论到总84骆雷：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展望体特征，进而得到暂时正确的理论（如赛事服务的感知质量会显著正向影响赛事观众的满意度）。后续学者可以选取其他的研究情境和样本数据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因此，科学研究无禁区。在实证研究范式面前，体育管理领域的所有理论乃至知识体系都只是暂时正确。任何研究者都可以向所有的成熟理论发起挑战。进一步地，研究范式本身也是暂时正确的，当我们运用既有的研究范式发现了越来越多反常的研究结论时，研究范式的革新可能就要到来。2.4 我们的学术成果之间能够互相对话吗？学术成果之间的有效对话是实现学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重要前提，而学术成果之间的有效对话又离不开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科学家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可重复性（张力为 等，2021）。可重复性不仅是对自然科学研究的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乃至体育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学科领域的创新性探索不能无视或者轻视重复性研究。有学者将重复研究归纳为 3 个主要等级：1）精确复制，采用原来研究的数据或资料并遵循原来的研究设计；2）精确重复，即遵循原来的研究设计和同类型的被试（样本），但需另外收集样本数据或资料；3）概念重复，即采用原来的研究假设，但研究设计、变量测量以及被试都可与原研究不同（张力为 等，2021）。如果研究不具有可重复性，我们就难以证明该研究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在中国体育管理学创立的早期阶段，一些学者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或逻辑分析等方法，针对某些研究议题归纳或提出某些观点，然后再对这些观点进行论证和分析。严格来说，文献资料分析和逻辑分析并不是规范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是所有研究都需要做的一项工作，而逻辑分析则是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并非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这类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1）过度注重学术观点在内容上的新颖性与吸引力；2）追求学术观点在形式上的对仗性与工整性；3）仅将描述性的统计数据作为观点的主要支撑。由于缺乏严谨、统一的研究设计，其他学者很难重复上述研究过程，研究结论的科学性难以验证。实证研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一方面，实证研究范式有着严谨而规范的研究路径：科学问题的提出及其依据、严谨规范的研究设计、资料与数据的搜集、资料与数据的整理、资料与数据的分析、研究结果的报告、研究结果的讨论与分析等。正如医院的就诊流程一样，严谨而规范的工作流程虽不能保证所有的病人都能得到最有效的救治，但却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救治出错的风险。采用实证研究范式并不能确保该研究得到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但却能够大大降低该研究出现人为干预的风险。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要求研究者全面报告研究设计的细节、研究假设提出的依据、数据或资料搜集的详细过程、数据或资料的处理方法与工具，甚至需要保留和提交原始数据和资料。这样能使得对同一研究议题感兴趣的学者可以遵循同样的研究设计，重复抽取另一批符合要求的样本，再次对这一研究进行精确重复，或者直接采用原始样本，对这一研究进行精确复制，从而比较两次研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在当前的体育管理学研究中，一些研究的选题虽然极为相似，但由于缺乏对研究范式、资料与数据搜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等的明确说明，导致研究结果和学术观点之间缺乏相互比较和对话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宏观领域的社会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许多同类议题的研究成果之间无法进行对话，导致体育管理学科的学术积累更加困难。例如，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当前体育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我们以“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为主题，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 20202022 年在 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献共计 30 余篇，对与研究主题相关性较强的 17 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研究主要聚焦于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和实施路径等。然而，由于变量名称并不一致、概念内涵的界定也不尽统一、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的说明并不具体（表 1），导致上述成果之间的对话存在困难。具体而言，部分研究成果并未报告具体的研究方法，故无法得知研究成果中的学术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另外，部分研究成果虽然报告了研究方法（如文献资料分析、专家访谈或逻辑分析等），但对上述方法的介绍不够具体，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应用过程未作详细说明，其他研究人员也无法进行重复研究。因此，即便通过比较发现学术观点或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差异，也无法准确推断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因此，规范的变量语言、严谨的研究设计、全面翔实的文献回顾、详细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的报告等，对于研究成果间的对话以及学科知识的积累具有重要意义。2.5 我们存在哪些数学模型和统计学知识方面的误用？统计方法的正确运用是开展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石。中国早期的管理学研究相对缺乏科学、扎实的研究方法与规范；随着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倡导规范而严谨的实证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在管理学领域的比重显著提升（金占明 等，2014）；但随之又出现了过于关注定量研究中数学模型与统计学的应用，忽视或者缺少对研究价值、研究意义、管理环境与内在逻辑的关注，从而让管理学研究陷入一种“数学游戏”的危险境地。近 10 年来，中国体育管理领域的实证研究数量在逐渐提升，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对数学模型与统计学知识的误用问题，如简单地套用统计学模型或对统计结果的误解和误用（刘炜 等，2001）、信度与效度的误用（张力为，2002a，2002b）、国外量表借用误区（张力为 等，2000）、研究问题与统计方法的不匹配（张力为，2001）、体育管理实证研究中的量表应用误区（骆雷 等，2021）、反映性测量模型与形成性测量模型的混淆（骆雷，85 体育科学 2022 年（第 42 卷）第 11 期2020）等。上述误用现象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为进一步说明统计方法误用对体育管理研究的危害性，本 文 以 结 构 方 程 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在体育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为例进行说明。SEM 在体育管理学领域的应用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作为第二代统计分析技术，SEM 将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的原理相结合，能够处理多个潜在构念间的因果路径关系问题。当前，在体育管理领域误用 SEM 较为突出的问题表现为：1）测量模型误用，混淆或者忽视测量模型中潜在构念与观察题项间的关系，将需要采用形成性测量模型的误用为反映性测量模型；2）将事物的评价问题等同于测量问题，进而误用 SEM 对评价对象进行多阶层指标体系的评价（骆雷 等，2021）；3）为了获得更为理想的模型拟合结果，在 SEM 理论模型图中将不同潜在构念下的观察题项的测量残差项连结相关，但这并不符合 SEM 的基本逻辑；4）采用基于共变异数的 SEM 时，仅报告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忽略了对每个测量模型整体拟合情况的报告，导致测量模型的可靠性存疑等。值得注意的是，数学模型和统计学知识的误用不仅对个别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后续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这将大大降低体育管理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严重阻碍体育管理学科的学术积累与学科发展。2.6 我们需要执着于统计分析结果中的“显著”吗？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思想是社会学或者管理学等领域开展实证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解和把握假设检验的基本逻辑对于开展体育管理实证研究极为重要。简单来说，假设检验的目的就是通过搜集经验证据检验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或称预期结果）是否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研究人员提出的研究假设与假设检验中的原假设并不一样。例如，研究人员提出的研究假设为：赛场服务质量显著影响观众满意度。那么，统计学意义上的原假设就应表述为：赛场服务质量对观众满意度无显著影响。只有当统计分析结果为“显著”时，研究人员才能拒绝统计学意义上的原假设，进而验证研究人员提出的研究假设。因此，研究人员会非常关切甚至执着于统计分析结果中的“显著”。但是，当统计分析结果表现为“不显著”时，是不是表示研究失败了？当然不是。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着严谨、规范的研究流程，如果研究者严格遵照实证研究的基本流程，但却并未得到预期的研究结果，研究者可以更加仔细地重新审视研究设计与方法的规范性。如果仍然没有找到研究设计上的漏洞，那就在研究结果和讨论部分如实报告并分析产生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当然，后续研究人员可以继续就上述议题再次进行验证。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类似的研究结果，一个新的理论或许就要摆在研究者的面前了。因此，对于统计分析结果而言，研究者千万不要执着于“显著”，而忽视了研究结果中的“不显著”。更不要为了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修改样本数据或毫无根据地删除并不显著的路径关系，只保留显著的路径关系予以报告和分析。殊不知，“不显著”的背后也许蕴含着科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2.7 我们该如何看待实证研究的局限性？作为当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实证研究仍然有其局限性。首先，实证研究有着严格的研究流程和报告体例，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一方面，严格的研究流程能够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程度；表1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相关议题的文献分析Table 1 Literature Analysis on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文献编号A1A2A3A4A5A6A7A8A9A10A11A12A13A14A15A16A17核心议题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数字经济下的体育产业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数字化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引领体育产业数字经济助推体育产业体育服务业数字化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人工智能推动体育产业涉及变量名称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实施路径逻辑、困境、纾解路径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理论阐释、实践路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实施路径作用机理、实践探索、发展之道动力、逻辑、问题、策略多维价值、推进方略理论基础、动力机制、实施路径价值维度、场景样板、方略举措驱动因素、时代困境、未来展望时代要求、价值体现及实现路径现实需求、发展困境、实现路径必要性、可行性、技术、措施理论基础、内在机理、动力机制、实现路径融合动力、融合机制、融合模式理论逻辑、动力来源、实现路径研究方法未报告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专家访谈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文献资料分析、案例分析、专家访谈未报告文献资料分析、案例分析、专家访谈等未报告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未报告文献资料分析、案例分析、专家访谈未报告未报告文献资料分析、案例分析、逻辑分析未报告未报告文献资料分析、案例分析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86骆雷：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展望另一方面，严谨规范的研究流程又弱化了研究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例如，一些实证研究论文借助各种统计分析软件自动生成研究结果，某些研究者使用规范化的学术语言和高效率的数据统计软件，把一件件的学术“半成品”安装到实证研究中的各个部分。而学术论文的生产模式逐渐从单个研究者的“单打独斗”向集团化的“规模生产”悄然转变。单个研究者不再需要对实证研究流程中的所有环节都很擅长，而只需要专注于某个学术论文的生产环节（如数据处理等）。不可否认，这种多个工种相互合作的论文生产模式能够有效提升论文生产的效率。但是，这种追求论文生产效率的知识生产方式也会削弱学术研究的故事性和创造性。实际上，盲目追求数量的学术研究已经背离了科学研究的初衷，它无法为体育管理领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洞见。其次，实证研究虽然严格控制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人为干涉，但却无法完全消除研究者本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如在抽样方法的选择、样本规模的确定、原始数据的处理等方面，研究者仍然可以或多或少地影响研究进程。因此，体育管理研究者要正确看待实证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避免陷入效率驱动的知识生产模式之中。3 中国体育管理研究的未来展望与建议 当前，尽管体育管理学已经有了一个外在的学科建制，但是中国体育管理学内在的学术规范迟迟未能建立。不少业内外人士甚至认为它根本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的研究领域。展望未来，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体育管理学能够真正成为学科定位清晰、研究范式成熟、知识体系完善、拥有国际话语权的特色交叉学科。随着全球范围内体育实践活动的日益丰富，未来的体育管理研究视域将更加多元。随着研究范式的成熟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更新，中国体育管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将逐步拓展。在推进体育管理学知识积累的同时，人们对国内体育管理实践的认识将得以不断提高，进而形成“实践催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然而，上述愿景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全体体育管理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和代代传承。我们要以学科建设和知识创造为使命，通过研究范式的革新以及研究者们的学术道德自律，共同推进中国体育管理学的学科发展。3.1 中国体育管理研究应主动融入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中体育科学研究不能游离于科学大家庭之外（张力为 等，2021），体育管理学研究同样如此。没有成熟可靠的学科研究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体育管理学作为以管理学为母学科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式同样需要融入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中。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真正好的体育管理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我们永远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倒不如换个角度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样的研究不是真正好的体育管理研究？回答好这个问题涉及到研究的选题、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数据或资料的采集、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讨论；也涉及研究者对研究伦理与道德的坚守、研究者对体育管理实践活动的体察与感悟等。例如，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或者理论贡献？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否得当？研究者数据采集的过程是否科学合理？研究者是否恪守了研究伦理与道德？研究者是否对所研究之对象保有真诚地观察、理解与体悟？相较于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国外体育管理学而言，中国体育管理学仍然属于非常年轻的学科门类。与管理学等母学科比较，中国体育管理学仍处在追随母学科发展的初步阶段。在体育管理学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可能尚不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也未熟练掌握从事体育管理学研究所需要的技术、工具和方法。因此，摆在中国体育管理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快将中国体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主动融入到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中。唯有如此，中国体育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才能进步；唯有如此，中国体育管理学才能够与母学科对话；也唯有如此，中国体育管理学才能尽早地拥有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3.2 阐释与回答中国体育管理问题需要研究范式间的相向而行理解和解决本土体育管理领域的实践问题以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管理学知识体系是中国学者的当然使命。体育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中国的本土文化以及体育管理现象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以强调证据链和科学性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范式与强调直觉和洞见为代表的思辨研究范式必将长期共存。我们倡导中国体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应主动融入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但以思辨、解释、批判、建构等为代表的其他研究范式对体育管理学科的知识积累同样重要。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思辨、解释、批判乃至建构的方式对中国体育管理领域的问题或现象进行更为深刻与生动的体察和诠释；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范式探究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机理，将这些生动的体育管理现象归纳提升为一般的理论。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是共荣共生、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倡导有趣味、有品质的中国体育管理研究，既要反对过度数字化与模型化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要促进体育管理研究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我们强调研究的创新性和实际意义，但并不否定实证方法和数学模型的作用。此外，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学术研究是基于研究对象所处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而展开的。中西方不同的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决定了中外学者在研究目的、视角、范式与方法等方面难以趋同（骆雷，2019）。一方面，我们应该理性甄别中外差异，立足中国本土情境，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研究视域和方87 体育科学 2022 年（第 42 卷）第 11 期法，实现中外体育管理研究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做好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并非一味强调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或者只能从事本土视域下的体育管理研究，理论创新的首选仍然是追求普适性的原创理论。3.3 追逐体育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不能代替体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当前，追逐和研究热点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学科（尤其是管理学、经济学）的研究潮流。这些热点问题通常聚焦政府的新发展理念、社会领域的新现象或者突发重大事件等。毋庸讳言，热点议题具有鲜明的实践旨趣，对诠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对热点议题的过分关注也会对学科建设带来一些诸如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过多、学术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由于绝大多数热点议题都有鲜明的实践取向，故此类研究对体育管理学科的理论贡献、知识积累以及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中国体育管理学界必须意识到，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不能代替学科建设。唯有通过学科建设，我们的学科才能后继有人；唯有加强学科建设，我们的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才能走向深入。因此，在关注热点议题的同时，学术共同体须时刻牢记中国体育管理学学科建设的使命和责任，须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引导更多的研究者扎实开展体育管理领域的基础研究。3.4 体育管理研究者需要保有对科学研究的敬畏与真诚当科学研究成为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业余爱好的时候，研究者的操守与道德可能比研究本身显得更为重要。研究者若以科学研究为谋生之手段，则难免将科学研究工具化，即通过科学研究而逐利。如果研究者仍然坚守科学研究的伦理与学术道德，即便将科学研究“工具化”也无可厚非。有学者指出，做学问也要讲良知。讲良知，就是不拿自己也不信的东西浪费同行的时间，更不能用来欺世盗名、骗名骗利，从而变相欺诈同行，间接剥夺同行应得的利益（李连江，2017）。研究者的操守与道德不仅关乎自身名誉，更关乎学术的传承与学科的长远发展。如果学术前辈们毫无研究操守与道德底线，当他们向自己的学生传道授业之时，学生们又怎会相信他们。实际上，研究者只要坚持做到求真与求实，研究者的操守与道德就不会轻易丧失，研究操守与道德就不会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3.5 要让好奇和趣味成为体育管理研究者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驱动力劳动和创造固然是人的本质属性，但机械地重复劳动却无法让现代人找到自我，反而在如此这般的劳动中迷失自我，并最终成为异化劳动者。因此，如果科学研究是你的职业，而你恰巧又不喜欢它，那将是悲剧性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只能来自于研究者的兴趣与研究工作之间的统一性。如果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兴趣或者只是被动地从事研究工作，那研究者与研究工作之间就是分离的，研究的趣味性当然就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机会主义式的研究，“机会主义式的研究如果能够产生好的科学成果也无可厚非。然而遗憾的是，机会主义式的研究往往是快捷、粗劣而且投机的，通常没有经过仔细地思考，而只是为了容易发表文章”（陈晓萍 等，2008）。因此，趣味性以及研究者自身对研究意义的赋予是实现研究价值的重要前提。4 结语 作为交叉学科，体育管理学在中国已近40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体育管理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体育管理学在学术研究、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建设、体育管理人才培养以及服务体育事业发展等方面成果丰硕。与此同时，中国体育管理学与母学科的对话能力不强，在全球体育管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亟待提升，体育管理学内在的学术规范迟迟未能建立，中国体育管理学学科建设仍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我们希望中国体育管理学能够真正成为学科定位清晰、研究范式成熟、知识体系完善、拥有较强国际话语权的特色交叉学科。我们也希望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能够尽早地完成研究范式的革新，早日融入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中。我们更希望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以及学者们的学术自律，扎实推进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在做好学科建设和知识积累的同时，共同创建属于中国体育管理学者的学术家园。参考文献：艾尔 巴比，2018.社会研究方法 M.北京：华夏出版社：14.白长虹，2022.管理研究需要工匠精神 J.南开管理评论，25（3）：1-2.陈晓萍，沈伟，2008.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36-37.方千华，王润斌，徐建华，等，2017.体育学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建构：逻辑进路、研究进展与视域前瞻 J.体育科学，37（6）：3-23.金占明，段霄，刘星，等，2014.管理学研究的理性回归和道德坚守：管理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J.管理学报，11（7）：937-943.李连江，2017.戏说统计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82-185.刘炜，郑志强，2001.作为艺术的体育科研与作为工具的统计方法：关于体育科研中统计方法的几点看法 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6（4）：37-41.骆雷，2019.基于观众视角的西方竞赛表演产业研究综述 J.中国体育科技，55（11）：41-51.骆雷，2020.PLS-SEM多变量统计分析在赛事观众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4（11）：86-94.骆雷，刘炜，张孟艳，等，2021.体育管理实证研究中的量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