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话226个死刑犯的女主播 河南电视台有一档名叫临刑会见的节目,这是全国唯一一档对话死刑犯的节目。丁瑜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截止到目前,她已经面对面地与226个死刑犯进行了对话面对死刑犯“你认为这就是爱吗?”丁瑜问个死刑犯。这名42岁的男子,闯入前妻家中,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前妻。行凶之后,还点燃了前妻的房子,企图自杀,最终警察解救了他。他们的女儿,在失去母亲之后,也即将失去父亲。在二审宣判后的法庭上,丁瑜与这名犯人进行了对话。“我不知道。我本来不想伤害她。谁也不想伤害,结果却伤害了她。”男子回答。“一开始,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的那一天,还不想伤害你的女儿,可
2、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你女儿。现在,你在想到你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问。“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我杀了她(指前妻),趴到她身上哭了。”男子回答。“假如时间倒流,你还会这么做吗?”丁瑜问。“那有可能死的人是我。我宁可死,也不愿伤害她。”男子回答。男子最后对着摄像机向女儿道歉,采访结束了。不久,这名死刑犯的未成年女儿,在临刑对话中,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每次采访结束,丁瑜都会向对方道一声“谢谢”,随后站起身,目送警察将犯人带离采访地点。在另一期节目中,主角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女孩的男友杀死了她的外祖父母。过程是:为了偷外祖父母的钱,女孩将安眠药放在老人的茶杯内,不幸安
3、眠药没有达到效果,老人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了男孩,由此引发争斗。男孩将老人杀死了,为掩盖罪行,他又放火烧了老人的尸体和房子。女孩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男孩被判处死刑。“为什么没想到给你父母或给他父母要点儿呢?”丁瑜问。“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要了,我们俩也这么大了,也能劳动了,怕父母担心。”男孩答道。“你有什么话想对她(指女孩)的父母说吗?我可以告诉他们。”丁瑜说。“请他们以后要坚强地过下去,以后不要再遇到我这样的人。对不起。”男孩说。采访完了以后,丁瑜觉得不舒服,一直用手锤自己的头部。她说:“他们还这么年轻,就因为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没有人不想活着。一个死刑犯,从被逮捕到终审判决,一
4、般要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也会对自己进行些思考。所以,当死刑真正来临时,这些死刑犯的表现通常会是麻木的,而非如我们一般以为的会腿软。他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脑海里一片空白。但在等待行刑时,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的转变,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这个过程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自作自受。”采访开始的时候,丁瑜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有的人,会被自己内心巨大的忏悔和悔恨所折磨,只求一死;有的人会说不想死,只要法律给予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尽他的一切所能,回报这个社会;有的人
5、出于认知的局限,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错。”“当然第三种属于少数”,丁瑜在与这些少数人对话时,总是难掩内心的憎恶。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可少女并不是他们预先定好的绑架对象,他们意识到错了以后,并没有将这名少女放走,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又不是禽兽。”丁瑜问主犯。“所以说罪有应得吧。”主犯回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采访过这么多案件,我以为我已经见惯了太多罪恶了,但当我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为那个无辜的少女,所有人应该国际们。”说完这话,丁瑜流下了眼泪。“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她最后说道。临刑会见的生命关怀临刑会
6、见诞生于2006年,源自于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只要是一审判了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了,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二审开庭的时候,和法官一起,因为从2007年开始,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二审法官开庭时,会把罪犯提出来。庭后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很省事,庭上的法警和我们配合,法官和我们配合。我们采访完再把罪犯送回去。”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丁瑜的团队没有和法官凑到一起,就是二审还没有开庭或者二审已经开过庭。没有机会见到罪犯,丁瑜的团队就只能是协调看守所,到看
7、守所去采访。丁瑜的团队会在节目中打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的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实际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会在7点赶到看守所。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我不想再送他们。”丁瑜解释,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有很多条件限制,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是否接受丁瑜的采访,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绝大多数情况下,犯人都可以正常表达。当然也会有无法正常表达的,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去年春天,丁瑜在郑州市看守所见到了死刑犯张广新,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要么是答非所问,一个
8、人自言自语,已无法正常表达,丁瑜只得放弃。还有一次,2010年冬天,郑州看守所的一名犯人原先答应接受采访,但等丁瑜的团队赶到,对方又反悔了。丁瑜也无可奈何。“已经面对面采访了226名罪犯,应该有一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我觉得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平静、很释然。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不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丁瑜告诉记者。“我们可以通过节目为死刑犯的家人朋友转述一些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死刑犯可以有机会向他的家人倾诉自己的内心。”丁瑜说。 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
9、,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吴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了经济补偿。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然而,关怀不仅限于此。“临刑会见从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通过对特别案例的剖析和访问,使观众能得到警示,避免悲剧的发生。”中国政法大学的顾永忠教授这样评价道。通过与法院、特别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临刑会见在选材上获得了非常大的便利。他们更注重情感、婚姻、家庭的关系,青少年犯罪和邻里纠纷范畴内的恶性犯罪案件。该节目的编导王李说:“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
10、,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丁瑜介绍说:“我们会从对罪犯的生活轨迹、犯罪轨迹的观察与分析,来了解和探究他的犯罪心理。邻里纠纷的案件有一个比较典型为了20元的一棵树,杀了一家四口,无效的沟通是导致犯罪的首要原因。我们选择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共鸣的案件,与老百姓生活近似的,可以使人们得到一些警示。这是我们选题的大标准。”“曾有一个犯罪分子,因犯罪入狱,妻子离开了他。他知道后,遂产生了杀妻之念,女儿知道后,阻止了该名犯罪分子的杀妻之念。但该名犯罪分子仍将仇恨转嫁到与其妻年龄相仿的30多岁女子身上,形成二次犯罪。一些观众朋友会来信说
11、了他们的类似经历。”丁瑜说。大量的观众给节目组打来沟通电话。在一次与观众互动的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经也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面临刑会见,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2010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来到郑州,跟踪拍摄了两期临刑会见后,制作了同名纪录片。去年10月下旬,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六届罗马电影节上,观众看到了临刑会见主创人员的身影,由中国大陆桥文化传媒公司和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联合拍摄的60分钟纪录片临刑会见入围了第六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纪录片临刑会见大致介绍了中国的死刑制度及相关司法现状,主要侧重于丁瑜团队
12、的工作流程,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丁瑜对死刑犯的访谈,因此也可视为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国际版。“我不是天使,只是见证者”通过一期一期的节目,丁瑜发现,一切犯罪都是有原因的,“人和人之间只要正常地去沟通,正常地去了解、生活,不愉快的事件很难落到自己头上。”工作中的日积月累,丁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遇见一种事情,她会思考有几种解决方式,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这样,犯罪的概率就会极大降低。“思维决定行为。冷静是前提。”很多时候,丁瑜很想采访一下受害人,了解受害人说出的当时情况。但是,这些受害人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丁瑜最大的遗憾。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概括。但即使干练如斯,5年来面对226个死
13、刑犯,对她的内心影响,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杀死自己母亲的包荣亭,2008年,在接受丁瑜采访后一个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他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丁瑜见到了他。“这是要去哪里啊?是上西天啊!”包荣亭走出一道门后,自言自语,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工作人员要他留下遗言,他说没有。又问他有什么说的没有?他回答:“说什么呀,要死了,说什么呀。”没有亲属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在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面,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人生的最后旅程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丁瑜向他道别:“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走好。”他转向丁瑜,说:“能握一下手吗?”丁瑜愣了下,随后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可能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
14、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丁瑜事后解释:“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我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好多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工作):天使与恶魔。我不是什么天使,我只是一个见证者。”丁瑜说。“有一次,我到福建出差,火车上,凌晨一点。因为晚上车窗拉着窗帘,望见朦胧的自然的夜色下,田野里,齐刷刷地站着一排全都是我采访过的、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人!那么清晰,不同的表情,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有的人漠然,各种表情的人。他们就那样站着那里看着我,我当时都快崩溃了。因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丁瑜还告诉记者,她不是靠倾诉去缓解压力的,而是靠理性去自行调节的。每次采访结
15、束,当丁瑜知道犯罪人员人生的最后想法时,她开始选择闭口不言,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生命的存在。她说她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里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因为熟悉环境,所以从我一参加工作,就做法制节目,应该说我的耐受性还是比较强的。“我这两年已经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尽量剥离。”她说,“其实知道过这么多故事,见过这么多人,听说过这么多案件,了解过这么多真实的东西,怎么说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心里的垃圾也很多。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生命离开世界,哪怕是一条小狗小猫,我养的一条小鱼死掉,我都会伤心。但这样的人死掉,我不会伤心。从来没有起案件,让我伤心过。”当犯罪人员被押赴刑场,身影远去的时候,丁瑜会想,相对受害人,犯罪人员是幸运的,至少对死亡他们做好了准备。但对于受害者,死亡是突然降临的,他们不会有任何准备。“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或许这就是丁瑜可以摆脱226个死刑犯的唯一方式。“看那么多人在你面前死去,看到那么多受害人,看到那么多罪犯悔悟他的行为,认识到他的错误,先不从法律上看,但从一个人来看,生命的消逝,都不得不对人心灵产生一种震颤。只要能活着,只要还有生命在,其他还有什么事情解不开、放不下的呢?”丁瑜希望恶性犯罪能够消失,她能够停下脚步,结束这档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