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226个死刑犯的女主播.doc

对话226个死刑犯的女主播  河南电视台有一档名叫临刑会见的节目，这是全国唯一一档对话死刑犯的节目。丁瑜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截止到目前，她已经面对面地与226个死刑犯进行了对话面对死刑犯“你认为这就是爱吗?”丁瑜问个死刑犯。这名42岁的男子，闯入前妻家中，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前妻。行凶之后，还点燃了前妻的房子，企图自杀，最终警察解救了他。他们的女儿，在失去母亲之后，也即将失去父亲。在二审宣判后的法庭上，丁瑜与这名犯人进行了对话。“我不知道。我本来不想伤害她。谁也不想伤害，结果却伤害了她。”男子回答。“一开始，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的那一天，还不想伤害你的女儿，可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你女儿。现在，你在想到你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问。“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我杀了她(指前妻)，趴到她身上哭了。”男子回答。“假如时间倒流，你还会这么做吗?”丁瑜问。“那有可能死的人是我。我宁可死，也不愿伤害她。”男子回答。男子最后对着摄像机向女儿道歉，采访结束了。不久，这名死刑犯的未成年女儿，在临刑对话中，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每次采访结束，丁瑜都会向对方道一声“谢谢”，随后站起身，目送警察将犯人带离采访地点。在另一期节目中，主角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女孩的男友杀死了她的外祖父母。过程是：为了偷外祖父母的钱，女孩将安眠药放在老人的茶杯内，不幸安眠药没有达到效果，老人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了男孩，由此引发争斗。男孩将老人杀死了，为掩盖罪行，他又放火烧了老人的尸体和房子。女孩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男孩被判处死刑。“为什么没想到给你父母或给他父母要点儿呢?”丁瑜问。“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要了，我们俩也这么大了，也能劳动了，怕父母担心。”男孩答道。“你有什么话想对她(指女孩)的父母说吗?我可以告诉他们。”丁瑜说。“请他们以后要坚强地过下去，以后不要再遇到我这样的人。对不起。”男孩说。采访完了以后，丁瑜觉得不舒服，一直用手锤自己的头部。她说：“他们还这么年轻，就因为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没有人不想活着。一个死刑犯，从被逮捕到终审判决，一般要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也会对自己进行些思考。所以，当死刑真正来临时，这些死刑犯的表现通常会是麻木的，而非如我们一般以为的会腿软。他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脑海里一片空白。但在等待行刑时，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的转变，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这个过程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自作自受。”采访开始的时候，丁瑜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有的人，会被自己内心巨大的忏悔和悔恨所折磨，只求一死；有的人会说不想死，只要法律给予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尽他的一切所能，回报这个社会；有的人出于认知的局限，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错。”“当然第三种属于少数”，丁瑜在与这些少数人对话时，总是难掩内心的憎恶。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可少女并不是他们预先定好的绑架对象，他们意识到错了以后，并没有将这名少女放走，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又不是禽兽。”丁瑜问主犯。“所以说罪有应得吧。”主犯回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采访过这么多案件，我以为我已经见惯了太多罪恶了，但当我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为那个无辜的少女，所有人应该国际们。”说完这话，丁瑜流下了眼泪。“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她最后说道。临刑会见的生命关怀临刑会见诞生于2006年，源自于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只要是一审判了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了，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二审开庭的时候，和法官一起，因为从2007年开始，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二审法官开庭时，会把罪犯提出来。庭后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很省事，庭上的法警和我们配合，法官和我们配合。我们采访完再把罪犯送回去。”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丁瑜的团队没有和法官凑到一起，就是二审还没有开庭或者二审已经开过庭。没有机会见到罪犯，丁瑜的团队就只能是协调看守所，到看守所去采访。丁瑜的团队会在节目中打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的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实际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会在7点赶到看守所。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我不想再送他们。”丁瑜解释，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有很多条件限制，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是否接受丁瑜的采访，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绝大多数情况下，犯人都可以正常表达。当然也会有无法正常表达的，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去年春天，丁瑜在郑州市看守所见到了死刑犯张广新，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要么是答非所问，一个人自言自语，已无法正常表达，丁瑜只得放弃。还有一次，2010年冬天，郑州看守所的一名犯人原先答应接受采访，但等丁瑜的团队赶到，对方又反悔了。丁瑜也无可奈何。“已经面对面采访了226名罪犯，应该有一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我觉得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平静、很释然。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不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丁瑜告诉记者。“我们可以通过节目为死刑犯的家人朋友转述一些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死刑犯可以有机会向他的家人倾诉自己的内心。”丁瑜说。   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吴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了经济补偿。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然而，关怀不仅限于此。“临刑会见从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通过对特别案例的剖析和访问，使观众能得到警示，避免悲剧的发生。”中国政法大学的顾永忠教授这样评价道。通过与法院、特别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临刑会见在选材上获得了非常大的便利。他们更注重情感、婚姻、家庭的关系，青少年犯罪和邻里纠纷范畴内的恶性犯罪案件。该节目的编导王李说：“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丁瑜介绍说：“我们会从对罪犯的生活轨迹、犯罪轨迹的观察与分析，来了解和探究他的犯罪心理。邻里纠纷的案件有一个比较典型为了20元的一棵树，杀了一家四口，无效的沟通是导致犯罪的首要原因。我们选择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共鸣的案件，与老百姓生活近似的，可以使人们得到一些警示。这是我们选题的大标准。”“曾有一个犯罪分子，因犯罪入狱，妻子离开了他。他知道后，遂产生了杀妻之念，女儿知道后，阻止了该名犯罪分子的杀妻之念。但该名犯罪分子仍将仇恨转嫁到与其妻年龄相仿的30多岁女子身上，形成二次犯罪。一些观众朋友会来信说了他们的类似经历。”丁瑜说。大量的观众给节目组打来沟通电话。在一次与观众互动的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经也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面临刑会见，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2010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来到郑州，跟踪拍摄了两期临刑会见后，制作了同名纪录片。去年10月下旬，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六届罗马电影节上，观众看到了临刑会见主创人员的身影，由中国大陆桥文化传媒公司和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联合拍摄的60分钟纪录片临刑会见入围了第六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纪录片临刑会见大致介绍了中国的死刑制度及相关司法现状，主要侧重于丁瑜团队的工作流程，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丁瑜对死刑犯的访谈，因此也可视为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国际版。“我不是天使，只是见证者”通过一期一期的节目，丁瑜发现，一切犯罪都是有原因的，“人和人之间只要正常地去沟通，正常地去了解、生活，不愉快的事件很难落到自己头上。”工作中的日积月累，丁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遇见一种事情，她会思考有几种解决方式，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这样，犯罪的概率就会极大降低。“思维决定行为。冷静是前提。”很多时候，丁瑜很想采访一下受害人，了解受害人说出的当时情况。但是，这些受害人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丁瑜最大的遗憾。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概括。但即使干练如斯，5年来面对226个死刑犯，对她的内心影响，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杀死自己母亲的包荣亭，2008年，在接受丁瑜采访后一个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他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丁瑜见到了他。“这是要去哪里啊?是上西天啊!”包荣亭走出一道门后，自言自语，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工作人员要他留下遗言，他说没有。又问他有什么说的没有?他回答：“说什么呀，要死了，说什么呀。”没有亲属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在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面，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人生的最后旅程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丁瑜向他道别：“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走好。”他转向丁瑜，说：“能握一下手吗?”丁瑜愣了下，随后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可能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丁瑜事后解释：“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我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好多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工作)：天使与恶魔。我不是什么天使，我只是一个见证者。”丁瑜说。“有一次，我到福建出差，火车上，凌晨一点。因为晚上车窗拉着窗帘，望见朦胧的自然的夜色下，田野里，齐刷刷地站着一排全都是我采访过的、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人!那么清晰，不同的表情，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有的人漠然，各种表情的人。他们就那样站着那里看着我，我当时都快崩溃了。因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丁瑜还告诉记者，她不是靠倾诉去缓解压力的，而是靠理性去自行调节的。每次采访结束，当丁瑜知道犯罪人员人生的最后想法时，她开始选择闭口不言，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生命的存在。她说她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里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因为熟悉环境，所以从我一参加工作，就做法制节目，应该说我的耐受性还是比较强的。“我这两年已经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尽量剥离。”她说，“其实知道过这么多故事，见过这么多人，听说过这么多案件，了解过这么多真实的东西，怎么说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心里的垃圾也很多。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生命离开世界，哪怕是一条小狗小猫，我养的一条小鱼死掉，我都会伤心。但这样的人死掉，我不会伤心。从来没有起案件，让我伤心过。”当犯罪人员被押赴刑场，身影远去的时候，丁瑜会想，相对受害人，犯罪人员是幸运的，至少对死亡他们做好了准备。但对于受害者，死亡是突然降临的，他们不会有任何准备。“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或许这就是丁瑜可以摆脱226个死刑犯的唯一方式。“看那么多人在你面前死去，看到那么多受害人，看到那么多罪犯悔悟他的行为，认识到他的错误，先不从法律上看，但从一个人来看，生命的消逝，都不得不对人心灵产生一种震颤。只要能活着，只要还有生命在，其他还有什么事情解不开、放不下的呢?”丁瑜希望恶性犯罪能够消失，她能够停下脚步，结束这档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