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机理、特征、问题及借鉴.docx

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机理、特征、问题及借鉴内容提要 不同国家在各自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相同的阶段中出现一些共有的趋势或特征，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地理移动和职业转换)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来自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流动限制、技术断层；来自劳动力市场层面的失业及贫困；来自政府管理层面的基础设施、城市住房等压力。作为德国工业化中一个显着特征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同样引发了上述问题，德国从立法、教育、社会保障等角度为农村劳动力的顺利流动创造了基础条件，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德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及其相关对策的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一些借鉴。关 键 词 德国 工业化 劳动力流动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引发的问题及对策 与英、法美一样，德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基本上是工业化进程中自发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来自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流动限制、技术断层；来自劳动力层面的失业及贫困；来自政府管理层面的交通运输、城市住房等压力。 (一)制度和技术层面：流动限制、技术断层 制度上的流动限制在当时的德国主要是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人身限制。19世纪以前的德国，封建农奴制占统治地位，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也不能自由迁徙。只有以法律的形式消除这些基本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具有可能性。根据1 807年10月9日普鲁士王国发布的十月敕令，所有国民均享有对各种不动产的所有权以及买卖权，贵族可以购买市民和农民的土地，市民和农民也可以购买贵族的土地，根据该敕令，市民和农民可以自由改变其所从事的职业。该法令为普鲁士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市民和农民自由选择职业，从而促使农业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间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法律依据。1811年9月公布的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间关系的敕令更是旨在让农民获得土地，解除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去除负担和劳役。1867年6月，普鲁士颁布了职业自由法，并于同年11月颁布迁徙自由法，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保障。 技术断层在这里是指工业化对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在逐步提高，而农村劳动力在进行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中原有的知识技能已不适用，但又尚未掌握新的劳动技能的一种技术断裂现象。针对此，与劳动力的职业转换相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经济中出现了三种基本的职业教育形式：现场工作岗位培训、手工业学徒培训、在企业实习车间和学校中进行封闭式培训。其中，一些企业建立了专门的徒工实习车间，作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机构。如，1860年，斯图加特的G库恩机器和锅炉厂开始建立造型工徒工实习车间，1872年又建立了旋工徒工实习车间。到1911年时，德国已经有28家公司拥有徒工实习车间，其中大部分在克虏伯、波尔锡希等大型冶金和机器制造企业中。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职业培训机构厂校，学徒除了在徒工实习车间接受实践性培训外，还要在厂校等机构接受理论培训。德国的第一所“厂校”是1844年由阿尔萨斯机器制造公司建立的。此外，诸如克虏伯等大型企业还在马格德堡、埃森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工厂职业学校。1900年时，德国工人在9年初级学校教育中每周花费32小时，而英国工人则是在7年的初级学校中每周花20小时。到1914年时，德国不仅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流综合大学，而且也建成了最好的技术和商务教育体系。当时，行会也推动了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积极参与相关的职业培训，学习与自己职业相关的必要技术，以适应职业转换并提高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1910年，约有万人接受职业培训，其中工业占39，商业占，农业占6，借此，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水平得以提高。除此之外，德国还通过输入有技能的外国劳工，以此来传授相关的技术知识。如机械制造商路德维希曾在1869年引入美国熟练工人来操作购自美国的机器。 (二)劳动力层面：失业率上升、贫困增加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为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非农产业的供给价格低，且在二元结构下为外生的固定参数。也就是这种体制工资不变，因而非农产业的发展可持续地从农业获得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并在劳动供给价格与劳动边际生产率差额中获取巨额利润。并且由于非农产业利润中储蓄倾向高，用于再投资的比重大，从而又能提高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由此产生一种累积效应，在这种累积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使劳动力转移持续进行。然而，刘易斯模型对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稳定工作的预期过高，而且低估了经济波动的影响，它假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不存在摩擦，城市中有充分的资本积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上，德国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完全满足以上的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边际生产率降为零之前就已经陆续进行，况且，由于经济波动和劳动力的技术断层等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与非农行业的就业机会不可能一一对应，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往往要等很久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就业，在这种条件下，失业便无法消除。 因此，失业和贫困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伴生现象，城乡的预期收入差别通常会诱发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度向城市转移，而城市工业发展难以吸纳过量人口就业，从而可能导致失业率迅速增高。直到19世纪末期，德国非熟练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为了将生产经营中的风险转移到工人身上，许多企业往往用短期的大规模解雇来应对强烈而频繁的市场波动。从单个行业看，如机械工程行业，在1847-1848年间，柏林该行业工人数量减少了75，1891年，马格德堡的工人有1 3被解雇。从全国来看，如1876-1877年间，失业率达到15，其中非熟练工人更易受到失业的威胁。由农村迁入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行业后，绝大部分被当作非熟练工人对待，工资低廉，一般居住在贫民区，生活条件恶劣，往往处于失业、半失业和贫困状态。 当时德国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立法、财政倾斜等角度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穷人权力法规的颁布(该法于1855年生效)，根据该法，每个地区依据居民人数，对贫困居民实行生活补贴，并鼓励居民开展照顾穷人的活动，新移入的居民只有从到该地区的同一年开始，参加义务帮助穷人的活动，才能得到有财政补贴的住房。这项法规在1870年被延伸到全国范围适用。德国于1873年成立社会政策协会，使得当时的自愿救助活动发展成全社会的公共福利事业。1881年11月，德意志帝国首次以“皇帝诏敕”形式颁布社会保障法，开创了世界各国通过法律建立社会保障的先河。1883年，国会通过了第一项社会改革议案，即疾病保险法，并成立了独立的管理机构，该法规定疾病保险费用由雇主负担23，雇员负担13。1884年和1889年分别通过意外灾难保险法、老年和残废保险法，不断地增加工人的安全感。到1913年，全国已有1450万人参加了疾病保险，此后，社会福利制度又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 (三)政府管理层面：交通运输、城市住房 大规模、频繁的人口流动对交通运输的压力是各国工业化中的共同问题，德国汲取了英国的经验教训，在工业化初期伊始就注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不断增加相应资本的投入，同时也以此带动了其他连锁行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了农村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德国交通运输建设的速度之快从铁路里程中可见一斑。从1935年的第一条铁路开通到1845年的10年期间，德国的铁路里程从6公里增加至2300公里，增加了382倍，1855年达到8290公里，1865年为14690公里，1875年为27960公里。德国的铁路年净投资也由1841年的2250万马克增加到1875年的81670万马克，铁路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从1850年的上升到1870年的。1840年德国铁路企业的劳动力人数仅为1648人，1850年猛增到26084人，增加了近15倍，从1860年为85608人，1870年161014人，十年间翻了一番。铁路的扩展还推动了生铁产量的激增，由最初的46千吨上升到1900年的8521千吨，增加了184倍。铁路的建设也推动了对作为动力来源的煤炭的需求，1850年德国煤炭工业就业人数为万人，增加到1900年的万人，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增加了万人，涨幅高达3160。港口建设的效应也同样显着，如港口城市汉堡的人口从1875年的万上升到1900年的万，增长了。此外，第二、三产业的兴起，也较多地集中在新兴的港口城市，他们往往都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数量较多的大小工厂、原料集散以及产品销售中心，提供就业机会，吸纳流入的劳动人口。如德国的内河港口杜伊斯堡，在当时就成为工业原料和产品的集散中心，它担负着将原料和产品运往国内外的繁重任务，因此也吸引着大批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激增是一个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之后的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住房，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重了住房的压力。德国在城市管理、住宅建筑以及城市布局方面都进行了较全面的规划。如1875年，普鲁士制定了城市管理法规，该法规规定对城市扩建、管理、建筑住宅都必须统一规划，对街道的走向、宽窄，对建筑的高度、方向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建筑方案必须经市民广泛讨论，然后由地方政府向警察局提出建筑计划，未列入计划的建筑项目一律无效。城市管理机构在建房的同时，也制定出修建城市交通干线、铁路、火车站、汽车站、运河及仓库和料场计划，形成了一套城市扩建、建筑、市政建设和管理城市的法规和规划。同时，各大企业也参与城市住宅建设，如在工厂周围建造工人住宅区、生活区，就地解决本单位外来移民的住房问题。科隆市政府还组织了抵押贷款以及在州保险局没有交担保的贷款用于建房，使建筑协会或建筑合作社的资金问题得以解决。建造市政当局管理的住房，这种住房带有公共建筑和社会福利的色彩，住房简单租金较低，颇受农村移民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