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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知识化与政治发展——兼论中国政治知识化的前景

　　【内容提要】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性条件下西方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政治合法性知识、政治规范性知识和政治技术性知识的系统建构。西方的政治知识化可以分为奠基阶段、完成阶段以及转型阶段三个时期。政治知识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又深刻影响 了政治发展过程。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对于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政治知识化 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过程及其规律能够给我们很多有益 的启示。
【关 键 词】政治知识化/政治发展/中国政治知识化

　　一、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性条件下西方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传统政治素以阴谋和秘密着称。无论是古代东方王朝的宫廷政治，还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政治，无论是古希腊的所谓民主传统，还是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都与某种神秘性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往往与血与火联系在一起，是战争和权力斗争的偶然产物，从而体现了传统政治的某种反知识化特征。然而，随着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理性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教育的大众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知识快速增长，人类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政治科学取代政治哲学成为政治知识的主要范式，现代西方政治进入了一个全面知识化的历史阶段，改变了传统政治发展主要靠自然演进的逻辑，理性的制度设计开始逐步成为政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特点。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科学不断遇到挑战，其地位有所回落，但是，政治科学的垄断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说明，政治的知识化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
　　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政治发展”条目，政治发展是政治科学中用于描述民族统一构设和国家建立的过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建立过程的一个概念。政治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一直是民族一体化问题。这是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被风俗、语言、部落或宗教所严重分裂。政治发展的观念意味着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它们自身民族构设的历程，而不是服从于某种盲目的社会力 量、政治演化或革命。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家把政治发展完全看成是非西方现象显然有他 们的偏见；其实，无论从历史维度，还是从价值判断上来说，西方自身也有一个政治发 展过程。正是西方自身在现代性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带来了政治知识化和政治科学化。
　　当然，政治知识化并不等于政治科学化，科学化仅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如果可以把政治知识分为政治合法性知识、政治规范性知识以及政治技术性知识的话[1]，那么，现代政治知识化的标准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对现存政府的合法性达成基本共识的政治合法性知识建构，是政治知识化的前提；为现实政治提供检验标准以及对其进行批判的政 治规范性知识的合理性，是政治知识化机制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准；为政治行为提供高效 、稳定、系统的指导的政治技术性知识建构，是政治知识化的主要内容。政治知识化显 然是政治知识的某种系统发展，任何单一类型的政治知识都不可能产生政治知识化。在 实践上，政治知识化可以制度的理性设计特点逐步取代制度因战争和权力斗争而决定的 偶然性特点作为标准。
　　现代西方的政治知识化是随着现代西方政治发展而逐步发展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大量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除了作为政治规范性知识继续存在外，一部分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知识，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同时，一部分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为现实的政治行为提供指导。这一时期是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奠基阶段，产生了大批着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以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密尔、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公共管理事务的大量增加，20世纪30、40年代西方“大政府”的兴起而来的，它以区分政治与行政为契机，以政治科学的全面兴起为典型标志。这一时期是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完成阶段，以威尔逊、古德诺、拉斯韦尔、伊斯顿、阿尔蒙德、达尔等政治学家为代表。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现在尚处于发展之中，它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要方法，以新公共管理为基本内容，以实现治理为基本目标，开始了政治知识化的重新建构过程。这一时期是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转型阶段，其主要思想家以哈耶克、布坎南、诺斯、奥斯本、休斯、戴伊等为代表。不过，这一阶段的具体内 容以及思想阵营并不十分明确，尚有争议。
　　尽管西方政治知识化开始的具体时间以及阶段划分存在尚未明确之处，但是，现代政 治的知识化却不是偶然的政治现象，而是现代性条件下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政治 知识化最深层的动力源于现代社会整合的需要。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打破了传统社会 的各种共同体，也打破了维系传统社会共同体的各种具体纽带，这些纽带是具体的、异 质的，主要体现为各种风俗、习惯、宗教等，它们不能为新的政治共同体整合提供有效 手段。由于新的政治共同体范围空前扩大，包含了十分不同的文化群体和地域组织，其 社会关系具有十分鲜明的外在性质，所以，它借以整合的纽带也就只能是抽象的、普遍 的、外在的制度规则，这种规则也就只能采取可传授性的、普遍性的知识形态。也可以 说，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控制主要方式发生改变的必然结果。福柯的研究表 明，现代关于“人”的一切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政治对于人的控制需要相联系 ，“这种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 意识、行为等等)是这种分析介入、支配观察的对象——效果”。吉登斯提出，现代 性通过民族——国家对时间和空间进行重新组合，构成了一种“抽离化机制”，促使人 与人的关系从传统特定的场所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更为普遍和外在的制度化交往方式 中。他认为，“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总体特征，就是国家政权在政治上‘自我监督’方面 明显的扩张趋势。这种趋势孕育出的社会气候与知识氛围，正是产生社会科学专业化、 职业化话语的源泉。”反思性控制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控制方式，其基本手段就是 各种各样的知识，尤其是政治知识。政治知识是现代统治者监控被统治者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统治者自身实行自我监控，进行自我调整的需要。其实，柏拉图早就说过，完 全同质的共同体不需要立法，只有差异的存在才需要立法。同样，政治知识化在各 种风俗习惯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也是多余的。尽管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性的必然产 物，但是政治知识化的发展却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逐渐完成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 面的因素
　　(一)中世纪宗教统治的结束，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是政治知识化的主体要件
　　曼海姆认为，直到教士对于知识的垄断崩溃之后，知识分子才从教会的严格组织中解 放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其他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才日益获得承认。而 且，只有不仅承认各种政治知识必然的党派性，也承认每一种类的独特性，从而把许多 互补的观点组合成为一个综合的整体，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才第一次成为可能。他认 为，政治科学的可能性在于知识分子的综合功能，综合之成为可能又在于知识分子不是 一个阶级，而是相对独立的存在。
　　(二)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工商业发展及其经济理性化，是促进政治知识化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经过工业革命，经济活动及其组织逐步从整个社会其他活动和组织中分离出来，并日益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支配性地位。现代经济的计算理性、工具理性，必然要求政治活动具有可预见性，因而，要求政治的理性化。政治理性化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这就提出了政治知识的系统建构问题。
　　(三)现代民主的制度化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知识的成长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广大下层民众在政治上的觉醒和兴起，由此带来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以及民主的逐步神圣化，这一神圣化打破了推广政治知识化的权力障碍，使得民主成为现代几乎所有政体合法性的基础。现代民主虽然从价值上与传统民主有一定的继承联系，但是在可操作的制度层面却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继承，现代民主主要作为一种间接民主必须依靠一套系统的制度设计。显然，在现代社会，没有一系列复杂、精巧的制度设计，民众对政治的民主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集中体现在选举制度上。现代选举不仅是一种实践操作的制度设计，更是一种复杂的理论建构。
　　(四)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方式的转变对政治知识的系统建构提出了要求
　　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教育，即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通过教育和传媒，分配给社会的每一成员，从而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传统政治教育的方式主 要靠宗教、习俗、政治礼仪活动等非理性化方式完成，而现代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已经 转向理性化的知识传授和说服，正规的学校教育成为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这就要求政治知识的创造和系统建构。美国着名思想家杜威就把学校看作是政治民主 的安全的重要工具，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五)科学方法的伟大成就直接为政治发展提供了知识化的启示
　　现代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现代生活的深刻影响，使科学逐渐获得一种神圣地位，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其他领域的发展进程。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直接得益于各门自 然科学方法，政治科学的定量研究是推进第二阶段政治知识化的主要方法，是政治知识 化完成的重要标志。可以说，现代政治知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定量研究的水平，没 有定量研究，政治就仍然是停留在神秘王国，更谈不上知识化了。
　　二、政治知识化对现代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
　　(一)政治知识化提升和全面发展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政治由于其综合性和复杂性，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展是与知识的发展成正比的，因此，政治知识化必然提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随着知识化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过相对来说，人类对于自然的知识发展较快，但是对于人与人自身关系的知识发展却较慢，这造成了人类改 造自然能力的发展与改造自身能力的发展不协调，因而在处理和改变自身关系方面经常 铸成大错；主观能动性的片面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政治是调整人与人自身关系 的基本手段，因此，政治知识化的发展既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提升，更是主观能动性的 全面发展。曼海姆认为，只有当政治不仅是为争夺权力而斗争，而且是用某种政治哲学 、某种关于世界的政治概念充实其目标时，它才实际上第一次具有了根本上的重要性。 政治知识化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也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 可能。
　　(二)政治知识化促进和巩固了现代民主政治
　　这集中体现在政治知识化所产生的世俗化、公开性以及民主制度化等方面。首先，政治知识化使政治现象成为研究的客观对象，打破了政治的神秘性，使政治生活成为公开讨论的领域，这就为改变政治的专制和垄断提供了可能，因为，政治的世俗化、公开性 往往是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可以说，政治本身成为知识研究的禁区就直接表明了它的 野蛮性。在现代政治活动中，公开性成为神圣价值，以致任何秘密政治活动的曝光，都 会仅仅因为其秘密性，就足以使其完全丧失合法性。其次，政治知识化促进了政治制度 化，从而巩固了现代政治民主，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实现大规模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 。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系列政治理论的深刻研究和广泛发展，没有政治活动中一系列 精巧复杂的制度规范设计，广大民众要参与政治是不可设想的。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政治 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员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基础。巴黎公社的失败，社会主义 实践遇到的挫折，包括前苏联东欧的解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的政治知识化 不足，导致制度供给稀缺，使得社会主义长期停留在理想、甚至各种口号层面，严重缺 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的知识准备和知识创新。
　　(三)政治知识化促进了政治的理性化
　　这集中体现在政治的法治化、规范化逻辑逐步取代了政治的主观任性逻辑。在传统社会，政治既是一个神秘领域，又是一个主观任性的领域，统治者往往“言出即法”，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某个突发的怪诞念头而大动干戈，甚至不惜引发大规模战争，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政治知识化通过对政治活动的理性化描述、制度化建构、法治 化规范、道德化批评，使现代政治的非理性化因素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和限制，逐步走 上理性化轨道，从而为现代责任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传统社会专制统治者的主观任 性之所以能经常发挥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政治生活本身的规律没有得到明 确探讨，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为统治者个人的任性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对 于现代社会来说，很难设想，在一个政治高度知识化的国家，还能让最高统治者个人的 主观任性支配重要的政治活动。
　　(四)政治知识化增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性
　　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一直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关键，现代政治系统稳定性的极大增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可能，这极大地减少了因政治动乱带来的社会灾难。现代政治相对于传统政治来说，尽管仍然是人类社会动乱和灾难的重要来源，但是其稳定性和和平性也成为十分鲜明的特征。虽然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频繁的部落战争以及残酷的大规模宗教战争，和平性仍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尤其是考虑到战后主要大国国内发生革命、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越 来越少这一趋势，就更是如此。这种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增强是与现代政治的高度知识化 分不开的。首先，政治知识化一方面通过广泛而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另一方面通过为政 府提供科学、理性、规范的行为指导，使政府的合法性大大增强，从而减少了因合法性 危机引发的国内反政府行为，减少了政府与社会的暴力对抗。其次，政治知识化为国家 之间、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和平对话，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宽容，达成基本共识，提供 了广泛可能。通过学者们的广泛交流，各种国际组织的大力提倡，政治家们的对话，舆 论媒体的深入传播，现代政治文明的大多数普适价值逐步深入人心。其中，尤其是人权 观念的推广和得到普遍承认，构成了对国内外政治暴力无形而有力的限制，大大减少了 政治暴力运用的范围和规模。再次，政治知识化，尤其是政治技术知识的发展，大大增 强了政治活动结果的可预见性，减少了传统政治因大量偶发因素产生的不稳定和社会动 乱。政治的全局性和政治实践的“决断”性，使其结果往往具有某种不可预见性和爆炸 性，这历来是引发整个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现代政治知识的发展，尤其是技术性定量 研究的发展，既增强了对微观政治活动的预测能力，也具备了一定对宏观政治发展的可 控性把握，从而避免了很多全局性动乱，也极大地限制了不少局部动乱的蔓延。

　　三、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对政治发展的消极性影响
　　(一)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消解了政治领域的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治发展
　　政治领域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领域，也是一个很难进行知识化处理的领域，政治 知识化不能取代政治的决断。政治的创造性在于政治活动的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在高 度复杂和综合的领域，知识客观性的寻求往往是很难的。政治创造也需要知识准备，但 是政治知识的形态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和内在性特征，因而很难进行知识化描述。古希腊 的亚里士多德就通过划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为政治活动的特殊性留出空间。现当代 英国政治学家欧克肖特认为政治智慧主要不是一种可以传授和复制的知识化技术，而是 一种只能靠长期实践和观察习得的技艺。当代美国着名政治学家波兰尼则提出“默 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用以描绘难以进行知识化处理的实践知识和地方 性知识，其中政治知识就主要是一种“默会知识”。[10]强调政治活动特殊性的思想则 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类型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奥地利社会学家与政治家阿尔贝·谢弗 莱就把政治理解为“在单个情况下必须作出导致新的、独特的形势的决定”，认为政治 的本质在于创造。[11]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政治意味着我们面临某种情况时，必须作出 的某种“决断”。[12]而“政治就是‘决断’这一命题更由于施米特的系统阐述而着名。在他看来，政治就是一种基于本能的对敌我的区分，是一种最后的决定。[13]这 样，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就有可能消解政治的创造性。
　　随着现代社会国际交流的频繁，政治知识的交流和借鉴也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在这种交流过程中，由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及其在当今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西方的政治知识也大量进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过程虽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是，由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简单搬用，忽视了政治知识的特殊性，没有进行自己成功的政治知识创造，结果，这种搬用不仅没有为他们带来政治发展，反而使他们长期陷入各种政治动荡中，不能使社会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忽视政治知识的创造性学习也曾经使中国的革命付出过惨重代价。
　　(二)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也可能从根本上削弱政治家的责任意识
　　知识和制度本身的建构为行为提供了各种规范和标准，这一方面可以加强行为主体的责任意识，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和制度的过密化也可能造成一个程序和规则的“无人统治”状态，通过各种细密的制度，政治家往往推卸掉了选择和判断的责任。此外，政治知识化带来的公开性，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从根本上削弱政治责任意识，为非理性力量影响政治打开闸门。从思想史看，保持政治活动的某种神秘性几乎是所有伟大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决不能用所谓阶级偏见解释，相反，它说明了政治活动的某种特殊要求，即“审慎是一种政治美德”(柏克语)。秘密性构成了某种逐步、逐级的责任过滤机制，是政治审慎性的根本要求。事实上，诉诸公开性也往往成为许多政治家推卸责任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政治知识化的片面发展可能扭曲现代民主的本质，重新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垄断
　　所谓政治知识的片面发展，主要是指政治技术性知识的片面发展，产生了技术专家治国的某种政治垄断性。随着政治领域日益成为各种知识精英的专利，广大民众就被排斥在真正的政治生活之外。技术理性的话语霸权使政治知识类型重新走向单一化，从而掩盖了实质的权力关系，使政治规范性知识对权力的批判日益成为不可能。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科学理性拥有巨大的能量去吸收对抗性思维，抚平激进的冲动，“思想的独立、自主和政治反对权，在一个日渐能通过组织需要的满足方式来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正被剥夺他们基本的批判功能”。[14]失去了批判的可能空间，政治参与就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民主政治就丧失了它的精神实质。因此，各种复杂、精巧、微妙的制度设计，既是民众得以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也是民众政治参与无能感的重要来源。事实上，当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片面发展确实影响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为有效的政治参与付出的知识成本也越来越高，超出了一般民众的承受能力。
　　(四)政治知识化的越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政治对价值的关怀
　　所谓政治知识的越位，指的是政治技术性知识僭越政治规范性领域，从而产生的政治行政化倾向，政治的存在，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解决价值之间的冲突，寻求各种价值追 求的妥协和共存。然而，政治知识化的越位通过把各种价值问题描述为技术问题，隐盖 了真正的政治问题。阿伦特认为，政治就是一个公共空间，通过这个空间，我们得以在 他人面前自由展现和言说，就像一张桌子，我们围绕这张桌子相互交谈和对话。[15]因 此，政治参与本身与知识的有无没有必然联系。韦伯认为，政治斗争是不同的理想、信 念之间的斗争，是“诸神之争”；政治属于价值领域，政治领域无真理。[16]这一尼采 式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即使威尔逊、古德诺等人对政治与行政的 区分也是以是否关涉价值为基本尺度，这种区分与其说是为了政治的科学化，不如说是 为了拯救政治的价值关怀，因为，政治行政化的结果是政治问题的遮蔽。
　　可见，政治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对此本文不能加以详述。毛寿龙先生提出政治知识的创造性学习以及通过公共领域进入实践的运用原则，可资参考。[17]
　　四、西方政治知识化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具有政治知识化的传统，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参与政治的传统。中国传统政治对于教育的重视，尤其是科举制的设立，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化程度远远高于现代以前的西方社会，这一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华文明体系得以长期延续和存在的独特历史现象。但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化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有限性主要表现在：政治知识类型极端狭隘和单一，尤其是政治技术性知识的贫乏；政治知识本身没有完全摆脱神秘性的束缚，其主要形态是与具有某种神圣性和神秘性的“礼”联系着的；由于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知识化，对传统的高度崇拜决定了其 知识化的限度；政治规则不仅要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要求“思不出其位” ，严重限制了知识创造的主体；“述而不作”，不提倡政治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等等。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切断了“士”与“大夫” 之间的联系，造成了新的权力结构政治知识化的困难。传统政治知识由于无力应付西方 的挑战，丧失了其继续存在的合法性，重建政治知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在 这一重建过程中，学习西方无疑是国人的首要选择，也是当务之急。1903年，京师大学 堂设立政治科，标志着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化重建的开始。其间经过清末宪政、民主共和 、无产阶级专政，挫折不断，成绩甚微，政治甚至一度成为禁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 政治知识化的前提条件没有得到解决，即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一直处于未明状态； 也在于政治知识的地域性特征，要求这一重建过程需要实现自身的创造，需要一定的时 间和试错过程。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为政治知识化的重建提 供了重要契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新政权与知识的冲突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 现了激烈冲突的惨烈局面，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大多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加之对现代西 方政治知识持有的虚无态度，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知识的先天不足，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脱 离了整个政治文明发展的主流，从而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的知识化和政治发展。今日中 国政治发展要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回归人类政治文明主道，就必须一方面借鉴西方 政治知识化的有益经验，一方面通过艰苦的创造性工作，系统建构中国的政治知识。对 此，西方的政治知识化道路无疑能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包括
　　(一)最重要的是，只有政治的基本价值问题解决了，政治知识化才能得到大发展
　　从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定性研究也是定量研究的前提。正是西方国家在基本的民主共和制度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政府的合法性不再存在根本性挑战，价值问题不再成为困扰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时，知识精英才能从政府的批判力量，变成政府的建设力量，政治知识的系统建构才成为可能。这说明，是否能够在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上达成基本共识，换句话说，能否坚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将成为中国政治知识化重建的前提。
　　(二)建立权力与知识密切互动的公共领域平台，是推动政治知识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仅出现了资本追求知识的局面，也出现了 权力追求知识的趋势。在政治知识化发展最为充分的美国，政府与大学、科研机构的互 动是十分密切的，政府高级官员大多来自大学教授，或者以它们作为基本的咨询对象。 这也说明，中国传统的知识精英完全融入体制内成为政治的附庸固然不好，但是，知识 精英长期处于体制之外，仅仅作为政治的异己力量，更是说明一个民族政治上的不成熟 。对此，如何实现权力与知识精英的关系调整，建立二者彼此真正主动的密切互动，将 成为政治知识化重建的必要运作机制。其中的关键在于，权力与知识的互动需要一个公 共领域平台，既不是权力对知识的收购，也不是知识借助权力的专制。强行推广政治知 识导致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制，并不比以赤裸裸的强权为基础的专制好多少。建立二者 互动的公共领域平台意味着，政治知识在进入实践领域之前是多元的、自主的，政治知 识与权力的结合是公共选择的结果。
　　(三)经济理性是推动政治知识化的根本动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限制政治的任性和非理性因素，使政治走上规范化、理性化道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强烈，要求现实政治活动规范化、法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政治规范化是市场力量的内在逻辑要求。中国选择了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道路，权力就必须主动适应这一道路的内在逻辑要求，实现政治知识化。
　　(四)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政治知识范型的转换，说明政治理念的改变对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知识化的发展，不仅是政治的科学化以及政治知识的系统建构，而且也是政治理念的转变和进步。其中，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理论的提出，对于改造我国传统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统治”和单线的“管理”观念，实现政治的重心逐步从单向政治转向双向政治，从高位政治转向低位政治，从管人为主转向办事为主，从暴力政治转向规劝政 治，从等级政治转向团体政治，确立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五)对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对政治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主要矛盾总体上显然是政治知识化不足，大量借鉴现代西方的政治知识仍然是 需要的，但是，政治知识的实践性、地域性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创造性学习，建构具有自 己特色的政治知识。另外，对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会削弱政治责任的认识，对于建立真 正的责任政治也有现实意义。一方面，要通过政治知识化确立政治行为的责任机制，另 一方面又要明确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领域，使政治家敢于、也必须承担政治风险 ，建立培育负责任政治家的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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