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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革命论”史学批判

　　[内容摘要] 革命与现代化是历史的两大主题。然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却出现过把革命和现代化割裂开来的“唯革命论”和“告别革命论”两种错误的历史观。“唯革命论”片面地强调“革命”，认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要“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教科书”，“阶级斗争”是其内容的全部。“告别革命论”则片面地强调“现代化”，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延误了现代化进程”。如果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中国现在将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因而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忠告。在“告别革命论”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应该叫“现代化史”。这两种错误思想都是极端政治化历史观的反映，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本文就其中的一个方面“唯革命论”略作批判。首先，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其次，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歪曲历史真相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再次，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简单化，从而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这种倾向也是严重错误的。
[关键词] 革命、现代化、唯革命论、告别革命论、历史观
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光辉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越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发展了1919年到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阶段。然而，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左”倾路线的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下，中国史学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中国历史学在对待历史和现实这一基本问题上，未能适时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革命得长期进行”、“历史学也得长期为革命服务”等观点，从而影响了史学自身的正常发展。同时，由于许多史学工作者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时尚不能完全领悟其精髓，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过程中，难免出现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左”倾路线发展到了极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空前的历史考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和兜售的“影射史学”，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不仅使中国史学脱离了科学轨道，而且使它声名狼藉，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尊严。而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真正的史学工作者又受到了无情的压制。总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可概括为“唯革命论”。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仅仅是政治斗争史或阶级斗争史，完全忽略了“现代化”的其他方面的存在。
“唯革命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 “革命”的功效。第二，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大搞影射史学，歪曲历史真相。第三，混淆了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把马克思阶级分析的观点教条化、简单化，从而全盘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唯革命论”的这些观点错在哪里呢?
首先，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
列宁曾指出；“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不可避免。这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的存在是“阶级斗争”的前提。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社会主义的改造，使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因此，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仍没忘记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人们的需求同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中，阶级斗争应该从属于生产斗争。只有弄清了这一关系，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却把这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了，阶级斗争压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则表现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全部。许多史学家对这一观点大力论证；戚本禹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⑵，关锋、林聿时说：“历史(文明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转化的历史”⑶，张玉楼也说：“无产阶级根据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证明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阶级和平，残酷的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⑷
这些片面的论调，否定了现代化建设，而大力强调阶级斗争，这是受政治上“左”倾思想指导的结果。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从此中国的政治路线是“一左再左”。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因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致形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泛滥。1959年以庐山会议为标志，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些同志不坚定，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他们离右派还有三十多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还把党内思想上、意见上的分歧当成“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因而轻率地把党内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而且毫无根据地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致使“左”倾错误进一步泛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进而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而且是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因此，他号召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要保持清醒头脑，“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此，毛泽东还发动了“四清”运动(1963．2，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当时的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是“左”倾的错误，反而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还在“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驱使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从此，毛泽东也便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他说对的那就是真理，他说错的那就得批判。例如就史学问题而言，毛泽东说海瑞是好人，那么就有一大批人写文章歌颂海瑞；他说海瑞不是好人，也就有一大批人写文章攻击海瑞。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要学习海瑞，还讲“海瑞既攻击皇帝，又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故事。此后于6月，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明史专家吴晗撰写的文章《海瑞骂皇帝》，9月又发表了他的《论海瑞》，后来吴晗又编写了戏剧《海瑞罢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史家的诸如《三女抢板》、《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历史剧上演，以歌颂海瑞。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进一步漫延，1962年江青、康生等人便多次向毛泽东“告状”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康生等的一派胡言。从此“海瑞”以及赞许海瑞的史学家们都成了右倾分子。1965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合谋，出台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猛烈攻击“海瑞”及吴晗同志。1966年对《海》剧的批判已全面地“揭盖子”，各大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极“左”的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史学家翦伯赞在批判吴晗《海》剧问题的大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林彪江青等人便说“史学界有一个以吴晗、翦伯赞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有一条反革命黑线”遍布全国各地。“这个反革命集团有核心人物，还有外国人物，他们同文化部、文艺界、出版社，以及党政领导部门都有联系”，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此“海瑞”问题开了“影射史学”的恶劣先例，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不一而足。讲历史被说成“借古讽今”；评皇帝，被诬为“影射攻击”领袖。学术问题不能进行自由讨论，稍有不慎，便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无限上纲，逼使人们见“洋”则忌；见“古”就批；见“名”即反。形而上学横行，唯心主义猖獗。这是“唯阶级斗争”、“唯革命论”在历史学中的体现。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那些标榜强调阶级斗争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的学者，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历史主义，他们把马克思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简单化，从而走向了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反面——非马克思历史主义。提出了“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片面的、狭窄的主张。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那里，也并非仅限此见。史学家蒋大椿对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及其内容的各种表述作了综合考察后提出：“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从用阶级斗争手段改造当时社会的政治角度对文明史内容所作的表述，而当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史的内容时，提法则全面得多。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揭示了人类历史五个方面的内容，而归结为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这三个要素交错发展过程。这些都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内容的全部。那些把 “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唯一内容，夸大阶级斗争，夸大革命功效的观点，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
其次，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歪曲历史真相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具有“兴替之鉴”的功能。如《资治通鉴》就明显指出了史学研究的这一用意。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解放前就有过论述。1938年，毛泽东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和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⑹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严厉批评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极坏作风”⑺，再一次强调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建国后，“历史为现实服务”已成为史学史的共识。尚钺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中指出：“历史科学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不深入地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现代史)，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实的具体的革命实践，固然难免要犯错误；不研究昨天(近代史)和前天(古代史)的中国社会，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产生、发展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实践，也很难有深刻的认识。”⑻这是强调历史学对于现实革命实践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周谷城在回答“历史究竟怎样才算为现实服务”这个问题时，提出：首先，“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个清楚”，使人们“知道今日的祖国和今日的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次，要使人们在学习历史过程中，“获得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再其次，“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必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⑼这是强调历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和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郭沫若认为：“学历史有它的重要性。历史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具体教材。通过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甚至教育人类，是有它的不可轻视的功用。⑽这是从更宽广、更深远的意义上来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吴晗在讲到“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时，认为；“对于我国浩瀚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只要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整理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总结成为理论，惩前毖后，批判地继承，必将大大丰富我们的文化，发生巨大的教育作用，鼓舞英勇豪迈的人们，更加信心百倍地、有效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⑾这是从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和物质建设来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以上这些史家的论述足以证明，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历史社会功能的普遍认识，这是应该肯定的国情意识。因为，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有阶级性的。哪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哪个阶级控制了意识形态，历史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许多研究者片面地强调“服务现实”，而忽视了历史的科学性。他们强调：应把历史研究与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政治，甚至总路线等现实斗争的需要结合起来，并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坚决反对“超现实”、“超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研究。这类文章在50—60年代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这使当时对此问题的探讨出现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趋势，并且不能容忍不同观点的出现。1963年，刘节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中指出：“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问题。 相反地， 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能够古为今用的。”⑿刘节本来是要求克服教条化，要客观地研究历史。然而，却遭到了多方的攻击。其中以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为典型。张玉楼攻击刘节先生说：“刘节先生是傲慢的。从他的一些文章，人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范围。——我是中国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外国史，不适合于说明中国史！——我是古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近代史，不适合于说明古代史！——我是文化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经济史，不适合于说明意识形态史!”，“刘节先生用来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武器，其实不过是孔夫子所用的两个陈旧的概念，一个叫‘仁’，一个叫‘礼’。”⒀张玉楼先生攻击刘节异己思想的目的是“使历史研究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有力助手”。这种过分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最终会导致 “以论带史”的“先意识后存在”的“主观影射史学”的发展。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舆论，把历史学作为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工具，标榜“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并以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服务”。文化大革命前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评《红》”等运动都是这种错误的具体表现。
“历史为现实服务”这是一个真理，但是这里能够用来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而非那些“影射史家”臆造的“历史”。孙思白在《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中指出：“绝不能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历史之所以作用于现实，一可以阐发规律，二可以开拓视野，三可以鉴往知来，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者既可以历史为现实之借鉴，又可以从现实中领会历史上的相似现象以加深认识，既要秉笔直书，又要客观冷静。”⒁孙思白的论述是强调在讲历史为现实服务时应遵循“秉笔直书，客观冷静”的原则。在“文革”时期用歪曲历史真相以为现实服务的做法，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是主观唯心史观的表现。
再次，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简单化，从而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这种倾向也是严重错误的。
马克思历史主义，是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去观察历史，这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阶级观点，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人类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则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历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属历史理论的范畴，二则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历史作出评价，这却是一个历史方法论问题，属史学理论的范畴。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概念，前者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后者是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完全等同起来。虽然阶级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它却不能代替具体的马克思历史主义。正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不能代替某一自然科学的自身理论一样。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成体系的理论。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为指导史学工作的全部理论；而对历史本身是否应当建立自己的理论(史学理论)，则缺乏明确的认识。”⒂而常常把对于客观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历史理论”，同对于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等同起来，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混淆起来，甚至连“历史主义”这一概念都取消，用阶级观点来代替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全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还认为“历史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应彻底打倒。
这种错误的思想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期表现得非常普遍。由于强调阶级观点，一大批历史学家不是把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考察，而是抽象地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对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一概加以否定；或者用现成的套话去贴标鉴，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对于这种现象，我国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一些人”对待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问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时候，它是一种进步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历史就反对他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而有些文章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还要进步，这难道是历史主义吗?”⒃范文澜同志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⒄然而，针对诸如翦、范等史学家的正确提议，1965年戚本禹却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中进行了大势攻击。说什么：“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的“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并且认为他们“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反对。”⒅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便把学术上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议上纲为政治斗争。从此以后，便把“历史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把那些提出“要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建议的历史学家说成是阶级敌人。从而把学术讨论引入了政治斗争和人生攻击的误区。这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的“政治化史学”使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失去了自由，从而不能科学地反映和研究客观历史。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 “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
用阶级观点代替历史主义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极端，其表现就是“除了阶级斗争以外别无其他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于是就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文革”期间，把我国的传统史学作为“地主阶级的历史”、“封建糟粕”而加以彻底摒弃；把外国史学理论也当作“资产阶级黑货”而无情禁断。这种否定一切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糟蹋和浪费。中国的传统史学就其整体而言是有封建性、落后性，甚至反动性的—面，这是我们要坚决摒弃的；但是它又有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一面，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对于外国史学也是如此，外国史学当然也有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应该反对的一面，然而又有一些方法论如何“计量法”、 “系统论”等可以借鉴的一面。这就是说，对待中国传统史学不能全盘否定，要批判地继承；对待外来史学不能盲目自满、夜郎自大，要批判地吸收它们的优点。人类的文明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如果脱离了传统史学，那么“现代史学”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何以谈发展。先进的文化成果是人类共享的，如果把外国的先进成果拒之门外，无异于乞丐“拒绝”被施舍的肥肉和面包，最终只能毁灭于那“浅薄”的虚荣。事实上，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创立起自己的科学理论，原因在于他们都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者的着作，吸收了其中有用的养料。当然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而非照搬全收。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时所说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从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⒆列宁的论述有力地说明了那些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而“否定—切”的做法，实则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这正违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总之，对“唯革命论”的主要观点的批判，足以证明“唯革命论”的上述思想是错误的。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本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的、丰满的中国近代史却变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这种 “史学”，从它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都是“言必谈阶级”。如“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研究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历史研究的方法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诸如此类的辞令不胜枚举。由于阶级“将广泛长期存在”，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即阶级“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哪里有阶级，哪里就有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方面的“革命”活动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根据这一推理，毛泽东便得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论。于是就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后，“革命”便是最时髦的词汇，因为它最能表明人的立场。人们便由“言必谈阶级”发展到“言必谈革命”。这就是“唯革命论”的来历。
“唯革命论”者认为，“革命”使新中国得以建立，“革命”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革命”也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不仅我们过去要“革命”，而且现在和将来都要“革命”。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共产党史”，甚至是某一个革命家的历史。因此，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历史几乎没有，都是阶级化、革命化、政治化了的历史。这是中国史学的厄难时期。
在“唯革命论”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也只有“阶级斗争(革命)”的内容，即使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很大的推进，但那也只能从属于“阶级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把“革命”与“现代化”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革命”，是错误的，应该严厉批判的。当然，由于现时期，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仍然没有忘记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和破坏，因此，我们对这些制造破坏的反革命分子的革命镇压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要有革命的觉悟，不忘革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夸大阶级敌人的存在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既要保持革命的高度警惕，又要防止“唯革命论”思潮再次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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