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散文及其英译中的修...研究——以《项脊轩志》为例_张冰.pdf

124中国古典散文及其英译中的修辞应用研究以项脊轩志为例*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Rhetoric in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n Xiang Ji Xuan Zhi张冰ZHANG Bing摘要：文章以项脊轩志及其三个英译文为研究对象，探究原文中的修辞特点及其在英译文中的再现效果。三个译本中，卜译（Pollard）采取了音译、加注、解释性翻译和删减非主要信息等策略，充分考虑了译本可读性与接受度，在传达原文内容及原文文化信息层面实现了翻译的目的；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的译文非常流畅，文中归化气息较为明显，有着向母语为英文读者方向靠拢的倾向；刘译则较为符合母语为中文的译者的翻译习惯，在翻译过程中稍具异化倾向。关键词：项脊轩志；修辞；英译；古典散文Abstract:Taking Xiang Ji Xuan Zhi and its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hetoric in the original and target texts.Although the rhetoric techniques used in the three translations failed to correspond to the source text,they could be adapt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translation when they moved toward the original text.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dability and acceptance of the translated text,David Pollards translation adopted translation skills like transliteration,*本文受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研究项目“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岭南民俗文化英译研究”(2020GXJK440)及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课题跨文化交际视角下岭南民俗禁忌语翻译研究（2022GZGJ243）资助。中译外研究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4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42023/2/15/周三 17:28:012023/2/15/周三 17:28:01125中国古典散文及其英译中的修辞应用研究以项脊轩志为例张冰annotation,explanation,and deletion of the unimportant information,his version achieved the target of translation at the level of conveying the original content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While Yangs version is extremely fluent and has the obvious domestication trend that tends to move closer to the native English readers.Lius version is in line with the translation habit of translator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Chinese and has a slight tendency toward foreignization.Keywords:Xiang Ji Xuan Zhi;Rhetoric;English versions;Classical prose1.引言 所谓修辞，无外乎在运用语言时，依据特殊的目的而精心选择语言的过程，其主要目标是将语言及文章表达明了、生动乃至精彩，而这种有助于提高话语或文章语言表达效果的艺术及应用规律，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话语或者文本的表达效果及目的。修辞原就是传情达意的手段，为了意和情，不断调整语辞从而达到达意传情之功效。实际生活中，无论是作文还是说话，讲究的都是“意与言会，言随意遣”，若想达到或靠近这种极致就需要运用语辞，亦即广义的修辞。据此而论，所谓修辞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而不单单是文字的修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语言的使用有着各自不同的准则及要求，东西方语言（我们在这里主要指中、英语）隶属于不同的语系，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及准则。以中文为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语言强调精炼为主，声音抑扬形成的平仄相对，双音节词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单音节词可以形成押韵效果，甚至一些特殊的字词可以形成拆字或拆词等修辞方式，这些修辞的独特用法及其表达功能在异语语境下的如何转换也成为摆在译者面前的难题。2.研究背景古典散文英译是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的视角来看，散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文体之一，其经历了从先秦时期的历史、诸子散文，到两汉时期的政论和史传文及赋，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俪文体和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以及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一漫长历程。因此，古典散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杰出成就之一是毋庸置疑的。从语言上看，古典散文有着用语简洁、用词考究的特点，富于表达与感染力；从形式上看，古典散文节奏性强，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从内容上看，古典散文题材丰富，涵盖散文、游记、笔记、书信等，无论是在写人、议事，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5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52023/2/15/周三 17:28:022023/2/15/周三 17:28:02126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还是抒情、状物方面都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除此之外，古典散文还大量使用不同形式的修辞手法来增强语言气势。关于修辞二字，早在 易经 上就有“修辞立其诚”之说，修辞格的运用是语言艺术的高度升华，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最佳手段，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有着较为丰富的修辞格，其使用主要借助于语音、语义及句法等层面来实现。根据陈望道的观点，修辞手法有两大分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前者要求“形象生动地表达事物，注意体验性和语辞魅力的发挥”，侧重于情境语境，常会利用“形、音、义”，或采用形象思维以情动人；后者则要求“明白、确切地表达概念，不含歧义”，侧重于以逻辑思维方式“平实地记述事物的条理”（袁晖、宗廷虎 1990：375）。换言之，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消极修辞是积极修辞的基础。高辛勇（2008：69）也曾指出，积极和消极两种修辞虽都是为了“追求语言文学的通达，或是要进一步使它们具有美感作用，激发读者的共鸣等”。但相较之下，积极的修辞传情达意的效果更为显著，它的使用可以使接受者感受明显，促使读者或听众在经历了语言文字后产生某种感触，更可以在他们的心中唤起一定的具体的影像。因此之故，而我们研究的重点也侧重在积极修辞方面。探究古典散文及其英译文中的修辞格的处理方法与技巧对我们提高典籍英译的质量，进而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战略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3.项脊轩志及其三个英译本作为明代中后期“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归有光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但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同时还扩大了散文的体裁，将日常生活琐事引入古文当中，而这样的内容则无疑显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且给人以清新之感。归有光反对拟古及当时文风，认为：“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袁晖、宗廷虎 1990：226）。明代王世贞在归太仆赞序中曾言“先生（归有光）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项脊轩志为归有光代表作之一，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兴废为线，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物在人亡、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忆之人、事均属家庭琐事，但却很有人情味。归有光这篇作品，虽短短不足千字，却展现了三大特色：一是即景、即事抒情，真切感人。二是侧重细节描绘，刻画极为生动，发扬了唐宋文古文的优良传统。三是篇幅短小却言简意赅。就目前从不同渠道搜索来看，这篇散文较为优秀的译本有三个：一是杨宪益夫妇的合译文（以下简称杨译），二是南开大学刘士聪教授的译本（以下简称刘译），三是英国汉学家卜立德（David Pollard）（以下简称卜译）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6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62023/2/15/周三 17:28:052023/2/15/周三 17:28:05127中国古典散文及其英译中的修辞应用研究以项脊轩志为例张冰的英译本。可能是由于篇幅短小之故，项脊轩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影响不太深远，现有的几个译本也多由中国人完成，与之有关的英译研究也屈指可数。笔者以“项脊轩志英译”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仅得寥寥数篇文章，研究视角既有侧重于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发挥及原文韵味传递效果的研究，如孙晓晖（2012：114），也有从适应论视角展开的译者翻译策略探讨，如李蒙、王琳娜（2015：71）等。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杨译和刘译，且未有从修辞学视角对项脊轩志及其三个项译本展开讨论分析，而对项脊轩志英译进行研究除了充分肯定其中国古代经典散文地位外，亦有着将其译介并推广至国外的期冀。杨宪益夫妇为翻译界中西合璧的典范，刘士聪教授为中国译界翘楚，而卜立德则为英国汉学大师，对这三组语言文化背景相异的译者的译作进行研究，似乎更能展现母语与非母语译者在处理相同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之差异及带给我们启示。4.项脊轩志中的修辞应用及其英译分析项脊轩志 一文，语言朴素感人，悱恻动人，作者充分利用了对比、摹状、夸张、借代、用事等修辞手法，虽不用奇字险句，但力求朴而有致，淡而有味，处处流露出一种平淡、自然的气息，营造出一种清疏淡雅的感觉。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归有光的这篇散文语言本色自然，不事雕饰，而这也是文人雅士们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虽平淡但却不平庸，写人、叙事发乎本心，谈景、抒情质朴自然，但艺术效果却较为强烈，为古典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疆界。下面我们将就项脊轩志中的修辞应用及其英译情况展开讨论。4.1 对比原文开宗明义，一开始便描述了一个名为“项脊轩”的百年老屋，仅容一人可居，且破旧、阴暗潮湿，晴日也不见阳光。作者如此描述是为了烘托出一种比较悲凉、凄切的氛围。然而，下文中作者却笔锋一转，呈现给读者一个修葺之后优雅可爱的“项脊轩”，“使不上漏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作者这样书写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上文破败景象形成一种对比，更能凸显作者的心境与修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能保持怡然自得，甚至可以陶醉于“借书满架，偃仰啸歌”的读书生活，一苦一乐，两相对比，互为映衬，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修辞视角来看，对比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表现手法，具有将明显差异、矛盾对立的双方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往往会形成一种对照，使表达效果更明显，形象更鲜明，感受更为强烈，从而可以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而加强文章或作品的艺术效果及感染力。在三个译本中，杨译先是使用消极性意味的词语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7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72023/2/15/周三 17:28:052023/2/15/周三 17:28:05128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barely”“just”“old”等来描述“项脊轩”这个百年老屋的破败和狭窄，然后在下文中则用了“brighten”“showing off”“better advantage”等具有积极意味的词语来与前文形成对比，从而为之前破败的百年老屋勾勒出一个焕发出新生且充满希望的形象。刘译和杨译较为相似，亦在翻译过程中注意这些比较性词语的使用，同样出现了“only”“nearly”“old”等消极性词语和“brightened up”“brighter”等积极意味词语。卜译和杨译、刘译相差不远，在译文中亦是用了“old”“only”“just”等词来描述老屋破败之景，而在修葺后的描述中也有用到“bright”之类的词语。但卜译与杨译、刘译不同的是其除了在语言上展现对比色彩之外，更是将原文中的段落在译文中进行了调整，将修葺前后的“项脊轩”放在两个段落中描述，从而使对比的效果更为明显。不过，从三个译本所使用的词语来看，三位译者都注意到了原文中作者所使用的对比手法，都试图在译文中再现原作中的对比效果，基本上都实现翻译的目的。4.2 夸张夸张主要是指作者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在对事物的形象、特征、程度等方面夸大或缩小的修辞方式。原文中在形容“项脊轩”破败时使用了“雨泽下注”这样的表述，意指下雨时雨水从屋顶往下倾泻。在这里，作者使用了夸张手法，这样的写法的目的是突出百年老屋的破败感。在三个译文中杨译为“rain to drip through the ceiling”（杨宪益、戴乃迭 1986：37），刘译为“the roof let in rain”（刘士聪2002：267），而卜译则为“the rain poured through”（卜立德1999：91）。相较之下，杨译和刘译译得较为平淡也更为接近实际情况，但是夸张手法似乎不见了，而在卜拉德的译文中“poured through”将大雨倾盆而下的情景展现得较为形象，虽然与“项脊轩”的实际情况可能不符，但原文中的夸张效果却在译文中得到了较好的再现。此外，原文中提到老妪告诉作者“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呱呱而泣”意指婴儿啼哭，“呱呱”则是模仿婴儿啼哭的声音，此类摹写声音之迭词大多是两个相同音节的重迭，亦即迭音，能以声表形，闻声见形，从听觉上给人以美感和想象，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虽然“呱呱”是一种摹状修辞，但在此处却是一种夸张用法）。古典散文的韵味多在声响与节奏、意境与氛围、个性化表达方式等三个方面（汪榕培 2009：22），而在古典散文英译中，“最高的境界是再现原文的韵味”（李蒙 2015：75），刘士聪亦指出“文学作品的翻译应把传达原文的审美韵味作为至高的追求”（2002：4）。针对“呱呱”二字，杨译为“cried”（杨宪益、戴乃迭1986：38），刘译则为“crying in my lap”（刘士聪2002：269），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8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82023/2/15/周三 17:28:052023/2/15/周三 17:28:05129中国古典散文及其英译中的修辞应用研究以项脊轩志为例张冰而在卜立德的译本中被译为“crying at the top of her lungs”（卜立德1999：92），夸张效果明显。相较之下杨译和刘译较为平淡，迭音的效果也未能展现出来，而卜译虽未能展现出迭音效果，但却以一种较为夸张手法，将原文中婴儿啼哭的形象展现出来，给读者一种听觉冲击，可以说是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韵味。4.3 借代关于借代，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曾明确地将其定义为：“所说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如此借代的，名叫借代辞”（2008：65）。而在原文中出现的“余自束发读书轩中”的“束发”一词就为借代这一修辞用法，隶属于以“事物和事物的特征或标记相代”（同上：65）。中国清代以前汉族男子15岁时束发为髻，意即“成童”，而到了明代中期，成年男子结辫现象逐渐消失，一般百姓则是将头发在脑后挽成三股或两股发髻，而读书人、秀才以及官宦之家则在头顶结发髻，因此束发有时亦代表着身份的高低。这样的修辞用语在中国古代较为常见，如男子二十时被称为“弱冠”，三十则为“而立之年”，四十为“不惑”等，这些词语都是一种较为文雅的修辞用法。三个译文中杨译为“I have bound up my hair and started studying in the chamber”（杨宪益、戴乃迭1986：38），还在文中增加了一个脚注“When they reached the age to study the classics,boys bound up their hair”；刘译为“Since I was fisteen I had been reading in this study”（刘士聪2002：269），而卜立德则译之为“From the age of fisteen I used this annex as my study”（卜立德1999：92）。显而易见，刘译和卜译采取了相似的翻译手法，杨译则采取了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对于刘译和卜译来说，虽然将“束发”意译为“I was fisteen”和“From the age of fisteen”，使读者在阅读时不会产生阅读障碍，但是原文中的借代这一修辞用法却无法再现出来。而杨译从字面忠实于原作，将其直译为“I have bound up my hair”，同时也增加了注释，对束发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定程度上降低目标读者的阅读困惑。总的来说，三个译本各有千秋，效果都不太理想。王佐良曾指出，就翻译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文化的差异，一种文化中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文化中则需要很大的功夫加以解释，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的事，对外国读者得加以解释”（1997：34）。若就再现中国文化来讲，或许可以将两种译法相结合，同时在文中增加较为详细的注释，对原文中暗含的或为原文读者所熟知的内容进行解释性补充则显得更为妥当，也更容易为译文读者所理解与接受。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9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292023/2/15/周三 17:28:052023/2/15/周三 17:28:05130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4.4 摹状“摹状”是一种“摹写对于事物情状的感觉的辞格”，既有摹写视觉的辞格，如“光煜煜自东西流”，也有摹写声音的辞格（被称为摹声格），如诗经伐木中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等，其目的是达到某种书写效果而采用的修辞方式。归有光文中亦多用摹状来增强语言效果，如“庭阶寂寂”“珊珊可爱”“呱呱而泣”“亭亭如盖”等。我们知道，摹声格对于增加表达的形象性和语言的音乐美功不可没，归有光选取这样的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从积极修辞方面着眼，我们要肯定作者这样的描写方式是一种更好的表现法，就如同杜甫的兵车行中开头提到的“车辚辚，马萧萧”一样，如果只是为了明白之故，那还不若说在是车行、马嘶，而车行和马嘶的“具体性、体验性”，却是不及“车辚辚，马萧萧”万一的（陈望道 2008：36）。在归有光的这篇散文中，珊珊、呱呱、亭亭、默默、往往等这样的“摹状”词语，即有摹写视觉又有摹写听觉，使得语境、情景互为照应，修辞效果极佳，读起来音节和谐，极富美感，正迎合了刘勰（1994：706-707）在其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述的那样“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积极修辞中的辞趣问题，亦即对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使用，如何利用语言文字的音、意形上的特点，来增加话语文章的音韵效果的问题。若是要使语言不流于空洞玄虚且能表现出较为新颖或新鲜的意象，势必要诉诸视觉、触觉和运动感觉等方面，从而将空间的形象描写出来，描绘对象物的性状，表现对象物的活动（陈望道 2008：183）。摹状这一拟人化修辞表现手法的具体应用，使读者阅读此文时会产生身临其境，心境飘逸之感。而这也就是所谓“造型的表现所致的情趣”，这种情趣是由于形象之官感的描写而来，不是由于语言文字之历史或背景的利用而来的（同上：184）。同样是在刘勰（1994：706-707）的 文心雕龙 物色中有提到自晋宋以来的对景物的描写特点，指出“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不加雕饰，而曲写毫芥”，而在这样的书写手法之后，就能达到“瞻言而见貌”的表达功效了。不过因为汉英两种语言隶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对于这些摹状功效的词语的翻译三个译者都没有译出原作所想要的表达效果，虽说是一种缺憾，但却也恰证明了翻译中有着某种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4.5 象征所谓象征就是借助于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或者某人物的具体形象来表现某种较为抽象的概念、思想或情感的一种较为复杂的修辞手法。当作者写到“庭有枇杷树，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0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02023/2/15/周三 17:28:062023/2/15/周三 17:28:06131中国古典散文及其英译中的修辞应用研究以项脊轩志为例张冰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时，虽无嗟叹之辞，但是对于亡妻的思念、哀悼之情溢于言表。庭有枇杷树，让时间有了度量，让思念变得可数，对其妻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一切尽在不言中，归有光文中没有去说自己对妻子之爱和丧妻之痛，仅以平淡的语句写出。在这里，那棵他妻子去世之年所亲手栽植的枇杷树成为她的代名词，睹物思人，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凄寒孤寂，痛苦惆怅，绵绵之恨似无绝期，言有终而意无穷。那棵枇杷树已成为亡妻的象征，触景生情，明明相思苦却不直说。前文中我们提到陈望道将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在这里，归有光充分利用了积极修辞手法，所述内容具有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较为动人的魅力，而这也迎合了积极修辞侧重情感且应合情境的特点。我们知道，对于修辞现象，需要从情境语境上去领略，用情感去体验，亦需从本意和上下文连贯关系去推究，不能单看字面之义，照辞直解。这也照应了陈望道所说的修辞需要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陈望道 2008：9）。我们来看三个译文是如何翻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杨译：e loquat tree which I planted in the courtyard the year that my wife died has grown up now to give shade.（杨宪益、戴乃迭 1986：39）刘译：In the courtyard there was the loquat my wife planted the year she died.It stood there with graceful poise,its top spread out with exuberant foliage.（刘士聪2002：271）卜译：ere is a loquat tree in the courtyard that my wife planted with her own hands the years she died.Now its leaves make a dense canopy.（卜立德1999：93）若仅从字面上看，这句话的三个译文都是采取了直译策略，杨译较为简单，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亭亭”是一种摹状修辞，其实放在这里似乎还隐约有着双关之意，毕竟这个词在词典中是指代女子或树木秀美颀长的样子。刘译将应该是注意到了“亭亭”的特殊用法，因此试图译出“亭亭”之意，但也仅限于语义层面。因此杨译和刘译都未能译出原文的隐含之义，难以在译文中实现交际效果。而卜译则将翻译的重心侧重在“手植”二字（也有学者认为是归有光自己在其妻子去世时亲手所植，但是相较之下，其妻手植似乎更能震撼读者内心，因此卜译视其为归有光妻子所手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12023/2/15/周三 17:28:062023/2/15/周三 17:28:06132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植），这样才更能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因此其在翻译时特将“手植”二字译了出来。此外，在卜译的前言中，卜氏特意提到了“亭有枇杷树”的隐含之意，并提到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手法，这样的翻译策略无疑可以提升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等值或相似的文学联想及情感共鸣，进而实现译文的交际效果。4.6 “用事”或“用典”陈安定（1996：2）指出，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古语，和典故的方便，使汉语言简意赅，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作为中国古代汉语中一种较为重要的修辞，“用事”或“用典”是“汉朝以后经典文学作品的一个标识，它表面上也是一种比较，但实际上也有模塑（提供认知框架）的功能”（高辛勇 2008：152），说话者或作者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或当前的事件与引用的历史事件相联系、相比较，“历史题材或人物被频繁引用，使它们达到原型符号或文化偶像的程度”（同上：153）。勒菲弗尔（Lefevere 2010：56）曾指出，除了解释性说明，大多数的译者并不试图传达原文本中的文学典故，因为它不存在于句法转移或语义结构中，而是存在于文化自身的特殊印记中，它可以唤起一种情景，象征着一种情感或一种状态，而这恰是译者三言两语难以呈现出来的。在项脊轩志这篇散文中作者引用了三个典故：第一个是关于“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第二个是诸葛孔明起于陇中。前一个典故出自史记货殖列传中：“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后一个则出自陈寿的三国志。无论是巴蜀妇还是诸葛亮，都是发于微末，而后为天下所知。作者在这里引用“巴蜀妇”和“诸葛亮”的典故，意在回应前文中所提到的其祖母对他的殷切期望和鼓励，引用此典以表示其祖母对其人生经历的重大影响，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表达自己对祖母的怀念和敬意，同时亦有表明虽身处陋室，但仍以读书为乐，虽不为世人所知，但日后定大有作为的信心。这两个典故中巴“蜀妇清”和“诸葛亮”都具有较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如何翻译较为考察译者的翻译水平。研究发现，三个译本中都采取了音译手法对这两个文化意象进行翻译，但是杨译在翻译诸葛亮时增加了一个“wise man”对其进行补充说明，降低了读者阅读负担。而卜译则是在译者前言中增加了一个较长的注释，一方面对“巴蜀妇”和“诸葛亮”的出处进行说明，另一方面则对自己选取这两个人物典故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仅采取音译可能会对中国文化知之不多的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无法使他们了解作者的意图，虽说译文加注处理是不得已之事，但有些意象只有在历史背景和典故的出处加以说明之后，意义才能充分表达出来，适当地增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2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22023/2/15/周三 17:28:062023/2/15/周三 17:28:06133中国古典散文及其英译中的修辞应用研究以项脊轩志为例张冰加注释则为读者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原文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刘士聪（2005：54）曾评论过卜立德的译法，认为卜译“在翻译类似的文章时着意交代文章的写作背景、作者与被描写人物的关系和文章的内涵等，这是一种更加彻底的文化翻译的策略”，同时他亦指出卜立德在翻译和研究相互结合方面做得非常好。而第三个典故“坎井之蛙”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往往用来比喻那些见识短浅，思路狭窄的人。三个译本将“坎井之蛙”翻译如下：杨译：My.must remind those who know me of the proverbial frog in the well.（杨宪益、戴乃迭1986：39）刘译：People who get to know about it will think I am no more than a frog at the bottom of the well.（刘士聪2002：271）卜译：ey would think me no different from the frog at the bottom of a shallow well who has never seen the mighty sea.（卜立德1999：93）三个译本大致采取了相似的翻译策略，其中杨译除了直译外增加了一个“proverbial”，向译者解释了这是一个典故，刘译则是以直译策略来应对，卜译和杨译类似，除了直译外亦有考虑读者接受问题，在译文中增加了“who has never seen the mighty sea”这样的解释，从而使原文的意象在译文中更为清晰，既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又提高了译文接受度。5.结语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这篇经典散文中，作者用到对比、夸张、借代、摹状、用事等修辞手法，文章虽不足千字，但短小精悍，语言质朴又不失优美，修辞手法的应用可以是说信手拈来，更是蕴含丰富情感于其中。原文中的修辞手法并未在三个译本中得到一一验证，但几位译者也都在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努力去再现原作的部分修辞效果。从翻译效果来看，两个中国籍译者的翻译策略及译本水平相差不多，其中中西合璧式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文非常流畅，文中归化气息较为明显，有着向母语为英文读者方向靠拢的倾向，翻译过程中多用长句，全文仅33个句子，而刘译则较为符合母语为中文的译者的翻译习惯，在翻译过程中稍具异化倾向，且翻译过程中会多用短句，全文共有61个句子。三个译本中卜译最为亮眼，其作为母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3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32023/2/15/周三 17:28:072023/2/15/周三 17:28:07134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语为英文的译者，采取了音译、加注、解释性翻译和删减非主要信息等策略，充分考虑了译本可读性与接受度，无论是在传达原文内容方面还是在传递原文文化信息层面都实现了翻译的目的，因此译文字数在三个译文中最长。此外，在传达原文文化信息层面，卜译似乎做得比杨译和刘译都好，对原文隐含的文化信息尽量增补，而这样的做法对传播中华文化来说是较为有利的。参考文献1 陈安定.英汉修辞与翻译M.台北：书林出版社，1996.2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 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4 李蒙，王琳娜.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古典散文英译策略以David Pollard项脊轩志英译为例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71-76.5 刘勰.文心雕龙M.李振兴，罗立干注译.台北：三民书局，1994.6 刘士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7 刘士聪.介绍一部中国散文经典译作兼谈David Pollard的泽英翻译艺术J.中国翻译，2005（3）：51-56.8 孙晓晖.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在翻译中表达散文的韵味以归有光项脊轩志英译为例J.名作欣赏，2012（1）:114-116.9 袁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10 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11 汪榕培.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12 Andr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13 David E.Pollard.Te Chinese Essay M.Hong Kon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9.14 Yang Xianyi&Gladys Yang(trans.).Poetry and Prose of the Ming and Qing M.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 Press,1986.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4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42023/2/15/周三 17:28:072023/2/15/周三 17:28:07135中国古典散文及其英译中的修辞应用研究以项脊轩志为例张冰作者简介张冰，广州商学院国际学院讲师，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5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352023/2/15/周三 17:28:072023/2/15/周三 17:2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