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_姜楠.pdf

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姜 楠 忻 平摘 要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从 年 月到 年 月近 年间，除先后短暂迁至北京、广州、武汉外，中共中央机关曾分别于 年 月 年 月、年 月、年 月 年 月、年 月 年 月在上海驻扎，驻沪总时长共计 个月左右。建党初期中共中央迁址频繁，驻留各地的时间较短；至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驻地更加稳定，驻扎时长明显增加。这一变化与中共中央组织体系的拓展和健全密切相关，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独立与成熟的奋斗历程。关键词 中共中央驻地；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姜楠，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忻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年 月 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修改了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文章高度评价了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这四个定位紧密联系，互为因果，其中“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所反映的就是中共中央长期驻扎上海的历史。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党的诞生地”和“党中央的长期驻扎地”是构成上海红色文化的两张重要名片。从 年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至 年 月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的近 年中，除三次短时间迁离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直驻扎在上海，指挥全国革命。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已开始关注到“中共中央在上海”这一选题。近年来，这一课题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学者和学术团体的关注，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较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共创建史的研究深度，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研究可以说还刚刚开始，研究空间甚大，仍有许多问题亟待学界同仁开展专题研究。其中，中共中央驻扎上海的时间问题正是深化这一研究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该问题不仅为了弄清楚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时间长短，也可从中探讨上海独特的城市空间与中共中央在此长期开展工作的关系，进而基于这一时空所承载的史实来揭橥不同时期中共毛泽东：祝上海解放，人民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据笔者所见，目前学界关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代表性论著有徐根义：建立初期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什么设在上海理论学习 年第 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版；方宁：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传承 年第 期；忻平、张仰亮：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史学集刊 年第 期；熊月之：光明的摇篮，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吴海勇：钟英：中共中央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姚霏：中共早期组织 中央机关在沪的空间分布 以上海红色旧址信息数据库为基础的研究，史林 年第 期等。此外，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已于 年 月启动了“党中央在沪 年”系列丛书的编写，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立项了 项“中共中央在上海十二年”主题课题，近年还召开了多场相关学术会议，涌现了不少创新成果，可见这一课题的学术热度正在不断攀升。中央工作重心、方针政策的流变。目前学界对于中央驻沪总时长存在 年、年、年半等不同观点。相较于以“年”宏观概括 至 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时长，已有学者在研究中将此时段内驻扎北京、广州、武汉三地的时间剔除，计算出更为精准的中央驻沪时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齐卫平等 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该书以专节论述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详细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一览表”。从该表格所呈现的信息来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时段分别是 年 月 年 月、年 月、年 月 年 月、年 月上旬 年 月，总时长合计为 个月。这一研究是目前所见关于中共中央在上海时长问题最为细致的成果，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熊月之就在其新书光明的摇篮中引用了这一观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最新编著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第 卷）也持相似观点，称中共中央驻扎上海总共逾 年半。此外，张永杰认为，除短暂迁往北京、广州、武汉约 个月，中共中央在上海长达 年。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成果在论述中都未留下佐证史料信息及详细的论证过程，这使得这一学术争议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除中共中央驻沪总时长问题外，也有学者考察了中共中央早期几次迁址的具体时间节点，为这一问题的拓展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央机关前后三次迁离与迁回上海为划分依据，将 年中共中央在上海驻扎的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综合利用档案、回忆录、报刊等多类史料，结合相关史实，详细考证中共中央“四出三进”的具体时间节点，进而计算中共中央驻沪的总时长。一 年 月 年 月：第一阶段共计约 个月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年 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 号（今南昌路 弄 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商议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社会共产党”。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 号成立，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党的发起和初建。最新出版的党史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认为：“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这明确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党历程中的突出地位。作为联络中心，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了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为正式建党奠定了基础。年 月 日至 月初，中共一大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了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将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和远大目标。鉴于此时党员人数较少、地方党组织尚不健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关。同年 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职务后，由史林齐卫平等：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熊月之：光明的摇篮，第 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第 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版，第 页。张永杰：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共中央驻地变迁再考察，党政论坛 年第 期。金再及：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机关何时由汉迁沪？，党史资料丛刊 年第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红喜：一九二三年前后中共中央迁址时间考，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 期；李雷波：论中共三大中央局的迁往上海及其影响，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 期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 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刘仁静：一大琐忆，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 页。广州返回上海，成为职业革命家，专门从事党的工作，他的寓所老渔阳里 号成为一大后中共中央最早的驻扎地。曾经在此居住过的中共中央局成员李达回忆说：“中央三人的集会，是在老渔阳里二号楼下客堂，或统厢房举行的。”中央局在上海逐步开展组织、宣传工作，探索党的自身建设，领导工人运动，开启了中共中央驻扎上海的历程。年 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在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在重申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中共二大首次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提出“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的工作任务，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为联合对象。此外，中共二大也是中共组织建设的里程碑，大会通过的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大会依据这一规定选举产生了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担任中央执行委员，此时中共中央尚未下设具体的职能部门，各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宣传等工作。中共一大、二大都明确了党的中心工作是在城市发动工人运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劳资矛盾最为尖锐的城市，当时上海工人占全国工人总人数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年 月，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时曾说：“其最可痛心者，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这是对五四运动中北京市民参与度不足的批评，相较而言，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响应五四运动，掀起了广泛的罢工浪潮。中共中央设在上海这个工人阶级的“中心地”，直接指挥工人运动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当时上海形成了南市、闸北两块华界和公共租界、法租界两块租界的独特政治地缘格局，相比中国军阀政府的高压，租界里安全性更强、自由度更高。但是，租界里的安全也是相对而言的。诞生伊始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租界内公开活动也受到一定限制乃至存在危险，如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就因法租界巡捕程子卿的闯入而被迫中止，后转移至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陈独秀先后于 年 月和 年 月在法租界两次被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在 年 月被法租界当局查封。相对于上海，此时北京严酷的政治环境有所缓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中央政府，表现出亲俄联俄的态度，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吴佩孚大加赞赏。中共对吴佩孚也有好感，李大钊就曾称赞他“甚可敬”“品格甚高”。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北方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在当年 月迁至北京办公。基于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由上海迁往北京。张国焘回忆说：“（年）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 年 月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年 月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年 月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根据新青年 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工人有 万人，上海工人有 万人，参见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 卷第 号“劳动节纪念号”，年 月 日。陈独秀过沪之谈片，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 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 页；苏智良：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市总工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大钊：与胡适谈吴佩孚（年 月 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姜沛南、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始末考，党史资料丛刊 年第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报告中提出：“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上海局势不稳。”据此，一些论著以 月作为中共中央的迁移时间。但需要指出的是，张国焘关于中共中央迁移时间的回忆并不准确。马林的报告实际反映的是中央迁京的决策，而决策与执行之间往往存在一定时间差，这份报告仅能说明中央迁京行动不会早于 月 日。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决策的具体执行确实没有那么迅速，可从以下几方面综合判断：第一，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行踪可判断中共中央 月底尚未离开上海。此时的中共中央人员构成简单，并无庞杂的机构体系，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所言：“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人”，“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可见，在这一组织结构下，中央执行委员的行踪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中共中央的驻地所在。此时中央执委会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等五人中，委员长陈独秀 月初已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月迁至北京，担任书记部主任的邓中夏长期在北方组织工人运动。月 日，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女权运动同盟会上海支部成立会。月 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在上海开会，决定团中央迁往北京，此时中央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张国焘、蔡和森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以上史实，在国内的四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三人还在上海工作，至少能够说明中共中央在 月底还未完全迁至北京，中央的重心仍然在上海。第二，罗章龙发给中共中央关于募款的电报及募款时间可佐证中共中央 月底仍在上海。年 月下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开滦五矿工人开展罢工，在面临断炊的危机下，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的罗章龙曾用英文发急电给中共中央，希望获得资金援助。中共中央筹集了 万元资助开滦煤矿罢工。根据罗章龙所述，当时电报的内容译为：“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女士，唐山危急，龙。”“钟英”为此时中共中央的代号，这封电报明确了当时中央仍在上海。从北京晨报关于罢工的新闻来看，月 日晨报刊载的新闻详细报道了近期社会各界为罢工工人募款的情况。据此可判断罢工中大批募集资金应在 月底，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 月底中共中央仍在上海指挥全国工人运动工作。第三，从越飞致马林的信件可确定 月 日前中共中央仍未迁至北京。年 月 日，身在北京的苏俄特使越飞在写给共产国际马林的信中说：“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说明此时中央还在上海，还未迁至北京。马林后来说：“因为越飞要求，我才到北京来，并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移往北京。”这一陈述明确了越飞要求、马林到京、中共中央迁京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马林是在接到越飞信后“才到北京来”的，时间当在 月 日后。月 日，越飞在北京再次致信马林，该信结尾发出了“请尽快前来！”的邀请，可见 月 日马林尚未到京，中共中央移京此时应尚未完成。第四，从中共中央的工作用款收条可判断中共中央 月初已迁至北京。月 日，中央执行委员张国焘和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从马林处预支了 月的工作用款 美元，并留下一张收条，地址写明北京。由此可知，此时中共中央已迁至北京。史林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版，第 页。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页。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 页。高君宇生平大事年表，高君宇文集，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姜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大事记述，党的文献 年第 期。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京内外纷纷响应五矿大罢工，晨报 年 月 日，第 版。越飞致马林的信（年 月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致加拉罕的信（年 月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年版，第 页。越飞致马林的信（年 月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张、蔡的收条（年 月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页。综上所述，中共中央约在 月中下旬至 月初迁离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驻扎的第一阶段时长约为 个月。这一阶段是中共中央开展工作的初期，在确定了工作目标的前提下，中共中央以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为工作中心，在实践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和推动了党的创建工作的圆满完成。二 年 月 月：第二阶段共计约 个月中共中央迁至北京后，大力推动工人运动走向高潮。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也于 年 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策划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的顶点。但形势很快突变，大罢工发起后，吴佩孚武力镇压工人群众，制造了“二七惨案”，并对陈独秀、马林等人实施通缉。北京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政治高压下，中共中央已经难以继续在北京开展工作，只能决定再次迁回上海。陈独秀在后来的报告中曾对此有过说明：“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这一陈述交代了中共中央迁回上海的动因和大致时间，但对中央迁沪的具体时间未作交代，相关论著对此主要有“月中下旬说”“月说”“月说”等表述。对这一争议，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考证：第一，根据 月中旬中共中央会议的召开时间，估计中共中央在北京工作的时间下限。张国焘在回忆中称自己在“二七惨案”后即由武汉返京，月 日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曾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他关于组织大罢工情况的汇报，马林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而马林是 月 日从奉天返京的，中央会议应在马林到京后召开。在此次会议中，马林提议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的同时，派张国焘赴莫斯科报告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情况。张国焘称自己约在 月 日从北京出发去苏联，而赴苏决定是由中央会议决定的，表明张国焘出国是在中央会议召开之后。根据以上信息，可进一步推断出中央会议召开的时间范围大致在 月 日至 月 日之间，中共中央迁沪至少应不会早于 月 日。第二，根据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行踪，判断中共中央的迁移时间。“二七惨案”后，北京当局缉捕陈独秀、马林等人，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们理应不会在北京久留。据陈独秀好友汪孟邹日记所载，陈独秀于 月 日回到了上海。这一记载应有一定可靠性。从旁证来看，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在 月 日纷纷刊登“陈独秀在京被捕”的消息，此后几天又接连辟谣，表示陈独秀未被批捕，称他“刻已离京他往”。这一谣言的产生应与陈独秀不再在北京活动有关，也进一步证明陈独秀在 月 日前后确已离京返沪。作为党的领袖，陈独秀的居住和工作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共中央的迁移轨迹。马林是这次中央迁移的主要策划者，从马林的行踪来看，马林曾在 月 日致信拉夫斯坦，落款地为上海，可见他在此前已到达上海，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 关于 年的中国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罗章龙：椿园载记，第 页。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 页。致加拉罕和越飞的信（年 月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 页。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 关于 年的中国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汪孟邹日记（未刊稿），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陈独秀在京被捕讯，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陈独秀在京被捕之沪闻，民国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陈独秀并未被捕，民国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致拉夫斯坦的信（年 月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页。具体时间大致应与陈独秀到沪时间差不多。第三，马林和维经斯基的通信，为中共中央迁回上海时间提供旁证。维经斯基 月 日曾给马林回信说：“看来尊意在把中国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积极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汉口、上海和北京。”这封信反映了维经斯基对马林关于将中共中央与党的革命中心移至广州主张的不同看法，在尚未见到马林给维经斯基信的原文情况下，根据维经斯基这封回信可推断此前马林在信中提出了中央迁穗的相关主张。根据 月初马林在其笔记中所拟定的计划：“中央委员会迁至上海，而后至广州”，可见此时中央迁沪工作已告一段落，马林已经在考虑启动下一步迁穗计划。信中标记的时间表明，维经斯基给马林的回信于 月 日发出，马林于 月 日收到，邮递时间为 天。反向推知，如果算上 天左右的邮递时间，马林寄给维经斯基的信最晚应在 月底寄出，可以进一步佐证中共中央迁沪的时间。综合以上材料，中共中央迁沪应不早于 月 日，也不会晚于 月底，月下半月迁回上海应较为可靠。中共中央回到上海后，继续开展工作，领导全国革命。但中共中央这次在上海驻扎的时间并不长，关于离开上海的原因，陈独秀解释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实际上，落实中共二大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推动国共合作，无疑是中共中央迁穗的关键原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成功实践，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单纯依靠工人阶级难以实现革命目标，于是，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展国共合作的步伐加快。如陈独秀提出：“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在此大背景下，经过马林的策划和推动，为进一步推进国共合作，加强和国民党的紧密联系，中共中央决定迁往国民党权力中心广州。中共中央的离沪时间大致应在 年 月底。年 月 日，苏联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维尔德在信中说：“工作重心移到了广州，这里几乎一个中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留下。”可知 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完全迁离上海。马林 年 月 日给布哈林的信中说：“月底我到广州一行党的中央委员会已到广州。那是中央委员会可以合法存在的唯一城市，可以在那里举行会议。”从该信后文所汇报的中共三大预计召开时间的准确性以及马林在中共中央迁穗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来看，中央在 月底迁穗应较为可信。由此计算，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在沪时间为 个月左右。三 年 月 年 月：第三阶段共计约 个月中共中央迁至广州后，共产党人在此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机会和空间。马林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表达了对这一良好环境的满意：“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下，中共三大于 年 月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史林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年 月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页。郑州铁路大罢工笔记（年 月 日至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页。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年 月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年 月 日），陈独秀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维尔德给某人的信（年 月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版，页。致布哈林的信（年 月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 关于中国形势和 年 月 日至 日期间的工作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页。是推进国共合作，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仍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组织建设方面，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中央组织结构、工作职权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依据以上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委员 名，候补委员 名，陈独秀任委员长，中央执委会推选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固定常设机关，负责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能，这就改变了此前中央机关“随人而动”的情况。相较于前两届中央，第三届中央委员人数明显增加，中央机关也进一步健全，中央对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加强，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然而，中共三大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却再次决定迁回上海。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民党改组问题使国共之间产生分歧。作为一个大党和老党，国民党内部分人看不起也不愿与年轻的中共合作。受到国民党反共势力排挤，中共中央工作受到限制，中央认为“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甚至出现党的“中央委员会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的认识。另一方面，就交通便利程度而言，许多党员也认为上海更胜一筹，便于领导全国革命工作。如罗章龙所言，此时的广州“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当时粤汉路未通），对指导全国斗争不利”。月 日，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表示“此次会议后（中共三大 引者注），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这表明了中央迁沪的决策在 月初或之前已制定。中共中央正式开始迁沪行动应在 年 月下旬。月 日，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从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的会议时间来看，中共中央分别于 月 日和 日在广州开会，马林称 日会议是中央在广州的最后一次会议。此外，马林还要求北京罗斯塔社“月 日以后不要再给我寄新闻简报，无论如何我月底一定要离开广州”。由此说明中共中央迁回上海至少应发生在 月下旬。结合马林的行程，能够整理出一条更为准确的时间线索。年 月 日，马林在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说：“我将于 日或 日去上海。”维尔德 月 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提供了如下信息：“马林同志于星期六 时 分抵达上海，而陈独秀比他晚到 天。其他的大会代表已在这里。”经查，年 月 日为周四。从信中提供的精准时间判断，这一时间应是马林的预计到达时间，这里所述的“周六”应为当周的周六即 月 日。由此可知，马林于 月 日到沪，这与马林 日所规划的离穗时间基本契合。根据这则材料可知，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等中共三大代表暨三大后新一届中央的主要成员在 月 日前已到沪。当事人的回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证据。据当时已在上海的中央候补委员徐梅坤回忆：“大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版，第 页。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年 月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中国形势和 月 日 月 日的工作（年 月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罗章龙：椿园载记，第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中国形势和 月 日 月 日的工作（年 月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年 月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页。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年 月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页。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年 月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页。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年 月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第 页。约七、八月间，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来到上海，这时党中央机关也由广州迁回上海。”他提供的时间较为模糊，但强调了中央委员到沪与中央机关迁沪在行动上的一致性。张国焘回忆称：“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虽然在中央迁沪的具体时间上并不明确，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共中央的主要成员先于马林到达上海。综合来看，月下旬应为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在上海办公的时间起点。中共中央回到上海后，中央局办公地不再落脚上海法租界，而是选择在华界闸北的三曾里（今静安区临山路 号），这与租界的政治环境恶化有关。年 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中心议题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基于国情认识到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要部分，提出建立工农联盟。在组织建设方面，鉴于国共合作中面临的问题，党必须扩大自己的队伍，建设一个大的群众性政党，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首次提出设置支部以夯实基层党组织，改设总书记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增设组织部，健全中央领导机构，保障了中央到地方的组织运行。在中共四大的直接影响下，年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直接领导了五卅运动，这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五卅运动以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许多倾慕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入党。年初，党的四大召开前共有党员 人，经过五卅运动的洗礼，当年 月党员人数已发展至 人，至次年 月达到 人左右，中共五大时达到 人。党的阶级基础得到巩固，真正实现了党从“以宣传为主的政治小团体”向组织严密的全国性群众性政党转型。鉴于大革命后期武汉革命形势的良好发展，中共中央从 年 月开始派遣大批干部赴武汉开展工作。年 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也迁至武汉办公。根据当年 月共产国际作出的“党中央要设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的指示，月以后，中共中央机关开始陆续迁往武汉，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张太雷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在 年 月前都已到达武汉。在汉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占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的绝大多数，但他们都因承担不同工作任务而先后到汉，并不代表着中共中央已由沪转汉办公。年 月在汉的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湖北区委成员共同召开了多次联席会议，月 日首次会议的记录开篇即强调：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迁至汉口前应由共产国际代表团召集”，可见中央核心此时尚未迁汉。月 日的联席会议决定邀请陈独秀速来武汉，同时提出：“以中央名义向各地区发电报，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时通知中央。”这则材料表示联席会虽已在代行中共中央的职权，但这些与会委员也认同联席会议并不能等同于中央，会议所作决定仍须报告中央，恰恰表示尽管中央执委会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在武汉，但中共中央实质上并未迁汉。陈独秀在收到武汉来信后，鉴于当时上海严峻的政治形势，决定离开上海，恰巧避开了四一二史林徐梅坤：九旬忆旧 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 年版，第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 页。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第 页。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卷，第 页。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卷，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版，第 页。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武汉市文物管理处：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及在汉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年 月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共中央委员会、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记录（草案）（年 月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 页。反革命政变。月 日前后，陈独秀到达武汉，并于 月 日在汉参加并主持了中央局会议，由此结束了为期约 个月的中共中央第三个驻沪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的蓬勃发展时期，面对风云变幻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冲在革命的前线，党的实践经验得到丰富。此外，这一次时期党的组织建设有明显进展，中央机关下设部门逐渐增加和调整，各机关部门职能得到完善。驻扎上海的中央机关也进一步掌握了分散、隐蔽的工作策略，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工作效率明显提升，有效增强了中央对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四 年 月 年 月：第四阶段共计约 个月 年 月 日，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盛行，局势急剧恶化。值此非常时期，中共五大于 月 日至 月 日在武汉召开，会议对此前表现出某种革命倾向的汪精卫、唐生智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甚至提出“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然而，月 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分共”，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以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为标志，国共合作至此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值此危急关头，党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选举产生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展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为便于指导两湖地区的起义，八七会议决定“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此时中共中央尚未有迁移驻地的打算。然而两湖起义的进展并不顺利，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因此，在 月 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驻地迁移问题被正式提出和讨论。会议决定，如果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大发展，先迁移上海，等广东的形势有了发展，再从上海迁往广东。两天后，瞿秋白与李维汉、苏兆征等人再次开会讨论迁址问题，决定派人赴上海布置住房，建立机关。月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讨论中央机关迁沪的具体问题。会议决定，苏兆征当天启程去上海，瞿秋白 月 日（或 日）动身去上海，李维汉最后走，待任弼时由湖南返回武汉后，由李维汉召集顾顺章、罗亦农、任弼时等开一次会，最后安排中央离开武汉以后的有关事项，再赴上海。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迁沪的正式启动。多方史料表明，中共中央机关于 月底至 月上旬陆续迁回上海，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启程时间来看，中共中央在上海正式开始工作的时间最早应在 月。在白色恐怖下，年 月回到上海的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相比华界的政治高压，公共租界成为中央机关的新选择。据李维汉回忆：“一九二七年十月，党中央迁到上海以后，相当多的中央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武汉市文物管理处：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及在汉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 辑，第 页。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记录（年 月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 页。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第 页。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武汉市文物管理处：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及在汉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 辑，第 页。见关于八七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版，第 页。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 年版，第 页。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这里位于公共租界西区、邻近法租界，可以利用界别之间的“缝隙”保障机关安全与有效运转，便于党中央开展革命斗争。年 月至 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许多中央领导人离沪赴苏开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等组成留守中央，仍在上海处理日常工作。月，六大当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陆续回到上海，中央政治局入驻云南路 号（今云南中路 号），以“福兴”商号为招牌作掩护。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时间最长的办公地，中央许多重要决策在此作出，如 年发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也是由此发出。通过“机关社会化”运作及严密的工作机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能够实现组织的高效运转。年 月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白色恐怖加剧，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斗争处境极为艰难，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此时，党的工作重心已逐渐从城市向农村革命转移，全国建立起了以中央苏维埃根据地为首的大小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