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_朱海林.pdf

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朱海林摘要 理论自觉不仅直接关乎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构建，也直接关乎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持续发展和现实功能的发挥。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包括对学科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等四个基本维度；其问题域或基本理论结构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基本问题、对象问题和范畴问题，认识论层面的视角和向度问题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发展取向、价值追求和学者的价值选择问题。范式意识的自觉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方法论标志。当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范式应该实现从西方范式向马克思主义范式、从个体论或整体论向个体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范式、从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向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结合的范式转换。关键词 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范式转换作者简介 朱海林，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理论自觉是一门学科理论构建和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该学科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学科，是随着2003年“非典”暴发引发学界对公共健康危机的伦理反思以及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传入的背景下诞生的。目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展，但总体上仍处于模仿、借鉴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阶段。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特别是应对新冠疫情等公共健康危机，都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的迫切要求。为此，必须树立和增强理论自觉的意识，形成和凸显中国特色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范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一、问题的提出公共健康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1997年乔纳森曼恩（Jonathan Mann）出版了题为 医学与公共健康、伦理学与人权 的报告，提出了公共健康与伦理学的联姻与对话：公共健康应该在伦理学和人权的框架内进行解读1（6-13）。丹 E.比彻姆（Dan E.Beauchamp）在1999年出版了 为了公共健康的新伦理学 一书，认为公共健康应该成为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该著的出版标志着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的兴起。之后，公共健康伦理学开始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2004年10月，肖巍发表 关于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 一文，首次提出了公共健康伦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问题3（57-62）。随后，张福如的 关于建立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4（83-86）（2004年12月）和邱仁宗的 公共卫生伦理学刍议5（4-9）（2006年2月）两文分别率先阐释了公共健康伦理、公共卫生伦理的概念。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从兴起至今不到2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较快发展，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中*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理论研究”（17BZX020）的阶段性成果。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研究 50DOI:10.15995/ki.llxyj.2023.01.005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在分析框架、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等方面还主要停留在模仿和借鉴西方的阶段。其中，运用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来解释公共健康问题、根据西方生命伦理四原则（尊重、自主、不伤害、公正）来评价公共健康活动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的常见思路。不容否认，借鉴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并以之作为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的必经途径。只有以诞生较早、发展相对成熟的西方理论和方法作为“他山之石”，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才能迅速站在世界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的前沿，但显然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要获得持续发展、增强解释和服务现实的能力，为解决中国健康问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应有的伦理支持，必须树立和增强理论自觉的意识，形成基于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真问题”的分析框架、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是对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自身质的规定性以及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自觉认识和自觉努力。其中，核心是要有鲜明的理论立场，凸显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和中国特色。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虽然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诞生的，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不能或不需要有中国特色。事实上，公共健康伦理学兴起至今，在美国、欧洲等地区的发展也是既有学科的共同特性，又有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健康问题的状况、影响因素和解决政策都千差万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公共健康问题与欧美国家既有一定的共同性和全球性联系，又有历史、现实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的不同特征。作为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中国公共健康问题的学问，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必须正视这种差异和特征，准确把握中国公共健康问题的历史脉络、现实状况、影响因素和制度政策。可以说，理论自觉不仅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科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标志，关乎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构建，也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挥应有现实功能的理论基础和力量源泉，关乎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能否具有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就前者而言，理论自觉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健康伦理学，也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够构建什么样的公共健康伦理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必须响应时代号召、回应时代呼唤，构建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就后者而言，健康中国建设为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必须面向健康中国建设主战场，为解决中国公共健康问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伦理智慧。显然，这都离不开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只有在借鉴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承扬中国历史上深厚独特的伦理文化传统，立足中国现实和中国语境，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才有可靠的理论和现实根基，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才能真正发挥服务现实的社会功能。当然，客观地说，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传入、对公共健康危机的伦理反思以及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身都已然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觉，但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立足中国公共健康问题、基于中国伦理文化自信、以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为目标的更高层次的理论自觉，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就会缺乏内生动力，其学科发展和现实功能的发挥就会受到严重制约。这正是目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的一个隐忧。消除这一隐忧，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和增强理论自觉的意识，形成和凸显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二、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基本维度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意味着把自身同生命伦理学等别的学科区分开来，认识到自 51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1期身与其他学科具有的不同特质和功能；意味着把自身同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区别开来，认识到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与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具有的不同文化背景、现实语境和任务使命；意味着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必须承扬中国伦理文化传统，认识到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医德和医学伦理思想的批判继承；意味着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必须立足现实并服务现实，认识到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公共健康问题的准确把握。也就是说，学科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必须正视的几组基本关系，亦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几个基本维度。1.对学科关系的自觉：树立学科意识和跨学科研究共同体意识从学科属性看，公共健康伦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的伦理学。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首先意味着应在理论立场上与别的学科区分开来。公共健康伦理学作为一门伦理学，在对公共健康问题进行研究时必须秉持伦理学的立场和视角。同时，公共健康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等其他应用伦理学科在研究主题和方法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应该自觉认识到学科差异，不简单套用生命伦理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否则，就会影响公共健康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当然，树立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学科意识，自觉认识公共健康伦理学与别的学科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公共健康伦理学与别的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由于各学科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在研究视角、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可以而且应该互相补充、互相借鉴。为此，消除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树立跨学科研究共同体意识，促进公共健康伦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实现多学科合作和联合攻关，也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客观要求。2.对中西关系的自觉：借鉴西方与超越西方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对中西关系的自觉，就是要把自身与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区别开来，对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逻辑和历史文化背景保持自觉。必须承认，公共健康伦理学最早诞生于西方，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学习和借鉴。但目前中国学界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直接用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公共健康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增强对中西关系的自觉，既要吸收、借鉴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优秀成果，又不能简单停留在对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模仿和借鉴；既要有本土风格和中国特色，又要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具体而言：一要对世界公共健康伦理学兴起和发展历程有清醒的认识。公共健康伦理学最早兴起于美国；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发展比西方晚了十年，与西方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二要借鉴西方，“洋为中用”。在对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做客观、全面、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要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在全面、准确把握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合理成分，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服务。三要立足中国传统和现实实践，树立中国意识和问题意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3.对古今关系的自觉：承接传统与“双创”原则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对古今关系的自觉，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与中国传统医德和医学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有着十分丰富的医德和医学伦理思想，大量医学和医德方面的鸿篇巨制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道德思想和伦理精神。譬如，古代的 淮南子修务训帝王世纪 世本 等文献就体现了医学伦理思想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的 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南齐阳泉的 物理论 论医 中丰富的医德思想，表明中国古代医德思想开始往系统化方向发展。隋唐时期孙思邈的 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宋代张杲的 医说、金元时期张从正的 保命集 原道论、明代李梃的 医学入门、徐春甫的 古今医统 等一大批文献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 52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医德和医学伦理思想发展的成熟；清代喻昌的 医门法律 系统论述了医生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被后世直接称作“临床伦理学”。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医德和医学伦理思想是当代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在古今关系维度就是要承接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脉络，注重对中国传统医德和医学伦理思想的挖掘、整理和分析，做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中国传统医德和医学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立足现实与服务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重要维度。一方面，公共健康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学科，要实现学科理论构建，必须有基础理论研究的自觉，为面向实践、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伦理学不仅是一门哲学理论学科，也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公共健康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其实践特性显著：为维护公共健康贡献伦理智慧是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天职”和根本使命。为此，必须增强对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坚持理论研究立足现实、服务现实的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和中国语境出发，面向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实践，聚焦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广泛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为解决中国公共健康问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伦理依据和伦理支持。否则，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研究就会沦为少数学者的“自说自话”或“自娱自乐”，不能发挥应有的现实功能。当前，全球抗疫斗争仍在持续。中国抗疫虽已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但新冠病毒的威胁仍未解除。公共健康伦理学必须关注和研究中国及全球的抗疫斗争：一方面，从公共健康伦理学视角出发，运用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及全球的疫情防控实践，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予以系统的伦理反思，从伦理层面总结中国构建本国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全球抗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最终战胜疫情提供公共健康伦理学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以中国及全球的抗疫经验为素材，从中提炼出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元素和方法，丰富和深化对公共健康伦理的内涵与本质、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价值冲突与道德选择等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从而推动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深化和发展。三、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问题域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对学科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必然会体现并落实在对公共健康伦理学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上。公共健康伦理学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很多，公共健康与伦理的关系，公共健康伦理的内涵、学科定位、本质属性、结构要素、规范体系、运行机制等都是公共健康伦理学亟待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为整体把握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问题域和理论结构，我们拟借用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进行描述。1.本体论层面：基本问题、对象问题与范畴问题公共健康伦理学在本体论层面上的问题，即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问题，包括基本问题、对象问题与范畴问题等三个层面。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公共健康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公共健康伦理是公共健康与伦理的结合。而公共健康与伦理的关系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对公共健康伦理的内涵、学科定位以及公共健康伦理何以可能等问题的回答的“元理论问题”。只有“立足于公共健康与伦理的关系，从二者之间的外在关系和内在关联两个方面寻找其所以可能的根据”6（114-119），正面解答公共健康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解决公共健康伦理的学科合法性，才能实现公共健康伦理的理论深化和学科化发展。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对象问题，是公共健康的伦理追问。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学科，公共健康伦理具有相对确定的研究论域。公共健康伦理包括三个领域、三个层次和四个环节。其中，三 53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1期大领域是公共健康危机应对、重点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健康风险管理中的伦理问题；三个层次是宏观层面的公共健康制度伦理、中观层面的公共健康组织伦理和微观层面的公共健康角色伦理；四个环节是公共健康决策的伦理导向、公共健康干预的伦理规制、公共健康服务的伦理反思以及公共健康保障的伦理检视7（64-69）。公共健康伦理学的范畴问题，即反映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公共健康伦理的主题或核心范畴是健康正义，其核心议题是健康权利和健康义务的分配问题，健康权利与健康义务是健康正义的两个次级范畴。另一方面，公共健康伦理的本质属性，包含利益伦理、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范畴：作为一种利益伦理，调节公共健康利益关系、促进公共健康资源的公平分配是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任务；作为一种制度伦理，它既包括公共健康制度所内蕴的价值认识和价值取向、道德原则和伦理精神、伦理追求和道德理想，也包括公共健康制度设计的道德考量、公共健康制度实施中的伦理问题以及人们对公共健康制度的道德评价；作为一种责任伦理，公共健康伦理涉及政府、公共健康专业人员、媒体以及普通公民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道德责任。2.认识论层面：视角问题、向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公共健康伦理学在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是考察公共健康伦理的学科视角、向度和方法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我们放在下一部分结合“范式转换”进行分析，这里仅简要探讨公共健康伦理的视角、向度问题。从学科视角看，公共健康伦理学是公共健康学与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目前，公共健康学和伦理学领域均有学者研究公共健康伦理。这本是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的一个优势。但是，公共健康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的理论隔阂，造成了两个学科间的知识交叉不足。客观地说，无论是单从公共健康学的角度还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公共健康伦理都有一定局限。由于公共健康学方面的学者大多缺乏伦理学理论背景，而伦理学方面的学者则要么根据传统的目的论、道义论、德性论等伦理学理论，要么根据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理论来考察公共健康伦理问题，两种研究都存在明显不足。因此，我们必须从公共健康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理解公共健康伦理。从把握向度看，从主体、功能和致思方式等不同向度来考察，公共健康伦理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质。从主体向度看，公共健康伦理是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的统一。前者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意识形态教化工作者，基本目标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健康，具有明显的道义论色彩；后者的主体是民众，基本目标是民众自己的健康利益，具有明显的功利论色彩。从功能向度看，公共健康伦理是协调伦理与进取伦理的统一。作为一种协调伦理，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功能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个人健康与公共健康以及全球健康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一种进取伦理，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善”“正义”“人道”等道德观念激发包括公共健康专业人员、媒体以及普通民众等在内的相关主体在道德上的进取精神，用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致思方式看，公共健康伦理是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统一。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公共健康伦理主要关注公共健康资源分配、公共健康制度安排和公共健康活动及公共健康利益关系的正义与合理性，是分配公共健康资源、规范公共健康制度和活动、调整公共健康利益关系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作为一种德性伦理，公共健康伦理则是对公共健康问题的伦理反思和意义追问，是主体对公共健康道德意义的表达和张扬。3.价值论层面：发展取向、价值追求与价值立场问题公共健康伦理学在价值论层面上的问题，是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发展取向、价值追求及学者的价值选择问题。在发展取向上，要构建兼具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在目前世界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格局中西方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公共健康伦理 54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学必须在准确把握世界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格局、全面了解西方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加速实现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本土化和学科化构建，逐渐提升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主体性和话语权。在价值追求上，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善健康公平和增进全民健康福祉贡献伦理智慧。当前，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和健康中国战略已经绘就了一幅全民健康的美好蓝图，也指明了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用武之地”。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必须响应健康中国战略的时代号召，回应健康中国建设的伦理呼唤，树立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聚焦健康中国建设的重点领域，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伦理支持。在学者的价值选择上，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立场，即从中国公共健康问题的客观实际出发，准确把握中国公共健康问题的历史和现状，从而保持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实现立足现实、服务现实的应用价值目标。四、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范式转换范式意识的自觉是一门学科发展成熟的方法论标志，也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方面。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中认为，范式或规范是常规科学的先决条件，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解释世界的基本规则、标准、模型、范例或基本方式，“有了一种规范，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8（9）。库恩所指的范式虽然主要是就自然科学而言的，但事实上，对任何一门人文社会学科来说，研究范式也同样重要。就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而言，范式意识的自觉也是其理论自觉和发展成熟的方法论标志。当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需要实现以下三个层次的范式转换。第一层次，从西方范式向马克思主义范式转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9根据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要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审视和解释公共健康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公共健康问题。公共健康伦理学是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公共健康问题的学问，准确把握我国公共健康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的根本基础。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是决定性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32），当然也制约着公共健康活动和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因此，只有在中国物质生产和物质关系的发展进程、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准确把握中国公共健康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才能为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要摒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用辩证统一思维与世界性和本土性、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开放思维来审视和把握中国公共健康问题。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公共健康实践都正在发生一系列变革。可以说，中国公共健康领域所发生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国际与国内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世界公共健康问题与中国的公共健康实践特别是“新医改”“健康中国战略”等中国本土公共健康实践的特殊脉动。正是这两种环境、两个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中国公共健康状况、国家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制度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第二层次，从个体论或整体论向个体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范式转换。从学科性质看，公共健康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关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历来有个体论与整体论两种倾向。前者强调个体，注重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后者强调社会，注重社会秩序和整体利益的伦理价值。历史地看，个体论与整体论作为伦理学史上的两种基本范式，各有优长与不足。个体论以追求个人幸福或德行为主旨，伦理学的主体主要是作为个体的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为了实现“人的善和人 55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1期的幸福”而研究德性及其践行，可以视为个体论范式。而黑格尔、康德的伦理学则可以归入整体论。黑格尔就认为原子论（个体论）的观点是没有精神的，“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11（298）。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则要求个体必须服从普遍理性：“不论做什么，总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永远普遍的立法原理。”12（80）事实上，个体与整体不可分割，无论是个体论还是整体论都不能全面反映个体与整体之间伦理关系的本质。因此，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应坚持个体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范式，即从个体与社会整体辩证统一关系的性质出发来确立道德原则和规范，审视公共健康资源分配和公共健康利益关系协调方式，评价公共健康制度以及主体行为和活动的道德合理性。第三层次，从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向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结合的范式转换。目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有两个趋向：一是集中研究公共健康专业人员的道德规范、道德责任和道德评价。这一研究主要以职业伦理学的学科范式进行，即根据公共健康的不同领域，为公共健康专业人员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或准则，分析这些规范或准则在具体情境中的运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职业伦理范式。二是“以实践中的公共卫生伦理问题为其逻辑出发点”13（1），研究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传染病控制、遗传学与公共卫生、精神卫生、药物依赖、老龄化和长期照护等公共健康实践活动中的伦理问题。这种研究面向公共健康的现实实践，旨在为解决公共健康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促进公共健康提供伦理支持。这种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面向公共健康实践的实践伦理范式。笔者认为，公共健康伦理学作为公共健康问题和公共健康活动的伦理研究，无论从公共健康问题的形成、现状和解决方式还是从公共健康活动的主体、对象和具体内容看，职业伦理和实践伦理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增强范式意识的自觉，就是要实现从单一的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范式向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结合的范式转换：既要从职业伦理的角度出发，着力研究公共健康专业人员的道德规范、道德责任和道德评价，又要立足公共健康实践，为解决公共健康现实问题、破解公共健康实践难题、协调公共健康实践冲突提供伦理依据和伦理方案。参考文献1MANNJM.Medicineandpublichealth，ethicsandhumanrightsJ.TheHastingsCenterReport，1997，27（3）.2 New ethics for the public s health M.BEAUCHAMP D E，STEINBOCK B（e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9.3 肖巍.关于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 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4 张福如.关于建立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 J.江西社会科学，2004（12）.5 邱仁宗.公共卫生伦理学刍议 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6 朱海林，石娉婷.公共健康伦理何以可能 J.道德与文明，2017（6）.7 朱海林.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论域 J.齐鲁学刊，2018（3）.8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M.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9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6-05-19（2/3）.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M.关文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 翟晓梅，邱仁宗.公共卫生伦理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责任编辑：李桂梅）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