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服务业“走出去”_路径、挑战与对策_谭洪波.pdf

新发展阶段服务业“走出去”:路径、挑战与对策谭洪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6)作者简介:谭洪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注: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制造向服务转型过程中二三产业统筹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编号:20ZD087)的成果。摘要: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新洗牌，全球化分工总体增长趋势放缓，但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却逐年增加，在此背景下，推动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深层次参与全球化分工成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重点梳理了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具体路径，包括服务业跟随上下游客户“走出去”、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主动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直接为国外用户提供跨境服务、通过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走出去”等。同时，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一些新的国际政治和技术壁垒，以及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等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并加快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我国应积极发展跨国数字贸易、以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协同“走出去”、利用市场规模优势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并争取更多主导权和话语权、增强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国家软实力等。关键词:服务业;“走出去”;产业链;跨境服务;经贸合作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85(2023)03006009DOI:10 16528/j cnki 221054/f 202303060一、引言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近十年以来，国际贸易总额在 GDP 中的比重趋于稳定甚至出现下降，这似乎说明全球化分工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但同时，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却一直呈上升态势，这似乎又说明全球化分工并没有停滞，而是在进行结构调整与深化，具体表现为分工的形式、范围、行业结构和借助的媒介正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促进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关系到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服务业“走出去”的形式包括服务业出口和到境外设立商业存在为国外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服务，后者又称为外向国外附属机构(FATS)服务贸易，它是由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服务业出口、外向 FATS 和服务业 OFDI 之间既有明显区别又相互紧密联系。近十年来，我国服务业平均增长速度快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其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但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却相对较低，自 2012 年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国，这与我国长期巨额货物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为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关于加快服务业“走出去”06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的影响因素研究，比如国内市场规模对服务业出口和 OFDI 的影响、1，2 对外开放度对服务业出口的影响3，4 等;第二类是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的经济效应研究，包括服务业 OFDI 对企业的产出效应、5 OFDI 的逆向技术效应6，7 和 OFDI 对企业 TFP 增长率的影响8，9 等;第三类是关于服务业出口与服务业 OFDI 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如服务企业选择以出口方式还是以 OFDI 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生产率异质性假说研究10，11;第四类是关于我国某一细分服务行业“走出去”的路径分析，如毕爱增研究了我国铁路设计咨询企业“走出去”的路径选择，12 朱源分析了我国环境咨询服务业与工程项目一起“走出去”的路径选择，13 罗必雄等阐释了我国国际型工程公司整合产业链、协同“走出去”的架构和路径。14 上述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我国服务业出口和服务业 OFDI 的影响因素、经济效应、两者之间的关系及个别服务行业“走出去”的路径，对促进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参考经验，但却缺少对服务业“走出去”具体路径的全面归纳和分析，虽然第四类研究也分析梳理了我国个别服务行业和某些企业“走出去”的具体路径，但并没有进行全面的、一般化的梳理、总结和分类，而且分析的行业和企业过于单一。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将分析和归纳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国际经贸发展的新特点分析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进而为加快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二、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路径探索加入 WTO 以来，我国服务业积极探索各种“走出去”路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我国各类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在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过程中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成功路径。(一)服务业跟随上下游客户“走出去”服务自身的一些特性决定了服务业企业会在更大程度上跟随其上下游企业“走出去”。相对于有形商品，服务包含更多的消费习惯、文化、习俗、语言等无形要素，这些要素会促使服务业企业跟随其上下游企业走出国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基础设施建设业、住宿与餐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的海外投资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跟进，生产性服务业包括投资咨询调查服务、金融服务、会计服务、律师服务、保险服务、物流服务等。如，我国各类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对外工程承包和国际贸易时，需要对目标公司、承包工程、大宗商品进行评估，研究并购方案和复杂的金融支持方案等，我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跟随这些企业一起“走出去”，为它们提供投行顾问、融资、担保、保险等服务。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不断加深，许多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生产性服务业跟随这些企业“走出去”开展业务的节奏也在加快。15 除生产性服务业外，生活性服务业也跟随广大在海外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华人走出国门，包括餐饮与住宿服务、信息通讯服务、商贸服务、中式保健服务、中医服务、家政服务等。如，海派中医在“走出去”过程中之所以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站，主要是由于新加坡及周边地区华人密集，其华人占总人口的七成以上，中国文化和中医文化在新加坡有比较深厚的根基。(二)制造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走出去”这种路径主要是制造业企业以产业链布局和裂变的形式向外衍生出服务业，包括绿地投资、并购、合资、控股等方式形成的海外服务子公司和服务分支机构。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客户、获取东道国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利用海外优质资源，在海外投资建设或并购专门与自己产品相关的各类服务公司和分支机构，从提供单一的产品或服务逐步向提供“产品+服务”“服务+服务”转型，这些服务包括投资咨询、设计、研发、工程、安装、维修、金融、销售、售后、完整解决方案及与成套设备相关的技术服务等。例如，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成立最早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直从事通信设备的生产制造，属于典型的制造业企业，但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根据公司海外业务发展战略，逐渐在芬兰、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美国、印度、中国香港等地投资建立专门的研发中心、贸易公司、金融16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服务公司等子公司和分支机构，16 除为本集团提供服务外，更多的是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华为还通过海外工程承包的方式走向世界，商务部每年发布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前 100 家企业 榜单中，自 2014 年以来除 2019 年之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每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营业额都名列承包工程企业榜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服务业“走出去”正是其主动向产业链两端延伸的结果，形成了“产品+服务”的海外扩张模式。同样作为制造企业的海尔集团在美国洛杉矶、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法国里昂投资设立了设计中心，为集团自身和其他企业提供设计服务。17 中国汽车生产厂商以往出口汽车及其相关产品一般是出口给国外总代理商，再由国外总代理商销售中国出口的汽车，对我国来说这属于销售服务进口。但随着中国汽车出口量的增加，以往这种销售模式已逐渐不适应汽车生产企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许多车企都在积极布局，加大主要海外市场营销体系建设，由之前出口汽车给海外总代理商的模式，转变为自己建立海外营销子公司的模式，铺设自己的营销网络。中国海外汽车销售子公司的设立，除有效促进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化外，还作为外向 FATS 服务国外消费者和相关企业，从而将原有的代理销售模式下的销售服务进口转变为销售服务出口。(三)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提供跨境服务“走出去”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服务业的数字化又进一步降低了服务贸易成本。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和企业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服务贸易。离岸服务外包是服务业借助信息通信技术“走出去”的重要形式。服务外包是指依据服务供求双方议定的价格、标准和条件契约，把原本由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交由外部组织承担的经营模式。根据外包服务内容，服务外包可以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根据是否离岸，服务外包又可分为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技术离岸外包、业务流程离岸外包和知识流程离岸外包的最大共同特点是它们大部分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且绝大部分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跨境交付。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发展迅速，其执行金额从 2011 年的 238 3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1368 亿美元，18，19 20112022 年平均增长率为 17 2%，并且离岸服务外包在服务出口额中占比逐年增长，从 2011 年的11 86%增长至2022 年的 31 4%。其中，2020 年在我国服务出口整体下降 1 1%的情况下离岸服务外包实现逆势增长，拉动服务出口增长 3 8 个百分点。除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以离岸外包的模式“走出去”外，还有许多服务贸易并不属于外包范畴，但仍借助信息通信技术成功实现了“走出去”。其中，既包括传统服务行业，如教育、医疗、表演、艺术等;也包括现代服务业，如，Tik Tok 及其前身 Musical ly 通过上架美国的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为国外客户提供信息技术服务，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商城国际版和全球速卖通同时为平台两端的国内外企业提供各类商务服务。因此，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为国外用户提供跨境服务是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一条重要路径。(四)借助于东道国和第三方国家的商务服务业“走出去”这种路径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国内服务业企业联合海外本领域的专业投资咨询公司、经纪公司或海外同行业企业共同投资本领域某一项目。许多国内发展较好的服务业企业并没有海外投资经验，在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时面临不熟悉国际交易规则和目标市场环境的问题，同时还面临目标国可能实施的各项政府审查和商业文化融合的挑战，但为谋求海外发展并降低风险，有些服务业企业通过寻求与海外有经验的专业投资咨询公司、经纪公司或同行业企业合作共同投资本领域的海外项目，这种路径不但可以降低因缺乏海外投资运营经验引起的风险，还可以节省投资并购过程中的额外服务费用。二是通过委托代理方式“走出去”，中国服务出口企业作为委托方，东道国或第三国服务销售企业作为代理方。相对于第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服务出口企业在境外并没有自己的实体机构，而是以契约形26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其中 2019 年位列第二。式委托和授权外国代理机构推广和销售中国出口企业的服务。可以看出，不管是到境外投资建设服务实体，还是只通过委托代理方式而不拥有实体，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特点都是中国服务出口企业借助东道国或第三国的中间服务商“走出去”，相当于中国服务出口企业购买境外商务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境外商务服务企业帮助中国服务业“走出去”。相对于制造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的路径，这种通过东道国或第三方国家商务服务“走出去”的路径更适合在海外市场处于起步或探索阶段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路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到国外投资建立销售渠道或附属机构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除对国外的市场需求、市场偏好不熟悉之外，对国外的相关法律法规、风土人情等也不熟悉，而国外同行则正好可以弥补这些服务业企业的不足，这种路径不但可以降低企业“走出去”的风险，还可以通过合作伙伴和代理商积累一些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五)服务于国外相同客户的关联企业协同“走出去”这种路径大多发生在工程承包行业。一项大型工程或项目一般会涉及多个领域和业务，而某一个企业往往不可能提供一个项目所需要的各种服务，这就需要不同领域的企业协同合作才能完成同一个项目，这些协同合作的企业可能是服务业企业，也可能是制造业企业。某一领域的服务供应商可以单独承包其擅长的服务环节，也可以与其他服务企业协同合作共同提供不同领域的服务，还可以由某一企业先总承包然后分包给其他服务企业。这种协同合作可以是相对松散的，比如仅仅是建立一种互惠共享机制，在信息、渠道、项目等方面实现共享;也可以是紧密的协同合作模式，比如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在“走出去”过程中实现产业与金融服务的协同，共同组建信息情报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搜集项目信息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协同“走出去”路径与第一种路径不同，第一种路径是服务业企业跟随其上下游客户“走出去”，一起“走出去”的企业之间是一种上下游关系，是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关系，而协同“走出去”是不同的企业一起“走出去”共同为第三方提供服务，相互协同的企业都属于服务供给方。比如，环境咨询服务企业与建筑工程企业协同“走出去”为同一个客户提供服务，高铁设计规划投资咨询服务与中国高铁协同“走出去”为同一个客户服务。在一些大型水利、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通过协同合作，相关企业带动了我国的金融、保险、设计、调试、安装、运营等服务“走出去”。(六)借助于对外经贸公共服务平台“走出去”对外经贸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分为贸易型公共服务平台和投资型公共服务平台。贸易型公共服务平台在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信息不对称性的服务供需双方提供了相互了解对方产品和服务的良好机会，既有利于发现和引进我国急需的服务，又有利于我国服务发现海外买家或被海外买家发现，降低国内外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根据推介服务的类别，服务型公共服务平台可分为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性公共服务平台;根据平台组织者是全国性部门还是地方性部门，可以分为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和地方级公共服务平台。例如，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就是一个国家级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它是涵盖世贸组织界定的 12 个服务贸易领域的综合型服务贸易交易平台，每一届服贸会都会在短短 5 6 天的时间里达成几百亿美元的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设立了许多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也在协助本土服务业“走出去”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投资型公共服务平台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又称为境外产业园区。由商务部牵头与国外政府签署协议，然后由国内通过审批的企业作为建设经营主体再与国外相关政府部门签约，在签约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目的是在园区内吸引中外企业投资，形成产业集聚，拉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实现互利共赢。境外经贸合作区始建于 2006 年，依据主导产业和功能不同可以分为加工制造型、农业开发型、资源利用型、商贸物流型、36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2019 年之前简称为京交会。技术研发型、综合发展型等，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截至 2021 年上半年，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470 亿美元，向东道国缴纳税费约 6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 38 万个就业岗位。20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服务中外企业的一种有效路径。首先，有些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专门以服务业为主的园区。比如，商贸物流型境外经贸合作区、技术研发型境外经贸合作区、综合发展型境外经贸合作区，园区有大量中国服务企业入驻，一方面形成了东道国的服务业 FDI 和我国的 OFDI，另一方面在投资建成之后又会为东道国和第三方国家的企业提供各类服务，进一步形成我国的外向 FATS 和东道国的内向 FATS。其次，不管是哪种产业类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按照合作园区的一般协议，中方(控股)企业是合作园区的建设经营主体，同时也是合作园区的平台企业。作为园区的建设经营主体和平台企业，为吸引中外企业入驻园区，中方(控股)企业将会为入驻园区的中国企业、东道国企业及第三国企业提供信息咨询、运营管理、物业管理等服务，这是中国服务业“走出去”的一种有效路径。(七)通过与国外相关企业结成战略联盟“走出去”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基于共同的利益，为达到共同使用资源和支配市场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和机制。21 战略联盟形成和发展于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也逐渐采用战略联盟方式开拓市场。在相同的行业中，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关系，又由于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在彼此进入对方国家的市场时，往往很难在对方国家一蹴而就获得成功，此时双方可以通过战略联盟的形式进入对方市场或者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这种国际化路径可利用对方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劣势，起到“1+12”的效果。在服务业“走出去”过程中，我国企业也经常与国外企业结成品牌联盟、销售联盟、研发联盟等，结盟双方可以是产业链中处于相同位置的企业，也可以是产业链中有上下游关系的企业，这些不同类型战略联盟的出现，加快了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的步伐。比如，2018 年 6 月京东与谷歌达成战略联盟，京东的供应链、物流优势与谷歌的技术优势形成互补，双方将携手探索打造下一代零售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这为京东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八)在政府国际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走出去”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代表国家和政府出访时，除签订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协议外，往往还可以在一些部门、协会和企业之间达成诸多备忘录、投资和贸易协议，这是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的有效路径之一。比如，2015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我国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能源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银监会、国家留学基金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分别与英国财政部、商业、创新和技能部、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国际发展部、帝国理工学院、英国电影协会等部门和协会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备忘录，包括关于中英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及其他投融资包括通过特许经营方式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英国基础设施、能源项目合作备忘录 关于中英发展知识合作伙伴的谅解备忘录 和 中英电影合作备忘录 等。在国家部门签订备忘录的基础上，中英两国一些大型集团企业之间也签订了许多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包括中投公司、中船集团、中信集团、中国建设银行、三一重工等分别与嘉年华英国公司、芬坎蒂尼公司、罗罗公司、ABP(伦敦)投资公司、道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签署了 豪华游轮建造及运营项目合作协议 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开发项目总承包协议 关于英国设备租赁公司投资合作协议 等，22 备忘录和协议是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重要表现。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服务业“走出去”过程中，实现路径并不是排他或者单独采用的，许多企业可能会同时采用几种路径，有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起步阶段采用一种路径，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又采用另外的路径，还有的企业在采用的路径中嵌套着另一种路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与之相适应。三、我国服务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从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的具体路径可以看出，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共同探索和积极创新46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服务业“走出去”的路径，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但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业在融入国际市场过程中面临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挑战。(一)服务业面临许多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第一，伴随着经济社会实力的不断增长和企业的发展壮大，我国面临的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从而会演变成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一方面，个别国家政府部门采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和打压中国各类企业，近年来信息技术服务业表现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在一些新兴服务行业，我国企业与一些国际头部企业逐渐形成了正面竞争并且愈加激烈，这些国外企业与上述政治因素相结合对我国企业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阻力。第二，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呈现出数字化转型态势，并且贸易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数字服务业自身贸易和投资显著增加，在服务业数字化和数字服务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数字贸易与投资壁垒。比如，数据本地化要求、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独特标准或繁重测试、网络过滤或阻断等，23 以及近年来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考虑征收的数字服务税，都会对我国的数字贸易和对外投资形成新的壁垒。(二)生产性服务业对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支撑不足长期以来，不管是制造业“走出去”，还是服务业“走出去”，其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发展都不足。第一，在货物贸易过程中，货物大规模出口并没有带动相关服务出口。例如，长期以来运输服务是我国第二大服务贸易逆差来源行业，主要原因是我国货物以离岸价格(FOB)模式出口，同时又以成本费、保险费加运费(CIF)模式进口，也就是说，不管是我国的货物出口还是进口，承运方及其运输过程中的保险等服务都由外方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货物出口越多，运输服务贸易逆差就会越大，因此我国货物出口增长并没有带动运输服务出口的增长。24 第二，我国制造业 OFDI 同样对服务业“走出去”的拉动与联动效应较弱，或者说服务业对我国制造业 OFDI 的配套效果不显著。具体表现为很多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主要寻求海外服务支持，特别是会计、律师、投资战略顾问和管理顾问等。25 比如，我国企业在收购国外企业时往往以高昂的费用聘请国外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战略和管理顾问公司为其提供专业服务。又如，最近几年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较快，但作为配套的专业服务对园区的跟进效果还有待提高。(三)服务业“走出去”正处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期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正处于加速重构期，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贸体系遭遇到许多挑战，一些国家对 WTO 改革的诉求和呼声日益高涨。多边贸易协定的力量在明显减弱，而单边、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和组织正迅速蔓延，截至 2021 年 7 月，全球累计通报区域性贸易协定达 568 个，仅 2021 年 17 月份，就有 60 个区域性贸易协定通报生效，其中 40 个是货物贸易协定、20 个是服务贸易协定，2022 年半年多时间里通报生效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数量是 2021 年一整年的 6 倍。同时，部分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不断增加针对我国的排他性条款。例如，2018 年 11 月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完成了双边谈判并达成了新的 美墨加协定，2019 年 10 月美国与日本签署了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在这些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突出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弱化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因此我国面临被限制自由贸易谈判权、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被边缘化等挑战。不管是众多排他性区域贸易协定的生效，还是美日欧主导的贸易投资协定中的“ABC 规则”(Anyone But China)，都将会对我国服务业“走出去”造成不小的障碍，增加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四)服务业“走出去”受文化差异影响较大一方面，服务贸易标的物和服务业投资生产的产品更多的是以无形的知识、信息、规则、管理与文化等为载体，其中许多服务产品本身就属于广义文化产品，如旅游、影视作品、文学与艺术作品、部分商务56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数据来源于 WTOAT 数据库。服务等，还有一些服务产品虽然不属于文化范畴，但其中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服务生产和贸易者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另一方面，相对于制造业，服务贸易和服务生产过程中往往需要投入更高比例的劳动力，而劳动者在相当程度上扮演了其所在国家和地区文化传承与传播者的角色，他们在文化上的认同与接受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服务贸易与投资的规模。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差异成为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对外投资的一个影响因素。纵观世界文化版图，华人文化圈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欧美地区与我国文化距离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难度。四、加快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的建议挑战与机遇并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扬长补短，积极推动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一)抓住全球分工数字化转型机遇，积极发展数字贸易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而其中服务业的数字化尤为突出，不管是贸易内容还是贸易形式，服务业已经成为数字贸易的主战场。服务业数字化和服务贸易数字化正在加快服务贸易模式的结构变化，原本需要通过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服务贸易，如今借助于数字技术可以轻松实现跨境交付。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处于世界第一梯队，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 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 6%，并保持了 9 7%的增长速度，是 GDP 增速的三倍多。因此，全球分工和贸易数字化转型为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提供了良机，各类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将我国的数字经济优势更大程度上转化为国际服务贸易优势。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走出去”，借助数字技术及制造业出口和对外投资的相对优势带动更多的服务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我国各类企业为世界各国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跨境在线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一些新的和传统的贸易壁垒。(二)大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协同“走出去”产业协同“走出去”主要是指我国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相互合作与支撑，有上下游关系或者有共同目标市场的企业通过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促进彼此“走出去”。产业协同“走出去”虽然过去也常被我国企业采用，但两者之间的协同性还远远不足，而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产业融合发展体现在国际贸易中，任何一种产品和服务都可以更加有力的方式带动与之融合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共同“走出去”，国内外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产业融合发展越深，在对外贸易和投资过程中产业间的相互带动作用就会越强。2019 年国家发改委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主要针对两业融合发展，并未涉及服务业“走出去”，因此相关部门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定鼓励产业融合发展与协同“走出去”相互促进的政策与细则，同时各类企业也应该抓住机遇积极探索产业融合与协同“走出去”共同发展的道路。(三)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争取更多主导权和话语权一是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各项对外开放过程中加强与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和服务投资的谈判，争取在更大范围内相互开放市场。二是积极推动和参与区域经贸合作，在目前全球贸易与投资多边协调机制停滞甚至减弱的情况下，区域性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组织正在快速崛起，在此背景下，我国除继续维护和推动多边贸易协调机制外，还应积极倡导建立和参与更多的区域性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组织，为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三是加快国内要素市场化改革，以此争取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在目前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一些发达国家以所谓的“非市场导向政策”，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公共机构等方面提出新的规则，主要是针对我国与美欧日在“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的较大差异”。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方面，纠正工业偏向型的要素市场扭曲，为我国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理顺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价格66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形成机制，打破要素跨区域、跨行业和跨部门流动的诸多限制，同时，积极研究数据要素的权属、市场交易、数据安全等问题，为充分发挥数据的生产要素功能铺平道路。(四)增强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确保服务业“走出去”行稳致远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无形性、信息不对称性、生产与消费的即时性及对东道国制度的敏感性决定了它在“走出去”过程中会面临更多风险，因此为降低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相关部门、智库、研究机构、国际商务企业、投资机构等共同长期跟踪研究东道国和国际相关法律法规、商业制度与惯例、政局和风俗习惯等，加强与东道国和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交流与合作中掌握东道国和国际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实践经验，研究和熟悉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和国际仲裁机构议事规则，提前规避各类法律风险。二是金融保险企业应积极研究对外投资和贸易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特点，并有针对性地创新相关保险产品，以降低和分散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与规则风险、政局动荡风险、局部战争风险等。三是在数字贸易和投资过程中加强数据风险防范。企业自身应树立数据安全意识，将数据安全放在首位;政府相关部门应对内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对外保障我国企业的数据合法权益，确保我国服务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数据安全，从而为企业进一步“走出去”化解数据风险和由此引发的经营风险。(五)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服务业国际影响力许多服务业除从功能上满足客户的需求之外，还在相当程度上从精神上满足客户的需求。相对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等硬实力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向上的文化风貌、良好的教育和国民科学素养、繁荣的体育事业等都会在无形中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和服务消费的选择，而这些影响因素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服务业的无形性、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决定了其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健全的社会和商业制度、优良的法律环境、较高的社会服务水平都会显著降低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这些因素也正好是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可以说，国家软实力是服务业“走出去”的直接和间接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与相关服务业企业应对照国家软实力的各项指标，努力提升国家软实力，以此增强我国服务业国际影响力，助力我国服务业“走出去”。参考文献:1李敬子，陈强远，钱学峰 非位似偏好、非线性本地市场效应与服务贸易出口 J 经济研究，2020(2):133147 2 刘恩初，李文秀 中美生产服务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对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6(4):166175 3来有为，陈红娜 以扩大开放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J 管理世界，2017(5):1727 4裴长洪，杨志远 2000 年以来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J 财贸经济，2012(11):513 5苏二豆，薛军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产出 J 国际贸易问题，2021(1):143159 6 高潇博，王璐雯，孔群喜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存在“门槛条件”基于区域及行业的视角 J 国际商务，2018(6):6174+126 7高运胜，张海钰鸣，李之旭 中国对欧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J 产业经济评论，2020(1):121141 8 陈启斐，吴金龙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OFDI 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来自中国服务业微观企业的证据J 世界经济文汇，2020(4):82101 9 韩沈超，徐姗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 来自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J 国际商务，2020(3):115128 10李磊，蒋殿春，王小霞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J 世界经济，2017(11):4772 11陈景华 行业差异、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的实证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2015(9):8693 12毕爱增 铁路设计咨询企业“走出去”的路径选择J 中国铁路，2016(11):1114 13朱源 环境咨询服务业应与工程项目一同走出去J 环境经济，2017(Z1):505376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 14罗必雄，黄志秋，夏文波，等 国际型工程公司整合产业链、协同走出去的架构和路径设计M/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编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 2018(第二届)上卷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753764 15江小国，刘凤芸“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走出去”布局与对策 J 经济纵横，2017(5):2631 16牛秀芳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综述及华为公司的案例分析 J 对外经贸，2015(8):6162 17尹华 我国制造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组织学习研究 D 长沙:中南大学，2009 18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9)EB/OL 202109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images mofcom gov cn/fms/202101/20210104191758688 pdf 19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谈 2022 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EB/OL 202302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 mofcom gov cn/article/syxwfb/202302/20230203381842 shtml 20国务院新闻办就 2021 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EB/OL 20210906 中国政府网，http:/www gov cn/xinwen/202107/24/content_5627362 htm 21徐立军 全球企业并购潮落的原因分析 J 经济与管理，2002(1):1415 22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英双方达成的成果 EB/OL 20210907 中国政府网，http:/www gov cn/xinwen/201510/22/content_2951816 htm 23王晓红 推动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 J 全球化，2019(8):529 24谭洪波 我国服务业进出口:国际比较、阶段性与行业特征J 学习与探索，2021(3):102112 25王晓红 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N 企业家日报，20181022(责任编辑:金光敏)The Approaches，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of China s Service Sectors Going AbroadTan Hongbo(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Abstract:In recent years，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re reshuffling and the trend of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is slowing down on the whole However，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 trade in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trade is higher and higher Against this background，driving the service sectors to go abroad and take partin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deeply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ouble 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For this rea-son，the article clears up all kinds of concrete approaches by which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