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牧区农民...及路径研究——以通辽市为例_包景慧.pdf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牧区农民增收困境及路径研究以通辽市为例包景慧1，2，修长百2，刘玉春2（1.内蒙古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2.内蒙古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摘要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增收问题是当前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农村牧区农民增收困境内部及外部因素的剖析，发现农村牧区农民增收最主要的困境是生产要素匮乏、生产结构单一、数字赋能不足、产业水平偏低，为此提出从外部加大对农村牧区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建设投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从内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土地制度，改革盘活集体经营资产，加强农业服务及农业市场研判，打通城乡人才双向流动通道，鼓励农业组织多元化，充分应用数字技术建设乡村，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以拓宽农村牧区农民增收的发展路径。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村牧区；增收困境中图分类号F327.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1-0215（2022）06-0100-10一、引言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关注的重点问题。自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十七年连续较快增长，增长速度连续十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202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7131元，较2010年翻一番1；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2020 年虽然降至2.56：1，但是仍然高于世界公认的2.5倍收入差距警戒线。中国虽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是仍然存在相对贫困，城乡收入差额、区域性收入差额、农村居民组之间的收入差额不断扩大2。农村居民人口数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量的36%，他们的收入多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今后一个时期内需要转移大量的农业劳动力3，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4。当前，学者们对农民收入方面的研究理论非常丰富，对农村牧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不足。农村牧区大多处于北方农牧交错带，属于“湿润-半干旱-干旱”、暖温带与温带邻界的生态敏感地带，具有农牧混杂的特点5；地理位置虽然同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等地的粮食产区交接，具有物流、能源流、信息流、技术流、价值流更快捷、更畅通的区位优势6，但现实是北方农牧交错带大部分位于贫困落后地基金项目 本文系通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牧区农民增收困境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TLSK0001）；内蒙古青年教师提升科研创新能力计划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XKY22199）；内蒙古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DC210000241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包景慧，内蒙古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高级会计师，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牧区综合发展、产业经济学及财务管理研究；修长百，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牧业经济和农村牧区综合发展；刘玉春，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内 蒙 古 民 族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8 No.6Nov.2022第48卷 第6期2022年11月 100DOI:10.14045/ki.nmsx.2022.06.010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村牧区农民收入水平如何，农村牧区农民增收的困境是什么，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如何有效推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回答这些问题，对过渡阶段逐步缓解相对贫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剖析农村居民增收面临的困境，期望能够客观认识农村居民的增收困境，为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切实可行的农民增收路径的对策建议。二、通辽市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及趋势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处农牧交错带，所辖科尔沁区、开鲁县、库伦旗、奈曼旗属于半牧地区。通辽市与吉林省和辽宁省相邻，交通便利，是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和畜产品的主产区，主产玉米。通辽市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1411.4亿元，位居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个盟市的第五位。2001年至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和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见图1。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000180001600014000120001000080006000400020000年份元图12001年至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和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注：图1数据根据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ESP）统计数据整理而得。图1统计数据显示，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一直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除个别年份外，一直略高于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水平。通辽市农村居民2021年可支配收入（18405元）高于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水平（18367元），且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辽市的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库伦旗、奈曼旗曾经被划为贫困县，虽然于2020年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但是仍然需要防止返贫。2001年至2021年通辽市城镇居民和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见图2。通辽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40000350003000025000150001000050000年份元图22001年至2021年通辽市城镇居民和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注：图2数据根据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统计数据整理而得。101图2数据显示，通辽市城镇居民与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出现差距扩大的趋势，说明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增加额低于通辽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增加额，2021年通辽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04倍。将2021年通辽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差距进行比较分析，通辽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从事不同的工作，主要收入来源不同，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是通辽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因此将通辽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经营净收入之和进行比较分析更具有合理性。2021年通辽市城镇居民和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见表1。表12021年通辽市城镇居民和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可支配收入结构工资性收入与经营净收入（元）财产净收入（元）转移净收入（元）城镇居民2840414497622农村居民142085343664净收入比值2.002.712.08注：表1数据根据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统计数据整理而得。表1数据显示，通辽市城镇居民的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均高于通辽市农村居民2倍及以上，且财产净收入尤为突出。农民的宅基地无法像城镇居民的房产一样实现市场化，这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主要原因。2014年至2021年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见图 3。年份1009080706050403020100%图 32014年至2021年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注：由于通辽市个别年份数据缺失，图3选择了2014年至2021年的数据，数据根据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统计数据整理而得。图3数据显示，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通辽市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经营收入呈逐年下降趋势，所占比重从 2014 年的 70.94%降至 2021 年的 62.37%；转移净收入占比从 2014 年的 10.49%增至 2021 年的19.91%，自2016年大幅增加后逐年缓慢增长；财产净收入占比从2014年的3.90%降至2021年的2.90%，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经营净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农业净收入从2014年到2021增长近1.6倍，牧业净收入虽然从2014年到2021年增长近2.3倍，但农业净收入仍然是经营净收入的主要来源。2014年至2021年通辽市农村居民结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见图4。10280.0070.0060.0050.0040.0030.0020.0010.000.00-10.00%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年份工资性收入增速经营净收入增速财产净收入增速转移净收入增速图42014年至2021年通辽市农村居民结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注：由于通辽市个别年份数据缺失，图4选择了2014年至2021年的数据，数据根据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统计数据整理而得。图4数据显示，通辽市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长速度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且低于2016年之前的水平，与经营净收入增长速度逐渐趋同，呈缓慢增长趋势；2016年至2020年，财产净收入增长速度呈增加趋势，与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反向变动；2017年以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增长速度幅度变动较小。综上可知，通辽市城镇居民和通辽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呈扩大趋势，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均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城镇居民的财产净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的财产净收入。现阶段，通辽市农村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仍然是经营性收入，整体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三、通辽市农民增收困境剖析（一）外部因素1.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基础差距较大，农民致富机会受限城乡二元结构使生产结构分化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城市以工业化发展为主，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主7，人为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工农、城乡区别对待，致使农民的就业、迁徙、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权利不平等，农村交通、通信、卫生、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均落后于城市，这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出现了新的变化态势，但是二元结构的“高强度、超稳态”特征使经济结构转变缓慢。农民各方面权利的不平等造成了利益减少并且代际传递，使农民原始资本积累薄弱，农民受教育程度低，非农就业机会受限。农民生产经营扩大规模困难，农村劳动力仍然过剩，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日益增长，致使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微乎其微。因此，随着城镇化对二元结构造成的基础差距的修复，农民增收达到的效果也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完整显现。2.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变化影响农民增收的稳定性国外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对中国农产品价格具有一定的影响8，通过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传导作用影响农民收入。中国2000年至2021年玉米每亩现金收益情况，见图5。103元8007006005004003002001000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年份临时收储政策实施临时收储价格调整农业支持补贴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图5中国2000年至2021年玉米每亩现金收益情况注：图5数据根据中国经济大数据研究平台相关数据统计整理而得。以玉米种植为例，中国2000年至2021年玉米每亩收益经历了上升、高位运行、下降、上升的多周期波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使玉米种植每亩收益迅速攀升。这一政策造成玉米的产量增加、进口量增加、库存量增加（即“三量齐增”），给主要消耗以玉米为动物饲料的企业和相关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2014年，中国开始下调玉米临时收储价格，导致玉米价格自2014年开始呈现下跌趋势，玉米每亩收益随之下跌；2016年3月宣布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将以往的“粮食补差”以农机、化肥、粮食三项补贴的形式给予生产者，玉米价格缓慢回升，玉米每亩收益相应增加。2019年，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很多国家管控粮食出口，国际粮食价格上升，不仅增加了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难度，而且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增强。玉米是中国第一大粮食品种，具有口粮、饲料粮、能源作物的重要功能，在保障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具有特殊地位。2022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玉米的每亩受益也将迎来新的高位。由此可见，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深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共同影响。粮食的高位价格会随着国际局势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平息而下降，但是农民并不完全具有理性分析市场的能力，潜在的市场风险将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持续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二）内部因素通辽市奈曼旗农民家庭收入构成情况抽样调查，见图6。经济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79%7%13%1%图6通辽市奈曼旗农民家庭收入构成情况抽样调查注：图6数据根据项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本文运用统计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选取通辽市农村牧区的典型区域奈曼旗为调研区域，于2020年6月 104至7月对奈曼旗1307户农牧民进行调研，剔除异常数据后，筛选出1234户，样本有效率为94.4%，其中144户为曾经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检验数据与宏观经济数据的一致性，在农民收入结构调查中发现，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通辽市奈曼旗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见图 6），占比79%，其次分别为工资性收入13%、转移支付收入7%、财产性收入1%。此次调研数据统计显示，通辽市奈曼旗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占比高于转移性收入占比，与 通辽市统计年鉴 近五年的数据统计分析不一致，原因之一可能是受土地资源有限的影响，参与调研的奈曼旗农村和嘎查中的大部分农民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打工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从事第一产业的经营性收入，因此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较高；原因之二是本次调研选取的是通辽市的一个旗县，与总体水平存在异质性。1.精准扶贫政策对通辽市奈曼旗中等和中等偏下收入农民的惠及效果不显著我们在调研奈曼旗扶贫政策的影响时了解到，在本次调研的有效样本中，47.3%的农民认为奈曼旗扶贫政策对自己的收入没有影响，24.9%的农民认为奈曼旗扶贫政策对自己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27.8%的农民认为奈曼旗扶贫政策对自己的收入影响不大。由此可见，奈曼旗扶贫政策的实施主要作用于绝对贫困户，对大多数农民增收的推动作用不大。通辽市奈曼旗部分农村的村党支部通过产业扶贫政策帮扶贫困户，通过给予牛、羊等牲畜的方法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产业而增收。以本次调研有效样本为基数的奈曼旗农民对收入的满意程度，见表2。表2奈曼旗农民对收入的满意程度（以本次调研的有效样本为基数）满意程度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数量（人）5932655028514百分比（%）4.826.444.623.11.1注：表2数据根据调研数据整理而得。表2样本调研数据显示，有75.8%的农民对目前收入持“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的态度，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收入，可见农民当前最迫切的愿望仍然是增加收入。2.农民匮乏生产要素，增收条件不充分以本次调研有效样本为基数的奈曼旗农民增收困难的主要原因调查，见表3。表3奈曼旗农民增收困难的主要原因（以本次调研的有效样本为基数）原因缺少生产经营资金劳动力数量不足医疗花销大教育花销大等数量（人）414411289120百分比（%）33.533.423.49.7注：表3数据根据调研数据整理而得。表3样本调研数据显示，首先，有33.5%的农民认为生产经营资金不足是当前增收最大的困难。农民一般是在丰收（每年10月）之后才取得主要经营收入，取得主要经营收入后要偿还之前生产经营支出周转时的借款，加之过春节的花销、子女开学支出，每年除去生活费用之外，能用于经营的资金积累较少，不便于改善生活条件和生产规模。其次，以本次调研有效样本为基数的奈曼旗农民，有33.4%的人认为劳动力数量不足导致当前增收困难。大多数青年因上学、服兵役、打工而离开基础建设薄弱的农村，乡村就业机会较少、生活居住条件较差、105交通不便导致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宁愿在外打零工也不愿回村干农活。本次调研中接受过高中及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不足调研样本总数的10%，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外出务工者普遍从事服务业，收入不稳定。父母不希望子女继续留在农村，参与本次调研的很多农民认为只有生活和事业发展得不好的年轻人才会选择返乡，这种观念使一部分年轻人被动离开农村。目前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相应的教育职业培训，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很难在城镇获得稳定的工作，不利于稳定增加收入和积累财富。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壮年劳动力虽然愿意留村经营，但是由于本村耕地资源稀缺，只能外出务工或者到其他土地资源丰富的村庄从事农业经营。因此，耕地资源不足的村庄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技术使用能力不足，村民增收困难。再次，以本次调研有效样本为基数的奈曼旗农民，有23.4%的人认为高额的医疗支出影响了农民增收。我们在对农民参与医疗保险的调研中发现，在参与调研的农民中，虽然有93%的农民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但是只有10%的农民认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缓解了医疗的经济压力。60岁以上的人口约占调研样本总数量的28%，显示出参与本次调研的农村已经进入老龄化，农民医疗支出也日趋增加。我们通过对外出务工的农民能否补贴家庭支出的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务工初期，受文化程度影响而找不到收入理想且稳定的工作，仍然需要农村的父母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已经在外务工多年的农民才有能力补贴农村家庭支出。因此，外出务工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具有阶段性的特征。本次调研发现，影响奈曼旗农民增收的其他因素主要包括教育投入大、农畜产品市场价格低、自然条件变化等，农村没有幼儿园，儿童一般需要到镇里的公立学校读书或者到镇里参加兴趣班，很多这样的孩子需要在学校用餐和午休，这些家庭就增加了一笔教育支出或者参加兴趣班的交通支出，比城镇居民教育成本投入多。3.生产结构单一，组织化程度低，制约了经营性收入增长在调研样本中，90%以上的农民有自己的耕地，以种植玉米为主。种养结合的农户约占样本总数量的18%且多数是种养大户或者家庭农场经营者。从事种养结合生产经营的农民比单一经营的农民收入高。我们通过对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的调查发现，56.4%的农民虽然认为合作社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并且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不清楚合作社如何运转；其余一部分农民认为早已存在的合作社并未发挥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另一部分农民持观望态度，愿意参加运转良好、能够实实在在带来收益的合作社。我们通过对合作社组织主体认可程度的调查发现，39.6%农民倾向于参加政府支持的合作社组织，38.7%的农民倾向于参加农村集体牵头组织的合作社。由此可见，农民在生产经营的组织化过程中对政府和村集体的带动更加信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初级阶段适合采用政府领办的组织模式9，因此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仍然处于初级阶段。4.数字红利尚未充分惠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我们通过对电商销售的调查发现，调研样本中仅有2.8%的农民参与过网络销售，农民认为网络销售方式只是改变了销售渠道，使农畜产品相对容易销售，价格没有太大变化。农村物流业不发达，电商销售不顺畅，现在通过电商模式销售农畜产品的农民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和不熟悉网络营销模式。大部分农民认为网络平台为采购生产资料、帮助农民学习种养殖技术提供了快速、便捷的途径，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参与过网络平台销售。61.6%不愿意尝试进行网络销售的农民是由于年龄原因而只会操作手机微信，不会使用电脑上网；27.3%不愿意尝试进行网络销售的农民虽然会使用网络却不懂电商营销模式。事实上，其他省份的农村地区，发展程度良好的电商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10：一方面可以减轻或者消除农民面临的空间阻隔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直接对接市场，降低农畜产品滞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还可以更快地将社会、经济、政治信息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农民，减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信息壁垒。我们在数字金融访谈中了解到，大多数农民没有使用过手机银行（仅有少数年轻人会使用手机银行等金融工具），除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国债之外，没有关注过银行理财产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产品和服务并未深入农村，农民理财意识不强，理财 106收入偏低。5.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偏低，农民增收持续动力不足案例一：通辽市奈曼旗固日班花苏木呼拉斯台嘎查畜康家庭牧场。该牧场是由场主于2017年投资建设的集养殖、传统奶制品生产、民俗文化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家庭牧场。村民场主曾经在呼伦贝尔市养牛，因呼伦贝尔市2016年气候干旱导致饲养成本过高，便把牛运回通辽，以玉米秸秆饲养来降低成本、逐步扩大养牛规模，在2020年成为当地的养牛大户并且建立家庭牧场。场主不断扩大养牛规模，在多次到北京市、浙江省、沈阳市等地学习管理模式时发现了马产业的商机，就逐步开始在家庭牧场发展马产业。场主带动十余户牧民入股，2020年实现280万元销售收入，入股牧户年底分红8万元；同时直接吸纳参股后释放的劳动力到牧场的养殖牛、马、羊以及训练马匹等岗位务工，牧民年工资收入3万元左右，入股牧户实现双收益。通辽市奈曼旗固日班花苏木呼拉斯台嘎查畜康家庭牧场存在的问题是：目前家庭牧场收益虽然较好，但是场主的文化水平有限，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在能否带动更多的牧户入股致富和持续发展养殖产业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场主对家庭牧场的发展缺少指导性的帮助，导致家庭牧场发展规划不明确，给家庭牧场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案例二：通辽市奈曼旗固日班花苏木南图布日格嘎查席马泰纯手工奶食品作坊。该作坊创建于1991年，以饲养本地草牛为主，兼顾饲养改良西门塔尔黄牛。席马泰纯手工奶食品作坊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从曾经饲养几十头牛发展到现在饲养上百头牛，摸索出特有的奶豆腐、奶皮子、乌日莫、黄油、奶糖等食品的制作方法，使奶牛养殖产业纵向延伸，增加了畜牧产品的附加收益。席马泰纯手工奶食品作坊在2014年形成规模，雇佣6名牧民，付给每名牧民年工资3万元，食品作坊每年纯收入约30万元；同时辐射带动周边嘎查村发展奶制品制作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他们制作的大多数食品供应给奈曼旗的饭店和超市，少量食品通过冷链运输销往上海、大连等城市。通辽市奈曼旗固日班花苏木南图布日格嘎查席马泰纯手工奶食品作坊存在的问题是：生产规模较小，未打造品牌，目前未在当地实现网络销售；以传统的工艺制作食品为主，虽然对周边农民产生辐射作用，但是形成组织体系产业发展的能力有限。由此可见，当前农民增收短期难以突破二元结构的基础差距影响，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弱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不足、资金不足，劳动力文化程度不高，人口老龄化，组织程度低，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四、构建农村居民持续增收发展路径（一）加大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建设的投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我们应当以高质量建设作为对农村的指导思想，加大农村城市一体化建设力度。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创新发展、智慧城市、互联网与农村深度融合，实施村庄改造和智慧建设等改革政策，引导资源向农村流动，辅以公共服务、引导就业、实施社会治理等政府管理职能，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借助科技生产技术和投资引入等方式加快产业体系建设，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就业创业，有效地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二）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缓解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变化对农民增收稳定性的影响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都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农民的收入，市场机制能够反映产品的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农民作为生产者会根据市场价格决定从事农业劳动还是非农劳动，在农业劳动中种养什么、如何种养、种养数量，形成响应供给的生产结构。此外，影响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生产能力，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1，政府应当在土地资源、科技生产水平、生产组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种养技术的应用，考核农业技术服务实效；引导支持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多元化，在村干部配备、人才引进、人才培训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积极扩大外贸出口，推动农产品国际兼并，以应对中国农民增收遇到的不利影响。107（三）完善教育、医疗、金融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乡村振兴”红利普惠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农民有较强的增收意愿，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有效劳动力数量不足、资金不足，劳动力文化水平低，人口老龄化，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内在因素。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带动乡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可以有助于农民参与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民增加收入；完善教育、医疗、金融制度和服务体系，使农民享受和城镇相同程度的社会福利，提高新生代农民的文化水平，降低农民的医疗支出，这样也可以间接地增加农民的转移收入。相关部门应当完善金融普惠服务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在农村牧区增加服务网点，根据农民需求开发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向空白区域和薄弱地区渗透，避免金融错配，切实解决农民生产经营资金需求问题，由此使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红利具有普惠性。（四）完善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盘活集体经营资产促进农民增收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农民拥有的宅基地无法真正成为能够进入市场交易的资产，农民无法从宅基地中获得房产收益。相关部门应当完善农村土地交易制度，建立农村土地交易中心，根据制度规定允许进城务工落户的农民挂牌交易他们承包的宅基地和土地等，使资源资本化，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对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进行细分管理，将入职事业单位、考取公职、获得一定年限稳定收入和城镇社会保障的农民的宅基地按规定及时收归集体使用，增加集体经营资产，发展集体经济，提高集体经营收益，增加农民的转移收入。（五）加强农业生产服务及市场研判以调整生产结构，打通城乡人才双向流动通道，鼓励农业组织多元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粮食消费结构正经历着以口粮为主向增加动植物源食品、追求高质量食品的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农民增收要在准确研判农业市场的基础上及时调整生产结构。政府相关农业管理部门和农业科研机构应当根据市场变化和涉农政策掌握需求动向，准确研判市场的供求情况，及时向农业生产传递市场信息，强化农业和农村服务。人才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体，相关部门应当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打通城乡人才双向流动通道，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和农村户籍改革等方式引导各类人才回流乡村，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集的良性循环12。政府应当在村干部配备和农业产业领军人才等方面提供引导和支持，同时鼓励支持“企业+合作社+农户”“新经营主体+农户”等多元化组织模式，借助应用农业先进技术构建“增产、提质、节本”的生产组织方式。（六）充分应用数字技术建设乡村，分享数字经济红利当前，数字技术在乡村最主要的应用是互联网和电商交易平台，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产生的共享经济和数字服务等商业模式在农村的发展尚不充分。挖掘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建设的商机，将数字技术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例如乡村文旅产业），通过应用互联网平台推动匹配供需信息、吸引游客和工商资本下乡、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降低生产生活交易成本等方式促进农民增收。（七）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农产品价格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机制的影响而变动，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也会被相关政策限高，单纯依靠提升农产品价格无法促进农民增收。农产品消费需求市场的多样化，要求我们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相关部门可以帮助产业融合条件不足的地区，特别是刚脱贫的地区努力做好农业提质，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单位生产率和规模效率，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打造品质上乘、高价值的农产品，由原产品向加工产品发展，进入第二产业生产环节，促进农民增加经营性收入；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者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为依托，促进农业企业集聚发展，打造乡村旅游、康养、美食等复合化农业综合体，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促进农民增长非农收入。108参考文献1 国务院.“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EB/OL.（2022-02-11）2022-09-06.http：/ 何秀荣.小康社会农民收入问题与增收途径 J.河北学刊，2021，41（5）：147157.3 钟甫宁，何军.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扩大非农就业机会 J.农业经济问题，2007，（1）：6270.4 李子联.中国农民增收：困境与路径 J.社会科学，2014，（6）：5764.5 修长百.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农村发展路径研究以和林格尔县为例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911.6 孙芳，张思光.资源节约型现代农牧业复合经营模式创新以环京津农牧交错区为例 J.资源与产业，2010，12（5）：164168.7 任保平.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新探索 新农村视角下福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 评介 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191192.8 徐雪高.新一轮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特征、机理及影响 J.财经研究，2008，（8）：110119.9 包景慧，根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以内蒙古奈曼旗为例 J.北方经济，2008，（14）：6869.10 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 J.中国农村经济，2018，（2）：4964.1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人民日报，2022-10-26（001）.12 总书记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划重点 J.吉林农业，2018，（7）：1.Research on Dilemmas and Paths of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in RuralPastoral Areas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 Case Study of TongliaoBAO Jing-hui1，2，XIU Chang-bai2，LIU Yu-chun2（1.School of Economics，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Tongliao 028043，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ohhot 010010，China）Abstract：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and unbalanced rur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s particularly serious in the new stage.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difficulties in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difficulties in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in ruraland pastoral areas are the lack of production factors，single production structure，insufficient digital empowerment，and low industrial level.Therefore，it is proposed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political，economic，and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from the outside，fully leverage government functions，and improve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land system，and Reform and revitalize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strengthen agricultural services and agricultural market research，open up two-way channels for talent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encourage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fully apply digital technology to build rural areas，adjust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imary，secondary，andtertiary industries，increase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and broaden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in rural pastoral areas.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Rural pastoral areas；Income dilemmas责任编辑高宇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