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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语辞书编纂与研究三十年（19922022）于屏方董静文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改革开放起，我国双语辞书编纂进入新阶段。文章以1992 年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为起点，描写、分析 19922022 年三十年间我国双语辞书的编纂、出版以及研究情况。双语辞书编纂的特点表现为：出版总量大、类型丰富、涉及外语语种增多、原创双语辞书的质量不断提高、注重与现代技术的结合等。双语辞书研究特点表现为：研究力量雄厚、学院特征突出、理论导向明显、国际化特点特出、本土化趋势渐强。文章同时指出双语辞书编纂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双语辞书未来的发展提出优化建议。关键词双语辞书词典编纂词典研究双语辞书与单/多语辞书相对，指通过提供语际对等词或对应表达的方式，将源语（source language，SL）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TL）中的目标词汇进行联系的辞书类型；双解辞书则是将单语辞书的词条全部或部分的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工具书。严格地说，双语辞书与双解辞书在辞书类型上是有差异的。但是，无论是双语辞书还是双解辞书，都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因此，本文使用“双语辞书”的宽泛定义，既包括双语辞书，也包括双解辞书。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双语辞书编纂步入新的历史时期。据方厚枢（1980）统计，自 1949 年到 1979 年底，三十年间出版的外语语文辞书共计 103 种。琢行（1989）对我国 19491989 年四十年间的双语辞书编纂情况进行梳理，指出这四十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共出版双语词典 1300 多部，涉及 19 种外语。在新中国成立后双语辞书的发展过程中，1978 年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一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外语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外语教学自此蓬勃发展，也相应地带来了外语辞书编纂的繁荣。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2011）统计了 19782008 年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国外语类辞书的数量，达 6624 部之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的 35 倍。魏向清等认为，这一时期双语词典编纂的总体成就表现为：数量增长迅速，种类不断丰富；原创类双语辞书的编纂水平大幅提升；双语词典编纂的国际合作日趋活跃。同时期的双语词典研究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学理论发展与词典本体研究，计算机技术进步与词典学新兴研究，以及跨学科的词典学拓展研究等。双语词典研究的力度、广度、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DOI:10.16134/31-1997/g2.2023.02.008中国双语辞书编纂与研究三十年（19922022）37在简要回顾 1978 年以来我国双语词典编纂、研究概况的基础上，本文以 1992 年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为起点，描写、分析 19922022 年三十年间我国双语辞书的编纂、出版以及研究情况，分析其特点，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双语辞书未来的发展提出优化建议。一、19922022 年间我国双语辞书的编纂出版从涉及的语言类型以及辞书的方向上看，19922022 年间我国双语辞书的编纂出版分为汉外、外汉两大类。此外，还包括双向型辞书与数字化辞书。下面分项叙述。（一）19922022 年间我国外汉辞书编纂、出版情况1.英-汉辞书编纂、出版情况自 1600 年西方国家的航海探险开始，伴随后期的殖民扩张，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间，英语由单一国家的民族语言发展为全球性的通用交际工具。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宏观习得（macro-acquisition）发展迅猛，全球范围内大量群体或个体积极学习英语，将其作为国际甚至是国内交际中的重要媒介语。在我国，1964 年，国务院批准的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 确定英语是我国的第一外语；1978 年，英语被列入中国高考考试科目，自此，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被纳入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学习人数激增。相应地，与英语相关的辞书作为英语学习中重要的辅助性工具书，发展迅速。从来源上看，19922022 年间我国出版发行的英汉辞书分为两类引进型与原创型。引进型英汉辞书指我国出版界从国外著名的出版公司主要包括英国的牛津、剑桥、朗文、柯林斯、麦克米伦等，美国的韦氏、兰登书屋等，以及澳大利亚的麦夸里等出版社购买辞书版权后进行调整、加工或翻译的英语辞书。我国对引进的外语原版辞书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整体性的原版引进，只对其中的部分条目，通常是较为敏感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类条目进行调整之后在国内出版。此类辞书究其实质还是单语词典，本文不予讨论；二是国内购买版权之后，以原版单语辞书为蓝本，组织国内力量翻译、出版英汉双语或双解辞书，是以蓝本英语单语辞书为基础的翻译本或编译本。其中，英汉双解型辞书的数量非常大。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网址：http：/ 19922022 年间有 600 部之多。第一部以英国外向型单语学习辞书为蓝本的双解辞书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1970 年在我国香港出版，1之后在中国大陆发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又出版了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朗文世界出版公司，1987）的双解版。2自此之后，这类双解型辞书成为我国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工具书。有时出于用户需求或商业因素的考虑，微调后的原版辞书与双解版辞书会同时发行。从类型上看，双解型辞书既包括通用类辞书，如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系列；也包括专项辞书，如 牛津英语习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牛津短语动词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以及 牛津英语搭配词典（英汉双解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等。从目标用户看，双解型辞书既有外向型学习词典，比如 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朗文38辞书研究 2023 年第 2 期出版有限公司，1988），也有内向型通用语文词典，比如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除英、美之外，其他一些英语国家所编纂、出版的英语辞书也被我国引进后改编成双解词典。如 麦夸里英汉双解词典（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其蓝本辞书为澳大利亚的 麦夸里英语词典（现代出版社，1994）。甚至还有一些英汉双解型辞书的母本辞书不是英、美辞书，而是某个非英语母语的国家所编纂的英语或双语辞书，比如 拉鲁斯英汉双解词典（北京出版社，2005）的蓝本辞书是由法国拉鲁斯组织英、美、加、澳的数十名语言专家以及法国的英语专家共同编写的供非英语母语用户使用的英语学习辞书。还有一些英汉双解辞书的蓝本是从日本引进的英和辞书，这些辞书中的一部分由我国台湾出版界购买版权之后，改编成英汉辞书。大陆出版集团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简体版的英汉双解型辞书。原创型英汉辞书指我国辞书编纂者在观察、分析源语与目的语的基础上自主研编的双语词典，出现的时间晚于引进型英汉词典。从选词立目的角度看，英汉词典先引进、再模仿、后编译、最后原创的发展路线与英语作为源语的天然优势是契合的。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 上下卷合一的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3收词 20 万条，是“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史上一部独立研编的代表之作”（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 2011）37。1997 年，新英汉小词典4修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9 年英汉大词典补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 英汉大词典 第 2 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收词、释义、举例、词源说明等方面都侧重客观描述各不同品类的英语以及英语在不同问题和语境中实际使用的状况，并如实记录词义及词形在源流动态中的递嬗变化，尽量避免作孰优孰劣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见 英汉大词典（缩印本）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体现了大型英汉辞书编纂中的描写主义。200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柏然教授主编的 新时代英汉大词典，这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基于自建的英汉语料库、利用独立研发的计算机双语辞书编纂系统完成的大型英汉学习辞书”（魏向清等 2011）45。2004 年，新英汉小词典 第 3 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着典型性、稳定性与实用性的收词原则，收录新增词语 4000 余条。2016 年 新英汉小词典 第4 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注意从中国英语学习者视角出发，揭示英语学习的结构特点与认知规律，提供句法、搭配以及语用信息，强化了词典的学习辅助功能。从数量上看，独立研编型的英汉辞书数量明显少于引进型英汉辞书。按照文本内容的不同，双语辞书分为通用类、模块类、专业类与特殊类四类。通用类辞书指收词范围广泛，对立目单位进行全面解释的辞书。模块类辞书也被称为专项类辞书，指只收录语言系统中某一模块的词汇单位比如同义词、短语、习语、新词语等，并进行相应处理的辞书。专业类辞书主要收录的是专业性词汇、学科词汇或者是行业词汇，比如计算机、金融、经济、医学、石油、地面工程等，是学科型或专业型辞书。特殊类辞书指收录不属于常规词汇单位的、类型特殊的词汇或语汇的信息汇集或百科词典，比如世界英汉杂辑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实用英汉公关文秘分类词典（湖南出版社，1997）、英汉百科翻译辞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等。我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为信息源，以“英汉辞书”为中国双语辞书编纂与研究三十年（19922022）39检索项，时间区间设定为“19922022 年”，文献类型选择“图书”，所检索到的 19922022 年间我国出版发行的通用类、模块类、专业类与特殊类辞书的总体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171343492042222848022312913433328 865367740496265954037695494813427364538534559335623472453213040233041929025326416032152031510182320 07361337050696 61265727584661294621144254711111 11特殊类通用类模块类专业类19922022年间我国出版发行的英汉辞书1 111 10图 119922022 年间我国出版发行的英汉辞书由图 1 可见，19922022 年间出版的英汉辞书以通用类与专业类辞书居多，模块类辞书次之，最少的是特殊类辞书。通用类英汉辞书的繁荣与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学习需求的旺盛紧密相关。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在 19922009 年间，专业类英汉辞书的数量超过通用型英汉辞书，而自 2010 年开始，通用类英汉辞书的数量高于专业类辞书。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在于：专业类英汉辞书关注通过翻译的方法在目的语中进行二次定名，从而形成语际对应术语，这在学科建立的初级阶段以及发展期都非常重要。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成立了相应的术语审定机构，旨在对术语的译入与译出形式进行规范，以实现术语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其规范成果向社会推广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辞书编纂。因此，在19922009 年间专业类汉英辞书的数量较大，应该与相关学科领域术语发展迅猛，在跨语专业交际中不断增高的术语定名的需求有关。模块类英汉双语辞书以语言系统中某一特定聚合（比如习语、常用词、近义词等）为描写对象，由于描写对象范围的有限性，用户需求量相对较低，因此数量不多。2.非英语通用外语-汉语双语辞书编纂、出版情况下面分析除英语之外的通用外语-汉语双语辞书出版情况。关于“通用语种”的界定，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指联合国工作语种，包括英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与阿拉伯语。二是根据我国教育部 2000 年初 关于申报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通知 的说明，除联合国工作语言之外，通用语种还包括德语与日语。考虑到我国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第二种界定，认为非英语通用外语指除英语之外的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德语等六种语言。在非英语通用外语-汉语辞书编纂中，引进版辞书的数量不多，但品牌特征突出，包括 瓦里西德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瓦里西德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18）、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杜登德汉大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外研社三省堂皇冠汉日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以及以 旺文社标准国语辞典 为蓝40辞书研究 2023 年第 2 期本翻译出版的 日汉双解学习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等。非英语通用外语-汉语原创辞书编纂繁荣，数量多，总体规模小，且修订再版的较少。其中大型的原创型非英语通用外语-汉语辞书包括 新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新德汉词典 第 3 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俄汉详解大词典 四卷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以及 新时代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2019）等。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为信息源，以“法/俄/西/德/阿/日/汉（中）词典”为检索项，时间区间设定为“19922022 年”，文献类型选择“图书”，其检索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19922022 年间我国非英语通用外语-汉语双语辞书出版情况类型 语种通用类双语辞书模块类双语辞书专业类双语辞书特殊类双语辞书法汉辞书2611233俄汉辞书3031467西汉辞书113100阿汉辞书5221日汉辞书7319775德汉辞书1411240从表 1 可见，在非英语通用外语-汉语双语辞书编纂中，日汉、俄汉与法汉辞书的编纂数量较多，这与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或现状相关。在 1964 年前，俄语一直是我国外语教学中的第一外语。由于外语教学的传承性以及地缘因素影响，时至今日，俄语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外语教育中仍然占优势；由于历史原因，日语二语教学在我国东北地区也较为普遍；在英语成为世界性交际工具之前，法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最广，学习者的数量也自然较大。从商业角度看，词典是一种商品，较大的外语学习需求自然会催生相应的外语工具书的编纂，以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二）19922022 年间汉-外辞书编纂、出版情况1.汉-英辞书出版情况“文革”结束后，由吴景荣教授主持、国人自纂的第一部综合性中型汉英词典 汉英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 1978 年出版。由于出版年代因素的影响，该词典不可避免带有“文革”的印迹，例证部分尤为明显。危东亚主持修订的 汉英词典 第 2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 1995 年出版，对初版的条目与例证进行了全面核查与修改。1992 年，西索简明汉英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吴光华主编的 汉英大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收录词条 23 万条，是兼具通用性与科技性双重功能的大型汉英词典。进入二十世纪，汉英辞书的出版更为繁荣。较为著名的有：吴景荣、程镇球主编的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收词 12 万条；惠宇主编的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收词 14 万条；吴光华主中国双语辞书编纂与研究三十年（19922022）41编的 汉英综合大词典（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其同时还主持修订了 汉英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收词 24 万条，是集语文性与百科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汉英辞书；王立非主编的 新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7），收词 7.5 万余条；姚小平主编的 汉英词典第 3 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收词 10 万条；陆谷孙主编的 中华汉英大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收词 32 万条，古今兼收；潘绍中主持修订的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 2 版（商务印书馆，2014），收词约 15 万条，增补新词、新义、新例；新世纪汉英大词典 第 2 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收录总条目近 15 万条，新增条目近万条。由于汉英辞书的源语言为汉语，汉语本土词汇为收词立目中的基本单位，因此汉英辞书中以原创型辞书占绝对优势。引进型汉英词典只有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主编的 ABC 汉英词典，该词典 1996 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由我国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引进后影印出版。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为信息源，以“汉英辞书”为检索项，时间区间设定为“19922022 年”，文献类型选择“图书”，其检索结果如图 2 所示。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371216331606131510101341072126 613497174117162177320126131721057171874611152915015371664212244321602450 000132120003010441102101 114401311101211特殊类通用类模块类专业类19922022年间我国出版发行的汉英辞书图 219922022 年间我国出版发行的汉英辞书从图 2 可见，从 19922005 年间，专业类汉英辞书的数量高于其他类型，自 2006 年开始，通用类辞书的编纂在各年度中在数量上经常会超过专业类辞书。这两点与英汉辞书类似，只是在时间分布上有少许出入。这说明随着科技的发展，专业交流的国际性特征凸显，对源术语的跨语译名或定名成为专业交流中的重点。同时，在现代社会中，相关学科或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技术语的数量越来越多，专业型双语辞书的编纂必然会增多，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际专业交流中术语定名的需要。通用类辞书是最常见的辞书类型，使用范围广，使用人数多。因此，尽管在 2005 年之前通用型汉英辞书的数量少于专业型辞书，但总体趋势是平稳的。2.汉语-非英语通用语辞书出版情况除了英汉、汉英辞书之外，与其他通用外语相关的外汉辞书也相继出现。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为信息源，分别以“汉法/俄/西/阿/日/德词典”为检索项，时间区间设定为“19922022 年”，文献类型选择“图书”，其检索结果如表 2所示。42辞书研究 2023 年第 2 期表 219922022 年间我国汉语-非英语通用语双语辞书出版情况类型 语种通用类双语词典模块类双语词典专业类双语词典特殊类双语词典汉法词典74194汉俄词典78220汉西词典4540汉阿词典1100汉日词典2517142汉德词典84100从表 2 可见，与汉英辞书相比，涉及英语之外其他外语通用语种的汉外辞书的数量明显下降。这与我国的外语教育现状有关。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尤其是在大学之前，除英语之外的外语教育非常少见。辞书作为特殊类型的文化商品，其发行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潜在用户数量的影响，学习者的数量与教材以及配套工具书的出版数量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海外汉语学习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对汉外学习词典的要求也在同步增长。2017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 汉语 800 字 64 个语种的汉外对应版。自 2008 年开始，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了面向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的国别化学习辞书汉语图解词典。这是一部主题表达类工具书，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2008）的划分，汉语图解词典 分为 15 个主题，其下细化出 142 个话题，采用大场景或连续小图的方式展现真实生活情景，以帮助学习者快速掌握 4200 个常用词语。根据当当网的搜索结果，目前已经出现了 76 个语种的 汉语图解辞书 的汉外对译版本。如果按照辞书结构观进行比对，我们会发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 汉语 800 字 多语种对译本，类似于词汇对应表；汉语图解辞书则更像是冠以“词典”之名的、以场景为基本单元的主题表达式汇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真正的词典，其成长空间与优化空间都极为广阔。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自 2017 年起推出的“一带一路 社会文化多语图解系列词典”，除汉英双语版之外，还推出了按照主题编排的三语辞书，以图带词，以图解词，按照语义关系对收录单位进行分类。该系列辞书的主题框架和词义概念系统完全相同，收词约 6250 条，配图约 3000 幅，涉及居家、出行、教育、工作等 13 个主题、92 个类别。目前已经出版辞书所涉及的语种包括希伯来语、阿尔巴尼亚语、塔吉克语、乌克兰语等 28 种。其中英语作为媒介语，充当其他语种与汉语之间意义联系的过渡与衔接。（三）19922022 年间双向双语辞书出版情况双语辞书编纂涉及两种语言，有源语与目的语之分，因此其编纂与查询都存在方向性问题。为了满足辞书用户的查询需求，提供一站式的查询服务，双向型双语辞书出现。比如英汉-汉英辞书。这类辞书往往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英语为源语，汉语为目的中国双语辞书编纂与研究三十年（19922022）43语；后一部分汉语为源语，英语为目的语，方便用户从两种语言系统查询，但是规模往往不大，收词量较少。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为信息源，以“英汉-汉英辞书”为检索项，时间区间设定为“19922022 年”，文献类型选择“图书”，其检索结果如图 3 所示。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5912 12168241323172711262921 202223382725312513 1422191412 12519922022年间我国出版发行的英汉、汉英双向辞书图 319922022 年间我国出版的英汉-汉英双向型双语辞书从图 3 可见，英汉、汉英双向辞书编纂在 19922022 年三十年间一直在进行，但最高的年出版量不超过 40 部，大约为英汉单向型辞书的一半，与汉英单向型辞书的出版量大致持平。因为要在一部辞书中同时包括方向相反的两类辞书，囿于篇幅限制，这类辞书通常收词量不大，释义也较为简单。涉及非英语的双向辞书数量非常少，具体分布如表 3 所示。表 319922022 年间涉及非英语通用语种的汉外双向辞书编纂情况汉法-法汉汉俄-俄汉汉西-西汉汉日-日汉汉阿-阿汉汉德-德汉汉韩-韩汉1888270169从表 3 可见，即使作为通用语种，比如属于联合国工作语言的俄语、法语、西语，三十年间的双向辞书编纂量也较少，阿拉伯语甚至没有双向型双语辞书的出版。这与相关语种的学习者数量较少，工具书需求较弱有关。还需注意的是：我国 19922022 年三十年间出版的双向型辞书，有些并不涉及汉语，而是以国际通用语英语作为源语或目的语。比如 兰登书屋日英-英日小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兰登书屋法英-英法小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柯林斯德英-英德小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柯林斯俄英-英俄小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等。这类辞书在调查时段内总量不足 30 部，而且多是兰登书屋、柯林斯出版社的系列辞书的引进版，通常只对极少内容进行调整。这类辞书的出版，可以部分满足我国非英语语种外语学习者的外语学习需求目前我国高校非英语专业的外语学习者，除自己的专业外语学习之外，通常还必须要学习英语，因此有在英语与其所学专业语言之间建立语际对应的学习需求。（四）19922022 年间数字化双语辞书的发展数字化双语辞书，从产品的发展更新来看，包括掌上电子词典、光盘词典、网络词典，以及手机词典。1989 年末，首台面向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中英文掌上电子词典“快译44辞书研究 2023 年第 2 期通”EC1000 问世。（魏向清等 2014）206最初电子词典只内置公司自编的英汉词典，严格地说是杂糅型的英汉-汉英对应词表，之后扩大到汉英词典、汉英-英汉双向词典、英英 词典，甚至增收涉及非通用语种词典的汉外、外汉词典。并且，内置词典的质量不断提高，渐渐发展为以权威的版权词典居多。检索手段也不断优化。光盘词典的典型代表金山词霸，收录了通用类、专项类、专业类双语词典。网络版双语词典网站发展很快，包括有道、爱词霸、海词、必应（Bing Dictionary）、One Dict、LINE 汉语-英语词典、CNKI 翻译助手等在线词典。在现代社会中，手机、iPad 的使用非常普遍，在新的技术革命背景下，新媒体双语词典应运而生，应用商店中有大量的词典可以免费下载或购买之后安装使用，比如“网易有道词典”“金山词霸”“微软必应词典”“欧路英语词典”“百词斩”“沪江小 D 词典”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 9 版、朗文当代高级词典 第 6 版、美国传统英语词典 第 5 版、新世纪英汉汉英大词典 以及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也都推出了 App 版。并且还出现了涉及非通用语种的双语词典，比如“德语助手”“MOJi 辞书：日语学习词典”等。手机双语词典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一方面，植入的词典多为国外知名版权词典的双解版，或者是知名网络词典的 App 版，保证了词典信息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技术革命的加持，手机双语词典的语音功能非常强大，可以提供全部立目单位，以及部分配例的英式及美式发音。手机词典储存空间很大，插图丰富，且多以语义场形式出现，检索非常方便。除英语之外的非通用语种通过英语作为媒介语，形成了多语网络辞书。专科类汉外网络辞书发展非常快。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术语在线”，提供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学科领域的汉英术语对应表达；“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术语和中国特色文化术语为收录对象，提供中文与英、法、俄、德、意、日、韩、西、阿等多种语言的术语对译查询服务；“中国核心词汇”作为多语种网络百科全书，收录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词条。通常术语研究偏向于自然科学类，但我国近期建设的网络辞书，在人文社科类术语，尤其是用于外宣的中华文化术语与中国关键词方面，致力于确定中国标准，表现出明显的以我为主倾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数字化辞书发展迅速，数字化辞书的主导力量就是双语辞书，其种类与数量在各类辞书中遥遥领先，具有压倒性优势。二、19922022 年间我国双语辞书研究辞书结构庞大，双语辞书编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形成辞书理论研究。我国双语词典研究界非常重视引介、吸收国外词典学研究、语言研究中的新学说、新理论与新方法，相关研究呈现出理论驱动的多维度、多层面、跨学科的特点。（一）双语辞书研究专著的分类分析学科发展的基础是系统性专论的出现。林明金（2006）指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词典编纂理论研究者似乎对单语词典情有独钟，一些影响深远的著作主要是论述中国双语辞书编纂与研究三十年（19922022）45单语词典的，比如胡明扬等（1982）词典学概论、兹古斯塔（1983）词典学概论、黄建华（1987）词典论以及林玉山（1995）辞书学概论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双语词典研究进入黄金期。通论性质的双语辞书学著作有 3 部：黄建华、陈楚祥（1997/2003）双语词典学导论，李明、周敬华（2001）双语词典编纂，李明一、周红红（2011）双语词典编纂导论。上述论著涵盖了双语词典类型划分、特征描写、内部结构分析、翻译与解释等问题，介绍全面，描写充分。为我国双语词典研究与编纂的基本框架与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成书年代问题，上述著作秉承的是传统的词典结构二分观，只分析了词典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此外，黄建华（2001）词典论 修订本，王馥芳（2004）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章宜华、雍和明（2007）当代词典学，也有部分章节涉及双语词典的类型、结构以及与语言学分析描写与词典文本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词典学，该著作从当代国际词典学研究的视角，关注本土辞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并构建当代词典学的理论体系。专论性双语研究著作数量较多。按照研究内容可分为四类。一是面向特定双语辞书类型或特定语种的双语辞书研究。陈国华、田兵（2013），魏向清、耿云冬、卢华国（2014）聚焦学习型双语词典的设计特征研究。其中，前者以示例的形式展示如何在英汉学习词典文本中呈现其设计特征，描写性强，关注英汉学习词典编纂的实操性；后者则从内容特征、结构特征、技术特征三个维度，对双语学习词典的设计特征进行多维度的理论阐释。在双语学习词典作为新的词典类型出现，学界对其了解不足的情况下，对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有助于确立新的词典类型的基本特点与编写范式。除此之外，张金忠（2005）俄汉词典编纂论纲、张春新（2006）汉俄教学字典理论构建与编纂实践，关注了俄汉、汉俄字词典的编纂设计，对其他语种的汉外、外汉词典的编纂也有一定的启发。二是双语辞书的专题性研究。这是针对某一词典类型或某一词典文本中的某一编纂模块进行的针对性研究。此类研究论题广泛，包括双语词典中的翻译问题（胡开宝 2005；万江波 2005；陈伟 2006）；词类标注（王仁强 2006，2012，2020；王仁强等 2019）；义项切分与描写（田兵 2004）；语义描写（魏向清 2005；章宜华 2009；胡文飞 2013）；配例的类型、功能、翻译、设置（陈伟，蒋清凤 2007；徐海 2009；张宏 2013）；搭配信息（赵雪琴 2001）；语用信息（杨文秀 2005）；插图研究（冯春波 a，2009b）；双语词典批评研究（曾东京 2004）；用户视角下的双语词典分析与理论构建（何家宁 2008；罗思明，王军 2003；胡文飞 2016）；词典作为作品、文本、互文本的文本性分析（刘华文 2017）等。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汉语自身特点在双语词典文本中的呈现，比如赵翠莲（2010）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形”出发，分析双语词典编纂中的由形及义的概念映射；陆谷孙、王馥芳（2011）探讨了 英汉大词典 的编纂特性，尤其是其中体现出来的异质性特征。上述研究注重语言学理论与词典本体研究的有机结合，强调相关语言学理论对词典编纂实践的理论指导与方向引领作用。总体上，上述研究以编纂者视角居多，有时也会涉及词典用户视角；多聚焦于词典微观结构中相关要素的分析，有时也包含词典46辞书研究 2023 年第 2 期总体结构、参见结构等的分析。多关注传统的纸质辞书，对数字化词典的研究较少。三是辞书学与语料库建设或技术的融合研究。包括章宜华（2004）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李德俊（2008）平行语料库与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 以及庄智象（2013）双语词典编纂系统的研发。除此之外，有两篇博士论文探讨了现代技术语词典编纂的结合，值得关注。5此类研究数量较少，但却是未来数字化双语词典编纂的必由之路。四是相关主题的论文集，其中有少量的个人文集，比如徐式谷（2013）英汉翻译与双语类辞书编纂论集；更多的是双语词典学年会衍生出的会议论集。自 1993 年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成立开始，我国已举办了 13 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总体上看，研讨会论集选题丰富，既包括传统的词典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分析，也包括对新确立的中观结构、检索结构、参见结构等的研究。论文不乏对词典编纂实践的讨论，但关于语言学理论、词典学理论以及二者之间结合的探索越来越多；论集以编纂者视角为主，同时也出现了使用者视角的调查分析；对纸质词典的研究仍占多数，但对新型数字化词典的关注程度逐年攀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涉英类的双语词典，涉及非通用语种的双语词典研究数量较少。需要注意的是，2008 年，第一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至今已举办六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起到了沟通国际辞书界与我国辞书界的桥梁作用，将我国的双语词典研究置于广阔的世界词典编纂场景之中，推动了国际词典学视角下的中国双语词典研究。（二）双语辞书论文的分类分析由于双语辞书研究论文数量巨大，本文使用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CiteSpace6.1.R2 软件，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时间区间选定为 19922022 年，数据最后更新时间为 2022 年8 月 5 日，以“双语辞书”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查得文献 1790 篇（如图 4 所示），去除简介、通知、索引等，可用于研究的文献有 1700 篇，将其在 CiteSpace 中进行转化，开展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突现词分析，并通过知识图谱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1.中国知网双语词典研究总体情况图 419922022 年中国知网发文量情况总体上，三十年间双语词典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在 50 篇上下波动。其中 2007 年发文101 篇，为三十年来单年发文量的最高值。观察发现：发文量明显上升的年份，都与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年会/学会研讨会的召开有关。1996 年、1998 年、2001年、2003 年、2005 年以及 2007 年分别召开了第二至第六次双语辞书专业委员会的年 会/学会研讨会，推高了当年的发表量。这反映出双语词典专委会在双语词典研究与建中国双语辞书编纂与研究三十年（19922022）47设方面起到的组织、引领作用。2.研究趋势及热点分析（1）关键词词频分析在检索的 1700 篇文献中，出现频次大于 20 的关键词共 14 个，即双语词典、汉英词典、释义、单语词典、翻译、例证、对应词、词典、双解词典、学习词典、语料库、编纂者、机器翻译与辞书编纂。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5。图 5关键词共现图谱由图 5 可见，在双语辞书研究领域，关注较多的是词典类型研究。其中排在前三的为汉英词典、双解词典和学习词典。我国汉英辞书的编纂，以原创型为主，借鉴性成分相对较少，因此在编纂实践与理论构建方面自然会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对双解词典的研究较多，是因为国外原版辞书进入我国之后，通常会推出双解版，以符合学习者的外语水平，满足其查询需求。在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词典成为重要的文化产业，外语学习者的数量增加迅速，学习词典的研究与编纂自然会成为新时期的研究热点。从图 5 可见，在微观结构方面，研究热度较高的主要是释义、例证、翻译和对等词。释义与例证是词典微观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素，在词典编纂的“语义中心”论影响下，释义是重点；而在词典编纂的“用法中心”论影响下，例证则是重点。无论在单语词典还是双语词典中，释义和例证都一直是词典编纂者与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对翻译问题与对等词问题的关注，与双语词典涉及两种语言的特点相关。双语词典需要为源语中的立目单位提供适切的语际对应表达，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对翻译对等词的研究，则反映了双语词典研究中过于强调语际词汇对等关系，而忽略了双语之间存在的语差的 问题。（2）聚类及关键词突现分析关键词突现可以反映不同时期的研究前沿和热点。19922022 三十年间共有突现词 23 个。详见图 6 所示。48辞书研究 2023 年第 2 期图 6关键词突现根据图 6 可以看出：“双语词典”的突现强度最高，是 19922000 年年间的热点关键词。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关键词为“深度学习”，热度从 2019 年持续至 2022 年，并有可能持续。“深度学习”指的是多层的人工神经网络及其训练方法。“深度学习”的突现，反映了双语词典学界对词典用户学习特征的关注，以及对词典，尤其是新型数字化词典结构深度的探讨。通过 CiteSpace 关键词聚类，共得到类团 72 个，聚类后 Q 值为 0.76，S 值为 0.89，每个类团内关键词数量均大于 10，具有分析意义。其中按类团内成员数量从多到少排列排名前五的类团分别是：#0 双语词典，#1 汉英词典，#2 释义，#3 辞书编纂，#4 单语词典。类团中包含的突现关键词越多，则说明该聚类的研究越活跃。图 7 数据显示，#1 汉英词典类团内包含 7 个突现关键词，数量最多，因此双语辞书研究中关于汉英词典方面的研究最为活跃。（3）趋势分析CiteSpace 生成的时区图谱，可以展示各个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