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的出场和表达_陈宝玲.pdf

2023年第02期（2023年02月）No.02 20238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核心概念是“集团”，80年代的核心概念是“国家”的话，那么“制度”则成为近期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重新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研究的焦点13。以“制度”为核心概念，用以解释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学术学派目前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分析视角或分析框架11。该主义纷繁芜杂，包含着不同的流派和思想。对其进一步划分归类，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William Roberts Clark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围绕能动的制度主义”和“基于结构的制度主义”两个分支2。彼得斯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7类3。新制度主义相关的论文集，也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发表。在众多学者的划分中，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关于新制度主义的划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4被广为接受。而两位学者主要以论文发表的形式，简要概述了新制度主义的核心思想，未详尽梳理和呈现新制度主义的缘起和进程、未来和前瞻。在此基础上，韩国学者河连夑承接前人智识，进一步推动新制度主义研究。历经多年苦心孤诣研究和探讨，完成著作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以下简称“制度分析”)。制度分析共计5个部分(篇)12章，全书相对客观地阐述了制度理论发展过程以及新、旧制度主义差异；客观论述并展望了新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历史、理性选择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特征和未来，在现实理论中的适用问题；分析了新制度主义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争议；探索能够有效解释公共行政和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何为制度？对新制度主义及其思想的客观论述和剖析，需建立在厘清制度概念的基础上。然而，新制度主义下的历史、理性选择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围绕着制度概念的界定和研究的焦点，彼此间存在明显的差异13-5。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结合“历史”维度来诠释制度，认为制度是“经过长期存在已经定型的人类行为样式”。卡波夏等学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包括单独的组织、组织间结构化的互动关系/系统、公共政策以及整体的政治体制5，该定义尝试将制度所包含的要素囊括其中。而利伯曼从组织视角出发，将制度定义为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但被广泛接受的构成决定过程或政治过程的行为规则/规范6。彼得霍尔则认为，制度是指在政治和经济各领域形塑个人之间关系的正式规则、顺从程序和标准化的惯例7。之后，霍尔进一步提出，可以从宏观(与民主主义相关的基本组织结构)、中观(有关国家和社会基本在结构的框架)和微观(公共组织的标准化惯例、规定和日常程序等)三个层面细化制度含义。彼得霍尔关于制度的定义，在历史制度主义流派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换言之，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政策研究框架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关注中观层面的制度、正式制度和政治制度125，制度很大程度上主要指涉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倾向于将制度概念引入理性选择理论框架，将制度定位为“游戏规制”。奥斯特罗提出，制度是人类反复使用而共享的规则、规范和策略，并且有时具有“不可见性”，因为“有时它们作为隐含知识而不是以明确的和书面的形式而存在”8。制度是偏好达至均衡后的一种状态，因此，制度最好被定义为凝固的偏好，偏好均衡可谓制度。新制度主义把经济学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要基础，从成本和收益视角出发，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机会主义行动，能够增进收益有关合作结构的事前协议。诺斯则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收稿日期：2022-12-2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地方政府公务员大数据素养的结构、测度与培育路径研究”(21CZZ035)作者简介：陈宝玲(1992)，男，江西上饶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研究；林鸿华(1995)，女，福建厦门人，硕士，主要从事公共绩效研究。doi：10.3969/j.issn.1674-9499.2023.02.003黑河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HE UNIVERSITY新制度主义的出场和表达陈宝玲1林鸿华2(1.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50007)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重新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焦点。河连夑的著作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在承接前人智识的基础上，介绍新制度主义三个流派的核心观点、面临的批判和最新走向，探讨能够有效解释公共行政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全书系统、全面地呈现了新制度主义的缘起、进程、争议和未来走向，为读者把握新制度主义提供了全套视野。从新制度主义的缺陷出发，未来新制度主义的发展既要推进理论同现实研究相结合，更要在实践基础上校验制度理论，并进一步构建新发展理论。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制度；出场；表达 中图分类号：D033；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23)02-0008-052023年第02期（2023年02月）No.02 20239哲学研究益的个人行为”9。换言之，制度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乖僻的个人行为，制度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10。在界定制度概念的同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隐含的假定含义是制度是人为设定的，而人之所以能设立“有效”制度的前提是理性假设，制度反之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由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焦点汇集在法律、规定和契约等正式制度方面，制度即规则和程序。社会学制度主义承认制度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否认其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杰普森提出，制度是社会地建构的，习惯性地将再生产的程序或规制系统作为一种制约环境的相对固定的设置而运行，并附带被人们视为需要自然接受的行动说明11。在迪马吉奥看来，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文化的解释，但拒斥文化强烈的情感色彩，将文化视为理应接受的脚本和规则，由价值内化转向强调认知12。不难发现，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理解较为宽泛，在规范意义及认知层面上界定的制度往往同组织和文化不加以区分13。除了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视域下的规制还包括赋予人类行为意义的象征和认知。社会学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认知、文化和象征因素，不关心“制度选择”的问题，而是关心理所当然的认知对象。制度是什么？制度是具备自我再生产过程的社会秩序，不仅是规范、规制，更是一种文化。总的来说，制度既可以是规则和法律等正式制约因素，也可以是规范或价值体系等非正式制约因素，还可以是被共同体成员广泛认可并共享的价值体系15。关于制度，三个流派互有关联却各具特色的回答，导引各自思想上的差异和趋同。二、新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新制度主义源于对行为主义等既有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批判，本身涵盖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各流派在解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时都将制度重新置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新制度主义各流派更多的显著差异体现在制度概念的界定和研究的焦点，流派间关于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同个体关系等问题争议不断。由此，河连夑延续前人的理论道路，分别从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切入，详细呈现了新制度主义全貌。(一)历史制度主义主要观点历史制度主义将“历史”“脉络”视为核心概念，历史制度主义在以制度模式和形态为焦点解释社会现象的同时，将制度视为历史的产物。1.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历史制度主义关注有意义行为同结构脉络的相互作用，从个体角度出发，个体既受现有制度约束的同时，却能够“形塑”制度，本身具有双面性。双面性决定了制度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制度是自变量倘若要解释特定个体行为，就必须了解该行为形成的脉络，而脉络内嵌于特定制度环境中，不了解脉络，就无法解释个体行为。制度是因变量制度成型于诸多主体间行为的互动，制度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策略125。延顺上述逻辑，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与偏好二者关系的看法：一是制度约束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二是通过提供机会或制约行为，制度决定行为者的策略；三是通过影响政治、经济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决定行为者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大小；四是通过影响行为者对自身利益或偏好的界定，使行为者实现目标的具体化126。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制度是形塑个人偏好的核心“要素”。当然，偏好在制度中形成并不意味着“制度决定偏好论”。事实上，制度更多只是使得行为者能够辨别性地解释追求的目的及其实现手段，偏好决定最终取决于个体，这很好地解释了相同制度下个体偏好差异的现实情境。2.在国家社会关系和制度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强调政治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历史制度主义将国家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不仅将国家视为自主和独立的行为者，更重要的是还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即联结国家和社会的制度模式。因为倡导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所以新制度主义在宏观脉络和制度复合模式分析进程中，自然倾向于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同时，新制度主义关注的制度脉络，主要是多种组织和制度组合起来的复合型模式，认为随着组织和制度组合方式的差异，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也会出现不同模式。另外，在关注制度复合性因素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也注意到了非制度因素(如权力和习俗文化等)，认为“制度约束和扭曲政治，但它并不是影响结果的唯一因素”127-28，制度和非制度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特定行为。而在影响特定社会现象时，个体所具有的非制度要素，显然是存在差异性和不对等现象的。以权力为重点探讨对象，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个体享有权力禀赋的差异性，认为社会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同权力资源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特定制度的产生，制度本身具有维系乃至加剧(权力)不对等现状的特征。制度在权力非均等情境下形成，对社会价值实行不均等分配。3.在制度变迁问题上，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路径依赖和断裂均衡历史制度主义从制度而非人性、基于历史而非当下探讨制度变迁问题14，认为制度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制度和组织会产生相互依赖，导致发展的自我强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改变了行动者的星座聚合以及那些行动者的偏好制度结构化行动者的利益使得制度进入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过程”15。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既有制度要么是社会过程的副产品，要么是意外结果。就制度变迁问题，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历史经验的当下价值，并表现为路径依赖的理论内容；在历史进程中开展制度分析，关切时间序列组合所产生的多样化结果；运用关键节点与阈值效应概念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肯定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与无效性。利用间断平衡理论，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可分为发生根本性转变和关键转折点和由此形成的新制度在新路径下存续的时期，重大经济变迁会导致既有制度中断，中断是形成新制度的关键节点。在间断平衡理论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后续发展了置换、转换、叠加、漂移等制度变迁路径16。(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观点理性选择主义制度主义提供了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结合谋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选择主义就制度2023年第02期（2023年02月）No.02 202310哲学研究缘起、效果、稳定及其变化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逻辑。首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是消解社会困境的有效对策。结合理性经济人假设，从效用最大化假设出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个体都是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但吊诡的是，当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往往引发“个体理性下集体非理性”问题，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如何通过规制个体行动和个体间互动，使得个体理性转换成集体心理性，从而打破社会困境，成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核心课题14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创设“游戏”规制制度是解决社会困境的有效手段，通过制度影响人际互动关系，为个体提供有关未来选择的信息，减少个体行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等规则“嵌入”，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从而增进整体收益。在这一逻辑下，制度被视为一种游戏规则，一方面作为鼓励引导要素，另一方面作为强制执行机制，使得个体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其次，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是一种有意识设计的、作为均衡的结果。在没有规则的情境下，个体的理性最终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社会困境的消解在于制度规则的引入。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人的理性持乐观态度，认为共同体成员能够自己设计制度，走出社会困境。同“利维坦”缘起类似，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只要存在社会需求，就会出现相应模式，制度是平等的、理性的共同体成员为增强整体利益，通过自发协议而制定出来的。事实上，制度的制定本身是一个由无序走向均衡的过程。在谢普斯勒看来，这种均衡是一种“制度均衡”，即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持续性的特点。这是因为即使再不完美的制度，改变制度的成本一般会超过预期的收益144。最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是社会成员之间历经合约和策略谈判后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变迁的实现具有多条路径：一是作为理性选择的制度变迁：个人如果感知新的制度能够增加纯收益就会制定新的制度；二是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制度是在自发协商过程中形成的，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既有规则下获取的收益也会随之变化，使得交换当事人制定新的规则：三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动因是制度与组织的持续互动和竞争，为了生存，组织持续投资技术和知识的结果会改变他们对机会的认知，而基于新的认知会产生渐进式制度变迁，现有制度框架决定投资的诱因和方向，对机会的认知有赖于组织成员心智构念，制度变迁是渐进过程；四是谈判理论和制度变迁，在众多替代性制度中选择制度是交易当事人谈判的结果，当事人资源拥有量不均等。新的制度是作为个人谋取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产生的，而不是追求集体层面特定利益的结果169-73。综合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倾向于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因，是个人期望在现存制度下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但由于制度结构的作用，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实现，要获取外部利润，必须进行制度的再安排(即制度变迁)，以实现外部利润内在化17。(三)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观点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运用认知、文化因素，解释个人的理性选择、组织设计和决策过程等。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下，个体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才有意义，而个体的本体论地位是在社会层面形成的，主张在制度脉络中把握个体及其偏好意义。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被视为是一种认知文化分析途径。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是极大关注“在社会上形成的共享意义框架的构成”155，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个体间要产生互动，对情境应有共享的诠释，这意味着对情境的诠释应该既定为主观又为客观，而文化是社会共享之意义的象征手段，或诠释其意义的共享框架。“制度化”意味着通过共享行为的意义逐步形成社会秩序的过程，而社会制度的秩序化大抵需要经历个体采取行动、诠释行动并同他人共享这一诠释的过程三个过程，这意味着个体行为是社会秩序的前提，或者说社会秩序是行动结果。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化，意味着特定社会关系和行为被人们广泛认同、接受和采纳，制度既是过程，也是状态156-57。其次，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趋同化现象，认为组织结构及其形态并不是设计出来，而是在被广为接受基础上被模仿出来的，所有组织最终具有相似结构和形态。针对上述现象，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将其称之为“趋同化”，迈耶和罗恩则将其称为“神化和仪式”。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趋同化本身和组织效率无关，趋同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其可以提升组织合法性和提高组织生存可能。导引趋同化的机制，大致可分为强制趋同化、模仿的过程和规范压力三种。迈耶和罗恩的神化和仪式观点认为，组织环境就是文化，承认特定组织形态正当性的社会价值就是文化价值。趋同的本质上是合理化如果某个组织采用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组织形态，即仪式的一致性159。最后，社会学制度主义更多关注制度趋同化过程，对去制度化和再结构化关注相对不足，在解释制度变迁时缺乏精细分析框架。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的遵循的是“适当性逻辑”而非“工具性逻辑”，即制度变迁是新的行为模式或政治形态扩散的过程，而不是行为者间利益冲突过程。另外，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制度变迁的一个代表性概念是“去制度化”。“理所应当”意味着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自身持续强化和维持的属性，而去制度化意味着制度合法性在消失或减弱，由功能性、政治性和社会性三种压力因素导致。总的来看，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回答制度如何变迁时，分别采用了研究某种制度框架内部的制度变迁根源和从那些尚未制度化的过程中研究制度变迁的根源两条进路。前一种进路如“制度矛盾”，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影响和形塑了个人的偏好和组织的利益，以及个人用以获得其利益或实现偏好的传统知识储备和技艺，这些制度之间存在潜在的矛盾，对个人和组织而言存在多重逻辑，个人和组织通过探索和解决这些矛盾而改变、转换这些制度之间的关系。后一种进路如斯科特和鲍威尔，认为制度制约总是给利益因素驱动的表演和实践意识下的即兴创作留下空间。三、遭遇的批判及最新走向如前所述，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从不同角度对制度展2023年第02期（2023年02月）No.02 202311哲学研究开分析，丰富了制度研究的视角，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三大流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此，各学派也面临不同的批判。(一)历史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及最新走向历史制度主义注重从历史的制度变迁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这不可避免的带来时间和空间上的滞后性，导致无法准确把握当今新情境中的新问题。同时，过于宏观的历史视域也无法深入诠释具体的微观问题，事后的描述方式亦不能准确预测制度的未来发展18。基于此，河连夑在对历史制度主义主要观点做了详细阐述后，进一步阐明和论述该流派面临的批判及其最新走向(见表1)。表1 历史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及其最新走向历史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最新走向 一般化理论的开发问题。很难期待社会科学所寻求结果的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发系统化、一般化的理论。对行为的微观解释问题。该主义认为制度制约行为者选择的脉络，但无法提供制度和行为之间的明确的因果链。制度决定论问题。该主义焦点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可以解释“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无法解释“什么是可能的”。制度变迁的解释问题。能够恰当解释制度稳定性和延续性问题，但不能很好解释制度(剧烈)变迁。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影响一般化理论发展的不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缺陷，二是社会现象自身的属性(一般化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可欲)。总之，鉴于因果关系理论受时空制约的特点，历史制度主义主张中层理论。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与行为。关注理念，该理论试图通过理念对制度变化的原因和路径做出更深入的解释。制度变迁。早期：克拉斯纳的“断裂均衡模型”制度只有在战争和经济危机中才发生剧烈变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将保持稳定。后期：奥伦和斯科隆内克通过关注制度变迁的内部要因、制度形成的非同时性，以及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提供能够克服断裂均衡模型局限的观点，使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有了新的起点。注：根据河连夑：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第二版)中第3135页中的内容，整理绘制。(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及最新走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展的前提是假设个人理性最大化，但是制度变迁旨在解决集体困境问题，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该主义忽视个人层面以外的问题，如制度的功能性问题、历史过程和脉络等。因此，河连夑在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观点做了详细阐述后，进一步阐明和论述该流派面临的批判及其最新走向(见表2)。表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及其最新走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最新走向 对偏好形成的不恰当解释。认为个体偏好是既定的，无法解释偏好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忽略制度的非正式要素。解释个人行为时忽略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要素影响。对制度形成的功能主义解释。过高评价了先见之明和过程控制能力；忽略了制度产生的意外性；忽略了制度形成过程受到不平衡权力关系影响的可能。对历史过程和脉络的忽视。只关注均衡存在的状态，而不关心达到均衡状态的具体过程和赖以存在的历史脉络。忽略权力关系。将政治现象视为同经济现象相同，忽略了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再分配问题或在其背后存在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偏好形成的内在性。个体互动中学习和感知自己需求；制度通过约束行为者的经验塑造其偏好。关注制度的非正式要素。如诺斯，将正式制约因素、规范和习俗等非正式要素、保证交易当事人合约履行的强制执行机制都纳入制度范畴。关注认知结构和文化。对非正式制度的强调，使其自然关注结构和文化要素，在缺乏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个人选择和行动取决于每人对自身环境的解释。关注权力关系。个体间权力不均衡是存在的事实，制度的形成和变化可能只是利益分配冲突的副产品。分析性叙述方法的提出。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中的叙述方法相结合，将理性选择理论拓展到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领域。注：根据河连夑：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第二版)中第4551页中的内容，整理绘制。(三)社会学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及最新走向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权威、责任与认同，河连夑在对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观点做了详细阐述后，进一步阐明和论述该流派面临的批判及其最新走向(见表3)。表3 社会学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及其最新走向社会学制度主义面临的批判最新走向 忽略谋求私利的行为。在理论体系内没有具体的行为和行为者，没有利害关系冲突，不存在权力问题等，忽略个人谋求私利行为。忽略微观层面的行为。认知文化层面是宏观层面分析的结合，忽略微观层面个体行为和互动如何影响制度问题。忽略权力问题。重视文化环境对个人行为和组织形态影响，忽略了个体行为和组织如何具体影响制度环境的问题。承认私利行为的客观存。不再否认个人的意图和效率性等概念，反而主张制度和追求效率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或者制度为追求效率提供了脉络。承认文化构成要素的多样性。文化不是单个要素而是多个要素构成的，个人如果在这些要素中根据自身需求可以取舍的话，文化价值影响下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动而非被动的。权力关系和制度。承认制度化是行为者为实现目的而进行的政治努力的结果，制度具体形态随行为者相对权力而不同。注：根据河连夑：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第二版)中第6163页中的内容，整理绘制。四、结论与讨论结合绪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分析的争议、制度理论的应用和结论五个部分，制度分析以新、旧制度主义差异为切入点，继而介绍新制度主义三个流派的核心观点、面临的批判和最新走向，最后探讨能够有效解释公共行政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全书系统、全面地呈现了新制度主义的缘起、进程、争议和未来走向，为读者把握新制度主义提供了全套视野。韩国高丽大学副校长、韩国政策学会前会长廉载镐认为，制度分析不仅界定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视角和各种概念，清晰地阐释了近期的制度演绎，而且还运用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对韩国进行了案例解读，是新制度主义最新理论的卓越著作。此外，河连夑以朴实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剖析解读了新制度主义。制度分析逻辑清晰，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受众面由此大大拓展。上述特征在便于制度分析传阅的同时，也相应增强了理论和实践界对新制度主义的关注、延续和发展。2023年2月，在CNKI以“主题”检索“新制度主义”，共计获得文献5 809篇，以“篇名”检索“新制度主义”，共计获得文献1 166篇。从发文趋势来看，新世纪以来，新制度主义相关文献显著增加。以2017年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进展为切入点，马雪松和吴健青发现多数研究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框架分析现实问题，不仅较之于理论探讨在数量和广度上占据优势地位，而且在展示本土关怀的同时，也扩大了新制度主义的综合影响力，新制度主义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进一步展现出勃勃生机14。而上述趋势，一定程度上同河连夑等学者的努力和贡献密不可分。当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制度分析更多只是客观梳理并呈现了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内容和特点，本身并未建立起一套对制度如何影响行为逻辑的复杂理解。同时，河连夑认为新制度主义各流派为认识现象提供了镜头，根据不同现象有必要更换不同镜头，但镜头更换的具体操作、原则和流程等，作者并未涉及。这些问题同作者对制度分析作品的定2023年第02期（2023年02月）No.02 202312哲学研究The Appearance and Expression of New InstitutionalismChen Baoling1 Lin Honghua2(1.School of Finance,Tax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2.School of Marxism,Xiamen Huatian Foreign Institute,Xiamen 350007,China)Abstract:Since the 1990s,the institu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gain.He Lianxie,in his work,Institution Analysis:Theory and Controversy introduces,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predecessors intellectual knowledge,the core viewpoints,the existing criticism and the latest trend regarding the three school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and probes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an effectively expla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ies.The book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the origin,process,controversy and future trend of new institutionalism,and provides a full set of vision for readers to grasp new institutionalism.For overcoming the defects in new institutionalism,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should not only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reality research,but also construct the new development theory by checking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based on the practice.Key words:new institutionalism;institution;make an appearance;expression责任编辑：师清芳位，以及新制度主义本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由此，如果从制度对行为的影响力转为制度变迁和制度设计的问题，研究者将担负从更为精致和细心的角度澄清行为和制度、历史和脉络、文化和结构如何相联结的使命1172。同时，新制度主义的后续发展超越各个流派的局限，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以开放的心态借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实证分析等方法和理论丰富自己理论分析的工具箱17。因此，未来在研究我国制度变迁时，不应依赖于新制度主义流派的框架指引，应深入推进新制度主义理论同我国的现实发展情境相结合，在做到结合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同时，更要在实践基础上校验发展理论，并构建新理论。参考文献：1韩河连夑.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第二版)M.刘秀峰,柴宝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Clark W R.Agents and Structures:Two Views of Preferences,Two Views of Institutions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8,42(2).3美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前言.4Hall,P.A.,&Taylor,R.C.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J.Political Studies,1996,44(5).5Capoccia,G.,&Kelemen,R.D.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Theory,Narrative,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J.World Politics,2007,59(3).6Lieberman,E.S.Causal Inference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1,34(9).7美彼得霍尔.驾驭经济:应该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M.刘骥,刘娟凤,叶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2-23.8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M/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9-50.9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7-69.10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5.11美罗纳尔德L.杰普森.制度、制度影响与制度主义M/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2.12美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引言M/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马雪松.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述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13(2).14马雪松,吴健青.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进展:基于2017年学术文献的评估与展望J.理论月刊,2018(11).15郑文换.制度、行动与行动流新制度主义与结构化理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2(2).16Mahoney,J.;Thelen,K.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I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M.Ambiguity,Agency,and Power;Mahoney,J.,Thelen,K.,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NY,USA,2010;郑文换.制度、行动与行动流新制度主义与结构化理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2(2).17黄新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8靳亮,陈世香.中国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变迁中的结构、历史与行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