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_刘于思.pdf

年月第 卷 第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智能可穿戴系统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刘于思，杜璇摘要：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普及，量化自我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人们对自身数据进行选择性记录、解读与互动的自我再生产过程这一“质化自我”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可穿戴设备用户技术实践经验的深度访谈，发掘健康自我追踪过程中用户对数据的收集、解读和行动转化过程及其社会意涵。结果发现，尽管允许部分量化自我技术和实践的介入，可穿戴设备用户的数据信任和自我标准依然需要建立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并借助技术驯化的方式来完成“合格自我”的想象。人作为“万物尺度”的实用主义技术观在可穿戴系统用户自我追踪的中国实践中始终未曾褪却。但从数据化过程而非数据本身来看，用户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的居间状态中看似拥有对数据的解释权，实际上数据化过程而非数据本身已经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服膺了新自由主义的“合格自由”逻辑。关键词：智能可穿戴系统；健康自我追踪；量化自我；质化自我；新自由主义作者简介：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杜璇，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 ）人类所拥有的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间，手机 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使自我追踪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普通活动。人们或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如提升健康、睡眠质量等，主动进行自 我追 踪 活动，或是 受 到 商 业 力量 和 他 人 的 影响 而 开 始 自 我 追 踪。“量 化 自 我”（）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在于，数据追踪技术可以扩大人类获取知识的范围并提升相关能力，人们通过数据化获得关于对象的客观知识，并在理性思考的前提下采取合理行动以完善自身，其有效性也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随着可穿戴设备在国内外不断推广普及，个人健康的量化需求随之急速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大众实践的全球趋势。因此，有学者指出，一个数据驱动的量化自我时代正在来临。但是，作为广泛的数据化过程的一部分，也有众多学者在量化自我积极一面的背后看到了传统权力主体逻辑的延续，并表达了对量化过程中的自我规训、圆形监狱、数据崇拜等后果的批判与忧虑。无论是积极的“自我优化”视角还是批判性的“数据崇拜”视角，均暗含了数据作为“客观知识”对用户主体绝对规制性的想象，而这一立论基础正受到学界的质疑。有学者从样本选择的角度指出，当前量化自我研究以西方国家形成的量化自我社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成员多为自我追踪的狂热爱好者，基于这一群体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社区之外的普通自我追踪者存在疑问。还有学者批评量化自我研究中对数据压制性力量的强调沿袭了大数据主义的思路。在大数据实践中，一旦数据产生完成，个体就会被排除在数据使用与交易之外，大型机构和组织在此过程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大数据运作的隐蔽性和大型机构力量的渗透，个人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然而，量化自我涉及的个人“小数据”的具体运作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算法策展的新闻创新研究”（）；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重点项目“青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对其政治伦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追踪者本身。立足于数据的客观性和规制性，对于理解“量化自我”中的数据化过程和随之形成的数据文化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忽视了人类在技术面前的能动性，以及人与技术之间始终存在的联系、互动与协商关系。因此，从用户作为行动者的视角再出发，重新审视人们使用自我数据的方式，对理解当前的数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对数据客观性的理解在不同文化间可能存在差异，“量化自我”在中国的普遍性程度究竟如何，仍未得到充分的探讨。有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用户自我数据使用历史经验的深度访谈，聚焦用户可穿戴设备的使用过程，尝试发掘自我追踪过程中人与数据的解释与互动过程。一、文献综述（一）“量化自我”及其批判 年，连线 杂志的两名编辑发起了“量化自我”运动，旨在号召人们运用各种设备追踪个人活动数据，“通过数据了解自己”。该运动发端于洛杉矶，并很快扩展到世界各地，各地参加者定期开展线上和线下会面活动，形成了“量化自我”社区。这一运动和社区组织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量化自我”随后在研究中被定义为一种收集、记录和分析自我数据，形成与习惯、行为和情感等有关的统计数据或其他数据（如图像）的实践。量化自我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历史是短暂的，但作为一种实践的传统却由来已久，早期体重秤的运用便是一种典型的量化自我实践，但现代意义上量化自我活动的出现则有赖于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智能可穿戴系统（，）具有自动感知、驱动、处理、通信、能量采集和存储等功能，可监测的指标包括身体参数（如生理、生化、认知、情感和身体等）以及环境参数（如温度、压力、气体和辐射等），为医疗保健、身体健康和生活方式、保护和安全等应用领域的实时监测提供了解决方案。在第一届量化自我会议上，凯利（）指出，“只有当我们以理性的方式获知关于自己身体、心智和灵魂的知识时，才能有所改变；只有当事物能够被测量时，才能够被提升。”通过将原本无法作为客观思考对象的人类活动与体验进行数据化呈现，量化自我使用户能够认识和反思客观自我，其背后的理论预设是人们能够基于对客观自我的理性思考采取行动，从而获得对自我的更多控制并使之日趋完善，成为“更好的人”（）。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量化自我在促进体重控制、健身管理、心理健康、睡眠质量乃至日常生活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改良等方面的有效性已被诸多研究所支持，可以说，可穿戴设备的出现触发了一种个人数据的文化，为人们理解自身的方式带来了变革。也正因如此，一批学者开始以更加批判的眼光看待“量化自我”，担忧这种对自我的全面追踪可能会使人们陷入“数据崇拜”，在数据中丧失自由和自决而浑然不觉。有批评者将量化自我视为人类将用于理解、操纵、控制和规训自然的测量方式、科学和技术运用于自身。此类研究多出自政治经济学传统，认为关于自我的“小数据”与“大数据”一样镶嵌于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结构之中 ，数据化过程本身扩充了监控形式，增加了资本收益，量化自我活动也因此成为数据崇拜（）批判的对象之一。量化自我中关于理性决策的预设包含了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离观念，并将心的理性置于绝对控制地位。理性的头脑就像企业家一样，依照“投入回报”逻辑来管理被简化为数据指标的身体，而强调主体性的、具身的直觉力量遭到贬抑。当自我被量化和外化为数据时，人类的身体和自我成为与其他事物没有本质区别的客观对象。福柯的知识权力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支配性力量，定义着自我数据的解读方式。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后结构主义者将量化自我视为对权力的服膺：量化过程通过将具体的人简化为生产力和生理反应数值，依据指标被权力主体评判和管理，因而沦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具体到量化自我活动中，多样化的人类经验将被简化为简单的数值，人们在实践中将“技术的凝视”引为自我评判的标准并逐渐内化。不仅政治，商业和其他主体也可以通过获取和利用数据，对数据主体进行凝视、监控与剥削，量化数据还可以被分享给他人，邀请他人对自我进行监视或进行比较。从而，行动者主动将自我全面置于全景监狱当中。上述批判性视角对于理解数据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险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忽略了结构性和理性视角下身体具有绝对控制性这一前提之外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当前对于量化自我的研究继承了大数据主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义范式下将数据生产过程独立于人类参与实践的思路，。诚然，大数据运作的隐蔽性和大型机构力量的渗透每每使个人处于被动接受技术的状态，但面向个人的“小数据”运作实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追踪者本身。因此，不能排除既有量化自我研究将数据力量夸大的可能性。对于量化自我的研究还须回到普通用户对追踪设备的具体使用实践中去，而非预设量化自我实践者的目的最终落脚于对自我客观数据的收集，或将其认定为政治经济力量对此类实践的必然渗透。（二）“质化自我”的回归如果说量化自我寻求可以被转换为数值的权力，“质化自我”（）的概念则强调冲破标准，找到不可数字化的力量，以一种场域性的“成为”（）视角探索事物发展的过程。质化自我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源流中，可追溯到历史唯物主义对具身性特质基础地位的强调，在柏格森那里，则是直觉概念中对整体性经验和创造性情感的重视。“质化自我”的讨论产生于对“量化自我”的批判与反思之中，一些研究将质化自我视为量化数据产生的背景与情境，认为量化自我的数据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必须经由质化自我的解读才得以成型。也有学者指出，“量化自我”本质上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理想状态而采取的措施，“质化自我”并非仅对自我的量化数据解读，而是贯穿于整个量化自我过程，从选择测量什么数据、如何解读数据到做出何种行动，都是高度主观的。在另一些研究中，质化自我既指社交媒体上被选择性呈现出的定制自我，也指在自我痕迹呈现的再联系和再思考过程中有关自我的再生产。综上，研究者将“质化自我”总结为“人们对自身数据进行选择性记录、解读与互动中所进行的自我再生产过程”，而质化自我也因此需要兼具选择性记录、数字痕迹互动和自我再生产过程三个主要特征。量化自我实践实际上是将自我转化为数据以及使用者对数据进行解读与互动的双向循环，一方面，数据作为使用者活动的“客观呈现”，具有一定事实性和强制力；另一方面，与数据相连的人并非封闭稳定的主体，而是受到目标驱动的、不断变化且处于“成为”过程中的人。他们不只能够通过数据认识和提升自己，还会利用和阐释数据，建构关于自身的故事。例如，使用者会对其量化行为赋予“正念”（）、反抗社会规则等积极意义。对澳大利亚骑行爱好者的自我追踪研究也指出，技术记录的个人数据并非封闭和既定的，而是集再现的物质性与用户体验中开放、变化的关系性于一身。概言之，质化自我将量化自我放置于相关数据与知识所形成的网络中，不断重新检视、协商和重构量化自我中具有权威地位的客观知识和标准。有学者提出自我信息收集的五阶段模式，包括用户开始决定收集个人信息的准备阶段、正式收集自我信息阶段、将信息转化为反思形式的融合阶段、针对数据做出思考的反思阶段以及根据所得的自我信息做出选择的行动阶段。研究者将其进一步提炼概括为数据收集、数据解读和行动转化三个过程，以用户的自我追踪目的为对象，对可穿戴设备用户量化自我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进行探索性研究。二、研究方法与材料分析（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探究自我追踪过程中“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的互动内容与过程。研究者通过与访谈对象深入交谈以了解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探讨特定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深度访谈可生成大量文本性资料，有利于运用扎根理论对个体经验进行比较与辨析，从而进一步抽象出概念、范畴，构建反映真实社会现象的社会理论。就具体分析过程而言，扎根理论主要涉及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或理论编码三个部分，研究者通过不断比较分析，将质化资料转化为概念并建立相关理论。本研究聚焦于智能健康追踪手环手表，它们是一类智能穿戴设备，约于 年开始在中国出现。年月，小米智能手环进入市场，月，苹果 开始贩售。此后，拥有监测心率、计算步数等更多功能的智能手环和手表（、小米手环手表、华为手环手表等）不断出现，激发了用户的使用兴趣。年，有 亿件可穿戴设备面向市场出售。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可穿戴健康追踪设备用户的使用历程研究，对用户的既往使用经验开展深度访谈，以揭示用户与设备和数据之间的互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智能可穿戴系统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动过程。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的数据，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占比前三名依次为华为（）、小米（）和苹果（），主要用户群体的年龄在 岁。研究将访谈对象限定为使用以上三种品牌设备、年龄在 岁的使用者，以理论饱和为原则，共招募受访者 人（其中男性 人），受访者的平均访谈时间约为 分钟。访谈者的基本信息如表所示。表受访者信息与编号编号性别年龄岁使用时长使用设备 男 个月华为手表 女 个月华为手表 男 年半小米手环 男 年苹果手表、华为手表 女 年苹果手表、手环 女 年苹果手表 女 年苹果手表 女 年苹果手表 女 个月华为手环 男 年小米手环 女 年苹果手表、其他品牌手环 男 个月华为手表 女 年苹果手表 男 年小米手环 男 年个月苹果手表 男 年小米手环 女 个月小米手环、苹果手表 男 年小米手环 男 年华为手环 女 年小米手环、苹果手表 男 年小米手环、华为手环 女 年个月华为手环、其他设备（二）材料分析依据扎根理论分析过程，研究者首先对收集到的文本资料进行初始编码，即通过对材料进行逐字逐句地分析，从中发现不同互动形式的类别。“寻找专业背书”这一类别包括“获得国家权威医学机构认证”“看教练在使用”等描述；“对比量化数据”则概括自用户将自身感受与对应量化数据进行对比的描述，如“看它准不准”“我自己身体会有一个判断”。这一阶段还获得了“植入既有习惯”“寻求偏差矫正”“培养数据确认”“驯化数据”四个类型的具体互动方式。在聚焦编码阶段，研究者主要对初级编码中的类目进行聚类（表），同时有针对性地调整资料收集重点。通过反复比较分析，共从两个维度对初始编码进行聚类，以获得更高层级的范畴。其一，不同“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互动形式的功能共三类：第一类为“可信性”测试。研究者在分析中发现，用户在自我追踪过程中首先会经历信任建立的过程，即初级编码中的“寻找专业背书”“对比量化数据”。只有当量化数据通过用户的信任测试之后，才能进入第二类互动，即为用户调节自身状态提供参考以帮助其达到“最好自我”调节的阶段。这里的“最好自我”并非由量化数据规定的具体指标，而是以用户对自身状态的主观评估为主。只有当用户感知到偏差矫正的需求时，量化数据才具备约束力。量化数据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两种方式：数据“植入既有习惯”和用户“寻求偏差矫正”。在第三类互动“安慰剂”效应中，用户在长期参照数据的过程中逐渐对数据产生依赖，产生了通过数据确认自身状态的习惯。同时，用户也掌握了更多设备量化自我的知识，从而能够“驯化数据”满足自身的需求。其二，“质化自我”与“量化自我”的主导角色。研究发现，在不同形式的互动之中，“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的主导程度有所不同。在自我追踪的初始阶段，“质化自我”始终掌握主动权，对“量化自我”进行把关和测试。随着自我追踪过程的延长，“量化自我”逐渐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获得主导力量，通过检测用户状态主动植入其生活场景，培养用户利用数据确认自身状态的习惯。当然，“质化自我”也保留了按照自身需求随时接入和退出“量化自我”状态，以“矫正”所感知到的偏差，同时也能够灵活调整自身行动乃至量化数据本身。据此，研究者将第二阶段中的“植入既有习惯”和第三阶段中的“培养数据确认”编码为“量化自我”主导的互动过程，其余形式编码为“质化自我”主导的互动过程。表聚焦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其含义主范畴副范畴范畴含义“可信性”测试寻找专业背书用户从健身教练、技术专家、权威机构等处寻求设备的建议与背书对比量化数据用户在使用时将自身的感受体验与量化数据相比照以检测其准确性“最好自我”调节寻求偏差矫正用户感知到身体情况不适时，主动使用设备中的相应功能“安慰剂”效应驯化数据当量化数据与用户期待不符并带来负面情绪时，用户会操纵或玩弄数据以获得自己满意的结果注：粗体初始类目为“量化自我”主导的互动；非粗体为“质化自我”主导的互动在最后的轴心编码阶段，研究者重点将二级编码中涉及的所有类别进行连接，理清其中逻辑。具体而言，研究者以自我追踪时间为横轴，将“量化自我”和“质化自我”之间的互动形式划分为递进的三个阶段，“可信性”测试“最好自我”调节“安慰剂”效应；在纵向上，划分为由“质化自我”主导的互动过程和由“量化自我”主导的互动过程，具体机制整理为图。图自我追踪过程中“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的互动注：图中粗体为主范畴编码；实线箭头为质化自我主导互动，虚线箭头为量化自我主导互动三、研究发现（一）“可信性”测试：技术信任的建立过程从决定使用智能可穿戴设备到信任外部系统，用户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曾缺席。用户对可穿戴设备的“可信性”测试在使用之前便已开始。这种可信性主要来自与使用者各自症状相关的专业群体、科技产品爱好者和第三方机构；苹果、华为、小米等设备生产厂商本身也是设备获得信任的重要源泉。使用者在购入可穿戴设备之前就已经充分了解和接触过产品信息甚至试用过设备，曾接触过产品本身或相关信息，在后续产生需要时，之前接收的信息就会成为购买线索。出于对数码设备的兴趣，受访者 在正式购买之前就已经了解品牌发布的智能手环信息并同其他购买者一起体验了产品功能，但当时却觉得“它就是一个显示数字的手表而已，所以我觉得没什么用”。他在对自身健康产生强烈担忧，尤其是目睹同事晕倒在岗位后才决定购入。受访者 由于睡眠问题，在向周围的使用者咨询后购入产品，他说：“它有一个功能是监测睡眠，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每天看看自己睡多久，深度睡眠是多久，看看健康不健康，因为这是我最大的需求。”受访者 则是在看到健身教练佩戴某品牌设备之后选择了同款产品：“他不会叫我去买，他自己戴，我也就会去戴。”受访者 则看重第三方医疗机构的背书：“苹果没有获得国家（中国）的授权，没有相关国家权威医学机构的监测，它是获得美国的监测，而没有获得中国认可认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智能可穿戴系统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证华为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二类医疗器材注册认证，拥有国家级芯片采集精度，而且有全国三甲医院医师提供的专业性的解读报告。我查了这个是目前所有这种手表里面唯一一个得到了相关权威医疗机构认证的智能设备，我觉得权威的背书还是比较可信的。”基于自身的健康状况，使用者开始根据设备的不同功能开展定制使用。然而，在与可穿戴设备的互动过程中，设备并非是天然可信任的，数据也未必被认为是完全准确的。在开始使用可穿戴设备后，使用者初期仍会对设备测量的准确性存疑并多次测试，从而确定一个“可信任的区间”：“一个是看看（心率）有多快，第二个是看它准不准，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可以允许它有一定的出错范围，但是你不要偏得太厉害，在大概的区间位置就可以了。”（）而确定的方式则是将自身体验与数据结果进行比照：“我对自己身体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说我今天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因为人的脉搏都有一个健康的标准，不会说比如我今天感觉身体状态不错，但是做出来的检测结果是非常差的，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它是符合我对于健康的标准以及我知道的一些健康指标的体系的。”（）当误差超出可接受的区间时，使用者便不会交付信任，乃至更换设备：“那个什么蜗牛睡眠我用过大概到次就卸载掉了，因为我觉得那东西很扯淡但是那个手机上测量睡觉时间的我还是会去信他。就是可穿戴设备测量，它告诉我睡到个小时或者个小时，而且我自己估摸了一下，我晚上深度睡眠时间确实大概就只有那么几个小时。”（）一旦感觉到异常，可穿戴设备的约束力也会随之下降：“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它记录我睡眠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觉得我睡得非常好，并没有影响我今天的状态，我就不会非常地看重。”（）受访者 则是在发现监测设备对心率测量的误差值超出可接受范围之后，另外购买了心率监测的仪器：“我觉得（准确度）不太高，前期看还是有点效果，有个大概的区间了，但是它的准确度不是特别的高。我后来买了一台心率机那个会更准确一点。”从上述资料可以发现，用户对自我健康追踪设备并不具有天然的信任。在购入设备前，用户多从专业人士与机构等为设备寻找背书；初期使用中，用户会有意识地将自身“质性体验”作为尺度与追踪设备所提供的量化数据进行比照。只有当用户感到量化数据与自身体验基本相符或偏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时才会对“量化自我”交付信任，反之，量化数据便会失去其约束力。此外，自我追踪设备往往集监测心率、睡眠、运动等众多功能于一身，但用户通常会根据自己当下的需求与体验选择性地重视或忽视某些数据，换言之，每个用户的质化体验不断与设备所提供的量化“可供性”交融碰撞，使得相同类型设备和数据对于不同用户而言具有差异化的意义。（二）以数据为“参考”：寻找“最好自我”的调节实践提升自我以达到“最好的自我”是当前量化自我研究关注的重点，这一视角假设了数据作为客观知识的强制性力量，在实践中体现为自我追踪者力图使量化数据记录的身体活动和各项指标达到或接近某一理论上的最优值，质化体验退居次位。但在本研究中，访谈对象更多用“参考”来描述数据的意义。所谓“参考”，指对用户而言，数据仅是一种可用的资源，用户会根据自身的需求与感受选择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数据。当数据显示的结果和用户对自己的评估相契合时，最有可能引发相应的行动。例如，跳操是受访者 生活中的习惯，但她却长期苦于没有可量化的自我测量方式来获知运动质量，而运动手环的声音外放功能则帮助其实现了运动中的实时反馈：“它会在那里说 ，跳完了以后有个分数，所以你经常会看这些数据。”此外，数据在特定生活场景中的“跳出”也会培养新的习惯。受访者 虽然最初被心率测量功能吸引，但在实践过程中，久坐提醒却成为她最青睐的功能：“开会的时候坐的时间比较久，手环会震动提醒你，叫你要起来走一走，我觉得这个功能挺好的因为确实坐了很久，会站起来活动一下。”受访者 也提道：“它突然间提醒你这个（久坐），我也会告诉自己说你要起来站一下。”而当追踪者的自我评估结果已经处于可接受状态且被追踪活动更依赖于个人主观经验时，监测数据的参考价值便会下降，从而无法引发调节活动。访谈对象 的睡眠质量曾被设备给出低分，但他认为自己的状态并不像设备反映的那么糟糕，因此不愿作出调整：“前天晚上又在看手机，睡眠不足也没有办法，分数给得比较低，但低分并不能对我的心理造成恐慌，进而促使我纠正我的行为它只能通过这种数值来量化我的身体状况，但是我个人并没有感到特别严重，除了早上确实比较困以外，没有啥特别大的感觉。”访谈对象 使用睡眠监测功能时，也认为自己不会因睡眠数据的好坏产生情绪波动：“可能自己的感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觉比较重要吧，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并不会把它当作绝对的标准。”从上述情况可见，一旦追踪者认为自己处于“基本正常”状态，参照的标准就会向主观感受而非客观数据倾斜，甚至会找借口将可穿戴设备暂时搁置或替代：“疫情期间，我每天都在吃喝，我觉得身体肯定非常的健康，不需要佩戴。而且我觉得它的一些功能可以被手机所替代手机可能会更便利一点。”（）当症状再次出现时，设备使用又会恢复，呈现间歇性接入状态：“我去年月刚入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睡眠不好，包括今年四五月份突然每天晚上都会有点失眠，我就想要再找出来戴一下。”（）本研究中受访对象并未表现出对量化数据及其所规定的“最好自我”的迷恋，相反，后者更多被用作质化自我的“校准器”。其一，量化设备植入用户既有的稳定生活习惯，起到提醒运动量等指标偏差的作用。其二，当人们感受到身体某些方面已经或可能失调时，会主动诉诸量化监测数据，以便能够随时监测使质化体验回归正轨；而当失调的质化体验回归常规状态时，量化自我的数据就失去了价值，进而呈现一种间歇性的介入状态。实践者依据自身需要在主观体验和检测系统之间不断作出实用性调整，在此过程中，自我经验作为参照系统尽管时隐时现，但始终不曾真正离场。（三）作为“安慰剂”的数据：双向的驯化很多可穿戴设备使用者开始并无明确的使用目的，而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对数据赋予其他意义或激发新的需求，从而使设备看似被持续使用，但实际用途已经与使用设备的初衷大相径庭。在本研究中，对某项指标或习惯的追踪数据会被使用者当作评估整体生活状态的依据进行解读，产生一种“安慰剂效应”。例如，对受访者 而言，一天中步数的记录成为其判断当天状态的依据：“它会给你规定一个运动量，每天哪怕你不去走走路，它也会给你记录下来，你看到就会觉得好像今天也做了运动，不是废柴的一天，还不错。”受访者 则认为，数据的存在起到了一种“心理暗示”作用：“如果没有手表的监测和提醒，其实我不知道我虽然一天都没有动，但是起码可能走一点点路吧就是还是活着的数据多多少少对人有一种心理暗示。”受访者 也表示：“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手表是让你开心的，因为它的数值实在是很会骗人几个数值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不准，但是看了觉得好像你消耗了很多能量。”然而，自我追踪实践并不总能为使用者带来积极的确认。受访者 将数据的意义戏称为“星座运势”：“你其实可能没有觉得现在不好，但就是有一个比较，好像它告诉你不好，你就真的变得很不好。这个跟以前初中的时候看星座运势（差不多），我有一段时间可能也会关心这个东西，感觉今天运气怎么这么背，打开一看，今天就是你该背，然后你变得特别伤心，那天可能本来还好，对吧？”受访者 也表示，偶尔看到不正常的数值会给自己带来焦虑，怀疑自己的健康状况：“我经常会用电脑，不管是玩游戏还是看视频还是做别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会比较激动，激动的时候，心率是很高的，你看到就会觉得 哎呀怎么回事，然后觉得自己又不健康不正常了。”在自身确有需求但无法找到调节之法时，焦虑便不可避免：“人是会有波动的，数据是一个死的东西，所以可能看起来它偶尔会不正常，但是它量化之后，你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可能是自己不正常了其实这些都在正常范围内。”（）对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消极评判结果，行动者并非束手无策，将目标设置为更容易达到的标准是一种变通的方法。“我目标设置 （步），现在也没调整，我觉得有些人能坚持的（锻炼标准），但你没有办法长期坚持，那可以往下调调根据你现在的身体情况，设一个最初的最低值，到一定值以后，我会进行调整。那基本每天都可以达标，挺好的。”（）访谈对象 和 也表示，自己设置的运动量更容易达到，“我今天如果不去运动的话，那个数值是达不到的，但是我如果去运动的话，那个值就非常容易达到”（）；“其实设定的目标也不会太难，只要你愿意动一下，就基本上都能达到”（）。此外，自我追踪者还会通过设置运动量但不固定具体完成日程的方式来实现目标。访谈对象 常常根据数据反馈，分散地调整运动量来达成总运动目标：“知道今天运动得少了一点，但也没什么，以后有空的那几天再保持运动就可以了。”访谈对象 也表示，自己会通过“弥补”的方式来维持总体运动量：“可能前面某一天差一些，我后面哪一天就运动多一点，相当于弥补。”久坐提醒反馈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调整模式，例如，访谈对象 提及，自己并不会对检测数据和提示做出实时反应，而是根据一天的运动状态进行灵活调整：“它提醒我该站起来了，但实际上我不会站起来，因为我知道我下午可能得去外头站三两个小时我知道这个数据后面都会补回来，也不着急。”也有受访者会寻找“技术漏洞”，以驯化的姿态令自我监测技术服务于自身的感觉：“你找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智能可穿戴系统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到那个点，它能测出来比较好，然后你再去测。看那个数据很好心情就好了。所以像我一开始说的，就跟安慰剂是一样的。”（）“安慰剂”效应表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用户的质化自我逐渐对外化的量化自我产生了依赖，但同时也能够驯化量化自我以达成主观的愉悦。通过不断的反馈，量化自我在质化自我中培养了参照与确认的习惯。当量化自我符合质化自我的预期时会给用户带来愉悦的感受，与自我预期不匹配时则会使用户处于紧张的状态。为了缓解紧张，用户会据此对日常生活作出调整，但也可能转而驯化自我追踪设备使其服务于自身需求。这一过程表明量化自我培养了用户一种以数据化方式看待日常生活的习惯，同时，质化自我也习得了驯化数据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四、结论与讨论：借助健康追踪成为“合格自我”量化自我是对自我数据进行收集并经由数据获得自我认识的过程。现有研究强调数据作为客观知识对人的规训力量，即数据对人的支配性。本研究认为，人与数据之间并非单纯的“支配被支配”关系。通过对健康追踪实践者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质化自我贯穿量化自我的全程，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用户并非天然信赖自我追踪的量化数据，对其“可信性”的测试在购买相关产品之前便已出现。用户通过可信赖的专业机构、科技产品爱好者、具有使用经验的用户等信息源确认设备可信性。在使用过程中，会通过对自身经验与数据结果的比较确定数据的可信区间。一旦超越这一区间，数据便会完全失去约束力。“前人研究曾指出，自我追踪研究者并非医疗专家，也无法深入了解算法运作机制，因此在研究中对数据准确性和真实性不予深究。这一盲点导致多数研究错过了用户本身对数据准确性的追求过程”。而本研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自我追踪研究缺少使用者“主位”视角的缺憾。其次，在解读数据以做出行动时，用户倾向于将数据作为一种“参考”。只有当自我监测数据的用途和结果与用户的需求和自身评估相契合时，才会引发相应的调整行动；而当用户认为自己已经处于某种“理想状态”时，数据便不会发挥作用。可见，设备根据用户活动给出的指导建议虽然具有一定约束力，但却远非强制性的。最后，数据发挥了“安慰剂”作用，长期的数据查看培养了用户依靠数据确认自身状态以达到愉悦的主观状态的习惯；同时用户可以利用和操纵数据，通过设置容易达到的目标、灵活执行任务量和利用测量规则直接驯化数据来获得对主观感受的验证。总体而言，在自我追踪的开始阶段，量化自我的设备与数据需要通过质化自我的测试，否则便不能产生约束作用；在获得信任之后，量化自我或以主动植入用户既有习惯的方式对用户活动产生约束，或是由用户根据自身需求主动寻求数据矫正；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量化数据在质化自我中培养出了依赖数据进行确认的需求，但反过来质化自我仍旧保持着对具体数据的控制力。随着自我追踪时间的延长，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的互动也逐渐加深。通过使“质化自我”回归“量化自我”的研究视野，本研究展现出使用者在自我的尺度和数据强制力之间的游移居间状态，对当前数据文化研究中数据压倒一切的大数据逻辑提出反思。当前量化自我文献研究主要以重度“量化自我”者为研究对象，且假设“量化自我”产生的“小数据”与“大数据”一样不受个人主观力量影响。通过引入“质化自我”的概念，本研究发现主观数据理解与量化自我标准之间的纠缠和协商，拓宽了既有研究视野。健康自我追踪对生活和社会的影响需要通过将量化自我转换为质化自我（或合格自我）的方式来实现，这时，自我追踪产生的数据便不仅仅是被解释的被动材料，而是经由自我、专家和专家系统等外部力量建构产生的意义。人们不仅使用数据来了解自己，也会用数据来构建和讲述自己的故事。既有研究认为，相对量化自我而言，质化自我可能更具解放性意义。不同于量化自我提供的原始数字，质化自我（或合格自我）完成了人类对数字的理解，提供了更丰富的语境，使人们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数量的质量，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自身的存在，以更加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然而，本研究的结论则表明，在借助智能可穿戴系统开展健康自我追踪的中国技术实践中，人们既表现出类似于西方自我追踪者的量化观，但又展现出一种迥异于当前量化自我研究发现的“实用主义辩证法”，即自我量化数据反映出的身体和生活质量判断标准掌握在人的手中，可以灵活地因具体情况作出调整；不仅如此，可穿戴设备采集的数据质量评价体系同样有赖于主观的个人经验和感受。亦即，人们通过可穿戴设备，获得了一种在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游移的居间（）状态，信任的天平可以根据个体的实际需要，随时在依赖系统和依仗人类尺度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倾斜。当前“量化自我”相关研究主要来自西方国家，本研究对中国量化自我用户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技术观在数字世界中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量化自我”实践中所涉及的自我、身体、技术和数据化等概念呼吁研究者呈现更多社会与文化背景中的量化自我实践 。对自我追踪者而言，数据被认为比追踪者的主观经验更具事实性和可信度，但需要注意这一观念的存在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文化研究学者曾指出，中国文化对经验的依赖和辩证的思维曾阻碍了西方意义上客观真理的发现，本研究在中国“量化自我”实践的研究中也发现，客观数据在与主观经验对比时并不具有绝对真理的地位，对数据可信性的测量以及将数据作为主观经验的“参照”均体现出二者之间的协商与互动，共同服务于自我追踪者的实用性目的。上述讨论主要从质化自我对量化数据的解释与转化出发，强调质化自我所具有的解放性意义。但若超脱量化数据的客观意义本身而将“量化自我”实践视为一种使日常生活“数据化”的棱镜，就会发现在量化自我过程中，个人虽然保持了对客观数据的解释权，却逐渐习得一种以数据化视角想象日常生活和主观经验的方式。数据化过程而非数据本身获得了约束力量，将目光单纯聚焦于质化自我对数据的解读会遮蔽数据化过程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随着人类生活数据化进程的逐层深入，从食物和酒精消费到媒体观看和吸烟习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被有意或无意、中介化或非中介化地记录。在此过程中，个体看似拥有了无限选择的权利，但实际上，除了接受积极进取的能动主义观念之外，人们往往别无选择。正如本研究所提到的，当量化自我数据与自身预期出现偏差时会给自我追踪者造成一定的紧张，并促使自我追踪者作出相应的行为调整。这种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的权宜性实际上正暗合了新自由主义对“合格自由”（）的倡导。在此历史情境下，合格自我最终会被量化自我吞噬，人类终将失去掌控数据、解读数据和根据数据做出决策的权利，任何“不可量化”的物品和劳动力都将被建构为“不合格（）”。而在中国的“实用主义”技术观之下，数据化过程本身对自我和日常生活的重构往往更为隐蔽。在研究局限上，本研究尚有若干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本研究所涉及受访者进行自我追踪的时长较为参差，对可穿戴设备技术实践过程覆盖可能未必详尽。其次，研究中的受访者均为青年人，未能关照到更高年龄层用户的使用经验，可能使研究结论损失部分外部信度。最后，健康状态被若干技术实践者认为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在受访过程中，访谈对象的叙述可能并非无所顾虑。未来研究可在可穿戴技术实践的历时性和代表性上开展进一步的理论化工作，并通过比较临床意义上患者与非患者的健康自我追踪差异，得出更具一般性的研究结论。参考文献：，：，（）：，：，：，（）：，?，：，（）：，：，（）：，：，（）：，（）：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智能可穿戴系统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 ：，：，：孙晓娥扎根理论在深度访谈研究中的实例探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王文韬，张震，张坤，等 融合 理论的智能健康手环用户不持续使用行为研究 图书馆论坛，（）：，（）：（）：？智研咨询 年中国可穿戴用户目前呈年轻化趋势，老龄人群成为可穿戴智能设备的潜在市场分析 ：，：，（）：，：，：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新解释自然辩证法研究，（）：彭松岳运算都市生活：数据实践与日常生活的转化新闻学研究，（）：，：，（）：，“”：，（）：“”“”，：，：“”“”：，：，“”，“”“”，“”“”，“”，：；（责任编校：文晶）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智能可穿戴系统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