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_闫新杰.pdf

第46卷第4期2023年4月ARIDLANDGEOGRAPHYVol.46No.4Apr.2023doi：10.12118/j.issn.10006060.2022.234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闫新杰1,2，孙慧1,2，辛龙1,2（1.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2.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摘要：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典型案例，以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等方法，刻画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了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演化趋势。（2）新疆资源型企业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集聚强度逐年提高，并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3）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区位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水平和水资源分布的影响最大。（4）对于不同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厘清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明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 键 词：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布；区位选择；新疆文章编号：10006060（2023）04067810（06780687）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与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然而，工业化与城镇化叠加所带来的发展与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资源型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源型经济问题1，不仅影响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更塑造了区域的产业结构形态和空间分异格局2。其中，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异是影响资源型地区产业格局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对优化资源型区域产业空间结构、缓解资源型经济问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资源型企业指以开发利用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为主要基础原料和依托的企业3，往往兼具较强的经济正外部性和环境负外部性特征。回顾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主要围绕政府行为和企业决策2个方面对企业的选址进行探讨。在政府行为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等资源配置拥有控制权和垄断权4，在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异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的双重约束下，会根据考核指标权重与地区发展情况调整各种政治行为在其效用函数中的比重5。当地区经济发展压力较大时，往往倾向于将资源优先配置于资源型产业领域，以追求当地经济与就业增长；而当地区环境保护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则可以通过调整辖区内的资源配置，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6，进而影响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异。在企业决策方面，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除了结合市场规模7、劳动力水平8、基础设施条件9、集聚效应10等传统区位因素进行抉择以外，地区数字化环境11、融资约束12、创新活跃程度13等新区位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凸显，并且在选址倾向上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和行业异质性。收稿日期：2022-06-09；修订日期：2022-06-17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63030）；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查课题子课题5（SQ2021xjkk01800）；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Y050）资助作者简介：闫新杰（1989-），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通讯作者：孙慧（1963-），女，教授，主要从事资源配置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E-mail:4期闫新杰等：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研究主要围绕资源型产业结构特征开展。石敏俊等14对乌昌地区和新疆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和城市发展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而许志明等15的研究则发现新疆资源型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较低，产生了一定的“资源诅咒”效应，不利于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郭爱君等16和刘媛媛等17进一步剖析了新疆资源型经济区产业集聚和路径依赖的形成机理，并发现0.140.19是资源型产业的最佳集聚规模区间。现有的研究虽已十分丰富，但碍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大多在区域或产业层面开展，在微观层面对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的研究仍然较少。同时，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资源型企业选址对资源型地区空间特征的影响，对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以新疆资源型地区作为典型案例，以资源型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对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进行刻画，分析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为理清资源型企业选址的微观机理，理解资源型地区区域特征，以及资源型地区有关部门的决策规划提供了一定经验依据。1数据与方法1.1研究区概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矿产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开发前景广阔，为资源型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以石油天然气开采、石油化工、钢铁、煤炭、电力为主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资源型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新疆带来了一定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与此同时，尽管新疆地域辽阔，但适宜开发和建设的土地较少，且主要城市间平均交通距离较远，地区间发展条件差异较大，“大分散、小集聚”的“绿洲经济”特征明显18，进一步增强了企业选址的不确定性。在国际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和国内深化低碳转型的背景下，新疆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地位更显重要。研究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对理解资源型地区的区域特征，厘清影响资源型企业区位的关键因素，优化国家资源型产业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2 数据来源及处理为反映“新时代”背景下新疆资源型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影响因素，并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资源型企业的界定方式参考孙慧等19的研究，共涉及3个行业大类、13个行业小类的企业。企业数据基于 新疆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20162019）整理所得；地区宏观数据来源于 新疆统计年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及Wind数据库等；空间指标和距离数据使用ArcGIS 10软件计算所得。1.3 研究方法1.3.1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是在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中普遍应用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法，能够通过区域内点密度的空间变化来研究点的分布特征20，并直观、简洁地反映出空间集聚区域。本文将新疆资源型企业作为“点”，选择2016、2017年和2019年3个时间截面，采用4次多项式核函数进行估计。具体公式如下：?()=i=1n3h4|1-(p-pi)2h22（1）式中：?()为要素核密度；p为要素的空间位置；pi为以p为圆心、h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第i个企业的位置；h为步长，即以p为源点的曲面在空间上延展的宽带；n为要素数量。1.3.2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Ripley s K(d)函数是由Ripley提出的一种点数据模式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可以通过计算点之间的距离关系，来分析整个空间尺度上的点分布模式，并较为精准地刻画点集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集聚或分散程度21。具体公式如下：K(d)=An2i=1nj=1nIij(d)（2）式中：A为区域面积；n为区域内点数量；d为半径；Iij(d)为半径 d 范围内 i 点和 j 点之间的距离；i,j=1,2,n，且ij。本文将新疆资源型企业作为“点”，同样选择2016、2017年和2019年3个时间截面，基于Ripley s K(d)函数绘制曲线图，以分析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1.3.3区位选择模型条件Logit 模型是由McFadden的多项Logit模型发展而来的离散选择模型22，67946卷在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在自身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其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目标地的特征。企业的“经济人”属性决定其在进行区位决策时，最终会选择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入住。假设ij为i企业在目标地j所获得的利润，其公式表达为：ij=Uij+ij（3）式中：Uij为影响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因素的函数；ij为随机扰动项；如果目标地j为企业i带来的利润大于其他区位（ijik，kj），则企业i会选择入驻目标地j。若ij满足独立分布，则企业i入住目标地j的条件概率（Pij）为：Pij=exp(Uij)j=1nexp(Uij)（4）式中：为估计系数；n为资源型企业可选择的区位总数。假设共有m个因素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则Uij表示为：Uij=1X1ij+2X2ij+3X3ij+mXmij（5）式中：m为第m个因素的估计系数；Xij为影响因素；m为影响因素的数量。2新疆资源型企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图1展示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空间核密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呈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即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沿“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天山南坡产业带”集聚分布的特征。与此同时，不同年份的集聚特征存在一定差异。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底图服务网站提供的审图号为GS(2019)182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1 新疆资源型企业空间核密度分析Fig.1 Analysis of spatial nuclear density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n Xinjiang6804期闫新杰等：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2016年新疆资源型企业主要集聚于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地区，并对外围的昌吉州各区县、鄯善县和石河子市产生了较强的辐射作用。在北疆其他区域中，克拉玛依市与“奎独乌（奎独、独仙子、乌苏）”地区，以及霍尔果斯市、伊宁市、博乐市、塔城市等口岸城市与其周边区县也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现象。北部阿勒泰市与东部伊州区的集聚现象初现端倪。南疆地区的资源型企业集聚程度总体弱于北疆地区，在库尔勒市、焉耆县和博湖县地区形成了小型集聚核心。同时，在库车市、阿克苏市、巴楚县、喀什市、莎车县和和田市一线也形成了若干个空间集聚组团。2017年新疆资源型企业的集聚强度和集聚范围均有一定提高。相较于2016年，北疆地区的鄯善县、石河子市和霍尔果斯市周边地区的集聚强度有所上升，北部阿勒泰市的集聚区范围向周边的布尔津县和哈巴河县扩散。在南疆地区，库车市与喀什市周边地区的集聚强度增强，各集聚组团出现连片扩张的变化趋势，“带状”分布特征更加明显。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的集聚特征总体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发展的态势。具体而言，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的北疆核心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向其东部的奇台县和木垒县方向延伸。与此同时，喀什市与莎车县周边的集聚强度显著提升，在南疆地区形成了新的集聚核心，逐渐发展为与乌鲁木齐市并为“南北双核”的格局。3新疆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强度分析使用ArcGIS 10软件对新疆资源型企业进行Ripley s K(d)统计分析，分别得到2016、2017年和2019年样本企业多尺度下空间分布函数图（图2）。结果显示，各年份的K观测值（ObservedK）均大于K预期值（ExpectedK），并显著高于高值置信区间（HiConfEnv），这说明新疆资源型企业在0450 km的范围内表现为集聚分布且具有统计显著性，但不同时间点的集聚特征有所差异。2016年新疆资源型企业的集聚强度相对较小，K 观测值和 K 预期值之差（DiffK）的峰值为112.95 km，对应距离约为50 km。企业集聚强度在50150 km的距离范围内保持相对稳定，之后随距离增加而不断衰减，表明该时点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在中心范围集聚的特征。2017注：ExpectedK为K预期值；ObservedK为K观测值；DiffK为K观测值与K预期值之差；LwConfEnv为低值置信区间；HiConfEnv为高值置信区间；K(d)为Ripley s指数。图2 新疆资源型企业Ripley s K函数分析Fig.2 Ripley s K-function analysis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n Xinjiang68146卷年新疆资源型企业的集聚强度略有提高，集聚峰值为119.68 km，对应距离仍为50 km，中心范围的集聚规模相对稳定；不同的是，该时点在300 km的距离尺度上出现了集聚强度的“次高峰”，峰值为107.04 km，这说明新疆资源型企业集聚呈现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的趋势，由“单峰”结构逐渐向“双峰”结构发展。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的集聚强度显著提升，分别在50 km距离和300 km距离尺度上形成2个集聚高峰，峰值分别为154.71 km和131.05 km，内外“双中心”的集聚特征进一步凸显。4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分析4.1 企业区位选择模型基于前文构建的条件Logit模型，本文以2016年作为时间节点，将2016年后新创或新迁入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共遴选得到897家企业纳入模型。分析时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区位单元，共有94个备选区位。在赋值时，对企业选择的区位赋值为1，对企业拒绝的区位赋值为0。鉴于每个企业只能选择单一区位入驻，因此被拒绝的区位较多，参考赵浚竹等23的处理方法，在模型中随机选择5个拒绝的区位，由于区位为随机选择，对最终分析结果不产生影响。4.2 指标选取结合传统区位理论与资源型企业的自身特点，本文从区位发展压力、资源禀赋与劳动力水平等7个方面遴选指标（表1），具体如下：（1）发展压力。发展压力指某区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重点关注区位的经济发展压力和环境治理压力。地方政府在面临不同的发展压力时，会根据地区发展现状和目标优先级调整政策倾向，进而对资源型企业的选址造成重要影响。本文参考黎文靖等24的研究，使用资源型企业所在区位年度GDP增速是否大于样本区位中位数设置的虚拟变量，表示区位经济发展压力；使用区位年度污染天数是否大于样本区位中位数设置的虚拟变量，表示区位环境治理压力。（2）资源禀赋。资源型企业的生产属性决定了企业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同时资源型产业的内在联系性又催化企业间以资源的生产加工为纽带，在资源产地周边形成区域性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因此区位资源禀赋对资源型企业的选址和分布具有决定性影响。本文使用采掘业从业人数占年末人口的比值表示区位资源禀赋情况。表1 变量说明与预期影响Tab.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expected impact变量发展压力资源禀赋劳动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产业外部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压力环境治理压力自然资源禀赋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路网密度距最近干线公路距离距最近铁路货运站距离距最近机场距离集聚效应产业（工业）园区地形起伏度距最近主要河流距离人均水资源量含义区位年度GDP增速小于样本区位中位数则为1，否则为0区位年度污染天数大于样本区位中位数则为1，否则为0区位内采掘业从业人数占年末人口的比值（取对数）区位内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人（取对数）区位内普通高等学校（含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在校生数/人（取对数）区位人均GDP/元 人-1（取对数）区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元（取对数）区位内道路密度/kmkm-2（取对数）区位到最近干线公路距离/km（取对数）区位到最近铁路货运站距离/km（取对数）区位到最近机场距离/km（取对数）区位内2015年已有资源型企业个数/个（取对数）区位内资源型产业与工业园区个数/个（取对数）区位内最高点海拔高度与最低点的差值/km（取对数）区位到最近主要河流距离/km（取对数）区位内人均占有的水资源量/m3 人-1（取对数）预期影响+-+/-+/-+-+/-+/-+注：“+”代表正向影响，“-”代表负向影响，“+/-”代表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因0不存在对数，所以在变量中若有指标为0，则取对数后依旧赋值为0。6824期闫新杰等：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3）劳动力水平。资源型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具有一定需求，地区内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人口越多，对资源型企业的吸引力越强。基于此，参考孙继明等25的研究，本文使用区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表示劳动力水平。（4）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地区的市场需求和消费力水平。资源型企业进入经济发达地区有利于接近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以获取更大的生产率与竞争优势，产生“选择效应”；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也具有更高的环境质量要求，从而降低了资源型企业进入的可能，产生“清洁效应”11。本文使用区位人均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经济发展水平。（5）基础设施水平。此区位交通条件的通达性、便利性是影响资源型企业选址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参考韩会然等26的研究，使用区位路网密度和到达各类交通设施的空间距离综合衡量区位基础建设水平。具体而言，路网密度指区位内单位面积的道路长度，用以衡量区位的道路设施水平；空间距离方面，以各区位质心为原点，选取区位距最近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国家干线公路、省级干线公路）距离、距最近铁路货运站距离以及距最近机场距离表示企业到达主要交通设施的便捷程度。（6）产业外部环境。产业外部环境指企业在某地区集聚而产生的外部经济27。大量研究表明，产业在既定空间集聚会带来规模效应并吸引企业入驻；然而，随着集聚程度增强，也会导致规模效应向拥挤效应转变，从而对企业产生排斥力。基于此，本文选取2016年已有资源型企业的数量衡量区位的集聚效应。此外，产业与工业园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也对资源型企业的选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区位内资源型产业园区与工业园区的数量同时纳入衡量产业外部环境的因素。（7）自然地理环境。资源型企业选址除了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外，也与地貌、水文等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本文使用地形起伏度表示区位地貌对资源型企业选址的影响。同时，资源型企业出于生产和排污需要，对地区水资源有较高需求。本文参考李秀花等28的研究，选取区位距最近主要河流距离和人均水资源量表示水资源分布对资源型企业选址的影响。4.3 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首先，为排除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而使得模型估计失真，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对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间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考虑到不同生产类型的资源型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可能存在不同的特点，本文根据企业所属的行业大类不同，在全样本模型（模型1）的基础上，将行业大类分属为“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资源型对应划分为“采掘类”“制造类”和“服务类”3种类型，分别纳入不同模型进行分析（模型2至模型4）；最后，为探究企业所有制对资源型企业选址倾向的影响，进一步将企业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异质性讨论（模型5至模型6）。具体结果如下（表2）：模型1报告了全资源型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经济发展压力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环境治理压力的系数虽为负但影响不显著，表明新疆在面临“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双目标约束时，总体上仍存在“以污染换增长”的发展特征，以经济为主要导向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在未来仍亟待改变。（2）与预期不同的是，资源禀赋对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不同类型的资源型企业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有关，有待在后文中开展异质性讨论。（3）劳动力水平对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在新疆“地广人稀”的区情下，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吸引资源型企业的关键因素之一。（4）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经济核心地区对资源型企业产生的“向心力”总体大于环境质量要求对其产生的“离心力”，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新疆整体发展阶段仍处于相对落后水平，经济发展的“清洁效应”尚未完全形成。（5）相较于其他因素，铁路设施对资源型企业选址的影响最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资源型企业的生产特性，铁路运输的承载能力更强、单位运输成本更低，更适合资源型企业高效、低廉地对物资进行集中运输；另一方面是近年来中央和新疆政府大力推进的“公转铁”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提高运输效率的同时，降低过程中产生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6）产业外部环境对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总体上表现为规模效应而非拥挤效68346卷应。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资源型企业对上下游产业的依赖度较高，集聚有利于企业间的要素流动与技术溢出，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污染物的集中处理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进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与此同时，产业（工业）园区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工业）园区对新疆资源型企业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7）自然地理环境对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也有一定影响。其中距最近主要河流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且人均水资源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源型企业出于取水和排污需要，有显著靠近河流和水资源丰富区位选址的倾向，这将对附近流域产生较大的环境压力。模型2至模型4分别报告了“采掘类”“制造类”和“服务类”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相较于全企业样本，三类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存在不同特点，具体而言：（1）对于采掘类资源型企业，资源禀赋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压力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采掘表2 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条件Logit模型估计结果Tab.2 Estimation results of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for location selec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n Xinjiang解释变量经济发展压力环境治理压力自然资源禀赋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路网密度距最近干线公路距离距最近铁路货运站距离距最近机场距离集聚效应产业（工业）园区地形起伏度距最近主要河流距离人均水资源量OBSLog-likelihoodR2模型10.452*（2.77）-0.160（-0.21）0.327（1.24）0.466*（4.42）0.262*（4.05）0.202*（4.24）0.133*（1.75）0.129（0.41）-0.121（-0.80）-0.427*（-3.83）-0.086（-0.55）0.219*（1.84）0.366*（3.28）-0.053（-0.29）-0.247*（-2.57）0.255*（2.88）897-1298.330.4113模型20.351（0.96）0.166（0.44）0.525*（4.02）0.483*（4.69）0.162*（1.70）-0.169（-0.31）0.101（0.65）0.207（0.66）-0.133（-0.71）-0.466*（-4.55）-0.048（-0.46）-0.361*（-2.39）0.229（0.97）0.199（0.93）-0.261*（-2.80）0.327*（3.88）209-281.310.4761模型30.501*（4.88）-0.055（-0.19）0.228（0.71）0.366*（3.71）0.353*（4.78）0.327*（4.19）0.298*（3.55）0.207（1.11）-0.057（-0.49）-0.352*（-3.64）-0.041（-0.55）0.597*（3.82）0.444*（3.65）-0.137（-0.45）-0.211*（-1.87）0.229*（2.75）555-766.900.3527模型40.388（1.06）-0.207（-0.27）0.444*（2.25）0.385*（4.22）0.321*（3.66）0.232*（3.66）0.301*（2.74）0.091（0.83）-0.066（-0.53）-0.289*（-2.74）-0.031（-0.29）0.404*（2.61）0.322*（4.61）-0.051（-0.12）-0.173*（-2.45）0.303*（3.62）133-196.980.3905模型50.606*（3.77）-0.155（-0.18）0.311（1.12）0.488*（3.94）0.222*（1.71）0.398*（4.36）0.327*（3.61）0.202（0.72）-0.091（-1.15）-0.459*（-3.73）-0.051（-0.49）0.351*（2.73）0.503*（3.80）0.057（0.24）-0.501*（-1.72）0.297*（2.66）583-788.050.4217模型60.224*（1.59）-0.217*（-0.29）0.059（0.71）0.505*（4.38）0.108（0.95）-0.213*（-1.68）0.047（0.59）0.121（1.01）-0.201（-0.51）-0.627*（-3.29）-0.139（-0.73）-0.199*（-2.85）0.387*（3.51）-0.111（-0.51）-0.012*（-4.21）0.242*（3.55）314-455.810.3824注：OBS为观测值；Log-likelihood为对数似然函数值；R2为模型拟合优度；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6844期闫新杰等：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类资源型企业选址时主要考虑区位自然资源分布情况而非经济发达程度和政策倾向，这与采掘类企业的生产属性高度吻合。同时，集聚效应的影响显著为负，总体表现为拥挤效应。（2）制造类资源型企业更倾向于进入市场发达、劳动力密集的经济核心地区安排生产，并通过交通运输解决上游生产原料的供应问题，而非在资源产地就近选址。另一方面，发展压力的影响显著，地方政府的政策倾向是决定企业是否进入该区位的重要因素。此外，产业外部环境的影响表现为规模效应。（3）服务类资源型企业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人口密集、自然资源丰富、产业集聚程度高以及靠近河流的区位入驻，而受到区位发展压力的影响不显著。模型5和模型6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对比后可以发现，地区环境治理压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和清洁效应对私营资源型企业影响显著，而对国有资源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国有资源型企业往往规模体量较大，是地区财政、税收和就业的重要支柱，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较强，使得企业在选址问题上也受到了更多的环境容忍和政策照顾。而地方政府在面临发展压力时，存在既无法放弃资源型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又需要提升地区环保绩效的两难困境，导致选择规制对象时存在“抓小放大”的现象。5结 论（1）从时空分异特征来看，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并沿“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天山南坡产业带”集聚分布的“一心两带”空间分布特征，集聚规模逐年增强，集聚范围连片扩散，喀什市及周边区县的集聚强度显著提升，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发展格局。（2）从集聚强度来看，新疆资源型企业在 0450 km 的空间范围内集聚分布，2016、2017 年和2019年的集聚强度峰值分别为112.95 km、119.68 km和154.71 km，对应距离均为50 km，企业集聚中心逐年向外围扩张，并逐渐在300 km的距离尺度上形成“次高峰”，呈现出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的变化特征。（3）从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来看，发展压力、劳动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产业外部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均对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区位经济发展压力对资源型企业带来的“吸引力”要显著高于环境治理压力带来的“排斥力”，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对资源型企业的“选择效应”要强于其“清洁效应”。在基础设施中，铁路对资源型企业的影响最为显著。（4）不同生产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按生产类型划分，采掘类资源型企业倾向于入驻资源丰富、已有企业较少的区位，而区位发展压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不显著；制造类资源型企业与采掘类资源型企业相反，更倾向于入驻经济发达、已有企业较多的区位，同时受到地区发展压力的影响也较为显著，而资源禀赋对其选址的影响不显著；服务类资源型企业则倾向分布于经济活跃，运输成本较低以及取水或排污更便捷的区位。按所有制类型划分，国有企业在选址时与政府的议价能力更强，而私有企业受到产业集聚带来的挤出效应与经济发展带来的清洁效应影响更为显著。参考文献（References）1李瑾,文琦,杨骁.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干旱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宁夏为例J.干旱区地理,2022,45(1):287-297.Li Jin,Wen Qi,Yang Xiao.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based on the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 arid area:A case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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