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问题的影响：焦虑的中介作用_肖必鸿.pdf

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 195 肖必鸿，余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难对大学生睡眠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难对大学生睡眠问题的影响：焦虑的中介作用的影响：焦虑的中介作用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大学生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的关系，以及焦虑在其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于2020年2月1日至7日，通过网络发放问卷，共调查1 109位大学生。调查量表包括情绪调节困难量表、焦虑自评量表、DSM-5 水平 2 睡眠问题自评量表。使用 SPSS 对横断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和中介模型检验。结果：（1）情绪调节困难与大学生的睡眠困难呈正相关（=0.457，p0.001）；（2）焦虑在情绪调节困难和睡眠困难之间起到完全中介（indirect=0.404，p0.001；direct=0.053，p=0.130）。结论：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难、焦虑与大学生睡眠问题两两正相关，同时焦虑在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关键词：情绪调节困难；睡眠困难；焦虑；完全中介；大学生 心理学通讯,2022,5(3):195-201 doi:10.12100/j.issn.2096-5494.222031肖 必 鸿，2021 年 6 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心理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广东省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与精神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广州 510006*通信作者：余萌 论著1 1 引言引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给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罗红 等,2021）。作为较为特殊的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一方面，和步入社会的成年人相比，大学生的自我判断、调节能力较弱，面对突发事件时容易情绪不稳、行为冲动，缺乏分析和决策能力（刘启刚,2009;罗红 等,2021）；另一方面，和青少年相比，大学生面临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李春玲,2021），且更容易通过网络等渠道获取疫情相关信息，从而受其影响（Nearchou et al.,2021）。情绪调节作为个体重要的心理机能和自我保护手段（刘启刚,2009），在疫情期间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的是以适应情境和人际关系为目的，对情绪的内在感受和外在行为进行检测、评估、理解与修正的过程（孟昭兰,2005;何令 等,2020）。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周社刚,2021）、优异的学业（Galla&Wood,2012）、出色的工作绩效（彭巍,2010）有关。当个体采用非适应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表达抑制）或无法准确、及时地检测和评估自身或他人情绪时，则表现出情绪调节困难（吴旭瑶 等,2021;Gratz&Roemer,2008）。Gross（1998）认为情绪调节过程分为五个重要的组成成分：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以及反应调整（图 1）。疫情初期，大学生困于家中，无法选择或修正情境；活动范围和活动形式的缩小导致大学生较往常更难通过注意分配调节情绪。例如，疫情严重缩短了个体的运动时间，而运动是个体选择情景、调整注意以调节情绪的有效方式（刘阳 等,2020;王亭月 等,2021）。同时，疫情初期亲朋好友之间几乎只能线上联系，疫情通过影响社会支持能够影响大学生的认知改变（刘芹瑕 等,2022）。总而图 1 情绪调节过程 196 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言之，疫情限制了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过程，可能由此降低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而情绪调节能力降低的可能后果是大学生的睡眠状况受到消极影响。睡眠是个体进行自我修复、巩固与整合记忆信息的关键环节（陈江媛,吴冉,2021）。长期存在睡眠问题会削弱个体的认知能力（Ahmad&Bashir,2017），增加自杀风险（Roane&Taylor,2008），甚至产生攻击性行为（Kirwan et al.,2019），可见睡眠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研究发现，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与成人（包括大学生）的睡眠障碍呈正相关（杨红君 等,2021;Kirwan et al.,2019）。情绪调节还能通过抑郁、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间接影响大学生睡眠，较低的情绪调节能力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负面情绪水平（杨红君 等,2021）。以往有关情绪调节直接作用于睡眠质量的研究并不多，而疫情相关研究又大多围绕疫情对大学生睡眠质量与失眠行为的影响（Wang et al.,2020;范俊强,于静静,2020），鲜有研究探讨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难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认为较低的情绪调节能力与大学生睡眠问题有关，并提出假设 1：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难与大学生睡眠问题呈正相关。此外，情绪调节困难可能导致个体产生焦虑等不良情绪感受（胥兴春,2014），影响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焦虑指的是一种对当下或未来境况不确定的担心或紧张情绪（唐海波,邝春霞,2009）。以往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情绪调节困难与焦虑呈正相关（张晓青,2014）。国外一项追踪研究也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成人情绪调节困难程度的降低预测了个体焦虑水平的降低（Asnaani et al.,2020）。综合来看，疫情可能会影响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导致其情绪调节困难，引发并加剧其焦虑水平。因此，本研究关注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难对大学生焦虑情绪的影响，提出假设 2：情绪调节困难和焦虑呈正相关。国内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焦虑与睡眠问题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在 0.3 至 0.4 之间（刘贤臣 等,1997;陈江媛,吴冉,2021;Guo et al.,2016）。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激状态所带来的情绪压抑或过度担忧可能通过躯体表达出来，影响大学生睡眠质量（李小保 等,2020）；同时焦虑伴随着心慌、心跳加速、胸闷、发热等生理反应（刘祖鸿，2020），而睡眠要求个体保持内心平静、肌肉放松、心跳平缓，可见焦虑与睡眠存在生理上的拮抗关系。基于此，提出假设3：疫情期间，焦虑与大学生睡眠问题呈正相关。综合假设 1 至 3，提出假设 4：疫情期间，焦虑在大学生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间起中介作用。以情绪变量作为情绪调节与行为变量的中介已有先例（杨红君 等,2021）。情绪调节理论指出，情绪调节是心理健康的防御机制，而情绪调节困难可引发焦虑（侯瑞鹤,余国良,2006）。以往相关研究也验证了这个假设（王宴庆,赵鑫,2015;赵鑫 等,2014）。研究着重关注疫情初居家状况下个体情绪调节状况及其对心理健康（如睡眠）的影响，以焦虑为中介变量，探讨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2 2 对象与方法对象与方法2.1 对象采用方便取样法，于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7 日以问卷星的形式发放网络问卷，对全国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1 128 份，回收整理并剔除空白、规律作答及年龄不满 18 周岁的数据后得到有效问卷 1 109 份，有效回收率为98.3%。大学生来自全国3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年龄 18 30 岁（M=20.74，SD=1.93）。其中女生 648 人（58.4%）；712 人（64.2%）为在校本科生，397 人（35.8%）为在校研究生。2.2 评定工具2.2.1 情绪调节困难量表采用 Li 等人（2018）修订的中文版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DERS）。该量表共32个条目，5级评分，从1分表示“几乎从不”到 5 分表示“几乎总是”，总分越高表示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越大。由于研究被试为大学生群体，问卷发放正处新年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学习工作停滞，因此舍弃“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我难以完成工作”这一条目。施测版本共 31 个条目，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模型拟合情况良好，2/df=3.034，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0.968，Tucker-Lewis 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0.961，平 均 误 差 均 方 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043。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911。2.2.2 焦虑自评量表采用由王征宇和迟玉芬（1984）进行中文修订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该量 197 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表共 20 个条目，4 级评分，从 1 分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到 4 分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计分范围为 20 80 分，分数越高代表焦虑症状越严重。原始总分乘 1.25 后取整，超过 50 分为焦虑，50 59 为轻度焦虑、60 69 为中度焦虑、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罗婷 等,2020）。本研究中得分超过 50 分的有 132人（占比 11.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852。2.2.3 睡眠问题自评量表采用中文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水平 2 睡眠问题自评量表1。该量表共 8 个条目，5 级评分法，1 表示“完全没有”，5 表示“非常多”，2 4 表示其间的不同水平，分数越高代表睡眠问题越严重。根据 DSM-5 量表官网的划分标准，总得分 25 即为存在睡眠问题，25 29 为轻微症状、30 37 为中度症状、38 40 为重度症状（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5）。本研究中，得分 25 的有 117 人（占比 10.6%）。该量表没有中文修订版，国外研究显示量表信度和效度良好（Yu et al.,2012）。本研究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情况尚可，2/df=9.80，CFI=0.966，TLI=0.945，RMSEA=0.08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0.866。2.3 数据处理和分析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筛选。使用 SPSS 24.0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参照王孟成著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使用Mplus 8.0软件对数据进行中介模型分析（王孟成,2014）。3 3 结果结果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0 个，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29.3%，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CFI=0.510，RMSEA=0.103，TLI=0.490）不理想，同样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楚啸原 等,2020）。3.2 情绪调节困难、焦虑、睡眠问题的相关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结果见表 1。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情绪调节困难、焦虑和睡眠问题之间两两正相关（表 1），表明大学生的睡眠问题随着情绪调节困难程度和焦虑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大学生的焦虑水平随着情绪调节困难程度的升高而升高。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结果变量M（SD）1231 睡眠问题2.0（0.8）12 焦虑1.5（0.4）0.607*13 情绪调节困难 1.8（0.5）0.457*0.710*1注：*p0.001表 2 各路径的效应量大小路径标准化中介效应值效应占比p 值总效应0.457100.0%0.001间接效应0.40488.4%0.001直接效应0.05311.0%0.130焦虑情绪调节困难睡眠问题0.710*0.569*直接效应 0.053总效应 0.457*注：*p0.001图 2 中介模型图1该量表属于 DSM-5 在线量表（共 66 个）其中一个。该套量表由美国精神疾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授权北京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团队和北京大学钟杰教授团队进行翻译（详情见：https:/ 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3.3 情绪调节困难、焦虑与睡眠问题：中介模型检验结 果 显 示，2/df=6.39，RMSEA=0.00，CFI=0.99，SRMR=0.01，数据模型拟合良好。中介模型（图 2）显示，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呈正相关（=0.457，p0.001）；排除焦虑的作用后，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相关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0.053，p=0.130）。情绪调节困难通过焦虑对睡眠问题的间接正向预测具有统计学意义（=0.404，p0.001），表明焦虑在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各路径的效应量大小如表 2 所示。4 4 讨论 讨论 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在情绪调节困难对睡眠问题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探讨情绪调节能力对个体睡眠影响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大多是在非疫情条件下，本研究结果丰富了人们对疫情时期个体心理状态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4.1 情绪调节困难、焦虑与睡眠问题的相关性本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大学生的情绪调节困难与其焦虑水平呈正相关，焦虑水平与其睡眠问题呈正相关。这与近几年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史倩,2013；陈卓薇,2018;冯亚男 等,2020;Asnaain et al.,2020;Hoag et al.,2016;Hong et al.,2022;Pickett et al.,2016）。本研究发现，疫情下情绪调节困难与大学生焦虑的相关系数为 0.710，焦虑与大学生睡眠问题的相关系数为0.607，均高于常态化条件下系数为 0.4 左右的中等程度相关（张晓青,2014;陈江媛,吴冉,2021），查阅文献获取常态化研究样本量后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Z情绪调节困难与焦虑=6.277，p0.001；Z焦虑与睡眠困难=5.200，p0.001。这表明，相较于常态化条件，疫情条件下睡眠调节困难与焦虑对大学生睡眠问题的影响可能更严重。4.2 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焦虑的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还发现，焦虑在情绪调节困难对睡眠问题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即在排除了焦虑的影响后，情绪调节困难对睡眠困难的直接正向预测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有研究认为，情绪调节困难可能是通过影响与睡眠不相容的情绪（如：愤怒、焦虑、攻击性情绪）以致对睡眠造成影响（Baglioni et al.,2010）；研究发现只有在焦虑与情绪调节困难共同作用时才能对睡眠产生影响（Kirwan et al.,2019）。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基本一致，并进一步指出，在对睡眠的影响过程中，情绪调节困难所引起的负面情绪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疫情本身是巨大的应激源，面对疫情时，情绪调节困难的大学生对自身情绪的监控、评估、修正与调节易存在困难。首先，他们无法准确评估自身的情绪，这导致即使处于焦虑状态时他们仍然不会意识到自己需要调整；其次，即使知道需要调整，他们也无法有效调节自身情绪。根据 Gross（1998）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情绪调节过程分为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情绪调节困难的大学生可能在上述的一个或多个过程中存在困难，同时疫情导致的长期居家生活也限制了大学生对上述过程选择的范围。因此，在面临疫情时，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较高的大学生会感受到更高的焦虑水平。而个体感受到焦虑时，会有紧张等心理感受，并伴随心慌、心跳加速、胸闷、发热等生理反应，睡眠则要求个体保持内心平静、肌肉放松、心跳平缓，生理上的拮抗解释了焦虑为何能与大学生睡眠问题呈正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焦虑确实会导致个体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和睡眠效率，缩短睡眠时间（Walters et al.,2020）。疫情背景下关注大学生焦虑情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威胁个体生命安全、影响正常学习生活，势必会引起大学生的焦虑；其次，焦虑是一种弥散性的担忧（覃冬雪,2016），虽然对疫情有一定的了解，但疫情的传播、走向和持续时间却不确定，关注焦虑非常符合当下的现实情境；第三，调查显示，相较于疫情前 13.7%的检出率（陈雨濛 等,2022），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焦虑检出率更高，达到 32%（Deng et al.,2021）。本研究揭示了情绪调节困难通过焦虑对睡眠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反映出情绪调节和焦虑情绪对于个体良好睡眠的重要性，为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睡眠质量的干预，比如，加强大学生的情绪健康教育，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识别自身情绪；了解情绪调节的过程和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学习调节焦虑情绪的策略，提供了实证基础。4.3 不足与展望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外部效度较低，研究对象是疫情期间的大学生群体，结论能否推广到日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 199 The Effect of Difficulty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on Sleep Problems in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COVID-19:The Mediating Role of AnxietyXIAO Bihong,YU Meng*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Corresponding author:YU Meng,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regulation difficulty and sleep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outbreak,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nxiety in it.Methods:From February 1 to 7,2020,a total of 1 109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questionnaires,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cale(DERS),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DSM-5 Self-Rating Sleep Problems Scale,via the internet.Results:(1)Difficulty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sleep problem in college students(=0.457,p0.001);(2)the effect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difficulty on sleep problem in college students was fully mediated by anxiety level(indirect=0.404，p0.001;direct=0.053，p=0.130).Conclusions:Difficulty in emotion regulation,anxiety,and sleep proble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while anxiety played a fu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difficulty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leep difficulty.Key words:difficulty in emotional regulation;sleep problem;anxiety;complete mediation;college student Psychological Communications,2022,5(3):195-201 doi:10.12100/j.issn.2096-5494.222031基金来源无。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本研究无利益冲突。常生活中的其他群体有待进一步探讨。在研究工具上，本研究使用的睡眠问题量表未经过汉化，测量过程中可能存在误差；同时，由于疫情发生突然，数据收集时，未能结合疫情特点有针对性的对问卷进行调整和修改。第二，中介模型因果关系的推断需要保证三个条件：（1）数量上的相关；（2）时间上的先后；（3）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刘国芳 等,2018）。本研究仅满足了第一个条件，而无法验证时间上的先后，同时也没有控制其他负面情绪的影响，因而无法得出因果关系推断。事实上，国外研究发现，睡眠困难也能够对情绪调节造成影响（Palmer&Alfano,2017），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同时，研究变量均使用问卷测量，未来可丰富测量方式，或让不同变量的测量存在时间间隔，以更好地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尽管本研究没有严格控制其他负面情绪，然而焦虑作为较为常见的、对睡眠影响较大的情绪仍然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未来研究可在变量控制上做得更出色，例如对个体的抑郁水平进行控制，剔除患有抑郁症的个体，或测量个体抑郁水平，从统计方法上进行控制。5 5 结论 结论本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难、焦虑与大学生睡眠问题两两正相关，同时焦虑在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陈江媛,吴冉.(2021).大学生的睡眠质量与抑郁、焦虑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9(4),608614.doi:10.13342/ki.cjhp.2021.04.028陈雨濛,张亚利,俞国良.(2022).20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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