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使命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_任少波.pdf

安排和经费支持办法，从总体上引导和调动省和地市级政府的财政保障力度。同时，采用中央财政直达和奖补等方式，对县级财政进行支持。一是将由省属师范院校定向培养的乡村教师纳入“中央和省级分担”。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乡村中小学教师定向培养补充的省级政府的主体性财政事权，中央继续通过“支持地方高等学校改革发展资金”等方式对省属师范院校定向培养乡村教师予以经费支持。省级政府主要承担定向培养师范生的培养经费。中央财政应充分体现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的原则，依据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财政能力、教育发展、师资需求等综合状况，加大对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支持资金的安排。二是分区域实施地市师范院校定向培养乡村教师经费的省市两级财政分担。鉴于我国地方高等教育分级管理的体制，建议地市级师范院校，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经费由地市级政府主要承担。中西部省份地市级政府财政有困难的，省级财政应承担解决部分经费。省市共建的地方院校，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经费，由省市级政府按照 46 的比例分担。中央财政结合中西部地区经济财力状况，采取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这些省份进行支持或奖补，提升省市级政府开展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的能力与积极性。三是建立地方公费师范生的生均拨款增长机制，确保乡村教师培养经费。根据地方财力情况、物价变动水平、师范生人数变化、工资标准调整等因素，实施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成本调查，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形成乡村定向公费师范生培养的成本基准定额，依此逐步提高地方公费师范生的生均财政拨款的水平，建立地方院校公费师范生培养的生均拨款动态调整机制，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在地方师范院校的实施和提高培养质量提供坚实的基础。四是以中央财政直达机制保障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县级投入。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和地方师范院校之间的经费问题，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乡村教师培养规模趋势和成本的综合评估，结合前述省、地市级政府财政分担办法，将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所委托开展的其他跨区域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所需经费投入纳入中央财政直达机制，或以奖补等方式对县级财政予以支持，由县级政府用于委托地方院校进行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或者在先培养后付费的过程进行“债务”偿还。与此同时，强化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动态调整，确保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经费的使用效益。以新使命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任少波（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在“两个百年”交汇、“两个大局”交织演变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一流大学群体正在走向全球竞争舞台的中央，同时努力克服对西方高等教育的模式跟随和路径依赖，探索一条既立足国情校情又引领未来的新发展道路。过去的大学，常常被视为松散耦合的组织或共同体。随着大学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在的一流大学变得越来越具有规划性、战略性和组织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而确立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新格局新定位，赋予我国一流大学新使命，即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战略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迫切需要建设具有战略性作用的高水平大学，也需要大学深入探索新使命引领的战略发展模式。9一、厘清新使命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的逻辑大学战略型发展是高等教育的新范畴，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在高远使命引领下推动大学组织治理变革和系统重塑、进行战略迭代和策略优化、引导大学从松散型组织向战略型组织转变的大学发展模式。这不同于西方大学的传统发展道路，而是一种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式一流大学发展新理念。新使命引领的大学战略型发展，有其客观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一）理论逻辑：使命愿景驱动大学组织从松散型向战略型系统重塑基于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视角，战略在组织管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由此产生聚焦战略的战略中心型组织。所谓战略中心型组织，就是能系统描述、衡量和管理战略，以战略为核心建立管理架构，并以战略管理统领管理行为、经营行为的组织。战略中心型组织也称之为战略型组织。和战略型组织概念相似、逻辑相同的还有一种使命型组织，强调使命愿景驱动以及承载和实现使命的组织系统塑造。使命型组织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兴，中国共产党就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组织。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百年大党强党的组织密码。大学被认为属于共同体式结构，由于不断的专业分化，其结构越来越松散。随着大学走向社会发展的中心，大学的组织观正在发生变化。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强化战略设计和战略规划。中国大学基于党统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属性，在尊重学术共同体特质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使命导向和战略协同组织力，既坚守大学和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维护学术探索的自由自主性；又通过强化共同理想、共同价值、共同行动实现战略性使命愿景。走战略型发展新路是对大学治理的认识升华。（二）历史逻辑：大学模式更迭的历史脉络昭示使命牵引战略型发展的图景从大历史观看，从诞生之日起，大学就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组织，不同时代赋予大学的历史使命引领了多样化的大学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教育中承担育人使命的机构，从稷下学宫到太学，从国子监到古代书院，都体现了执着追求、明道穷理、臻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和教育理想。儒家经典 大学 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 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些理念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学术传统和大学理想。西方大学的早期雏形如古希腊学园，旨在培养德性完善和知识广博之人。延续西欧中世纪大学的英国古典大学，形成学术自由、博雅教育的理念。19 世纪的法国，则在国家干预下建立了注重专业教育的帝国大学。在西方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上，德国大学模式和美国大学模式先后崛起，孕育催生出一批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彰显了大学驱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重要引擎作用，体现彼得 德鲁克.认识管理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113.卡普兰，诺顿.战略中心型组织 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27.李海青.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 J.江西社会科学，2018，（2）.黄相怀.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组织化建构论中国共产党走向百年大党强党的组织密码 J.科学社会主义，2021，（2）.迈克尔 夏托克.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管理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3.10了大学服务社会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其根植于独特的国情，诞生于国家危难之际，担负着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责任和使命，为现代大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战略型发展图景。（三）实践逻辑：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引领我国大学探索战略型发展新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教育要切实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责任，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努力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进行统筹谋划和部署，为新时代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夯实现代化人才支撑提供了根本指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我国高等教育应主动承担新的战略使命，探索实践使命引领的战略型发展模式，努力在全球竞争的新格局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全球创新高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战略性支撑。二、新使命召唤大学战略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批一流大学实现战略型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并不否定大学的知识传承与探索基本规律，也不过分强调组织化和计划性；而是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和大学的内涵发展要求，立足“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实质是一种使命引领型的升级转型。新的使命召唤大学走战略型发展道路，就是要在新的使命和战略语境中重塑理念和体系，突出任务引导和集成攻关，探索战略中心组织体制。（一）构建更清晰的使命愿景大学使命揭示了大学的理念和存在的意义，关涉大学的理想、原则和核心价值。大学愿景是学校对未来的美好展望，是激发师生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使命愿景是大学战略谋划的起点，大学的改革发展需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确保进行战略选择和战略迭代的时候不偏离使命愿景。浙江大学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展了新发展阶段使命愿景大讨论，组织全校围绕一流大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战略进行充分研讨，并通过编写使命愿景红皮书，将更清晰的使命愿景表达纳入新修订的大学章程，使大讨论中达成的普遍共识和形成的集体智慧沉淀下来，凝练升华为学校未来的战略导向和行动指南。（二）形成更鲜明的战略导向大学确定的战略性使命愿景，提供了更具有引领意义的价值追求，也需要更鲜明的战略导向，牵引大学的战略型发展行动。浙江大学面对新使命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征程带来的新挑战新变化，强调突破原有的系统惯性，克服发展的路径依赖，构建使命引领的大学新发展战略，加快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动能创新，实现稳量提质、战略迭代、能级跃迁、守正创新。学校确立了“更高质量、更加卓越、更受尊敬、更有梦想”的战略导向，引导全校师生将新使命愿景转化为实际行动，营造敢于突破、超越、创新、引领的组织氛围，努力为国家和区域现代化提供创新驱动力。（三）围绕使命作战略迭代和系统重塑使命引领的大学战略型发展，关键在于大学战略设计、策略执行必须与使命愿景相匹配，要辩证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如服务国家与走向前沿、主责主业与竞争取胜、教师主导与学生中心、强化基础与引领应用、以人为本与能力建设、立足校内与校外拓展等，面对矛盾冲突采取使命引领的相机抉择，选择具有战略性的突破方向，围绕新使命推进大学战略迭代和系统重塑。浙江大学坚持以新的 11使命愿景引领大学战略规划，以“国之大者”谋划改革创新和开放办学。学校重点推动人才培养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推动学科发展从知识体系的被动规训转向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推动科研创新从跟踪赶超转向围绕国家战略的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并重，形成一系列践行使命愿景的策略行动，并针对人才队伍、组织体系、资源体系等若干重要系统进行改革探索。（四）塑造战略使命引领的文化生态大学战略型发展必须根植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基因，形成呼应新时代战略使命的办学理念和价值理想，塑造使命愿景引领的大学文化生态，使大学成为引领社会风尚和文明进步的灯塔。浙江大学继承求是精神，秉持“以真理为依归，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准则，坚持将红色基因作为鲜明底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新时期的使命愿景驱动文化涵养、培植家国情怀，引导师生坚守爱国奉献、百折不挠、改革创新、服务人民、追求卓越的办学传统，塑造彰显世界一流大学精神气质和文化魅力的生态环境。三、探索新使命引领下的大学战略型发展道路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我国大学深刻把握全球科技竞争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积极探索新使命引领下的大学战略型发展及其实施路径，努力把一批一流大学打造成为强国崛起的重要战略力量，成为高端人才力量的战略性蓄水池、科技创新的战略性策源地、知识建构的战略性思想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驱动者。当前，我国一流大学群体经过首轮和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在引育国家高端人才、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和文化自信自强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大作用，具备了与世界一流大学同台竞争的良好基础。但对照党和人民赋予一流大学的战略使命，特别是面对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严重受制于人的局面，仍亟待在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厚植国家高端人力资源、构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打造全球开放平台等方面，进一步进行战略性加强和提升。（一）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大学的主责主业始终是人才培养，但我国一些大学尚未把育人置于系统的中心位置，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教育体系还不完善，科研对教学的引领和交融均不足，教与学的动力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归结起来看，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仍有距离。以人才自主培养的新使命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须把国家战略和学生成长结合起来，既从使命侧、任务线，更从学生侧、成长线出发，考虑大学战略和系统设计，重塑知识和能力培养体系，推动以战略任务牵引长周期贯通式培养，联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联结本硕博环节，实现高水平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构建兼顾普适性创新人才成长和战略性拔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二）汇聚国家战略人力资源大学是我国引育一流人才的主阵地。但我国大学面向全球汇聚国家急需的战略科学家、国际学术大师、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等还有不足，吸引顶尖人才的高能级创新平台也还不够，作为“指挥棒”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还不健全。人才集聚使命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要进一步加强人才为中心的系统战略谋划，推动高层次人才引领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深化实质性“破五唯”评价改革，建立彰显质量、能力、贡献的评价体系，加大力度吸引集聚全球杰出人才。（三）构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面向国际学术前沿的基础科学 12研究需要长周期稳定支持的自由探索环境，面向国家战略急需的重大科技攻关需要有组织的团队作战体系，两者既有共通点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创新使命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既要统筹兼顾，又要战略引领。须一手抓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培育引领性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另一手抓有组织攻关的应用研究，为解决国家战略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贡献突破性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要探索新赛道、凝聚大任务、联动产教研、解决大问题，真正起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大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重要力量。但面对历史上最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最气势恢宏的实践创新，当前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还缺乏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根子上没有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依赖，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新实践提炼还不够。知识建构使命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要在坚持对外开放中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原创性理论和知识体系，在借鉴吸收全球成果基础上构建探索文明新形态的创新理论，打造引领社会风尚和文化潮流的精神灯塔，贯通古今、融汇中外，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五）打造全球开放战略平台大学是国际教育和学术合作交流的中介纽带，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所。我国大学还没有在全球教育和创新圈中发挥应有作用，与世界一流前列大学的实质性合作不足，牵头发起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全球话语议题还很少，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偏弱。全球开放使命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要求我们更加主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需求，加大力度实施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合作，推进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深度对话，构筑世界人民增进文化交流、共享文明成果的战略平台。高等职业教育“三融”改革的实践难题与发展逻辑李剑萍（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党的二十大对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出“三位一体”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高等职业教育是作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的高端，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如何以“三融”贯彻落实“三位一体”重大部署，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破解的实践难题，需要厘清理论逻辑，提出新发展阶段的建议。一、聚焦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厘清“三融”理论逻辑，破解“三融”实践难题科技创新依靠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高端，培养创新人才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大任务。创新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科技创新的影响已经从技术、产品、产业等领域向社会乃至人的精神层面全覆盖，正在深刻影响着社会变革和人的发展，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新要求。创新日益成为现代人的重要品质，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创新人才是新时代宝贵的人力资源，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宏大人才队伍的排头兵。德鲁克（Drucker，P.F.）指出，“产业结构改变，要求该产业内每个人都具有创新精神。”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是创新人才的重要类型，既具有创新人才必备的创新思维、创新兴趣、创新能力等共同特征，又具备巧思善作地解彼得 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6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