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反腐败...本要义、功能优势与未来展望_李文杰.pdf

，甘 肃 理 论 学 刊 年月 第期总第 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李文杰（），男，河南周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网络信息法学与党内法规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反腐败理论的基本要义、功能优势与未来展望李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北京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法治反腐败”的阶段。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反腐败理论应时代需要产生，为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法治反腐败理论内容广博，基本要义主要包括健全党内法规，完善反腐败的国家法律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强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和国际合作。法治反腐败理论具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功能，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后的理性选择。未来法治反腐败的建设，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强化党的领导，处理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利用新型信息技术进行法治反腐败。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反腐败；从严治党；党内法规；国家法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年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和思想进行提炼，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治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指导思想。习近平高瞻远瞩，为了推进和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是指在治国理政各个领域，实现法律规范全覆盖、依法治理全链条、良法善治全方位，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反腐败的论述占据重要地位。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警惕腐败对党的侵蚀，为此建立起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反腐败斗争置于攸关党的前途命运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目标任务。习近平高度重视依靠法治惩治和预防腐败，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关于法治反腐败的理论。习近平关于法治反腐败的理论，是一个内涵深刻、逻辑严谨、内容完备的完整体系，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重要方面和子体系，是指导新时代我国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根本行动指南。本文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丰富实践，以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等方面的论述为基础，从基本要义、功能优势和未来展望等 方面全面阐释习近平法 治 思想 中 的 法 治 反 腐 败理论。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反腐败理论的基本要义之所以会有腐败现象的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公职人员掌握的公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和监督。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出轨和越轨。习近平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法治，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最好方式，是达到对腐败治标和治本最重要的方式。深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反腐败理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基本要义。（一）健全党内法规，夯实全面从严治党基础“把权 力 关 进 制 度 的 笼 子 里，首 先 要 建 好 笼子。”习近平高度重视反腐败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巩固反腐倡廉建设成果。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反腐败法治理论内，一手抓党内法规建设一手抓国家法律制度建设，是其鲜明特色和标签。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通过创新党内法规和法律制度，反腐败工作有了坚强的制度基础。抓手之一是创新党内法规制度。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和省区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把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也是我国制度体系和制度逻辑的显著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党既要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要根据党内法规从严治党。为此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使有规可依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明确指出党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主要是通过立改废的形式予以完成。通过修订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首次出台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使得党内法规制定的主体更为明确，程序更加完善，内容更加科学。通过制定宣传、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政法、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工作条例，制定修订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 等从严治党党内法规，扎好“不敢腐”制度的笼子。发布 中共中央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集中清理新中国成立至 年月期间出台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除内容陈旧、与上位规定相悖的党内法规，使得党内法规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下从严治党的新要求。通过制定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等党内法规，加强党内法规的解释和备案审查，强化执行责任，推动党内法规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二）完善国家法律体系，监督制约权力习近平提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既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反对腐败，又通过修改法律把反腐败的成果和经验予以法治化。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体现法治反腐败精神的集大成者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年月，我国宪法迎来第五次修正，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国家机构”一章中专门增设“监察委员会”一节，原有的“一府两院”模式变成“一府一委两院”的新格局，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得以正式确立。通过制定党和国家的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委员会的运作有了法律根据。监察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地位、管辖范围、职责权限、法律监督和责任等，是我国反腐败方面的综合性法律，是监察工作的基础性立法，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的生动和具体体现。它的制定，表明我国反腐工作进入顶层设计的新阶段。通过授权和控权，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 具有法治之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期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此外，通过制定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工作的国家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监察全覆盖的工作进一步具体化。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规范和促进监察官履职尽责，反腐败工作有了人才保障。同时，通过修改我国基本法律刑法，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国家监察法的衔接，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基础更加牢固。（三）整合反腐败法治体制，畅通运行机制我国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以纪委监委所代表的党内监督为主。以前我国的反腐败机构有党内的纪委，国家的监察机构，检察院也有反贪局，行使一部分反贪污贿赂职能。这样的权力配置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时移事易，权力的分散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呼唤更加集中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此背景下，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幕开启。首先通过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总结经验，然后通过宪法的修改将该成果以写入宪法，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铺陈开来。通过改革，把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反腐败相关职责进行整合，解决了过去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优化了反腐败资源配置。同时，加强巡视监督。“巡视本质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 党 组 织 履 行 党 的 领 导 职 能 责 任 的 政 治 监督。”巡视是利剑，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安排，巡视全覆盖本身就是震慑 。为了强化巡视效果，在党的十九大上，首次将巡视巡察制度写入党的根本大法 党章，明确巡视巡查在党内监督中的地位。同时，修改巡视工作条例，制定规范巡视工作的具体文件，使巡视监督的机制更加完善。通过构建从中央到基层的上下联动监督网络，巡视监督更加协调高效；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不留死角和空白，有效威慑想腐败的工作人员；多次“回头看”，巩固巡视效果，推动巡视整改的长期实效得以实现。党外监督，也是我国监督公职人员的重要方式之一。成功的反腐模式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推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广泛的社会动员。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提出依靠人民的监督来实现执政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因此，除了党内监督，来自人民的监督也是一种重要的监督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方式。习近平强调：“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来自人民的监督，使腐败现象现出原形，腐败分子无处可逃。（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战场，加强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反腐败工作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内部事情，但是，由于其具有复杂性，往往会牵涉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从而需要国际间合作协力。一些贪污腐败分子挖空心思，抓住体制机制的漏洞，得以潜逃国外或者把贪污腐败赃款送到国外，反腐败工作因而难以展开或者效果大打折扣。习近平特别重视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指出：“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如果说国家监察委负责组织协调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是在编织反腐败的“天网”，那么一系列追逃追赃领域的国内立法则可称之为“法网”。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涉外领域立法、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构建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与反腐败相关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合作。全国人大常 委会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缺席审判程序”专章，让潜逃在外的腐败分子仍要接受国内法律的审判，对“一逃了之”的侥幸心理是极大震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解释，让那些逃匿、死亡的腐败分子的赃款仍会被依法没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出台 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反腐败追逃追赃等涉外案件规定（试行），为办案人员执法工作提供指引，健全追讨赃款的工作机制；出台 监察法实施条例，细化规定引渡、遣返等国际司法执法合作，使得外逃的腐败分子遣送回国接受审判。习近平指示，“加大国际追讨追赃力度，推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我国积极履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规定的国家义务，并发挥它的主渠道作用，积极参与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建设；推动形成 北京反腐败宣言 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 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 金砖国家拒绝腐败避风港倡议 等系列国际反腐败文件；推动在国际文件、宣言中写入对腐败零容忍的内容，如在我国的推动下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重申对腐败零容忍的承诺，将通过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二十国集团拒绝腐败分子入境执法合作网络等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廉洁文化，拒绝为腐败犯罪人员及其资产提供避风港。”追逃追赃的“天网”和紧密编制的“法网”相结合，反腐败法治工作获得长足进展。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反腐败理论的功能优势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一体建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完善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机制，使反腐败斗争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法治反腐败具有巨大优势，并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一）法治反腐败回应人民诉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本身所具有的先进性同腐败是水火不相容的。腐败会腐蚀党的机体，松懈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通过法治反腐败有利于争取民心。但是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身边仍然存在个别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比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吃拿卡要、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的现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而腐败会使党脱离群众，失去生命力。为了争取民心，顺应民意，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 一跳 出 治 乱 兴 衰历史周期 率 的 第 二 个 答案，依靠法治反腐败就是自我革命的方式之一。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带头遵守宪法，任何党员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腐败现象与我国宪法法律不相容。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坚持”中，其中之一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显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人民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根本的底色。依靠法治反腐败，可以打击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有利于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有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最终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腐败治理的法治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以保障人民权益为宗旨。通过贯彻执行党内法规和宪法法律，真正落实党对党员干部的高标准要求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让人民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是反腐败治理法治化的最终目的。（二）法治反腐败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领导地位谈及法治反腐败，一种倾向是就法治谈法治，对法治反腐败的认识仅仅停留于具体制度和技术细节上，其实不然。习近平指出：“腐败问题与政治 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腐败会腐蚀政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导致失去民心，削弱党的领导，因而应把法治反腐败置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新时代背景之中。“先进 性 和 纯 洁 性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 的 本 质 属性。”但是，腐败现象的产生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与中国共产党水火不相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经不起考验，化解不了危险，都可能导致陷入因腐败而失去政权的漩涡。法治反腐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进行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可以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能力，从而改善和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成功路径。法治反腐败，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以党章为中心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建设，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从制度上扎紧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笼子，使公权力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以法治反腐败，还因为这种方式管用能用。习近平指出：“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法治反腐败，实现预防与惩治、治标与治本的统一。（三）法治反腐败凝练历史经验，助力腐败治理现代化反腐败符合人心民心，但是采取何种形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党经过摸索，积累了丰富的反腐败经验，最终选择依靠法治反腐败。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方式认识的逐步加深而 确 立 的。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展开了初步的探索，但是囿于认识的局限性，此时的反腐败建设还具有应急性、多变性、阶段化等特点，没有形成系统性理论和制度化路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腐败虽然全面推进，但总体来看，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主要依据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积极发动群众展开反腐败运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注重制度对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的决定性作用，反腐败治理也逐渐走向法治化。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就反腐败而言，他特 意 指 出，“还 是 要靠法制，搞 法 制 靠 得 住些”。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上都得到重复确认，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与依法治国相向而行的是反腐败治理思路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依靠法治反腐败，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作为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反腐败斗争置于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作为党必须抓好 的 重大 政 治 任 务，反腐败被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习近平更加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反腐败立法作为一项重大任务予以落实，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从此实现由“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进入到“法治反腐”跨越的新阶段。法治作为一种优良的治理方式，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法治反腐，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用法律来约束、限制、制约和监督权力，使公权力不越轨不脱轨。习近平指 出，“反 腐 倡 廉 的 核 心 是 制 约 和 监 督 权力”，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依靠法治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基于历史经验的理性选择。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反腐败理论的未来展望继往以为序章，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是对我国和世界上法治进程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未来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容广博，内涵深邃，对其法治反腐败理论的阐述，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都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风险。故此，撷取其中几个重要的方面予以阐发。（一）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党领导法治反腐败的实践，法治反腐败的实践也需要由党来领导，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对一切工作进行领导，统领我国各项事业建设，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优势。现如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其内涵之一就是与一切顽瘴痼疾作斗争、与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作斗争、与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反腐败斗争作为伟大斗争中的一个子系统、子工程，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总之，要坚持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牢牢掌握正风肃纪反腐的领导权、主动权。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法治的方式反腐败，不仅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高，而且法治反腐败反过来有助于强化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高度一致的。”法治反腐败，有助于创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营造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反腐败资源得以优化配置，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都被纳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道：“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为了取得反腐败斗争彻底的完全胜利，党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阶段论的思想。为此，中国共产党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坚持反腐败的决心不变，实现治标和治本的统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深化改革巩固反腐败成果；跳出“运动型反腐”的窠臼，走出“权力反腐”的怪圈，实现到“制度反腐败”、“法治反腐败”的转变，发挥法治反腐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这一项项反腐败任务的完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过去、现在和将来，法治反腐败都需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法治反腐败才能取得最终成功。（二）正确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在法治反腐败的制度体系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前者包括党内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规定，后者则是国家层面的预防和惩治腐败法律体系，二者共同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遵循不同的运行逻辑，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效力范围、实施机制等方面差别甚大，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生活的运作中常常产生龃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建设提速，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更加凸显。由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衍生出若干子问题。首先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问题。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的制定和实施，法法衔接和纪法衔接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解决。但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不衔接和不一致的情形，习近平提出，“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虽然有将“党内法规的精神原则熔铸于国家法律之中、在调整特定范围的人员的活动和行为领域可以直接结合、在规定有关组织体系及其活动的规范可以相互借鉴、党内法规优先 于国家法律适用的实施机制”的观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不衔接和不一致的情形，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实现路径。其次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效力高低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从整体上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对于自己的要求高于普通公民。职是之故，作为党内监督制度载体的党内法规对共产党员的要求相对较高。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宪执政”的大背景下，也应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导入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实体规定和程序之中，逐步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价值导向的趋同。最后是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问题。该问题其实是由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派生出来，因为需由特定的机构执行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所建构的规范，因此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配套问题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设专章规定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监察法实施条例 对此进一步细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进一步进行制度建构，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关于内部监督目标的重要制度建设。权力有腐蚀自身的特性，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党外监督必不可少。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内，推动“人大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常规化，建构全面立体的监督体系，是基于我国国情现实考量后的可行选择。（三）利用信息技术助力法治反腐败斗争运用科技制约和监督权力，是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出现的新形态。习近平高度重视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型数字科技，强调“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在反腐败工作中利用大数据等科技优势，可以实现“由粗放化向精细化、由被动应付向主动预见、由个人经验判断向数据科学决策的一系列转变”。在反腐败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的前列，利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这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选择。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对加强信息化监督平台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加强信息化监督平台建设，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在纪检监察工作的实践中，利用大数据辅助工作有了丰富的实践。近年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纷纷建立起大数据平台，利用大数据平台发现问题线索、开展执纪监督。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报道，纪检监察机关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在网上移送职务犯罪案件，有的地方运用大数据助力提高政治生态评估的精准度，以检验管党治党的落实程度，提高监督效率。此外，通过数据与数据之间的交叉碰撞，纪检监察机关还能发现隐藏的问题线索。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年）提出：“要加强科技和信息化保障，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全面建设 智慧法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年）提出：“健全法治政府建设科技保障体系，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助推党的自身建设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当然，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大数据辅助工作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仍需加强和强化。掌握大数据使用技术的纪委监委干部仍然较少、观念和技术的更新需要时间，仍然需要补齐基础建设、思维方式、技术演算的短板，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提升应用和实效。但是，未来已来，法治反腐败“应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加快推进公权力运行全过程的数据化，加强大数据管理监督系统技术研发，增强机器系统深度学习和计算能力，提高以科技制约权力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四、结语反腐败斗争虽然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是还没有取得彻底的完全胜利。习近平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依靠法治反腐败必定是一场持久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博大精深，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治反腐败，从属于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部分，在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和强化党的领导水平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反腐败理论的阐释，显示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理性和实践伟力，对其未来的展望，有助于推动法治反腐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未来，我们应更加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反腐败理论，实现“从阐释性研究到发展性研究”的转变，为法治反腐败治理效能的提高贡献学术力量。参考文献：张文显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制与社会发展，（）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李林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中国法学，（）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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