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_刘彦武.pdf

96|文化艺术研究2023 年第1 期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刘彦武刘芷晗（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成都610017；刘芷晗，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207）摘要：广场舞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空间，也是当今时代重要的社会空间。分析广场舞这场社会运动的社会性、政治性，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社会结构。广场舞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广场舞空间生产与我们所处时代与个体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广场舞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客观地表达着曲折的政治意蕴，书写着新时期的文化民主。广场舞文化空间治理就是要树立民主、正义的广场舞空间治理理念。构建整合性的广场舞空间治理机制，一是面向共识的协商对话机制，二是面向权力制约的公众参与机制，三是面向市场规制的资本引导制衡机制，四是面向民众的自我激励机制。广场舞空间治理路径，包括广场舞空间环境治理、广场舞空间安全治理、广场舞空间行业治理、广场舞空间行为治理。公共性缺失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一道难题。伴随着广场舞者公共性建构和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这也不失为一种建立自律性民间社会的探索。关键词：广场舞；文化空间；文化民主；空间正义；公共性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3）01-0096-08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广场舞是当代中国城市重要的文化景观，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每到华灯初上或东方既晓，市民或三五成群或几十上百，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健身操、集体舞、民族舞蹈演绎与展示；从性别看，女性居多，偶见几个男性；从场所看，大城市多在公园、街角，比较分散，小县城集中在广场，阵容庞大：成为各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此，学术界也从广场舞的文化价值1、社会学意义2、体育公共服务3等学科领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从 2014 年开始每年以广场舞为主题的文章都在 400篇以上，2015 年前后因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学者们从居民权利与政府责任4、个体表达与公共道德5以及公共治理困境6等角度深入探讨，一度使广场舞研究达到一个高峰，年产量 800 多篇（参见图 1）。作者简介：刘彦武，教授，硕士，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图书和文化馆主任、党政研究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刘芷晗，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97图 12012-2021 年中国知网“广场舞”主题文章发表走势当前，从空间的视域拓展广场舞研究也是一个趋势，有学者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视角挖掘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7但是，还鲜有从空间治理角度研讨广场舞的社会政治学意蕴。因此，本文尝试从文化空间视角对广场舞的政治学意义进行拓展与阐释，为广场舞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文化空间”是国内学术界使用频繁但又没有形成共识的一个概念。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人文地理、都市研究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其概念与界定都有不同表述。从时间上看，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就有学者开始使用这一术语了。有学者透过婚姻制度揭示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与门阀制度体现出的文化空间差异及其变迁8，还有学者用“新的文化空间”来概括商品大潮和消费社会带给大陆文学的深刻转型和文化发展9 10。不过，他们仅仅停留于文化空间概念的使用，没有做深入的概念阐释。90 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开始从城市研究角度入手抓住文化空间的内涵与特征，特别是社区性、人文性、符号性、市民性，应该说揭示了城市文化空间的一些特征特质，但终究是从城市研究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研究的角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空间这一概念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随着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文化空间差不多成为了非遗的特定用语。作为非遗的一个基本类别，文化空间被定义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11。近年来，又有学者认为，“文化空间”已呈现多学科、多视角的交叉融合，不应该局限于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应把文化空间视为一种研究视角，让它进入更多的研究领域和更大的知识系统，开拓出更多的无限可能。12还有学者认为，“文化空间”不只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而应该在更宏大的视野和框架之下阐释这一术语的多重概念和复义内涵，同时也要反对那种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是文化空间的“泛文化空间”论。13那么，什么是更广义的文化空间呢？有人把它界定为超越标尺度量之下的空间，是人类文化的凝聚与流动，既是过程也是结果。14因此，从“文化空间”这个概念在中国理论界的发展演变历程看，它不宜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非遗领域，即使从它在非遗领域的核心内涵看，它也是空间理论在非遗领域的延伸。随着空间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及研究的持续升温，可以预见文化空间专属于非遗领域的局限性与滞后性。当代社会科学空间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是有其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即当代人类空间生产的深刻变革，从全球化、城市化再到各种虚拟空间，空间正在塑造人类新的存在样态。地理距离不再成问题，各种在以往时代坚不可摧的空间壁垒日益消解。空间实践的丰富性为拓展当代人的生命体验提供了诸多可能。相应地，人们越来越关注不同场所和政治文化环境的空间特质，并将之视为当代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社会行动的基本参量。15正如萨缪尔森概括公共空间的公共物品本质属性所说，“每一个人对 数据来源：2022 年 8 月 6 日以“广场舞”为主题搜索中国知网所得。98|文化艺术研究2023 年第1 期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16。所以，本文尝试拓展文化空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用以分析研究广场舞的社会政治学意义，增加文化研究的理论资产。二、广场舞：群众文化民主的政治表达霍尔迪博尔雅与卡斯特指出，城市是政治表达和管理的重要场所。17此处的“政治”，是一种社会行动、社会运动。吉登斯认为，政治生活的运作绝不仅限于常规框架，即立法机构与政府机构中的政党、选举以及代表。有时候只有诉诸非常规的政治行动形式，即社会运动，也就是通过在既存制度/机构领域外的行动，以推动某种共同利益或确保某个共同目标而付出的集体努力。17714社会运动代表了一种积极的“社会-政治表达”和导向一种总体性变革的可能性路径。仔细分析广场舞这场社会运动的社会性、政治性，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社会结构。其一，广场舞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我国，广场舞历史悠久，有人说它起源于宗教祭祀，还有人认为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生产劳动。当前我国的广场舞有大型运动会开闭幕式团体操表演的影子，还承续着文革时期忠字舞的遗脉，更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集体练功的接续发展。据有关研究，当代中国的广场舞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伴随着城市多姿多彩的广场建设增多应运而生的。这种以健身为目的的平民化、大众化的体育舞蹈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城市崭露头角，继而辐射到全国各中小城市，蔚然成风，成为一项群众喜爱的文体活动。18如果说原始舞蹈起源于祭祀乐神、娱己娱人，在于表情达意，那么广场舞产生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更表现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当代中国城市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健康的渴求。“花钱买健康”在 21 世纪已不是一句口号，人们从生活实践中真切地体验到文化体育活动对健康的积极作用。文体消费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可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赢得更多的劳动收益。二是渴望生活方式的变化。现代人已经从单一的“工作休息工作”方式，转向“工作恢复和保健工作”方式，更多的人把闲暇时间用于心理和身体素质的调整、修复、保养和增强，而体育锻炼和高级休闲方式成为人们理想的选择。三是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当代中国城市居民越来越重视标志现代生活方式的文化消费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把参加文体休闲活动看作是一种时尚。人们在创造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通过运动而达到身心的完美。19此外，广场舞的兴起与国内民粹主义思潮初露端倪合拍。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迅猛兴起，正在改写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走向。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词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据相关研究，民粹主义认为社会本质上分化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平民”和“腐化的精英”，而政治应该是平民阶层普遍意志的表达。20近年来伴随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国内网络民粹主义也在逐渐发展壮大。国内民粹主义群体的普遍倾向包括：对外交冲突更加敏感，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以浪漫化的眼光看待普通人的生活等。21其中某些观念与广场舞大妈的价值追求有着最初的切近，赢得了她们对广场舞的认同与认可。其二，广场舞空间生产与我们所处时代与个体生命体验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一直以单位制来重塑社会管理体制，建构整个城市范围内的治理体系。对于国家而言，单位既是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对于个人而言，单位既是工作区域、生活区域，又是政治领域，从而形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纠缠和重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流动资源和流动空间不断生成，单位管控模式不断瓦解和崩塌，个体逐步由单位走向社会。22作为广场舞大妈主体的 50 后、60 后，由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带来的职业境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99遇的变化以及下岗潮带给个体生命历程的结构性变迁，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过去极为珍视的“共同存在”正在失去，而在广场舞“大场面”的组织形式中却意外地找回来了当年的兴奋。广场舞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及其发生主体，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即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5广场舞大妈在家庭中一般扮演家庭主妇或半职业妇女半家庭主妇的角色，平庸疲乏的生活、枯燥单调的工作使她们丧失了对自身的认同，而广场舞成为她们认同且有内在动力的人生高峰体验。23随着后来 70 后、80 后加入广场舞队伍，消费社会、信息社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个性化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广场舞这种社会行动成为人们工作之外自我价值实现的又一选择。人的价值分为社会价值、个人价值和自我价值。人们在广场舞行动中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又将其作为中介和桥梁把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有机地联系起来24，从而使得社会更加和谐。其三，广场舞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社会行动是社会学家在对工业社会进行理论探索中提出的概念，也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最初提出并让这个概念获得共识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认为，社会是由人的行动构成的，没有人的行动便只会见到一个一个的人。人的行动对其他人造成影响，进一步引发他人反应，也产生行动，形成了万花筒般的社会。对他人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被韦伯称之为社会行动。可是，在社会行动中，行动的发生并非是自然的、均等的。行动的发生受行动者主观意志的支配，也受行动者行动能力的约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进一步赋予了社会行动新的意义。他认为，社会行动者不仅具有能动性，还具有反思性。对社会行动的能动性和反思性拓展，深化了社会行动的内涵。25我们认为，能动性和反思性是对广场舞的真实刻画，也是广场舞大妈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各地的广场舞文化活动往往是由一批爱好文艺且有一定政治动能的中老年女性发起的，她们通过跳舞使自己变得健康，利用社会网络，通过情感说服与事例说服的方式影响更多的人来参与跳舞。当自己的文化权利得以尽情表达时，广场舞问题又促使她们对公共道德缺失进行反思并重建。伴随着广场舞者公共性建构和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这也不失为一条建立自律性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探索之路。其四，广场舞客观地表达着曲折的政治意蕴。一是包含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追怀和对中国当下医疗体制的感性批判。26计划经济时代尽管经济更为落后，文化生活比较贫乏，但比较注重面向普通大众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设施，每个城市均建有电影院、文化宫、工人俱乐部、群众体育场、露天茶座、露天电影等。市场经济初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管理者认知水平的限制，原来供普通市民休闲与娱乐的文化空间与设施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茶楼、会所、KTV 歌城等消费空间，却令人望而却步。广场舞的一呼百应，在于既突出了健身功能，又能相互沟通、排遣寂寞，满足心理上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中国人均财富不丰厚，与福利国家的医疗保障还有一段差距，这也是广场舞兴盛的根本原因。二是通过广场舞这一空间实践抵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试图恢复正在瓦解的集体归属感。27理想的公共空间具备满足公共产权、平等进入性和充分的社会互动三大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传统的文化身份与生活方式快速消解，普通民众对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主义记忆深刻，而广场舞试图通过公共生活来复兴集体主义的镜像，抵抗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的疏离。城市公共性的缺失是城市文化发展的软肋。广场舞过程中出现的噪音、空间占用、场地争夺等问题，其实还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不分的问题。公共领域应遵循的规则、规范和社会契约，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居民来说还有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协商、不断进步的过程。三是战术性地抵抗着资本开发对公共领域的侵蚀。28当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生成逻辑体现了权力、资本和生活逻辑的统一。权力逻辑是城市政府运用政治权力，采取公共政策对城市发展和治理进行规划、设计与空间分配的过程，集中体现城市政府的利益追求和决策偏好。资本逻辑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介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建设过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对城市空间资源的竞争性分配，以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生活逻辑是城市空间的使用者通过利益表达和公共参与等方式对城市发展和空间治理施加影响，使城市空间成为民众的公共空间和城市美好生活的场所。然而，资本将文化空间生产视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在文化空间生产中占绝对优势，普通市民休闲的文100|文化艺术研究2023 年第1 期化设施往往被忽略，广场舞问题与空间过度狭小也有密切联系。面对一个由资本主导的空间秩序，用哈维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放弃想象的权利，不能缺失乌托邦理想。因为它联结着我们对于理想空间的探寻，凝聚着我们关于空间与存在的深层思考。298其五，广场舞书写着新时期的文化民主。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发展体现出以国家权力做后盾的计划经济体制特性，理论界也主要以国家宏观制度的背景来立论和分析，从政治嵌入来展开叙事，强调政府在文化资源配置与供给中的主导性，认为过于集中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控制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特性，作协、文联、社科联等群团组织更多的是国家文化权力的辅助和延伸，缺失了社会公共领域。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学术界的研究除了一贯的国家视角以外，增加了社会视角。社会视角的实质意义是开放权利，推动文化民主或人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文化民主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包括文化权利的公平、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文化表达的自由三个方面内涵，认为文化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30社会自发形成的广场舞行动，充分彰显了普通民众文化权利的宣示与主张、文化参与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与政府倡导的道德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阅读空间的宣传引领形成相互映照。借用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概念来分析，前者属小传统，从民间大众生活自发而生；后者是大传统，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而来。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对于理解当今时代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31广场舞所标志的日常性的群众文化，与政府倡导的引领性的先进文化，互为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一种多元竞流，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是民主集中制在文化空间的创新实现。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文化空间这一概念是离不开“空间”作为其理论支点的。对“空间”的讨论可追溯至笛卡尔、欧几里得几何学等对物理空间的绝对度量。但真正促成现代社会科学“空间转向”有两大人物：一是列斐伏尔，一是哈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不能把空间作为物理容器，也不能将社会空间视作静止的抽象容器，空间本质上体现着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和演变。同样，在反思社会与空间关系的基础上，哈维提出了社会过程-空间形式的概念。社会关系决定空间形态，而空间又反作用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从上述意义上看，文化空间治理就是文化空间生产过程的治理，是基于特定的价值优化空间生产过程的活动。32187（一）树立民主、正义的广场舞空间治理理念首先，广场舞空间治理应是一种民主的治理模式。英国学者 Magalhaes 和 Carmona 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划分为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和以公共空间使用者为中心的三种治理模式。33过去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扮演全能角色，承担了从空间规划、建设到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治理任务。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开始介入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影响公共空间资源分配和公共空间治理政策，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使用者的广大城市居民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中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利益表达和真实需求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广场舞空间治理是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公共空间治理，不以获利和赢得市场竞争为中心，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公共空间的管理权力被分散给各种社会组织。这种模式以提升公共福祉和提高公共空间服务质量作为纯粹的价值追求，具有很高的灵活性，能够很好地将公共服务与公民实际需求相匹配，并帮助政府服务于边缘性的弱势群体。广场舞空间治理是尝试将国家权力统治改变为国家与社会共治的模式，因此是更为民主的治理模式。34其次，广场舞空间治理应是一种空间正义的治理模式。列斐伏尔强调空间具有政治性35，空间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101生产与资源再分配与权力密不可分。后来哈维又把社会正义引入空间生产过程。哈维认为，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空间正义，关涉空间生产的价值规范、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空间正义，关涉长远的政治规划、现实的权力建构和普遍的政治动员；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空间正义，关涉现有社会空间的重构、未来乌托邦理想的诉求和人类空间生产终极意义的追问。2991-100南非地理学家皮埃尔（G.H.Pirie）正式提出了“空间正义”的概念，用以空间资源配置的正义。3289目前关于“空间正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但正义作为空间生产的价值取向是十分明确的。城市空间生产渗透着隐秘的权力争夺、多元的需求体系、持续的社会变迁和异质的文化想象。因此，广场舞空间治理，一是要消除空间非正义现象，防止在规模、质量、形态和环境上形成空间分配的贫富落差。二是要减少空间生产过程的资本化，通过保障公民平等权利、文化抗争等路径主张空间生产的民主化。三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深入市民日常生活层面，对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等各种需要予以理解、重视与关怀。（二）构建整合性的广场舞空间治理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弊端就是所谓的“重建设、轻管理”“重前期、轻维护”“多分割治理、少整体治理”。投射到广场舞空间治理上，就表现为先自发疯长，后慢慢规范。治理的主体涉及文体、城管、环保、建设等部门以及广场舞所在街道、社区范畴，多头治理，相互推诿，权责不明，问题难以解决。现代国家治理是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的结构。“治理”一定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治的治理模式，是基于政府组织对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的治理模式而共同创生的治理形式。进一步地讲，这一模式旨在将国家权力、企业组织与社会组织多方面的治理动能激发出来，因此是多元的治理。34广场舞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的社会产物。政府、社会与市场以及个体，都已经无力单独提供满足，每一个主体都有其缺点，并且都会出现失灵。广场舞空间治理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政府行为，也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是一个兼顾公共利益的集体行为，需要在政府与社会双向间实行改变，各种主体互相介入、积极互动，获得各自的正面能量。这是一种整体协同合作治理的新模式。同时，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建构广场舞空间治理机制。32127一是面向共识的协商对话机制。以“空间正义”为共识，广场舞空间治理各方主体协商对话，达成空间供给与秩序建构的过程正义与工具正义。第一，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协商形式，如听证会、恳谈会和民意调查等形式参与最初决策，这样的决策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减少空间冲突的发生。第二，将市民、开发商、专家等相关方面纳入一个动态的、多元的“空间表达”渠道，在空间冲突时，甚至发生前起到疏导与调节作用。第三，通过货币化补偿、特殊公共物品供给等协商补偿途径，缓解空间冲突的紧张程度，最大程度实现公平正义地分配空间资源。二是面向权力制约的公众参与机制。社会公众也是广场舞空间治理的主体之一，提高公众参与程度能够有效地促进政府决策的公共性与公平性。第一，提供更多的参与方式和渠道。现代社会，信息沟通更方便更快捷，要让公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第二，吸纳更多样化的参与主体。要让不同社会阶层或者相关的利益群体都参与、表达对空间规划、使用、维护的意愿。第三，建立全过程参与机制。要从公共空间的研究编制、论证决策、实施监督等项目全过程设计安排民众参与的重点，维护和保障民众的具体权益。三是面向市场规制的资本引导制衡机制。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生成逻辑体现了权力、资本和生活逻辑的统一。一方面，政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立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的引领机制，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发展中来。另一方面，政府又要高举“有形之手”，建立将政府干预作为主体的制约机制，通过规划与法规加强对空间开发商的监管，避免资本为追求眼前经济效益而忽视公众利益的极端情况。102|文化艺术研究2023 年第1 期四是面向民众的自我激励机制。广场舞大妈既是文化空间治理主体之一，同时又是文化空间的生产者。第一，建立广场舞协会、老年人体育协会等社会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第二，组织广场舞大赛，以奖代补，激发民众文化活力，遴选文化明星，带领群众在文化生活中当主角、唱大戏。第三，构建先进文化引领机制。当下再用行政命令去“规训”广场舞，简单地用意识形态去统领广场舞，已与社会治理多元方式格格不入了。从规训到引领，不失为一种治理智慧，重点突出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强化文化自信的使命引领，持续推进先进文化的方向引领。（三）广场舞空间治理具体路径首先，广场舞空间环境治理。文化空间关系到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品质。广场舞空间环境治理，既要处理好广场舞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广场舞空间与其他公共空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其次，广场舞空间安全治理。当今风险社会，重点场所以及大型赛事与重要活动空间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广场舞安全治理是复杂社会、城市失序、发展失衡、社会焦虑和道德危机等的综合反映，因此需要多管齐下，通过制度建设、技术创新、行为分析和情绪管理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再次，广场舞空间行业治理。广场舞属于文化体育公共服务。相关政府部门已明确提出“立足城乡特点，打造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36这一目标，特别强调健全机制，广泛开展广场舞展演，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创新广场舞等群众文化活动管理和服务手段。最后，广场舞空间行为治理。广场舞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承载着市民的休憩、娱乐与交往的空间职能，其行为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广场舞空间的发展。具体而言，广场舞空间行为治理包括他律的法治与自律的德治。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确认广场舞者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实现行为形态常规化，保障他人正当权益不受损。另一方面，通过道德的隐性机制，依靠内心驱动力制约广场舞者的行为，纳入更广泛的基层公民道德教育，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结论与展望广场舞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空间，也是当今时代重要的社会空间。广场舞在形成积极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维系不同社会层次参与者的重要纽带，是形成个体归属感的共同体。广场舞空间治理是充满民主和正义的整体协同、合作治理的新模式。一是治理的主体多元，激活了政府、社会与市场多方面的治理动能。二是治理手段复合，既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和行政手段，也要通过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空间的建设与服务，广场舞空间治理是德治、法治、自治“三治”相结合的产物。公共性缺失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一道难题。伴随着广场舞者公共性建构和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这也不失为一种建立自律性民间社会的探索。与西方对抗性、撕裂式国家与社会对立关系不同，中国政治文化讲究“遇事来商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大家一起来商量”。即便上述广场舞具有文化抗争的政治意蕴，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等治理平台和“走群众路线”等工作方法，汇集民意，汇聚民智，通过空间治理达到和谐共处，社会稳定，它是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改写。37随着社会文明程度和城市文化空间进一步提升，在人流集聚安全性和风险防控等因素的作用下，大规模、大音量的广场舞将减少，小规模、个性化的广场舞将增加。此外，科技提升带来广场工程的进步与音响设备的改进，广场舞的空间冲突也将逐步减少。未来社会财富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扩大，文化消费和休闲方式将日趋多元化和个性化，而慢生活“规训”是福柯用以指近代以来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的学术概念。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福柯不仅把人体这种有机体比喻为“自动机器”，还把它比喻为“政治玩偶”，是权力能摆布的微缩模型。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103将赋予文化空间更多的沉浸式场景，人们深层次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等需求得到抚慰，集体狂欢式的广场舞空间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压缩。参考文献：1成盼攀，马鸿韬.广场舞多元文化价值及文化建设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3）.2王芊霓.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J.文化纵横，2015（2）.3唐刚，彭英.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协同机制研究J.体育科学，2016（3）.4陆俊杰.居民社会体育权利保障的政府责任：基于“广场舞”扰民的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11）.5张兆曙.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社会学视野中的广场舞和“中国大妈”J.人文杂志，2016（3）.6谢秋山.地方政府职能堕距与社会公共领域治理困境：基于广场舞冲突案例的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5（3）.7姚华松，等.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J.地理研究，2019（5）.8李宏.从婚姻看南北朝文化空间差异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1988（2）.9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J.文艺争鸣，1992（6）.10刘梦溪.解构与重建：中国的商品大潮和文化空间的拓展J.中国文化研究，1993（创刊号）.11佚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5（14）.12覃琮.从“非遗类型”到“研究视角”：对“文化空间”理论的梳理与再认识J.文化遗产，2018（5）.13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14陈波，赵润.基于知识图谱的文化空间历史再生成及其价值研究J.艺术百家，2020（3）.15王凤才.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研究序M/李春敏.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6Samuelson,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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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pace of square dancing is to establish a democratic and just idea of square dancing space governance.To build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of square dancing space governance,a consensus-oriented dialogue mechanism,a power-constrai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a market-regulated,capital-guiding-and-balancing mechanism,and a public self-motivation mechanism shall be built.The paths of square dancing space governance path include square dance space environment governance,square dance space security governance,square dance space industry governance,and square dance space behavior governance.The lack of publicness is a problem of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ness and self-management by square dancers could be seen as an exploration to establish a self-regulated civil society.Keywords:square dancing;cultural space;cultural democracy;spatial justice;publicnessTwo Decades of Game Studies and the Latest Trends in Game StudiesHAN Zhenzhen(Zhejiang Academy of Culture&Tourism Development,Hangzhou 310008;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Hangzhou 310008)Abstract:In 2001,Game Studies published Computer Game Studies,Year One,an article setting the tone for and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game studies.Two decades later,game studies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significant academic field within soci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and art studies,while Game Studies has made itself an academic forefront of the field.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Game Studies during 2021-2022,highlights the hot topics in game studies including narratology,psychology,philosophy,and game studies itself.With the world becoming a cyberspace,its high time to gain insights into it through game studies.Keywords:game studies;game narrative;game and 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