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讨_石奇.pdf

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讨石奇，周宁，杨振兵(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京 210023)收稿日期:2022 08 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004089)作者简介:石奇，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创新经济、产业发展与政策研究;周宁，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发展政策研究;杨振兵，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摘要:中国持续推进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带来资本积累增速过快，引发产能利用率低下、产业整体产出低效，造成了工业化效率的衰减。探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效率下降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的联系，运用贸易竞争指数、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和人均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进出口额和国际份额等指标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十四五”及此后一段时期，我国需要面向工业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工业化，资本积累方向应根据高质量产业发展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向具有规模报酬特征、高市场进入壁垒和技术创新窗口大的产业和产品积累。在继续深化工业化的同时，还要抑制因为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而造成的边际成本上升，必须利用“资本技能互补”机制，在要素比价关系的处理上，适当提高技能溢价，以放大技能劳动具有的更高生产率以及对新技术适应性更强的性质，补偿因为深度工业化而产生的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构建深化工业化的内生动力机制。关键词:高质量发展;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劳动力技能结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图分类号:F062 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2674(2023)01 084 12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但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化目标尚未最终完成，中国在一些尖端技术领域与世界前沿水平有着不容否认的差距，依然处在后发技术赶超进程中。事实上，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无论是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的国家还是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进行长远的战略判断和准备，因此，必须历史地看待政府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作用。当前，中国政府在产业和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全社会创新资源整合、基础研究投入等方面依然担负着无可替代的责任，需要创造一种建立在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基础之上，能充分发挥国家前瞻、引领作用的新型举国体制，以更加有效地运用政策手段，合力推进产业和技术进步。本文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总体产出低效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联系为基础，运用贸易竞争指数、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和人均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进出口额和国际份额等指标，结合高质量产业活动的识别，探讨推进中国高质量工业化的方向和动力机制。48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效率内生性下降经过 70 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实现了对发达国家在工业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全面追赶，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信息化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呈现出高技术产业引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等重要特点，共同推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现。阿西莫格鲁(Acemoglu)将技术进步分为两个类型:要素增进型与要素偏向型，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指的是技术进步能够改变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而要素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则改变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1 同时，阿西莫格鲁指出，如果技术进步更有助于提高某种生产要素(Z)的边际产出，则称该种技术进步为偏向 Z 的技术进步，或者说技术进步偏向 Z。研究显示，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有偏的。郑东雅和皮建才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各项经济指标，发现随着资本积累，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轻工业转移到重工业，重工业比重增加，从而发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2 杨振兵等测算中国 36 个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得出同时期中国工业整体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但是偏向程度逐年下降。3 余东华等指出，中国制造业资本深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4 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作用并不是单向的，两者呈现出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共生特性。5 同时，王林辉和董直庆把技术进步偏向技能型的原因归结为国内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具有前沿技术的设备之上。6 张莉等通过构建收入份额的决定方程，证实了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导致要素收入向资本倾斜。7 统计数据支持了我国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特征。国家统计局 2000 2019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本形成总额整体逐年上升。虽然 2010 年之后资本形成额的增长率有所下降，技术进步速度放缓，然而在 2016 年之后，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又再次提高，推动了技术进步再次提速。易信和刘凤良从政府和市场两个维度探讨中国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成因，发现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越大，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程度越大。8 中国是发展型国家，技术进步的方式一开始也主要是引进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而随着自身的生产力提高，能够引进的先进技术越来越少，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也开始放缓，如今技术进步速度再次提高，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中国的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带来资本积累增速过快，引发产能利用率持续低下、产业整体产出低效，造成了工业化效率的衰减。(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造成劳动报酬份额呈现下降趋势关于技术进步方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阿西莫格鲁指出，在劳动资本替代弹性小于 1，资本相对于劳动增长得更快的条件下，当不考虑技术进步时，劳动报酬份额会上升;当资本的增长引起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劳动报酬份额会出现下降趋势。傅晓霞和吴利学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效率共同影响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中国技术进步长期依赖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导致要素效率改进的劳动节约偏向显著，超过资本积累形成的相对需求效应，这是造成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9 黄先海和徐圣将中国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部门与资本密集型部门，发现两类部门的技术进步方向大体上偏向资本，使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这也是制造部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10 尽管因为使用数据不同、数据处理方式存在差异等原因，学者们计算出的劳动报酬份额并不统一，但关于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趋势的结论是一致的:自20 世纪90 年代起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下降，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资本累积速度较快，使得企业更愿意进行偏向资本的技术选择;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使得与发达国家的58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交往变得频繁，大量外资技术的引进，也使得中国技术进步朝着偏向资本的方向前进。资本型技术进步的发展使得我国资本收入份额逐年提升，而劳动收入份额的比重则会下降。(二)持续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致使产业整体产出低效技术进步要素偏向衡量了技术进步的要素结构特征。图1 展示了2001 2016 年中国工业部门生产技术的资本偏向程度，可以发现，这一指数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始终为正，显示出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始终偏向于资本。图 1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技术偏向程度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会造成产业整体的产出低效，其机制如图 2 所示。图 2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产业低效的机制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企业生产过程中过度倚重资本投入，造成资本投入效率低下，导致企业生产存在大量的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驱动，这可以由索罗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大推进理论来解释。但同时，中国各个产业的生产过程过度依赖于资本投入。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完备，资本在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配置效率均不高，这不仅导致一些行业资本不足而另一些行业资本泛滥的局面，更直接阻碍了产出效率的提高。因此，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大量的资本堆积导致边际产出递减。杨振兵等研究发现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盲目的投资泛滥，而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催化剂”的加速作用。12 产能过剩、供给过剩导致行业利润率下滑，进一步增加企业破产概率和金融风险，企业贷款不良率较大幅度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18 年全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0.6%。(三)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叠加成本上升推动效率衰减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工业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在缺乏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作为支撑的情况下，迫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进行转型:一是在要素比价转换的情况下用相对廉价的资本替代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出现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二是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走上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链升级道路所具有的投入高、风险大、周期长等特点，决定了682023 年第 1 期工业企业的“技术升级”难以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实现;三是部分中小型工业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或者维持生存，走上“产业转型”之路，转而投资于收益更高的房地产、金融等服务行业;四是向要素价格低、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踏上“走出去”之路。要素价格和成本上升背景下工业企业的上述转型路径，进一步推动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成本上升相互叠加的影响下，工业企业的过度资本深化或产业转型，造成“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快去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仅偏离了客观事实，还会损害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快去工业化”表现为工业就业比重和工业增加值比重迅速降低，此时，服务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往往低于工业部门，低生产率部门对高生产率部门的替代，对生产率提升造成消极影响，使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抑制。产业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通常是衡量产业效率的重要观察点。从产业附加值角度来说，中国工业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组装、一般零部件制造等增加值较低环节的工作，附加值水平近年来并无明显提高，仍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价值链升级进程缓慢;从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来看，容易发现，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就第二产业来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放缓趋势:2001 2007 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幅为 136%，2007 2012 年为 95%，2012 2018 年为 65%;2001 2007 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幅为 104.9%，2007 2012 年为 67.9%，2012 2018 年为 62.5%。13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相对比较低。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将伴随我国深度工业化进程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标志性年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从供给质量方面看，中国还没有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国在产品、企业和产业等各个层面都有待提高，还需要持续推进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到全面实现工业化的深度工业化进程。为了更直观地描述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可以从工业能力的角度与制造业强国进行一些对比。首先分析制造业国际贸易的情况。近年来，中国各行业进出口份额以及所占国际份额比重显著提升，图 3 及图 4 分别描述了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制造业大国的进出口份额。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制造业进口份额占据四个国家总进口额的近40%，并且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美国制造业进口比重最大，中国是制造业进口的第二大国，日本所占份额不到10%，德国占据不到20%的份额。图 32010 2018 年制造业进口额比较: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注:根据 WTO Statistics Database 数据整理78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图 4 是中国和其他三大制造业强国的出口额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占据四个国家总出口额的 40%，近年来出口份额逐年上升，是制造业出口第一大国;德国是制造业出口的第二大国，占据近 20%的份额;美国与德国相差不大，占据近 20%的份额;日本占据 10%左右的份额。图 42010 2018 年制造业出口额比较: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注:根据 WTO Statistics Database 数据整理可以看出，在制造业进出口绝对数量方面，中国与三大制造业强国相比，实力居于中上水平，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制造业进口国家，其制造业出口份额占据世界首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贸易水平较高，无论是制造业进口还是出口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位置。表 1中美德日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及出口增加值率年份中国出口增加值(亿美元)出口增加值率(%)美国出口增加值(亿美元)出口增加值率(%)德国出口增加值(亿美元)出口增加值率(%)日本出口增加值(亿美元)出口增加值率(%)201412456 003953 514753 852173 4620155802 633753 22135110 545949 83201617808 303723 301361 181813 31201715077 673743 4310469 014127 31201820189 534954 399957 863676 08注:根据 WTO 官网数据整理表 1 是中美德日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及出口增加值率，2014 2018 年间，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由 6%上升到 9.53%，美国的出口增加值率由 3.51%上升到 4.39%，德国的出口增加值率由 3.85%上升到7.86%，日本的出口增加值率由 3.46%上升到 6.08%。中国制造业年出口增加值绝对规模大，出口增加值率上升趋势明显，无论是出口增加值的绝对数量，还是出口增加值率的上升幅度，与世界其他三大制造业强国相比均具有优势。表 22018 年中美德日不同类型产业出口增加值及出口增加值率年份中国出口增加值(亿美元)出口增加值率(%)美国出口增加值(亿美元)出口增加值率(%)德国出口增加值(亿美元)出口增加值率(%)日本出口增加值(亿美元)出口增加值率(%)低技术产业1193 53201 4574 89139 57中技术产业152812 157938 136736 243635 87高技术产业415 882167 1336910 851038 99注:根据 WTO 官网数据整理882023 年第 1 期中国与制造业强国除了出口增加值和出口增加值率的差异，不同国家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构成也值得关注。本文将制造业分为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其中，低技术行业包括食品、纺织品、服装;中技术行业包括燃料和采矿产品、钢铁、机械和运输设备、汽车产品;高技术行业包括化学、制药、集成电路电子元件。2018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增加值率仅为 5.88%，为四国最低，低于美国的 7.13%，德国的 10.85%和日本的 8.99%。可以看出，美德日作为传统制造业强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优势明显，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与制造业发达国家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中国制造业出口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产业，高端产业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间。根据工业化发展的规律，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经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量变过程，工业发展水平有可能在这种量变中发生质变，最终实现“由弱到强”。当前，我国工业发展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中。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顺利完成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截止到目前，只有日本、德国、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完成了转化并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发展成为工业强国。图 52014 2018 年中美德日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及时间趋势状况注:根据 WTO 官网数据整理图 62010 2018 年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年增长率比较注:根据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数据整理本文利用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ness)衡量中国制造业与其他制造业强国的工业化发展程度。贸易竞争力指数，也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简称 TC 指数，表示一个国家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差占总进出额的比重，是观察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竞争力水平的重要维度。图5 是2014 2018 年，中美德98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日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及时间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由于中国制造业净出口的有利竞争局面，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最高，说明中国对外贸易中出口制造业贸易占主要构成部分。但是，不同于美德日三国，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主要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产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也较低，进口的多是高精尖产品，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也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尚未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此外，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也是重要的观察维度。将表 1 中的文字转化成图形，图 6 是中国与其他三大制造业强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时间序列折线图，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年出口增加值率上升趋势明显，与世界其他三大制造业强国相比，具有明显上升优势。图 7 为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对比，2010 2018 年间，虽然我国制造业年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远低于世界各工业强国水平。这表明我国远未达到工业化强国水平，工业化道路还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空间。美国作为第一大工业强国，在经历了“去工业化”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制造业走向空心化，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振制造业，但难以改变制造业发展疲软、恢复乏力的现状。14 由图 7 可以看出，美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要远低于德国和日本，但其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还是高于中国，进一步说明中国工业化远未达到工业化强国的水平。图 72010 2018 年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比较注:根据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数据整理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新工业革命”以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为基本特征孕育并快速发展。这一轮工业革命，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看，以数据、信息为核心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由突破性的信息技术应用主导并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建和塑造现代产业体系，由 5G、人工智能等技术引领的“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已经被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发展 5G 和人工智能在各主要发达国家均被确立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因此，“十四五”时期及以后，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加快突破发展及其大规模商业应用，必将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战场，也必然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主战场。应该看到，“新工业革命”对中国是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中国继续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巨大机遇，我们必须积极应对这种挑战，抓住机遇，在大国博弈中深化工业化进程。与制造业强国不同，中国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和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动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到全面实现工业化的转变;另一方面，在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背景下推进和实现的工业化，是信息化、智能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过程，这样的背景决定了未来 30 年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全面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因此，中国的深度工业化是以新一轮工业革命发生、发展为条件092023 年第 1 期展开的，是面向工业质量提升的工业化，是在产品、企业和产业各个层面的进一步提高，需要以创新为增长动力，集聚高水平要素，高效配置要素，着力提高经济供给质量。这个过程势必伴随着资本深化，正因为如此，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此过程中仍将持续。三、深度工业化是面向工业质量提升的工业化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叠加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要求我国加快建立健全工业化创新驱动机制的步伐，从产品、企业和产业链等不同层面，围绕提升供给质量继续深化工业化，促进产业高端化。以提高经济供给质量为目标，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必须以数据、信息为核心要素提升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由突破性的信息技术应用主导和驱动生产力变革，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建和塑造现代产业体系。在这样的意义上，高质量产业活动应是对经济社会全局具有重大引领和带动作用的产业活动，也是“十四五”时期判断产业发展方位的一个重要切入点。15 本文将从产业的发展潜力以及技术创新窗口等方面来识别高质量产业活动。(一)规模报酬递增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逐渐从数量扩张转向效率提高，其经济内涵在于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驱动机制。在此背景下，即使存在要素投入的约束，也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的增长。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近年来有学者将视角转向规模递增机制以及内生性增长。规模报酬驱动的内生增长具有不断自我加强的特点。16 报酬递增活动及其引发的正反馈效应提高了其他行业的生产率，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17 贾根良认为报酬递增与国之富裕紧密相连，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而发展中国家则绝大部分专业化于报酬递减的低质量生产活动。将非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式转化为报酬递增的模式是实现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18 因此，将规模报酬递增作为识别高质量产业活动的条件之一，在“十四五”时期具备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二)高市场进入壁垒除了规模报酬递增外，高进入壁垒作为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被考虑在内。进入壁垒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哈佛学派为主流的市场型进入壁垒;另一类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主流的行政型进入壁垒。本文仅关注市场型进入壁垒，市场型进入壁垒通过行业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以及成本优势建立，前提是该行业是一个竞争性较强和相对成熟的行业。市场型进入壁垒是识别高质量产业活动的判据之一。作为哈佛学派的主要观点，市场型进入壁垒为贝恩(Bain)提出的 S C P 框架，即市场的结构会影响到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决定着其经济绩效，市场的结构将最终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其内在逻辑。贝恩认为进入壁垒是市场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且进入壁垒因行业而异，高壁垒行业通常会提升该行业内企业的绩效水平。19 研究表明，在高集中率、高进入壁垒的产业中，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虽然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产业壁垒不利于自由竞争，在理论上会降低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但是在现实中，企业为了进入市场，首先需要拥有一定的资本和技术，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企业进入市场所需的资本和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市场型进入壁垒的存在，可以阻止效率低下的小企业进入，能够体现出较高的竞争力水平，应是高质量产业活动识别的条件之一。(三)技术创新窗口大在现阶段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真正的源动力并非模仿和引进，而是来自于识别更具技术创新窗口的产业活动，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来发挥该领域的比较优势，从而摆脱发达国家的技术制约，真正19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对于具有技术创新窗口的产业活动识别，参考世界各国各部门过去一段时间技术进步的程度来衡量未来发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利用 2014 年与 2000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中所给出的全球各行业产出增加值(已去除价格因素)与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商，即借助劳动增长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程度，由此得出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各行业的劳动增长率，结果如图 8 所示。从图 8 可以看出，在以劳动增长率来衡量的技术进步中，美日德英等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程度排名靠前的行业主要有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代码 C3)、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 I)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行业代码 G)，该结果反映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较高劳动增长率水平的产业，能够为我国产业发展方位的判断提供一定的参考。图 8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各行业劳动增长率注:A 代表农、林、牧、渔业，B 代表采矿业，C1 代表低技术制造业，C2 代表中技术制造业，C3 代表高技术制造业，D 代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E 代表建筑业，F 代表批发和零售业，G 代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I 代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L代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 代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 代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P 代表教育，Q 代表卫生和社会工作，R 代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图 9 同(四)“十四五”中国高质量产业活动的判断图 9中国主要增长极不同行业高质量综合评价排序注: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 金融数据库计算整理得出292023 年第 1 期本文参考石奇等的处理方法，基于规模报酬递增、高进入壁垒和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大三个条件对我国主要地区不同行业经济活动的高质量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0 其中，规模报酬递增以利润率分析法进行衡量，进入壁垒采用最低投资额衡量，技术创新窗口采用研发支出占资本投入的比值进行衡量，将这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标准化后进行平均，得到中国主要增长极不同行业的高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结果如图9 所示。从图 9 可以看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中技术制造业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的三个行业，上述产业不仅符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的要求，也为我国“十四五”产业发展的判断提供了可靠依据。目前我国部分关键核心产品和技术还受制于人，部分高技术制造业与世界前沿水平还存在差距。因此，在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应在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活动中加强自主创新，推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高市场型进入壁垒的产业发展，注重向技术创新窗口大、具有规模报酬特征、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和产品积累资本。四、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进高质量工业化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方向进行选择是发展型国家的根本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在技术进步、规模扩张、结构升级一体推进中取得实质性的巨大成就。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趋势总体保持一致，实际符合了人类社会工业化发展的经济技术长波进程。长期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道路，推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造成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不仅导致资源错配，加剧产能过剩，而且还致使企业不愿投入人力资本，降低了智力价值体现，造成整体的产出低效。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似乎进入了一方面要深化工业化，另一方面工业化过程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又会造成效率内生性下降的两难困境中。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出现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过度去工业化”倾向，正是企业和各地政府面对效率下降趋势的必然反应。12 从国家层面看，针对既要面向工业质量提升继续推动深度工业化，又要努力遏制效率内生性下降趋势或至少滞缓效率内生性下降的速度，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寻求效率补偿，即强化或放大“资本技能互补”机制的作用。21“资本技能互补”指的是，相对于非技能劳动来说，资本与技能劳动的替代弹性更小。在研究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资本投资扩张引起劳动需求结构变化的经济现象时，格里利茨(Grilichs)最早表述了“资本技能互补”，指出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而言，技能劳动力因为附着了“教育”或“技能”，其与物质资本之间的互补性要强于非技能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之间的互补性，或者说，资本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要高于资本对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弹性。22 克鲁塞尔(Krusell)首次运用“资本技能互补”机制分析了技能溢价现象，认为“资本技能互补”机制是通过提高技能型劳动的需求来提升技能溢价的。23 24 因为，在此过程中包含着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因素的物质资本，在投资规模上的迅速扩张会强化技能型劳动的工作效率，表现为增加了单位技能型劳动的实际有效工作时间，从而会增加技能型劳动的边际产出。如果技术进步呈技能偏向性，就表明技能劳动边际产出增长更快。在当代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比重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特定技能的人才集聚到一定规模时，将促使该领域形成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新技术市场，加之厂商为实现新技术与技能劳动的匹配以提高生产效率，那么利用“资本技能互补”机制，通过适当的技能溢价来激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人力资本积累，就能够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抑制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39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然而，根据麦可思 2020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9 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约为 91.5%，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91%，较 2018 年(92.6%)下降 1.6 个百分点;而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 92%，较2018 年(91.5%)上升 0.5 个百分点。2018 年、2017 年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均高于同年本科。根据58 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的 2021 年中国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年度报告，2021 年前三季度，全国蓝领平均招聘月薪为 7653 元，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10.15%，各月同比增幅在 5%15%之间。其中，7 月份受就业市场招求活跃的拉动，企业招聘月薪突破 8000 元，同、环比双高，分别为 16.62%、4.5%。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 年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为 4432 元，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 5013 元。这些数据表明，大学专科毕业生的薪酬水平已低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而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薪酬水平已低于城镇蓝领工人的薪酬水平，硕士研究生的薪酬水平也只是稍高于蓝领工人的薪酬水平，表明近年来技能溢价在我国快速走低。当然，一般地从理论上推导，技能溢价会诱使企业尽量以低技能工人替代高技能工人。然而，我国技能溢价的快速走低是在特定时段以及特定的结构变革背景下发生的现象，在宏观层面上，是过早、过快“去工业化”倾向导致的结构替代的结果，应该得到应有的纠正。更重要的，推进面向工业质量提升的深度工业化是我国“十四五”及以后较长时期的战略任务，在此过程中，如果任由技能溢价持续走低，必然会导致我国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低于非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资本技能互补”机制的效率补偿功能失灵，无法通过“资本技能互补”机制来激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人力资本积累，持续的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趋势必然会进一步抬升工业化成本、降低工业化效率。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的产业发展既要面向工业质量提升继续坚持以深化工业化为主导，又要抑制因为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而造成的边际成本上升趋势。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来激励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为此，必须直面新工业革命的挑战，通过持续创新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要求，实现从高速度工业化进程向高质量工业化进程的转变，实施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在要素比价关系的处理上，通过适当提高技能溢价，放大技能劳动具有的更高生产率以及对新技术更强适应性的性质，补偿因为深度工业化而产生的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和工业化效率衰减。在产业政策作用机制上，一是加快促进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将政策资源配置的指向由特定的产业逐渐转向技术创新;二是加快部署与战略性前沿技术、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技术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科技设施和机构。另外，除了适当提高技能溢价，推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措施还包括广泛采用数字化技术开展培训，扩大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合作，鼓励教育机构、企业联合设计项目和推进创新研究，为职业技术劳动者提供职业发展支持，以及提高技能型劳动报酬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激励等。注释图 1 指标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模型内生产函数为包含时序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资本投入按照陈诗一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工业行业产出以及资本投入按照相应的价格指数平减至 2000 年可比价。11 对于技术变化的衡量方法，一般采用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而非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往往难以反映出大变革或者高增长经济社会的技术进步效果。本部分采用 GB/T4754 2017 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 WIOD 存在一定差异，故当本文行业的范围大于 WIOD 的时候，我们从 WIOD 行业中选取能够代表本文中的典型行业。这里技能溢价是指，劳动者因具备一定的技能而获得比一般劳动者更多的劳动报酬，反映着技能劳动的报酬升水。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2，69(4):781 809492023 年第 1 期 2 郑东雅，皮建才 中国的资本偏向型经济增长:1998 2007 J 北京:世界经济，2017(5):24 48 3 杨振兵，邵帅，张诚 生产比较优势、棘轮效应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J 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9):39 54 4 余东华，张鑫宇，孙婷 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J 北京:世界经济，2019(8):50 71 5 王林辉，袁礼 有偏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J 北京:经济研究，2018(11):115 131 6 王林辉，董直庆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合意结构和我国生产率增长来源 J 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5):115 131 7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 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 J 北京:经济学(季刊)，2012(1):409 427 8 易信，刘凤良 中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原因探析 J 上海:上海经济研究，2013(10):13 21 9 傅晓霞，吴利学 偏性效率改进与中国要素回报份额变化 J 北京:世界经济，2013(10):79 102 10 黄先海，徐圣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 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J 北京:经济研究，2009(7):34 44 11 陈诗一 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1980 2008 J 北京:经济学(季刊)，2011(2):735 776 12 杨振兵，邵帅，张诚 生产比较优势、棘轮效应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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