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_...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在中国_王颖.pdf

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摘要：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视为一场科学实践，超越了科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逻辑。分析它如何被接纳、正当化与转化，可以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专业医护人员将无痛分娩的政治推进转化为科学叙事和实践，将苏联知识在地解释为助产动作、会阴保护，甚至借用巴甫洛夫理论发展祖国医学，呈现着有限度的科学自主性。以人民性为中心的无痛分娩裹挟着科学、阶级、性别和国族的复杂叙事，呈现出去技术化和再技术化、“文明产妇”与“经管”产痛的张力，生活世界与政治的“距离”提示着人民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关键词：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生育疼痛科学实践人民性People-CentredScientificPractice:TheSovietPsycho-Prophylactic Method of Painless Childbirthin 1950s ChinaWANG YingAbstract：This study regards the adop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oviet Psycho-prophylactic Method of painless childbirth in China in the 1950s as a scientificpractice.It analyzes how the method is accepted,justified and adapted as part of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The acceptance,resistanceand adaptation of the Soviet psychoprophylactic method in China are seen as a王颖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20 世纪 50 年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在中国*作者：王颖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Author：WANG Ying，School of Social Work，ChinaWomen s University）E-mail：本文的写作受益于 集体化时期的妇女和妇女工作 课题组高小贤、宋少鹏对 20 世纪中国妇女生育议题的讨论，文章中引用的陕西档案亦源于课题组。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蒋勤、肖文明、何浩、吴肃然、王庆明、涂炯、齐腾飞及 社会 编辑部、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社会20231CJS第 43 卷109DOI:10.15992/ki.31-1123/c.2023.01.004社会2023 1result of the intertwined local knowledge and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mission，a continuity of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of Yan an period，as well as a response tothe needs of specific historical situation.In the context of New China，science andpolitics were nothing more than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support and benefit.Underthe framework of socialist medical discourse of the 1950s，medical practitionerstransfigured the political promotion of painless childbirth into scientific narrative andpractice.Soviet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were interpreted locally as midwiferyactions，perineal protection，and even Pavlov s scientific theory and rhetoric wereborrowed to help develop the medicine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movement wassimultaneously a process of remoulding the mindset of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intellectuals after 1949.The promotion of people-centred Soviet psychoprophylacticmethod of painless childbirth in China was accompanied by complex narratives ofscience，class，gender and nation，riddled with tensions between de-technicalizationand re-technicalization，and between civilized childbirth and management of laborpain.Keywords：Soviet psycho-prophylactic method of painless childbirth，labor pain，science practice，people s nature一、问题提出1933 年，伊斯特曼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转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任妇产科主任兼教授。作为迪克瑞德（Dick-Read）自然分娩理念的早期支持者，伊斯特曼试图在中国开展分娩镇痛研究。然而，让他震惊的是，当时的中国妇女似乎“都是没有痛苦的分娩”（Eastman，1965：472-473），因此，彼时妇女并未言说的生育疼痛仅成为伊斯特曼研究的注脚。作为伊斯特曼、麦克凯尔威的继任者，林巧稚于 1940 年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经历了战争中的艰难行医之后，她于1948 年重返协和。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得到推广。1952 年，林巧稚（1952）在 人民日报 发文，感言巴甫洛夫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我决心向苏联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的人民谋幸福”。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在中国推开。疼痛是一个棘手的医学问题，其本质是主观的疼痛破坏了沟通能110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力，使之不可描述和不可分享（Scarry，1985)。伯克（Bourke，2014）则指出，疼痛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它并非在生理过程中自然产生，而是在与社会世界的协商中生成的。产痛作为妇女独有的疼痛，中国古代医书并不认为它是病症，疼痛自然而需“忍耐”，临产六字真言为“睡、忍痛、慢临盆”，“凡产育能耐心忍痛，听其自然，则万举万全；若谓药能催生，予则未敢许也”（陈复正,1962：19）。在传统中国社会，相比于处理难产、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等议题，缓解生育疼痛并未成为医学的主要关注点，疼痛的生育禁忌也较少。随着麻醉、催眠术的发展，世界各国有关生育疼痛干预的知识逐渐传入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的推广更成为一场旨在减轻甚至消除妇女产痛、改造医护、推行新法接生、动员和教育妇女的社会运动，伴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而生的是关于身体与疼痛的认知革命与科学技术革新。本文试图分析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作为一种外来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技术如何在新中国的语境下被接纳、正当化与转化，挖掘这一“实践”折射出的新中国政治与科学之关系，以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起源于苏联，由乌克兰哈尔科夫心理学家维尔沃夫斯基于 19481949 年提出。鉴于医药的缺乏，1951 年初，苏联保健部长下令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成为正常分娩的标准方法，同时开始培训全国产科医务人员。之后这一方法传入东欧等国，并以拉玛泽之名闻名于西方国家。基于巴甫洛夫理论，产痛是条件反射的产物，是后天和暂时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重新编码这些条件反射并创造了新的积极的条件，通过产前教育使妇女学会控制身体（呼吸技巧、按摩腹部、采取正确的卧姿、有意识的放松等）以缓解甚至消除分娩的痛苦（Bell，1981；Michaels，2014）。在冷战背景下，20 世纪 50 年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被视为苏联科学界送给世界妇女的礼物。妇女生育疼痛与“受难”关联，铁幕所隔的西方和苏联分别成为苦难和拯救的象征，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东欧国家的传播呈现着社会主义地方性特征。尽管向苏联学习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政治对医学的作用并非长驱直入。20世纪 5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和政治生活逐渐“苏联化”，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后并未完全“苏联化”，不同之处在于药物止痛被允许且被认为符合原则；同时，对产妇情况的评估并非仅依靠医生观察而是发展出客观的心理依据和科学的统计方法，并强111社会2023 1调了 孕 妇 的 产 前 体 育 锻 炼（Hreanov，2016；Hreanov and Michaels，2018）。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巴甫洛夫学说在朝鲜被确立为医学理论，当地开展了针对全体卫生工作者的巴甫洛夫学习运动，以清算旧资产阶级，继承和发扬医疗遗产（Han and Kim，2013）。无痛分娩还扩散到了西方国家，1951 年，产科医生拉玛泽在苏联参观后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引入法国，强调学习呼吸技巧以形成新的条件反射（Michaels，2014）。既有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复杂性（白思鼎、李华钰，2019）。在冷战思维下，中苏关系的友好和破裂被视为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推广和结束的节点。有学者提出，当巴甫洛夫成为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的基础，无痛分娩则成为一种治理机制，人民接受着身体规训（Yu，2020）。葛以嘉（Goldstein，1998）认为，无痛分娩将女性和生育过程整合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中，妇女被禁止表达疼痛。但是，福柯式的规训视角未看到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对于医疗制度和医学化的挑战以及苏联模式在中国的重置。安秉日（Ahn，2013）则更为公允地指出这场无痛分娩运动改造医护人员的目的，无痛分娩不仅是减轻妇女分娩痛苦的医学方法，更是一种社会主义和科学的医学和政治工作模式。但是，这些研究未能关注到其在中国现代性脉络中上溯下延的承继和改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科学基础。检视科学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调国家对科学的入侵和破坏是一种简化主义。范发迪（Fan，2012a）强调，科学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地质学、人类学等科学项目试图定义历史、自然和公民，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对于国家的多元定义之过程。由此，本文基于科技与社会研究的范式，1分析作为科学实践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探讨多元主体如何参与、阐释和转义科学知识和技术，以及国家和社会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来。延续韦伯、帕森斯的传统，默顿认为科学具有内在逻辑性和自主性，这一主张取消了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洪广冀，2016）。其后，库恩（2003）拒斥辉格式史观，基于“范式”的解释学基础发展了科学知识社会学。20 世纪 70 年代，爱丁堡学派提出强纲领，关注“社会利益”。1.STS 具有语意上的多重性，可以是关注科技社会影响的“科技与社会研究”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或是以科学知识生成脉络为主题的“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参见：杨倍昌，2018。112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夏平和谢弗（Shapin and Schaffer，1985）在扛鼎之作 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将“科学置于其地”，提出了科学政体的概念，认为科学从事者创造、挑选并维护了政体，智识产物成为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元素。其后，巴斯学派开始关注社会力，而拉图尔等人则发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20世纪 70 年代以来，“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了“作为实践的科学”（Pickering，1992）。相关研究更纳入了全球和后殖民视角，要求将知识的活动、翻译与传播的过程视为科学知识生产的核心，将科学本身理解为接受者和生产者互相沟通的形式（Secord，2004），关注包含协商、推拉、斗争和停滞的“动态知识”的双向流转（Fan，2012b），着重于知识的流通性，挖掘遭到忽视的行动者，从而凸显“科学是如何变成全球的”（Raj，2013）。总体而言，这一视角带来了科学的开放叙事。学术界有关什么是中国科学、如何实践中国科学的研究开始挑战了科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五四”运动时期，科学主义取代了儒家信仰（Simon and Goldman，1989），“赛先生”成为政治正当性修辞。从格致到科学意味着中国知识系统的现代转型，科学发挥着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潜在功能(郭颖颐，2005；金观涛、刘青峰，2009）。宗树人（Palmer，2007）将 20 世纪下半叶的气功运动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程的产物，气功成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形成性关系连接，试图以证明和模仿的策略“堂堂正正迈入科学圣殿”，“气功是中国科学”成为科学主义在气功推广中的逻辑。葛苏珊(Greenhalgh，2008）从如何建构中国科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并提出“实践中的科学主义”概念。虽然她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的断言值得商榷，但对“中国的科学是什么文化”、科学和社会秩序互构、科学意义的生成形式、制度如何思考等问题的洞察都推进了对科学和政治关系的探究。范发迪（Fan，2017）、高敏（Gross，2016）、舒喜乐（Schmalzer，2016）等学者对地震监测、血吸虫防治、科学种植的研究呈现着群众科学的群众动员、推翻社会等级制度的革命承诺等特质。王瑞和王马克（Kunze and Matten，2021）提出以经验、实验和生产力为特征的群众科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哲学、解放工农劳动群众的理想、长期的物质限制和地缘政治孤立下的自力更生之共同产物，由此分析了中国兽医如何在群众科学的框架中被证明是合法的科学。朱佩仪（Chee，2021）将动物医学化视为“深思熟虑”的国家工程，关注了由苏联传入中国的组织疗法及其后的鸡血疗法。一个由113社会2023 1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低成本和高效率共同促进的新矩阵被附着在动物组织上，推进着这些治疗方法的生产和传播。这些研究展演着中国科学知识实践的多元逻辑。本文试图使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这一科学实践历史化和情境化，以撑开科学和政治的复杂图式，呈现医学知识跨国传播所展演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及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此外，本文试图以人民性构建科学实践的本质与品格。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概念，通过不断阐释建构，人民成为从概念到思想再到实践的系统化话语体系（侯竹青，2020）。基于人民的政治身份，人民性阐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构成基础，既是一种政治结构和政治承诺，更是一种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首先，人民性是政治结构和政治承诺。20 世纪初期，人民被赋予现代性的政治内涵，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内嵌到政治秩序的建构中（袁光锋，2015）。毛泽东（1991：1475）于 1949 年提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广泛的阶级联盟使人民性具有政治道德力量和合法性。其次，人民性更是一种具有连接性的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1905年列宁（2017：116-117）写道，“马克思在使用 人民 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这种有连带感的人民性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召唤的是超越阶级的、复数的人民。而作为一种敞开式的话语结构，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民是置于情境和实践中的集体成员，连接认同、生成阶级和团结社会成员。贺照田（2016）指出，1949 年前后乃至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部分时段，“人民”比“阶级”更能表达人们的时代感受，更能唤起一种与踏实、温暖、认同感、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相随的对现实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这种互动召唤机制使人民成为超越阶级的实在参与者。学界对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研究也分析了人民性这一概念。肖文明（2021：369-370）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标准是人民性，需要注意意识形态立场与人民喜闻乐见之间的缝隙。阶级是对群众复杂性的一种简化，而建基于此的文艺观无法呈现与关照日常生活的细腻与质感，从而遭遇实践的困境。张炼红（2019）讨论了在新中国戏曲改造中，民间性经114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2.参见：盖瑞，1934；中苏文化协会、中华自然科学社，1943。国家整合而擢升为人民性的过程。细腻革命呈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感和价值感，而抽象的人民则由社会政治实体成为一种表征。人民性试图挖掘“共命/压迫”结构中潜在的民众实践性能量。这些研究破除了文艺和政治的二元对立，并通过强调人心、民情指向了研究的情感转向。本文试图提出人民性作为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实践品格，探究作为政治结构和政治承诺的人民性如何影响科学，而科学又如何在与人民性的互构中生成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科学实践置于流动的政治状况和历史情境中，考察其如何推进以及为何不能圆融实践。无痛分娩的技术和知识从民国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围绕这一技术的医学和伦理讨论为新中国成立后医学界对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的接纳或质疑提供着线索。同时，无痛分娩的推广并未止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文将在持久的历史脉络锚定中展开 20 世纪 50 年代科学和政治的缠绕过程。二、“向苏联学习”：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1949 年，毛泽东（1991：1481）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指出，“苏联共产党人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950 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署，中国发起向苏联学习的运动（白思鼎、李华钰，2019：1），而当时苏联正在推进巴甫洛夫运动，要求“创造地研究和应用巴甫洛夫的学说到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农业的所有领域中去”（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处，1953：9）。巴甫洛夫提供了一个科学和意识形态融合以及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可能（Joravsky，1977）。尽管 20 世纪 30 年代巴甫洛夫已作为心理学家被中国学者所熟知，2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俄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号召中，巴甫洛夫理论覆盖性地影响到了中国的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对医学职业的有效动员是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生职业与国家的关系被重构，“参照苏联模式，政府对医生职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姚115社会2023 13.二战后苏联财政困难，尽管氧化亚氮被认为是缓解分娩疼痛的最佳选择，但局限的制药工业和短缺的医疗人力使得产科麻醉技术无法被广泛应用。继 1947 年乌克兰提出缓解产痛后，1948 年赫梅列夫斯基（V.N.Khmelevskii）提出 正常分娩疼痛缓解的简单说明，提供了在分娩不同阶段缓解疼痛的选择。此外，还特别强调医护“言语的无菌性”（sterility of word）。而严格的语言无菌在苏联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1936 年尼古拉耶夫（Nikolaev）制定的产妇之家员工行为守则即要求表达的准确性，以避免容易造成误解的“词语”引起孕产妇的负面情绪（Haber，2013；Michaels，2014：27-33）。泽麟，2017：35-36）。中国医学界对苏联的学习是从组织疗法开始的，此时苏联医学被认为具有局限性，不能草率地应用到一切疾病的治疗中。国家试图通过学习使基层医护认识到苏联医学的伟大成就，同时清除“美国医学第一”的错误思想（黄展延、罗耀德，1951），学习苏联医学背后暗含着对欧美医学的批评。组织疗法未能大规模推进，时任中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丁瓒（1952）批评了科学界对巴甫洛夫唯物主义的漠视，并认为这种态度是因为“长期地为英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所蒙蔽”。由此，对苏联医学的忽视直接指向了对医护特别是欧美学派的改造。1952 年，中国发起爱国卫生运动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推进了中国医学从欧美医学模式到苏联医学模式的转向（Taylor，2005）。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军队系统中的第一、第二军医大学试点后推开。解放战争时期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军医大学临床学院副院长的刘民英（1952a）于 人民日报 发文介绍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按照苏联新的无痛分娩法进行分娩，可以完全无阵痛及产痛”，“我们明白了分娩疼痛的本质是一种由教育形成的疼痛条件反射后，就不难想出预防的方法，那就是再用教育的方法解除它。苏联把这种不用药品而只用 上课 来预防分娩疼痛的方法，叫做 精神预防性 无痛分娩法”。苏联强调的“言语的无菌性”在中国转变为“语言”的作用并将“语言”阐释为“教育”。3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 6 月 17 日向各大行政区卫生部及 16 个保健医疗单位发出 关于推行无痛分娩法的通知（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a：1-2）。1952 年 7 月 18 日，卫生部召开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座谈会，苏联专家捷多夫、天津第一军医大学教授刘民英、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天津市立总医院妇产科主任俞霭峰、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院长陈本真等参加了会议。卫生部妇幼局副局长朱琏强调，无痛分娩法的推行是艰难的思想改造过程，将改变医务工作者和产妇的关系，116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4.参见：公共卫生局关于无痛分娩法座谈会的报告及推行无痛分娩法初步总结，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 011-002-00099。逐步建立医务人员对产妇负责同情的心态，产妇和医务人员也会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的良好关系。她提出，无痛分娩法的推行也将进一步丰富新法接生的内容（张启凡，1953：91）。随着北京市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的成立，各区以区卫生所为中心建立了推行委员会，各公立、私立医院的产科以及妇幼保健工作网也都分别建立了推行组织，全市共有 12 个区级推行委员会、35 个医院推行组和 55 个家庭推行组。4到 1952 年底，全国已有 35 个城市推行了无痛分娩，超过 16 个城市成立了无痛分娩推行委员会，其他各城市亦成立了中心推行组或研究组等组织（俞霭峰，1953）。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推广成为一场推行新法接生、动员和教育妇女的群众运动。上海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以办班的形式，培训妇幼卫生宣传队伍，在产房开展无痛分娩宣教，工厂以厂女工委员及车间保健员、地区以妇联基层干部为主要培训对象（上海卫生工作丛书 编委会，1986：219）。各级妇联也积极参与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推广，上海 17 个区的妇联选派宣教干事70 人，在进行理论学习后到各重点医院开展工作（上海市无痛的分娩法推行委员会，1953）。1952 年 1012 月，沈阳的街道和农村则开始全面发动妇女干部、积极分子和妇女参与宣教，助产士、区保健站保健员、街道保健员（妇女组织中的妇女代表）均成为培训班的学习对象。通过组干大会、居民中心组及小组会、读报小组或收听小组，利用街头剧、快板和对说等方式进行宣传。在家庭接生中，助产手法多半由产妇自己完成（中国医科大学妇幼保健教研组，1953）。作为新法接生运动的一部分，上海郊区“改造产婆结合无痛分娩灌输新法接生，所改造后的接生员也应用无痛分娩法”。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于 1953 年在上海成立，无痛分娩 即是该厂出品的首部影片。无痛分娩指向的是母子平安这一契合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诉求，而非生育的“不痛”，医学知识通过现代技术获得传播，多地新法接生培训教材都加入了无痛分娩法的内容。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张查理（1952）编写的通俗读本 姊妹们：生娃不会痛的 强调“生娃疼痛是一种疑心病”，无痛分娩主要为妇女提供对卫生知识和助产动作的学习。他编写的 子孙满堂新法生 于 1953 年再版，增加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117社会2023 15.参见：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毛泽东主席作了三点重要指示：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学习苏联、反对官僚主义，人民日报，1953 年 2 月 8 日第 1版。6.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举办“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人民日报，1953年 8 月 22 日第 3 版。的内容，要求“训练接生员和妇幼保健员的同志们，在训练中要把无痛法介绍给同学，以期酌情进行”（张查理，1953）。19521953 年，无痛分娩法讲义 无痛分娩法文献续编 等书籍大量出版，中华妇产科杂志 新中国妇女 中国军医 妇婴卫生苏联医学等期刊杂志也规模性地介绍了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各医院组织医生学习俄文并编译苏联教材。1953 年，中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当年 2 月，毛泽东提出，“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53 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8 月 21 日到 9月 29 日，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举办“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6这一高规格和大范围的学习强化了巴甫洛夫学说中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更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1954：171）。全国各地亦建立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所有医学领域都需要向巴甫洛夫理论方向发展。妊娠中毒、习惯性流产及早产、机能性妇科病、肿瘤以及所有带有疼痛症状的疾病都提出运用巴甫洛夫学说进行干预（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处，1953：449-458）。1953 年，林巧稚随中国医学工作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世界医学会议，回国后发文称：“苏联医学的主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为基础无痛分娩法又是贯彻巴甫洛夫学说最突出的方法之一”（林巧稚，1953）。为进一步学习苏联，1953 年，保护性医疗制度也被引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医疗预防司，1954）。保护性制度中理想的无痛分娩的医院环境要求有充足专业的产前教育、无微不至的分娩过程、敬业可亲的医护人员，这呈现着社会主义国家对理想妇幼卫生公共体系的构想。私密的生育疼痛被塑造为可言说的社会问题，并通过科学和“解放性”予以解决。因此，这场科学实践的人民性内核应进一步打开。（一）无痛分娩的科学叙事118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7.参见：情报：（二七）苏俄之无痛生育新法，现代父母，1936 年第 10 期，第 48 页。8.参见：余菡，1947；产妇福音：苏发明麻醉剂，可使分娩无痛楚，中华时报，1946 年6 月 8 日第 2 版。9.参见：催眠收生法，妇女时报，1914 年第 14 期，第 17-20 页；会稽山人，1915。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是在社会主义的科学叙事中铺陈的，但这一科学叙事的话语结构和实践并非一元的。民国时期，世界各国关于药物和非药物、生理和心理的无痛分娩知识和技术已经传入中国。尽管20 世纪 30 年代缓解产痛的药物和技术，如静脉注射药物白而洛克通（Pernokton）、气管麻醉法、直肠麻醉法、尾部连续止痛法、鞍区麻醉法等被大量引介到国内，安全性也较初期的半麻醉式分娩（twilight sleep，又译为暮光分娩、朦胧睡眠）有所提升，但中国医学界对于分娩麻醉是谨慎且存在争议的，“瓜熟蒂落”的自然生育观点一直对分娩干预提出挑战（林菽芳，1918；葭玲，1935）。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视生育为生理和自然，亦认可药物止痛的使用，但助产士应“告以产育乃生理上的事，用言语安慰”（第一助产学校年刊编辑委员会，1935：56），“麻醉剂及止痛剂之对于助产士似极需要，初产妇均须给以微量之止痛剂用之得法，促产程进步”（第一助产学校年刊编辑委员会，1936：10）。苏联的氧化亚氮无痛分娩技术、7“新麻醉剂”维生素 B 的应用等方法被赋予妇女解放、“为大众谋利益”的意涵，8暗含着对当时“不合理”的旧中国社会的批评（湮，1936）。民国时期，优生、母性自决、独身主义、女权等理念“女界亦沾染”（鲁云齐，1924；郭太华，1934；潘光旦，1947），无痛分娩被视为挑战妇女压迫、带来妇女解放的象征。英国产科医生迪克瑞德的自然分娩观念亦进入中国。杨崇瑞领导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妇婴卫生组于 1947 年翻译并出版了迪克瑞德参与撰写的 孕期及产后卫疗撮要（Antenatal and Postnatal Care）一书（Browne，1935；1947）。同时，杨崇瑞、王诗锦（1947）编写的 妇婴卫生学 中关于文明妇女生育恐惧等观点无一不受到迪克瑞德的影响，她们亦提出了产痛的神经刺激。张毓华（1948）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创办的 助产学报 上详细地介绍了迪克瑞德的“精神之安慰”。英美医学界虽然认为精神安慰无法成为止痛麻醉药物的替代品，但承认分娩教育可减轻产痛、减少对药物的需求。同时，民国时期流行的催眠术被认为“可免分娩时一切之苦痛，为福于妇女”，9由催眠术发展而来、强调精119社会2023 110.迪克瑞德的自然分娩和维尔沃夫斯基（Vel vovskii）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具有共通的对于疼痛恐惧的理解，但相较于迪克瑞德对因个人心理作用和身体紧张而导致的恐惧之强调以及对分娩的精神力量是最伟大的终极力量和母爱源头观点之肯定，维尔沃夫斯基则提供了对分娩疼痛更为复杂的理论解释。虽然在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推出后，迪克瑞德一直宣称苏联剽窃了他的观点，但经研究证实，二者其实并无交集（Michaels，2014）。神“暗示作用”原理的精神疗法亦提供着知识线索（张邦彦，2021：96）。民国时期关于分娩疼痛的外来知识与中国医学知识和伦理碰撞交融产生了并存、冲突、争议的科学知识和实践，尽管二者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逐渐统一为科学的、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但医学界的专业讨论亦延续着民国时期的争议。如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院长陈本真（1952）直言，她在 19491951 年对苏联医学采取抗拒和歧视的态度。作为旧协和毕业生的她认为，“英美早就实行过了，结果不好，早就不用了，苏联才开始作”，“何必总是说苏联才有？”而胡志远和林巧稚则基于对妇女生育疼痛的医学理解以及迪克瑞德自然分娩与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相通性而接纳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胡志远提及，比较进步的产科学者格兰雷瑞得等亦认为生产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b：92）。林巧稚的学生叶惠方（2001：59）回忆，“为了解决产妇临产时的痛苦，林大夫也让我们试用引进的止痛新产品，观察其正副作用。她觉得当时英国教授推出的无痛分娩法更符合生理，并最适合用于中国妇女”。林巧稚在一次座谈会上坦言，指导产妇吸气、身体放松、精神不要紧张，使用一些镇静剂、麻醉剂来安定产妇的情绪，这些诱导工作就是在运用无痛分娩法接生，只不过是不自觉的、“没有提高到科学理论上来认识”（吴崇其、邓加荣，1985：279）。巴甫洛夫学说提供了医学解释的理论工具，虽然自然分娩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始源性存在争议，10但这些知识无疑都影响着中国医者对于分娩疼痛的理解。无痛分娩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推进的意识形态要求，而是延续着医学内部脉络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它并非典型的“东西对峙”的医学，借由国际间的共识、交流和对话打破了铁幕鸿沟。尽管存在一定的要求，国内学者对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接受亦是基于科学考量。作为全国最早实施腹膜外剖宫产手术的专家，王淑贞也动员医护人员学习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幼卫生120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资源缺乏，由于参加产前检查的妇女数量有限，王淑贞在推广中强调门诊和临产教育需要更具操作性的解痛手法，“如果来院的产妇急须生产而不及教育，则可仅告以解痛手法”（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b：61）。王淑贞更要求一心想学习剖宫产技术的年轻医师熟练掌握阴道助产手法，“剖宫产是有严格指征的，只会剖宫取胎而不会阴道接产的医师不是一个合格的产科医师”（卞度宏，2013：257）。王淑贞对助产手法的强调是基于产科科学的专业要求，同时也是对政治话语的科学性转圜和重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科学叙事在人民性框架内获得了新的解读，科学更成为人民性的构成和基础。（二）无痛分娩的阶级叙事人民性强调疼痛革命的中心是对阶级关系的颠覆和对平等政治的生成，更包括在阶级视角下对疼痛的切身体察和情感的重塑。首先，与其说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的推广是对苏联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引介，倒不如说它是一场改造医学界的医疗模式（从欧美日德模式到苏联医学模式）和医护人员思想的运动。不同于苏联着重对产妇的知识教育，国内则将巴甫洛夫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医学的重要思想工具，改造医护人员以去除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阶级框架内的“塑造新人”本身即共产主义文明的重要构成。无痛分娩教育在推行中直接分为医务人员和产妇教育两种（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妇产科，1952：78-79）。无痛分娩在苏联由医师执行，直到1955 年后才将执业范围扩展到助产士（Michaels，2014：79）。而我国在一开始就面向医师、助产士甚至是医院全体员工进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与友爱精神教育，指向全面的意识形态改造，拒绝官僚技术精英，以达成专业人员内部的平等，要做“治病人的医生”而非“治病的医生”（刘民英，1952b），超越技术将“人”置于医学的中心。除了整顿医疗作风，号召医护人员为群众服务外，阶级叙事为解决这一时期边远地区和乡村医护人员的短缺问题提供了实践话语框架。不愿下乡的医生被认为缺乏革命精神，并试图通过无痛分娩这一思想武器使医护人员“政治忠诚，纠正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消除群众痛苦，赢得群众信任和尊重”（Ahn，2013）。医学的人民性成为医者的自觉，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各地，如 1955 年国家决定将上海医学院三分之一的医疗骨干分流西迁创建重庆医学院，妇产科专家司徒亮、卞121社会2023 1度宏等奔赴重庆，胡宏远则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远赴新疆，为西部边疆地区的妇幼卫生事业贡献力量。其次，人民性还包含医护人员对妇女疼痛的切身体察和阶级情感的确立。无痛分娩试图塑造“医务人员对病人负责同情，病人对医务人员相信与尊重”，这里的“同情”指的是去除专业权力、实现阶层平等的对妇女疼痛的体察，呈现着科学情感内涵的塑造过程。作为妇产科大夫的张志诚（1953：18）直言，“过去我们如果做到不出医疗事故，就算是尽到了职责。譬如过去一个产妇到医院里生产，常常是自己躺在床上，缺乏人照顾，到要生产的时候才有人来接生，如果产妇因为疼痛喊叫，表现不安静的时候，甚或可遭到斥责 生孩子都得疼，用不着像你这样大惊小怪的，喊什么！喊也无用，别闹了！结果产妇弄得更痛苦，感到在医院生产是可怕的今天从无痛分娩的实验中，更清楚地证实了医务工作者不是单纯地对病，而是对 病人”。这些细密日常的陈述和反思呈现着医生在无痛分娩法推行过程中对分娩医疗化的批判和对病人的共情，这构成了人民性的动员机制。时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的王淑贞在 1925 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庚子赔款留美培养的第一位女医师，后来成为西门妇孺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1949 年前，王淑贞的接生费有时会高达 100 美元（何小莲，2017：321）。新中国成立后，医学面向群众，王淑贞推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强调实施无痛分娩“更需要医师具有爱心、细心和耐心，付出比剖宫产分娩时间更长的产程观察时间、更多的体能消耗和更大的精神压力”（卞度宏，2013：257）。王淑贞从对妇女疼痛的切身体察出发而倡导学习无痛分娩，其同事李超荆在耄耋之年仍对自己年轻时因给病人放置扩阴器方位不对使其疼痛喊叫而受到王淑贞的批评念兹在兹（红房子 130 年 编委会，2014：13）。医者对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