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受援高校发展的现实问题...策略研究——自组织理论视角_李锐.pdf

西部受援高校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 自组织理论视角*李锐1熊华夏2安亚伦1(1.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北京100084;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091)摘要为了进一步落实“对口支援计划”，完善高校对口帮扶机制，应对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尚不充分的问题，有必要对受援高校的实际状况进行省思。本文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受援高校的发展特征，发现受援高校存在外部信念移植导致消极风险、政策过度依赖导致驱动单一、发展方式趋同导致特色丧失、外部调控失范导致内生制度式微、外部指标依赖导致评估功利等异化为他组织的倾向。从他组织主导到自组织主导，受援高校应实行交往理性，形成对话机制;彰显自主理性，构筑创新机制;形成治理理性，建构协同机制;强化价值理性，重塑评估机制。关键词西部高等教育;受援高校;“对口支援计划”;自组织理论中图分类号G647.1文献标识码Aesearch on the ealistic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of the Development of Aided Universities in Western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Organization TheoryLI ui1，XIONG Huaxia2，AN Yalun1(1.College of Education，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2.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91，China)Abstract: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Counterpart Support Program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Western egions，improve the counterpart assistance mechanism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it is necessary toreflect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aid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Using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to analyze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cipient universities，it is found that the recipient universities have thetendency of external belief transplantation leading to negative risks，excessive policy dependence leading to sin-gle driving，convergence of development methods leading to loss of characteristics，external regulation and con-trol leading to the decline of endogenous systems，and dependence on external indicators leading to assessmentutilitarianism.From the leadership of other organizations to the leadership of selforganizations，the aided colle-35西部受援高校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收稿日期20220509资助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重点课题“北京 双一流 高校青年教师跨学科学术职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AFAA21041).作者简介李锐(1999)男，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通讯作者安亚伦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mplement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and form a dialogue mechanism;demonstrateindependent rationality and build an innovative mechanism;form governance rationality and build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trengthen value rationality and reshape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Key words:western higher education;recipient universities;Counterpart Support Program;selforgani-zing一、问题的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顽瘴痼疾。1979 年，党和政府确立了追求公平和正义、带有资源横向转移性质的强制性“对口支援”政策与制度安排，以回应国家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2001 年 5 月 10 日，我国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将其作为“对口支援”在教育领域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布局。“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以下简称“对口支援计划”)起初只在北京大学与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等 13 对东西部高校结成对口支援和帮扶关系，随着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2006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2010 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2016 年)等政策相继出台，“对口支援计划”内容和模式不断丰富，“我国对口支援取得了显著成果，西部受援高校综合实力大为提升，学科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了西部高校的办学实力和综合办学力量”1。2020 年颁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提出高质量发展西部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西部高等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教育及高等教育发展整体水平，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发展。西部高等教育因其独特且重要的功能定位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对口支援计划”实施 20 年来，西部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西部高等教育“振而不兴”，“由于长期受区域、资源等条件制约，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在加剧，西部高等教育竞争力不足严重制约其自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3。并且西部高校难以发挥创新优势和反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4。西部高等教育在“对口支援计划”的援助下为何还是没有打破区域条件制约的“魔咒”?在“对口支援计划”二十周年之际，受援高校应如何反思过去，调整思路，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有关“对口支援计划”的研究在近年来相对滞后，主要聚焦于 3 个方面。一是以“对口支援计划”本身为中心，对政策过程进行分析。有学者围绕“对口支援计划”的政策执行，探讨了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失真现象及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5。还有学者分析了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评估现状、问题及缘由，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6。二是阐释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内涵、特点、意义和成果。有学者指出，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重点描绘了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特点、内涵、经验和展望7。三是有关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模式的研究。有学者对“团队式”对口支援模式进行探索，并对该模式的价值作用和改进措施进行解读8。也有学者在分析对口支援模式缺陷的基础上，创新提出高校对口支援的“科教结合，协同创新”模式9。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现有研究多停留于宏大叙事层面，从宏观角度探究高校对口支援的整体运行情况，鲜有研究将受援高校作为中心45HIGHE EDUCATION OF SCIENCES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67 期)进行考察，忽视了受援高校在“对口支援计划”中的真正主体地位及其发展状况的计划效果反映图谱意义，并且对“对口支援计划”中的受援高校发展的内部机理缺乏系统性分析，无法对政策及支援高校的长效实行和精准改进做出较大贡献。为此，基于自组织理论视角，对作为西部高等教育重要抓手的“对口支援计划”进行探讨，总结“对口支援计划”20 年来西部高度教育取得的成就，反思“对口支援计划”实施过程中受援高校所出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对口支援计划”受援高校的改进策略，以期为“完善对中西部高校的对口帮扶机制”10，促进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二、自组织理论及其适切性(一)自组织理论的内涵自组织理论源于或属于作为交叉学科的复杂系统科学，主要由 I.Prigogine、H.Haken、L.vonBertalanffy、N.Wiener 等人的系统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控制论等理论组成。自组织理论以非线性的、不确定的、非静止的全新视角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认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来自外界的特定干涉，则该体系被认为是自组织的”11，这体现在一切起源与发展中包括宇宙起源与生命起源、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不同部分自发结合，实现从混沌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的变迁。(二)自组织理论的适切性自组织理论在本研究中的适切性体现在 3 个方面。(1)受援高校是一种自组织，而非他组织，无需外界介入，有能力、有必要进行自我组织12。自中世纪诞生伊始，大学自组织就具有先天的自主与自治基因，大学只需遵从内部要素运行规则和原理，就可以由无序走向有序，实现系统优化，生成稳态体系。自组织理论与具备自组织本质的受援高校组织天然契合。(2)受援高校实为复杂的巨型系统，内部存在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公民权利的博弈，教学、科研、管理的互动，教师、学生、领导的交流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子系统进行着非线性运动和历史性积累，共同生成大学系统，又在此过程不断实现自我迭代。自组织理论可谓复杂系统理论，专门说明具体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的结构、子系统的变化规律，能够很好地解释或探究受援高校内部运动。(3)受援高校处于“对口支援计划”政策框架中，就意味着受援高校受到其所引发的一定程度的外部制约甚或支配，不管是从政府“对口支援计划”的政策目标实现，还是受援高校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受援高校最终都要摆脱依赖，走向独立。因此，强调组织自发展、自适应、自创新的自组织理论，能够为受援高校提供有力的指导建议与平衡方略。三、“对口支援计划”实施 20 年来受援高校取得的重大成就鉴于“对口支援计划”的政策议程运作，“不少人将其与美国独立战争后通过创办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社区学院，大力发展西部疆域高等教育相提并论”13。“对口支援计划”实施 20 年来，东部优势高校重点支援西部高校，实现了西部12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提高了西部高等教育自生能力和发展水平。(一)人才培养: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高质量人才培养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最终诉求。自“对口支援计划”实施以来，西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才培养规模方面，西部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完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人才培养数量大幅上升。20 年来，青海省高校“普通本专科生培养规模从 1.8万人增长到 7.4 万人，研究生在校生人数从 70 多人增长到 7 300 多人，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五年保持在 90%以上”14。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开展联合培养，构建了多种联合培养模式，不仅联合培养本科生，也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支援高校利用其优势，帮助受援高校，采用“1+2+1”或“2+2”的模式联合培养西部地区急需的专业人才。青海省便累计有 3 800余名学生到对口支援高校学习，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14。人才培养生源质量方面，“对口55西部受援高校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支援计划”之前，受援高校生源质量一般，招生范围较小，经常面临招不到学生的窘境，随着该计划的推进，生源质量逐步改善，如青海大学过去招生要靠调剂才能完成，生源大多来自于本省，而现在招生范围已扩大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外地生源比例大幅提高，第一志愿录取率不断增加15 20。(二)课程教学:线下拓新与线上赋能课程教学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具体支柱和质量保障。“对口支援计划”20 年来，西部高校教学课程资源得到了有益补充和增扩。基础设置方面，西部受援高校教学物质用具不断得到扶助，建设了大量数字化教室，获赠了价值重大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各类图书、各类软件等15 19。课程建设方面，支援高校结合受援高校课程情况，一方面，开设了量多面广的各类课程以及校级、省级甚至国家级精品课程。仅对口支援高校为石河子大学就开设多达 600 余门的前沿课程、急需课程等16。并且对教学整体及其运行机制也进行了改革。在清华大学的帮助下，青海大学“以改革课程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为基础，推行因材施教和分级教学，建立课程分级教学目标和质量标准”17 111。另一方面，东部高校通过信息技术赋能西部教育，共享课程教学资源，“面向西部高校提供近 14 万门慕课及小规模定制课程服务，帮助西部高校开展混合式教学超 200 万门次”18。交流报告方面，支援高校长期坚持选派顶尖学者、学科带头人到受援高校进行文化交流，开办系列讲座，作学术报告，使受援高校师生得到了良好的学术濡染。(三)师资队伍:人才提升与人才支援师资队伍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和动力内核。在对口支援高校的大力援助下，西部高校师资队伍素质、实力、结构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支援高校对受援高校实施“造血”式援助。西部高校师资学历结构曾是困扰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定程度上，学历代表着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能力。至 2021 年，教育部单独划拨定向单招博士指标 4 507 个、硕士指标1 522个，为受援高校教师提高学历水平开通绿色通道18。推动西部受援高校教师硕士、博士学历占比提高，教师结构和能力不断优化。支援高校对受援高校“输血”式援助。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建立起了长效师资交流机制，大量西部高校教师到支援高校访学、进修及接受短期培训，而且支援高校选派了大量学术水平高、教学能力强的教师到受援高校传道解惑。以青海高校为例，支援高校先后选派 30 余名学科带头人担任院系负责人，200 余名院士来指导高校工作，7 900 余人次骨干教师来青海授课讲学，为青海高校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14。(四)学科专业:重点布局与结构优化同步学科专业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载体和力量单元。西部高校学科专业走的是一条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路子。首先，西部受援高校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和区位优势，重视通过学科专业布局服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新增本科专业布点 1万余个，增设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草业科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粮食工程、藏药学、资源勘查工程、边防管理等一大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急需紧缺专业”18。其次，西部高校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硕博学科授权点数量实现飞跃。譬如，青海高校博士、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从零达到 109 个，实现青海高校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全覆盖14。最后，西部高校出现了一批“高峰”学科和重点专业。“对口支援计划”20 年，云南大学、贵州大学等多所西部高校的多个学科曾经或已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多个专业进入省级、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如青海高校正建设 23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和 25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14。(五)科学研究:平台突破与课题增长科学研究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标志和不竭动力。科学研究往往决定着高校发展的上限，发展得好的或者一流的高校往往具有不俗的科研表现。而科研设备是开展大学科研的基础。历经 20 年的对口援助，西部受援高校完善了科研设施设备，青海大学仪器设备总值达 7.35 亿元，4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数达到 232 台件，建筑了盐湖化工大楼、科技园孵化器大楼等19。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共建科研平台，如青海高校实现65HIGHE EDUCATION OF SCIENCES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67 期)了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并且国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青海基地、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青海分中心等一批重点研究平台落户青海高校14。在支援高校的帮助下，受援高校联合申报、立项了多项各级课题，获批了大量科研经费。只 20012007 年，清华大学和青海大学共同申报和完成了 5 项国家级和 9 项省级科研课题17 112。正因此，20 年来，青海高校科研经费从 2 000 万元增长到 4 亿元14。(六)管理体制:干部交流与领导选派管理体系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维系链条和基本保证。管理决定着西部高校办学方向、发展面向和改革朝向。20 年来，为确保支援工作的切实进行、平稳推进，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形成了互访制度，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领导互访、领导互派，“双方领导每年定期见面，共同研究、讨论受援高校的发展规划、工作思路和支援工作的计划、安排，检查支援工作的落实情况”20。支援高校选派大批业务精干、管理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到受援高校挂职，他们指导受援高校更新管理理念，革新管理制度等，促进西部高校蓬勃发展。受援高校也派出了许多干部到支援高校挂职锻炼和学习。尤其是支援高校直接对受援高校管理层进行帮扶，如“清华大学先后选派李建保、陈强、梁曦东和王光谦 4 位知名学者出任青海大学校长，为学校发展带来新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思路”21。四、他组织的异化:“对口支援计划”实施 20年来受援高校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虽然“对口支援计划”助力西部高校人才、师资、学科、科研、管理等方面提质增效，推动东西部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然而，至今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高依然是人们的共识。“按照自组织规律来建立合目的性的组织系统是组织活动有效可行的必要条件”22。在西部受援高校同支援高校对口支援互动中，政策制度的强制和支援高校的主导，使受援高校异化为以他组织性为主要特质的组织，受援高校发展的弊端由此显露。(一)外部信念移植导致消极风险西部高校发展长期滞后的事实，与其自我遭遇感知和大众、政府指认的多重否决共谋，致使西部高校发展信念松散与破碎。“对口支援计划”支援高校所带来的新理念、新思维、新取向冲击了受援高校的既有发展范式，于是受援高校敞开式地用新理念填补或取代原有的信念，将支援高校作为依靠或依附的对象。但这引发了“梅佐乔诺现象”，西部高等教育未能在实质上走出困境，“西部高校在追求价值增量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跳进了他者营造或自我编织的价值陷阱”23，盲目追随支援高校的信念行事，企图在灌注的精神力量加持下，复制支援高校的成功模式。大学的真正变革滥觞于原生的大学信念更新和创制不断同化、顺应外来信念后的自我信念，以及自我主导，而不是支援高校转换下的时空信念，这样做既不匹配又不合理，受援高校成了随波逐流的无意识“空架子”，导致教育支援成本升高，增值效应不太明显，尤其是受援高校承担着“翻版”失败的风险，最终沦为他组织的附庸。(二)政策过度依赖导致驱动单一依据路径依赖理论，西部高校一旦进入对口支援路径，在惯性力量作用下而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就会固化在这一或好或坏的路径上。西部高校发展囿于当地资源的贫乏，缺少动力源，自身也无法产生满足发展所需的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各种资源，而对口支援高校合时宜地带来了较为充裕的资源和动力，受援高校自然依赖供给经济、物质、师资等资源的支援高校，西部受援高校在支援高校资源投入的报酬递增机制的影响下，形成政策依赖、支援高校依赖，并且出现结构、功能锁定效应，这导致受援高校认知定势，寄希望于“等靠要”。一方面，受援高校对支援高校所提供的资源具有依赖性和需求性，进而塑造了与这种依赖模式相契合的发展模式，受援高校对动力来源缺乏再造意愿，以动力为核心的运行机制不断压缩，多线启动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受援高校与“对口支援计划”高度耦合，内部驱动被政策驱动所替换，支援制度的断裂可能就是受援高校的末日，因而受援高校甘愿由支援高校主持生长。(三)发展方式趋同导致特色丧失75西部受援高校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支援高校照搬自己卓有成效的经验，为西部受援高校出谋划策、制定发展战略，西部受援高校也喜闻乐见，照单全收，“长期跟跑形成的东部经验，正在以某种方式束缚西部高等教育的思维方式”24，导致西部受援高校的无特色、趋同式发展。支援高校对受援高校发展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支援高校追求高级和一流，在往往是东部“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支援高校的“贴身护航”和“诱惑”下，西部支援高校追求一流大学、一流人才的发展目标，不顾及自身办学定位和条件、学校特色和层次，偏重研究型、理论型人才培养，效仿支援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和教学体系等，未能切实立足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受援高校追求支援高校般的博大和全面，不关注学校优势和特点，功利性地追求短期绩效，多开尽开硕、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学科专业，多而不精，全而不彰，过于注重学理与“形上之道”，脱离实际需要，造成资源虚耗。(四)外部调控失范导致内生制度式微“对口支援计划”制度安排犹如一剂“强力针”注射至西部受援高校内部，却没有引起任何不适或制度冲突和抵牾，似乎西部受援高校与“对口支援计划”天然融洽，意味着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不存在利益冲突，而都存在极强的价值包容性。这表明在“对口支援计划”之前，西部受援高校就业已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惰性。随着“对口支援计划”制度不断稳固，西部高校和其逐渐走向异性同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受援高校本源力、内生性持续弱化，内部制度随之萎靡乃至消解，制度惰性得以强化。在制度惰性和路径依赖的互相推动下，高校组织的系统秩序转向为完全的外生性秩序，无“心”的受援高校成了他制度的“跑马场”。他制度本身蕴含着创新属性，却在挤压原生制度的过程中淡化了使命色彩，异化了制度对象。(五)外部指标依赖导致评估功利“对口支援计划”是国家经过战略考量而出台的补偿性政策，高校的发展进程、成效将成为政策实施效度的检验装置。政府绩效管理和科层制的特点就决定了量化式的评价是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并且各种以量化指标进行排名的大学、学科排行榜及量化性质的“全国学科评估”，因其对学术声誉、潜在利益的影响作用，将高校裹挟其中。对口支援高校作为“一流高校”无疑是各种量化评估活动的“常胜将军”，善于按照各级各类量化指标行事，在对受援高校的支援中，也是在用“指标”建“指标”。支援高校根据构成评估的一级、二级指标评价体系，将其布展到受援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建设、学科塑造等方方面面，力图使受援高校在指标上快速出彩，在以指标为基准的纵向历史对比和横向空间对比中取得巨大“进步”。受援高校本就处在一定的劣势境遇之中，如果过分追逐普遍而通用的指标和“短平快”，不重视因地制宜，不顾及特色指标和特色发展模式，忽视长期过程和内力修炼，只会在同一性中陷入自我的矮化与茫然，走向不可持续发展。五、西部受援高校的发展原则他组织化的受援高校发展建设，有利于“对口支援计划”的政策效益在短期内骤显，对于自身来说，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跨越式的助推发展模式。从政策意图看，受援高校能够在政策援助下逐渐走向自生、自决和自足，具备自我创新品格和能力才是应然的结果或取向。受援高校他组织发展模式却和政策实际意图高度对立，也不利于受援高校自治特性的彰显，这种悖论式表征为受援高校转向自组织发展模式转变提供了充足理由。复杂系统以自组织方式演化，可以发展出他组织状态下或者原来没有的特性、结构和功能，进而不断地寻求和实现自身的优化。在一定意义上，自组织意味着创新，自组织的实质就是创新25，创新能力是西部高校发展的重要品格26。受援高校要成为从无序向有序、从外发向自生的创新自组织系统，需从开放性、非平衡态、非线性作用、随机涨落、反馈机制 5 个方面进行提升27。(一)秉持相对开放性组织本身就是个生物学概念，把组织看做一个生命系统，如果生命系统封闭自我，不与外界进行物质或能量的交流，退化、消亡就会成为可能，换言之，如果受援高校成了封闭系统，就是一个85HIGHE EDUCATION OF SCIENCES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67 期)“熵增”，即由有序趋于无序的过程。受援高校保持对环境开放并从其中取得足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进而组织自身的形构要素，从热平衡态中产生有序结构，或从一种有序结构转变为另一种有序结构28。这是受援高校摄取“负熵”、进行“熵减”的必需行动，却并不意味着受援高校是绝对开放的，而只能是相对开放的。按照耗散结构理论，外界环境提供一定量的“负熵流”便已足够，倘若面对支援高校，受援高校绝对开放，不仅会面临自身独特性和主体性丧失的风险，亦步亦趋，甚至可能会导致“细胞膜”涨破，进而组织完全异化。总之无法形成进化熵减机制。因此，西部受援高校只有秉持相对开放性，坚持独立性和自治性，才能真正扎根所处生境，办出具有特色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二)维系合理非平衡态当组织系统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时，这意味着组织系统与外界的交换过程趋于停止，呈现出僵化封闭乃至“死结构”的状态。因此，受援高校的相对开放性是组织非平衡态的首要前提，非平衡态又是有序之源，是受援高校内相互影响的可测度物理属性分布不均匀的状态29 268。受援高校自组织的非平衡态是非饱和的、动态的和自我革新的，因而才能由无序结构走向有序结构。两种“非平衡态”的存在形式是值得警惕的。第一种是“极平衡态”，受援高校内要素或子系统间差异极大，极度不协调，系统运行整体上超负荷，导致不平衡性愈演愈烈，内部结构崩溃，组织走向无序，如受援高校建立了大而全的学科结构，而师资力量非常弱小，则会导致学科发展受阻和师资极度劳累，最终没有收获。第二种是“近平衡态”，受援高校一般都是多种多样的构成和参量，非平衡性是相对的常态，但如果受援高校构成要素或子系统被规制或激励不足，都会造成受援高校活力不够，裹足不前。西部受援高校只有通过维系合理非平衡态，才能保证系统内部各要素持续合理运动，从而促进自身系统不断演进。(三)凸显有限非线性作用非线性科学源于物理学，以非平衡、不规则、不可逆、不确定等复杂现象和系统为对象，使真实的世界景观展现在人们面前30。其旨在破除经典线性科学对事物发展和进化所持有的机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过去认为，只要保障充足的外部条件或内部正常运转，便能实现西部高校的进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经验性思维阻碍了西部高校生态化发展，若支援高校只向受援高校投放资源，派出人才，便希冀看到受援高校高效和长效发展，无益于“水中捞月”。受援高校内部要素间应是也实是不对称的复杂关系和不成正比的相互作用，即非线性组织31。自组织系统内部要素、子系统间处于不断的竞争、冲突、协调、裂变和重构的过程中，产生了非线性作用，具有相干效应、临界效应、突变效应等，使得系统具有了自我放大的内在非线性机制，呈现出多种结局32。这意味着受援高校内部任何一个小环节错位或者小运动失误即学科、部门等子系统，教师、学生等要素间稍微不协调，都有可能放大为巨大故障或危机。因此，受援高校发展要避免不利的非线性运动，强调要素、子系统的互补性、协同性，通过系列规则、契约控制要素失范条件并减少影响。西部受援高校只有凸显有限非线性作用，在竞争发展和协作有序关系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四)调控有效随机涨落“系统通过涨落去触发旧结构的失衡，探求新结构，系统在分叉点上靠涨落实现对称破坏选择，建立新结构”29 142。涨落即受援高校由无序到有序、低序到高序的启动器，伴随非线性作用和非平衡态出现，表征为支援高校输入新的物质、能力和信息，学科、部门等子系统、教师、学生等要素为此展开竞争，从而使系统偏离平均值。涨落分为微巨涨落和内外涨落。微涨落可以在受援高校偏离平衡态或巨涨落时使之恢复稳定，同时在受援高校吸收、消化支援高校供给的资源过程中，再供应能量与信息;而巨涨落则可以为受援高校内部结构进化和生长供能。当系统出现微涨落时，“学科数量”“院系类别”等序参量之间产生竞争，最后只有一种序参量主宰整个系统，达成协同一致的巨涨落，进而形成有序系统33。换言之，微巨涨落的适当性和序参量的合需性是受援高校有95西部受援高校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序发展的前提。内外涨落就是分别来自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的涨落因素，都在自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西部受援高校只有调控有效随机涨落，有意识地偏离原有稳定状态，得到新变数的有效补充，继而创生出新要素和新形式，才能形成自我迭代与升级的随机动力。(五)坚持精准反馈机制通过反馈机制，系统自身能够保持稳定与进化34，也是使微涨落得以扩大至巨涨落的动因。正反馈使受援高校在上一次系统运动方向上加大震荡力度，推进结构变化，促进自生长。负反馈能够警示受援高校，令其知晓发展问题，使系统暂停、消解正在进行的变动，收敛内部要素的非线性作用，稳定系统。当正反馈机制因偶然性因素影响而启动，会导致多重均衡、闭锁、非效率和路径依赖等风险35，负反馈机制同样会因不确定因素造成消极作用。反馈评价本质上传递的是信息，是关于受援高校的复杂性和组织性的规定性36，本质上看来，不确定、偶然的因素就是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信息，进一步说，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判断标准、判断方式所产生的反馈信息深刻影响着受援高校的走向和发展。因此，评价主体的信息洞察力、甄别力、评判力和控制力决定着反馈效果。西部受援高校只有坚持精准反馈机制，将评价贯穿教育发展全过程、全方位，才能发现发展问题，改进发展方向，进而缩小发展目标差距。六、西部受援高校的实践策略受援高校由弱至强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工序”繁多，“工时”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只有满足相对开放性的前提条件、合理非平衡态的基本形态、有限非线性作用和有效随机涨落的共同推力、准确反馈机制的方向指引等要求，才能避免“走弯路”或“乱走路”。具体来说，在实践中要实行交往理性，彰显自主理性，形成治理理性，强化价值理性。(一)实行交往理性，形成对话机制受援高校应走出工具理性所笼罩的阴影范围，转为相对开放，寻求与支援高校的理性对话。而不是让支援高校凭借“国家意志”赋予的合法性正当地随意干预，打断原有进程与安排。无论受援高校意愿何如，意向何指，支援高校可选择深度或浅表的、深思熟虑的或不假思索的、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援助。受援高校要与支援高校进行良性的交往与沟通，实现相互理解，达至和解的共识状态。在这种交往中，共识不是在支援高校或受援高校的强迫下达成的，不是支援高校通过奖励、威胁、诱导、误导之类的策略促成的，而是通过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真实、准确和真诚地拿出依据和事实，制定出一致认可的受援高校发展计划的结果。受援高校要主动创造环回对话的可能性，先对自我进行诊断、把脉和审视，把自己需要的物质、制度、信息、资源在与支援高校协商沟通的过程中提出，并请求支援高校一起探析发展困境的原因和本质及改造路径。同时，用自己的区位、资源优势为支援高校创造收益。只有这样，受援高校才能打破政策权力语境以及自身局限的掣肘，变弱势为“平视”，化解支援高校的可计算性逻辑和现代理性所造成的结构性压迫和抑制。西部高校应把办学特色与社会需求、技术推广结合起来，以社会服务为导向开展科研工作，不断提高服务地方的科技含量。(二)彰显自主理性，构筑创新机制受援高校应走出依赖外源发展的窠臼，转为合理非平衡，构建自主创新。受援高校主体性的长期缺位，显著表征为受援高校在理念、制度、模式上对支援高校的全盘借鉴与服从。表面上看，在支援高校集中且猛烈的资本支持与输出下，受援高校在较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巨大飞跃，师资力量增强、仪器设备增加、科研项目与平台增多、学科专业及硕博学位点扩大，尤其是规模盲目扩张、排行榜名次上升甚至出现“更名”“升格”的情况。事实上，单一要素驱动使受援高校发展方式粗放、模式不可持续、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日渐突显，且严重依赖外部资源和巨大投入的受援高校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公平性、代表性和持续性。西部高校不是全在“对口支援计划”的覆盖范畴内，支援高校也不是都可以有这样撬动受援高校突进的雄厚资源，这反而加剧了西部高等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因此，受援高校要06HIGHE EDUCATION OF SCIENCES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67 期)建立自主创新机制，牢牢掌控知识、人才、制度、院系等要素和学科系统、组织体系、科研部落、信念集合等子系统管理建设权，创新要素和子系统的现状监测机制、未来发展预测机制、约束和激励机制;激活和强化不同要素和子系统的自主创新动力和创新意识，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路线图，创新配置支援高校供给的资源，即结合学校特色优势、地区发展需要和时代特点，制定科研、学科、制度、组织和学校等的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进而按需差别化分配资源;使特定时空中的科研、学科、制度、组织或学校，按照发展原则和规律，适宜地、正确地增设、改进、转变或得到大力支持或较少支持，亦防治了自身的盲目模仿和支援高校的主观经验性援助。(三)形成治理理性，建构协同机制受援高校应走出内耗滞碍的无序混乱，转为有限非线性和有效随机涨落，逐步形成优化协同体系。支援高校为受援高校开放系统输入了能量、信息、资金等新变数、新元素。新元素打破了受援高校内部原有的格局和态势，致使不同子系统或要素出现动态变化与调整，诸如不同院系、不同部门或院系和部门间为了有限的输入资源而产生纠纷，不同学科或教师之间因输入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及学术资金互掐、斗争;特别是当支援高校按照自身“体量”对受援高校进行复制再造、使受援高校改弦易辙时，如在受援高校内设置输入了新学科、新制度、新组织等，受援高校原结构急剧震荡，原学科、制度、组织或利益相关者遭受巨大冲击或者面临替代危机，“新旧”之间展开生死存亡的对抗即内卷化的形成。总之，上述的系列博弈减损了受援高校的历史性成果，导致了内耗，因而受援高校要加强对系统内部的治理。一是根据内部子系统或要素的任务性质和运行机制，对其进行生态位的划分，明确权责关系，限定资源的获取类型和层次，严格限制活动，并进行监督。二是改革内部治理结构，革新权力配置框架，促使要素或子系统参与内部治理，增强治理透明度，从而节约协调和组织成本。三是构建子系统、要素的协同合作机制，以服务地方发展需求、符合自身发展定位为导向，鼓励跨学科、跨组织的科研协作，支持新事物和旧事物的互助互利，整合资源，推动扎根地区的特色受援高校的形成。(四)强化价值理性，重塑评估机制受援高校应走出同质偏颇的评价导引，转为精确反馈机制，形成特色评估体系。受援高校的“西部”标签不是污名化的结果，而是指向特色化、在地化的表征，承载着人们对西部高校扎根西部、带动西部、开发西部的价值期望。受援高校却在支援高校的指标化援助中，进一步淡化了自身特色、优势和传统，转而更加求取标准化、趋同化和规模化，为评而评，以结果、指标为标准，整日耽于排名表现、科研绩效、量表测量等量化漩涡，不惜压缩自身发展周期和科研产出时间，追求效率至上主义，裹挟在不断加速的时间及其异化的时间结构中。评价的扭曲与评价对“落后分子”的“警示”媾和，致使受援高校长期行驶在“超速”轨道上，而看不见本真的自我、学科和组织。受援高校有必要放慢时间，回归发展的初心。首先，改革对受援高校的评价理念。评价要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