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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同推进的实证分析与路径选择_付春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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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实证分析与路径选择付春香周卫涛(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兰州730070)【摘要】面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投资与消费减弱、人口红利衰减交织的外部环境及战略区位、经济社会迟发展和生态脆弱等内部环境,西北地区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构建乡村振兴推进的“Please”模型与评价体系、新型城镇化推进的“Plight”模型与评价体系、二者协同推进的协同度模型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5年来,西北地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以及二者协同推进程度均呈上升趋势,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推进均进入快速推进阶段,二者协同推进

2、程度进入中度协同阶段,但与全国平均推进程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区域内推进程度差异大,宁夏、新疆相对领先,甘肃相对滞后。西北地区应基于“人民利益至上”“城乡等值化”“序参量支配”等行动逻辑,以城乡融合为目标,以战略协同、资源协同、内外协同、行动主体协同、三次产业协同等五个协同为路径,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Please”模型;“Plight”模型;行动逻辑【中图分类号】F327;F29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22)03-0100-09一、问题提出推进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振兴进程、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3、,是我国后全面小康时代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矛盾,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战略举措1。20182022年连续 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了重点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协同推进”,既是对城乡发展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是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关系的现实回应。面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经济衰退、人口红利衰减等现象交织的复杂环境,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将持续释放城乡生产生活消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需求潜力,既是消费提振的“加速器”,也是投资扩张的“催化剂”,最大限度激活区域发展动力。西北地区地处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黄经济带交汇的战略区位

4、,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0%,具有生态脆弱、资源富裕、干旱缺水、荒漠广布等环境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发展差异明显。特定的自然收稿日期:2022-02-28作者简介:付春香,博士,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周卫涛,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知识权力氛围影响科技人员创新行为的跨层次研究:基于认知、互惠、情感视角”(7186200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地区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协同推进研究”(18BJY119);甘肃省高校青年博士基金项目“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与效果

5、监测研究”(2021QB-103)。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00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决定了探讨西北地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二、研究综述城乡关系影响中国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2,城乡之间通过反哺、吸收、互惠促进融合发展3,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思路4。(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学者对二者关系研究大多始于2018年。蔡继明(2018)认为乡村振兴强调农民权益保障,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二者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可以实现协同推进5。陈丽莎(20

6、18)认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各有侧重点又紧密相连,城镇可以带动乡村发展6。徐雪、王永瑜(2021)探究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性与耦合机制7。蔡昉(2018)8、韩立娜(2021)9等认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可以同步推进,协同发展。(二)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研究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丁翠翠等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10。杨佩卿(2022)基于陕西实践探索的案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11。王杰(2021)、卢兴(2021)等探究了新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路径与策略12。江霞、尹思敏(2021)基于城乡

7、耦合视角探讨了青海的城乡治理13。马亚飞、吕剑平(2020)以甘肃为例,探究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策略14。总体来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定量研究少见,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定性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阐述,针对西北地区的直接研究更是少见。因此,基于嵌入性、多维性、协同性视角研究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实证分析、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等问题,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三、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实证分析乡村和城市作为区域两大子系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要依赖两大子系统发展程度。因此,在分析协同

8、推进程度前,先对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进行实证分析。(一)西北地区乡村振兴推进实证分析1.乡村振兴推进的“Please(满意)”模型基于中央对乡村振兴的要求,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出乡村振兴推进的“Please”模型。乡村振兴推进的关键点是生产(Product)、生活(Life)、生态(Ecology)、治理(Administer)、社会(Society)、乡风(Ethos)。基于英文首字母,构建出“Please(满意)”模型。“Please(满意)”模型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乡村振兴要让“人民满意”。乡村振兴推进要以“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为抓手,以治理和社会为保障,以

9、乡风为魂。2.基于“Please(满意)”模型的评价体系构建评价体系的指标确定基于有效性、客观性、可衡量性等原则,主要采用相对指标。依据“Please(满意)”模型,构建了由6个一级指标、36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一级指标权重确定时,让从事乡村振兴的实务工作者和高校的10位专家基于斯塔相对重要性等级表,对所列乡村振兴评价的6个一级指标通过两两比较判断方式,确定一级指标对乡村振兴推进重要程度的总排序,将结果写成判断矩阵形式,计算出乡村振兴推进6个一级指标生产、生活、生态、治理、社会和乡风的权重分别为 0.35、0.22、0.09、0.06、0.06、0.22;权重确定后,进行了

10、一致性检验,一级指标平均一致性指标为0.016,小于0.1,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6个一级指标权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二级指标权重设计采用专家决策和头脑风暴法(如表1所示)。3.指标计算基于构建的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计算,本研究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乡村振兴推进程度时,首先计算36个二级指标推进值,正指标强调该指标值越高,越有利于乡村振兴。逆指标推进值越低,越有利于乡村振兴;然后将每个二级指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01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标的权重值与推进值加权求和,分别计算6个一级指标推进值;最后,将6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值与推进值加权求

11、和,计算出不同区域乡村振兴总体推进值。4.乡村振兴推进阶段划分为了直观反映乡村振兴推进程度,整合潘启龙(2021)等对农村发展阶段划分、李秉文(2012)对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划分,结合研究目的,依据总体推进值得分,将“乡村振兴推进”划分为五个阶段:推进程度小于或等于20%,为停滞阶段;推进程度大于20%,小于或等于40%,为起步阶段;推进程度大于40%,小于或等于60%,为平稳推进阶段;推进程度大于60%,小于或等于80%,为快速推进阶段;推进程度大于 80%,为高质量推进阶段。5.西北地区乡村振兴推进评价200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新型城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徐建华(2003

12、)表1 基于“Please”模型的乡村振兴推进评价体系指标名称一、生产1.乡村从业人员生产效率2.乡村从业人员占乡村人口比重3.乡村人均粮食产量4.节水灌溉面积比重5.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6.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二、生活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10.乡用水普及率11.乡人均住宅建筑面积12.乡人均道路面积三、生态13.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14.乡绿化覆盖率15.乡万人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数16.乡万人生活垃圾中转站17.乡排水管道密度18.单位耕地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19.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性质0.35+0.22+0.09+-权重0.200.200

13、.150.150.150.150.200.200.150.150.150.150.200.200.140.140.140.090.09指标名称四、治理20.村委会覆盖人数21.民间组织覆盖人数22.农林水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23.社区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24.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25.人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五、社会26.乡村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重27.乡村万人拥有医生和卫生人员数28.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29.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支出比30.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六、乡风31.乡村万人拥有乡镇文化站数32.乡村万人拥有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数33.乡村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34.

14、乡村万人拥有乡镇文化站藏书35.乡村万人组织文艺活动次数36.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性质0.06-+0.06-+-+0.22+权重0.200.200.150.150.150.150.250.250.200.150.150.200.200.180.180.120.12注:乡村从业人员生产效率通过乡村从业人员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反映,村委会覆盖人数以乡村人口与村委会数量比值反映,民间组织覆盖人数以乡村人口与民间组织数量比值反映;+代表正指标,-代表逆指标。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02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发表的 一条新型城镇化之路:南山经验解读。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15、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本文实证分析数据从2005年开始,再考虑城乡数据分类、分省计算,部分省份 2021 年年鉴数据缺失,所以数据从 2005 年至2019年共15年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为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2020)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62020)中 国 人 口 与 就 业 统 计 年 鉴(20062020)中 国 民 政 统 计 年 鉴(20062017)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06202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2020)、西北5省区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实证分析时基于15年面板数据进行,考虑到图表显示问题,本部分结果仅显示了2005年、2010年

16、、2015年及2019年相关数据。(1)西北地区整体分析。横向看(如图 1 所示),2019 年,西 北 地 区 乡 村 振 兴 推 进 程 度60.94%,刚进入快速推进阶段,与全国平均推进程度(70.85%)相比,低了 10个百分点。纵向看,西北地区乡村振兴推进程度提升幅度较大,西北地区 整 体 从 2005 年 的 25.53%增 加 到 2019 年 的60.94%,提升了 35.41%,比全国平均提升程度40.61%(从 30.24%到 70.85%)少 5.2%,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起步阶段进入到2019年的快速推进阶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北地区乡村振兴进程相对滞后,需要大步

17、跟进。(2)西北5省区分析。横向看(如图1所示),2019年西北5省区乡村振兴推进程度由高到低分别 为 新 疆(68.14%)、宁 夏(63.95%)、陕 西(62.44%)、青海(59.24%)、甘肃(50.95%),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0.85%),其中,新疆位于5省区之首,最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则处于5省区末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19.9%。5 省区中新疆、宁夏、陕西进入快速推进阶段,青海、甘肃仍处于稳步推进阶段,需要大力跟进。纵向看,陕西乡村振兴推进程度从2005年的31.96%增加到2019年的62.44%,提升了 30.48%,推进阶段由 2005年的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快

18、速推进阶段;甘肃推进程度从 2005 年的 24.09%提升到 2019 年的 50.95%,2019年的推进程度是西北5省区最低值,15年间提升了26.86%,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稳步推进阶段,还未进入快速推进阶段。甘肃推进程度与西北地区整体及全国的差距在扩大,必须迎头赶上;青海 2005 年的推进程度为18.94%,在西北 5 省区是最低的,2019 年增加到59.24%,提升了30.3%,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停滞阶段到2019年的稳步推进阶段;宁夏从2005年的25.11%提升到 2019 年的 63.95%,15 年间提升了38.84%,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

19、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快速推进阶段;新疆 2005 年的推进程度是29.16%,2019年提升到68.14%,提升了38.98%,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快速推进阶段。(二)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实证分析1.新型城镇化推进的“Plight(困境)”模型城镇化是伴随信息化、工业化发展进程,人地业向城镇集聚的历史变迁过程。新型城镇化以城乡融合为目的,以人(Person)的城镇化为核心,体现低碳(Low Carbon)、集约(Intensive)、绿色(Green)等特征,以人文(Humanistic)、技术(Technology)为工具的城镇化。基于六个英文单词首字母构建出“P

20、light(困境)”模型。“Plight(困境)”模型图1 西北地区与全国乡村振兴推进程度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03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还有另一层含义是新型城镇化推进要突破诸多“困境”,避免“过度城镇化”或“伪城镇化”等现象。2.基于“Plight(困境)”模型的评价体系构建基于“Plight(困境)”模型,构建了由6个一级指标、31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一级指标权重基于斯塔相对重要性等级表构建判断矩阵,计算出新型城镇化6个一级指标人、低碳、集约、绿色、人文、技术的权重分别为0.4、0.12、0.24、0.12、0.06、0.06,一级指标平均一致性指标为 0.041,小于0.

21、1,一级指标权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二级指标权重设计采用头脑风暴法(如表2所示)。3.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评价新型城镇化推进评价指标计算,阶段划分与乡村振兴一致。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620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20)中国统计年鉴(20062020)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62020)及西北5省区的统计年鉴等15年的面板数据。(1)西北地区整体分析。横向看(如图 2 所示),2019 年,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为65.7%,基本进入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阶段,但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3.79%。纵向看,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提升幅度较大,从2005

22、年的22.84%增加到65.7%,提升了42.86%,推进阶段由表2 基于“Plight”模型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评价体系指标名称一、人的城镇化1.城镇人口比重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城市人口密度4.非农产业人员比重5.就业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6.城镇登记失业率二、低碳环境7.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8.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9.单位GDP能源消耗1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1.城市污水处理率三、集约高效12.人均城市建成区面积13.人均城市工业建设用地面积14.人均城市道路面积15.人均城市排水管道长度16.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性质0.40+-0.12+-+0.24+权重0.200.

23、200.200.150.150.100.200.200.200.200.200.150.150.150.150.15指标名称17.非农就业人口生产效率18.GDP增长率四、绿色发展1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2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1.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五、人文基础22.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23.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2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26.移动电话普及率27.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六、技术手段28.万人专利授权量29.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30.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比重31.技术市场成交额与GDP比值性质+0.12+0.06+0.06+权重0.150.100.400.

24、300.300.200.200.150.150.150.150.300.200.200.30注: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是省会城市和北京空气质量达到2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非农就业人口生产效率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比值。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04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2005 年的起步阶段到 2019 年的快速推进阶段。整体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相对滞后,需要大步跟进。(2)西北5省区分析。横向看,2019年西北5省区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宁夏(72.09%)、新疆(67.55%)、陕西(66.75%)、青海(64.7

25、6%)、甘肃(57.34%),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3.79%)。其中,宁夏最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则处于5省区末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6.46%,还处于稳步推进阶段,需要大力跟进。其他4省区均进入快速推进阶段。纵向看,陕西推进程度从2005年的22.9%增加到2019年的66.75%,提升了43.85%,推进程度基本与全国和西北地区一致,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快速推进阶段;甘肃推进程度从2005年的22.4%提升到2019年的57.34%,2019年的推进程度是西北5省区最低值,15年间提升了 34.94%,推进程度与西北地区整体和全国的差距在扩大,必须迎头赶上,推进

26、阶段由2005年的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稳步推进阶段,还未进入快速推进阶段;青海2005年推进程度为24.37%,为西北5省区最高值,2019年增加到 64.76%,提升了 40.39%,青海与西北地区整体值提升程度基本一致,与全国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快速推进阶段;宁夏推进程度从2005年的22.81%提升到2019年的72.09%,2019年推进程度是西北5省区最高的,15年间提升了49.28%,提升值也是西北5省区最多的,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快速推进阶段;新疆2005年的推进程度为21.7%,是西北5省区最低值,2019年

27、提升到 67.55%,提升了 45.85%,推进程度提升基本与全国和西北地区一致,推进阶段由2005年的起步阶段到2019年的快速推进阶段。(三)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实证分析在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实证分析后,本文采用协同度模型对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程度进行分析。1.协同度模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作为区域发展的两大系统,二者的推进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协同演进过程。评价两个系统协同度前需要先计算其耦合度,耦合度主要反映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各自子系统及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情况。协同度则反映了两大子系统协同推进状况。C是耦合度,R为乡村振兴推进程度,U为

28、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T=1R+2UT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综合值,借鉴俞云峰和张鹰(2020)15等学者观点,基于城乡等值化理念,确定1=2=0.5,S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推进协同度。2.协同推进阶段划分为了直观反映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推进协图2 西北地区与全国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05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同程度,借鉴陈耀和周洪霞(2014)、俞云峰与张鹰(2020)等学者的观点,将协同程度依据 S值的得分,划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10%S0,高度不协同;第二阶段:30%S10%,中度不协同;第三阶段:50%S30%,低度不协同;第四阶段:70%S50

29、%,低度协同;第五阶段:90%S70%,中度协同;第六阶段:1S90%,高度协同。3.协同度评价(1)西北地区整体分析。横向看(如表 3 所示),2019年,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推进协同度为79.54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5.03%,西北地区和全国均进入中度协同的第五阶段。纵向看,西北地区协同度从2005年的49.136%增加到2019年的79.547%,15年间提升了30.411%,比全国平均提升值31.591%(从53.439%到85.03%)少 1.48%,推进阶段由 2005 年的低度不协同到2019年中度协同的第五阶段。15年间,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程度在不

30、断增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北地区协同推进程度相对滞后,需要多方入手,加快协同推进步伐。(2)西北5省区分析。横向看,2019年西北5省区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协同度由高到低分别为宁夏(82.402%)、新疆(82.368%)、陕西(80.35%)、青海(78.699%)、甘肃(73.51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5.03%)。西北5省区协同程度均进入第五阶段:中度协同。不同省区间差异大,宁夏、新疆、陕西三省区协同度高于西北地区平均水平(79.547%),青海和甘肃低于西北地区平均水平,甘肃处于5省区之末位,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 了 11.511%,比 西 北 地 区 平 均 水

31、 平 低 了6.028%。纵向看,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5省区2005 年 协 同 度 分 别 为 52.013%、48.198%、46.352%、48.922%、49.435%,2019年5省区的协同度 分 别 为 80.35%、73.519%、78.699%、82.402%、82.368%。15 年间,5 省区协同度分别提升了28.34%、25.32%、32.35%、33.48%、32.93%,提升幅度最多的是宁夏(33.48%),提升幅度最少的是甘表3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度(单位:%)年份20192018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

32、20092008200720062005陕西80.35077.72374.46072.80471.49070.85368.91169.10167.61165.00661.75459.38257.14756.77152.013甘肃73.51967.79268.96667.29362.87263.67461.78460.04956.81152.00750.78648.72146.66446.99948.198青海78.69971.64771.01669.61367.50366.01064.16264.55260.46656.91051.91349.62948.73546.80846.352宁夏82

33、.40279.02776.85175.24274.01772.06268.87467.15066.05963.50360.12158.26455.71452.95848.922新疆82.36879.11577.01375.99275.02873.23771.19568.53467.00164.28559.90755.63453.01253.70849.435西北地区79.54775.29673.76472.32470.41769.31667.13265.98263.76960.59157.13954.55452.48351.67649.136全国85.03082.40479.91177.884

34、76.39474.24272.12370.54368.38265.70162.47260.17058.52356.26953.439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06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肃(25.32%)。2005年西北5省区只有陕西协同度(52.013%)初步进入低度协同的第四阶段,其他4省区均处于低度不协同的第三阶段。(四)结论与讨论乡村振兴推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纵向看,西北地区推进程度呈上升趋势;横向看,西北地区推进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全国平均推进程度值低了10个百分点,内部5省区推进程度差异大,新疆相对领先,甘肃相对滞后。西北地区乡村振兴要基于“Please”模型,走软硬环境共

35、抓的空间优化、环境优美、人员优秀的“三优”乡村振兴之路,扬长补短,主动作为。新型城镇化推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纵向看,西北地区推进程度呈上升趋势;横向看,西北地区推进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全国平均推进程度值低了8个百分点,内部5省区推进程度差异大,宁夏相对领先,甘肃相对滞后。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要基于“Plight”模型,以人为核心,科技赋能,走集约、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纵向看,西北地区二者协同推进程度呈上升趋势;横向看,西北地区二者协同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全国平均推进值低了5.5个百分点。5省区均已进入中度协同的第五阶段,但水平参差不

36、齐,甘肃协同度最低,宁夏协同度最高。西北地区必须结合国家的政策导向,把城乡融合作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落脚点和目标,在战略引领、空间布局、资源互通、产业融合等方面协同推进。四、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行动逻辑实证结果显示,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程度偏低,地区差距大,需要多元行动主体凝聚共识,遵循“人民利益至上”“城乡等值化”等行动逻辑,汇集力量,协同推进。(一)“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下的“人民利益至上”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以人民为中心”置于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地位,强调和凸显“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37、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人民利益至上”行动逻辑,是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应有和必须坚持的立场。(二)“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城乡等值化”逻辑城乡融合发展既包括人口、资本、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融合,也涉及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本质上是打破城乡分割界限,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乡村和城市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区域发展的建设方式和成果分配形式可以不同,但参与机会和分

38、配价值应该相等,即“城乡等值化”逻辑。“等值化”最早由德国提出,核心思想是城乡生活虽然类型不同但价值相等,要让农民在生活环境与质量、公共服务类型与质量、经济发展机会与权利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同类但等值”16。(三)“伺服原理”理念下的“序参量支配”逻辑城市偏向政策的长期执行,是导致我国乡村发展缓慢、“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17。伺服原理作为协同论的重要理念,强调系统在不稳定状态下,快变量服从于慢变量,系统结构变化和有序性取决于序参量。序参量是协同论的核心变量,是指在系统演进过程中影响系统要素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关键变量,系统中的序参量决定了系统新的时空结构与功能。“序参量支配”逻辑强调补

39、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短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五、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路径选择与全国相比,西北地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程度偏低,内部各地区差异大,地形复杂,环境多样,民族成分众多,在维护边疆稳定和安全、修复生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北地区必须结合国家的政策导向,基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实践,以城乡融合为目标,以“人民利益至上”“城乡等值化”“序参量支配”等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07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为行动逻辑,以“五个协同”为路径,走出符合自身特征的差异化协同推进之路。(一)加强战略协同西北地区特殊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相对落后

40、、差异巨大的协同推进程度等要素决定了该区域及区域内各省区要把基于交通的枢纽战略、基于产业的特色战略、基于互动的开放战略、基于科技的创新战略协同起来,方向引领,彰显特色,走差异化协同推进之路。在全球产业链中,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沿黄九省区位优势,基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沿黄经济带建设,凸显产业的节水、绿色等特色,发展向西国际贸易大通道,提升区域高科技、高流通、高响应等服务能力,强化区域内外部信息、交通、网络链接能力建设,推进特色战略、枢纽战略与开放战略协同。(二)加强资源协同城市和乡村作为区域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二者的发展机会、资源禀赋应该“不同类但等值”。城乡资源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

41、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关键。西北地区城乡一体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仍未完全形成,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城乡流动不畅,不利于经济高效循环和创新融合发展。西北地区需要践行“城乡等值化”逻辑,进一步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把城乡改革与具体政策相结合,通过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土地、金融、数据等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三)加强内外协同西北地区发展基础的特殊性决定了内外协同的重要性。基于“序参量支配”逻辑,运用新思维、新思路,把准协同推进问题的“主脉”,加强内外部沟通协作,开

42、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弥补短板,构建内外力量共同推进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大格局。对内,以夯实西北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推动文化自觉,以区位特点为依托,打好“生态牌”和“民族文化牌”,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文化经济,着力形成协同推进的特色动力和优势;对外,进一步争取国家的支持,缩短与外界的“地理边界”,坚持开放、开发的基本发展思路不动摇,着力优化协同推进的软环境。(四)加强三次产业协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使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协调性发展明显增强。基于全产业链理念,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城乡对接,推

43、进城乡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既包括产业内部的融合,也包括产业间的融合。首先,要弄清融合本质,“做大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的本质是产业衔接,产业融合不是简单的一产“接二连三”,而是要拓展产业空间,提升综合价值。其次,要考虑融合什么。比如乡村产业振兴可围绕农业多功能性和乡村属性,推进农业与职业教育、生态旅游、文化创新、健康养老等产业融合。最后,要建立融合渠道,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科技赋能,发展智慧医疗、众筹农业、体验式营销等新业态、新渠道、新模式。(五)加强行动主体协同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是对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刻践行和生动诠释。践行“人民利益至上”逻辑,

44、在加强城乡居民需求调查、动态监测城乡居民满意度和完善城乡利益共享机制的基础上,着力形成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政府+社会+市场+科研院所”社会分担与参与机制,明确政府、企业、居民、院校、研究机构等各类行动主体的职责,不缺位、不越位。政府制定制度规则、服务赋能,企业等市场主体积极作为、培育发展产业,院校培养人才、提供智力支持,研发机构注重农业科技支持,多方行动主体协同互动,无缝对接。参考文献:1蔡绍洪,谷城,张再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122022-02-28.http:/ 学术前沿,2018(10):76-79.6陈

45、丽莎.论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作用J.云南社会科学,2018(6):97-102.7徐雪,王永瑜.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1(10):13-26.8蔡昉.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J.中国乡村发现,2018(4):12-16.9韩立娜.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协同发展相互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浅析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21(3):27-29.10丁翠翠,杨凤娟,郭庆然,等.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0(2):71-75.11杨佩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

46、推进路径探析基于陕西实践探索的案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34-45.12卢兴.新疆南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路径研究D.塔里木大学,2021.13江霞,尹思敏.基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视角下的城乡治理思考以青海省为例J.区域金融研究,2021(8):75-82.14马亚飞,吕剑平.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甘肃为例J.新疆农垦经济,2020(6):15-23.15俞云峰,张鹰.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J.治理研究,2020(4):43-49.16毕宇珠,苟天来,张骞之,等.战后德国城乡等值化发展模式及其启示

47、以巴伐利亚州为例J.生态经济,2012(5):99-102+106.17王颂吉,魏后凯.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背景与内在逻辑J.农村经济,2019(1):1-7.(编辑:张莎莎)(上接第108页)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23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9)Empirical Analysis and Path Choice of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Rural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Northwest RegionFu Chunxiang Zhou Weitao(School of

48、 Business,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 730070)Abstract:Fac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entury,COVID-19,weakening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declining demographic dividend,and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such as strategic location,delayed ec

49、onomic and socialdevelopment,fragile ecology,i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northwest region to joint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Based on the Please model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Plight model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

50、 and the Synergy degree model of the two,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that:inthe past 15 years,the leve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new urbanization and their coordinated promotion are on the rise,and both rural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have entered a rapid prom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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