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小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_王圆圆.pdf

157王安忆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以小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s of Wang Anyis Novels:Taking Love in a Small Town and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s Examples王圆圆黄华WANG YuanyuanHUANG Hua摘要：王安忆的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到西方，在英语世界受到持续关注，这不仅与作品内容有关，而且与翻译密不可分，其中译者的翻译方法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孔慧怡翻译的小城之恋和白睿文、陈毓贤合译的长恨歌进行对比分析，在二十年的时间跨度里比较两部小说在语言类本源概念、物质类本源概念、人称和句式等方面的翻译及其变化，并考查不同翻译方法背后的原因，以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关键词：王安忆；小说英译；小城之恋；长恨歌Abstract:Since Wang Anyis novels were translated to the West in the 1980s,they have attracted continuous attent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which we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works,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in which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trate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e paper selects the Love in a Small Town which was translated by Eva Hung in 1988 and T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which was translated by Michael Berry and Susan Chan Egan in 2008.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spread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the paper compares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wo novels in language class origin concept,*本文系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SM20171002800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WXB005）的阶段性成果。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57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572023/2/15/周三 17:28:152023/2/15/周三 17:28:15158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material source translation,person and sentence patterns in a span of 20 years,and examin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methods.Keywords:Wang Anyi;Novel translation;Love in a Small Town;T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1.引言由于东西方在阅读习惯、思维方式、审美品位、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目标语世界并实现文化交流有着重重阻碍。中国文学海外推广网站纸托邦（Paper Republic）创始人，多年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人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在201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提到：中国文学从业者非常急迫地向外推广本土作品，但有意思的是，海外读者心中却完全没有“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海外读者能看过一两本中国文学作品就已经很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王安忆作品获得英语世界的关注实属不易。王安忆大部分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主要以学术研究为主，没有真正走入大众读者的视野，与预期的传播效果相差很远。从亚马逊网与好读网（Goodreads）上的读者评论来看，王安忆的作品中关于长恨歌的评论最多，其他作品的评论寥寥无几。（杜君艳 2018：5-6）长恨歌的英译本一经推介，便获得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洛伊斯罗斯翻译奖”（Lois Roth Award for a Translation of a Literary Work）的提名，这是美国翻译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也是对译者所秉承的翻译理念的赞许与肯定。（吴赟 2012：98-102）长恨歌的翻译为中国文化如何进入世界文化生产场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相比之下，王安忆早期的代表作小城之恋同样是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虽在国内引起较大轰动，但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却如深海微澜，其中的原因发人深思。小城之恋的英译者是香港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孔慧怡（Eva Hung），译本于198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长恨歌的英译由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华裔学者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合译完成，并于200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虽然小说由两位译者合译，但最后由白睿文统一润饰和修改，因而在涉及长恨歌的翻译时，本文将白睿文的翻译方法作为探讨重点。两个译本相距二十年，因为译者的态度、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同，所以存在不小的差异，下面将从语言类本源概念、物质类本源概念以及人称和句式三方面展开探讨并分析翻译方法变化的深层原因，以期把握不同翻译方法对译本与作品传播带来的影响，从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和传播提供有益的借鉴。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58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582023/2/15/周三 17:28:172023/2/15/周三 17:28:17159王安忆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以小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王圆圆 黄华2.语言类本源概念的翻译：失落与保留本源概念是指某一民族在其历史、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概念（何元建 2010：211-217），主要包括语言类本源概念、物质类本源概念、社会类本源概念和政治类本源概念等四类。其中语言类本源概念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表达形式，包括成语、俗语、典故、谚语等，这里将主要探究 小城之恋 和 长恨歌两部小说译本中对于语言类本源概念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翻译方法。面对语言类本源概念，译者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直译，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以保留源语的民族色彩；另一种是通过意译，用目标语中相关的语言表达来解释源语，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可以基本传达原文语义，但是造成了源语民族色彩的失落。（耿小超 2008：98-101）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小城之恋在翻译中多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放弃或忽略了源语的语言特色表达，如以下几处：（1）（她）犹如练脚力的解去了沙袋，身轻似燕?，如履平地。（王安忆 1988：110）She felt so light and sure-footed?,as if she had been doing weight-training and had just discard the sandbags tied to her feet.(Hung 1988：1)“身轻似（如）燕”来源于中国历史名人“赵飞燕”，赵飞燕身材极瘦，体态翩翩，轻盈如燕子一般，因而有了“身轻如燕”的说法。此处为了形容小城之恋中女主人公舞态轻盈而运用这一表达。对比译文可以发现，译者在此处仅强调了“She felt so light and sure-footed”，即“她觉得自己是那么轻盈和稳健”，没有保留“身轻似燕”这一比喻手法，造成了意象的失落和审美韵味的贬损。（2）影院里，唯有一块屏幕光明着，活动着人影儿，人影儿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王安忆 1988：110）In the cinema,only a screen is lit up,and human images move on it,enacting the joy and sorrow?of life.(Hung 1988：6)“悲欢离合”出自北宋苏轼的水调歌头，属于语言类本源概念，蕴含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悲、欢、离、合”四种常态。对比译文可以发现，“悲欢”（joy and sorrow）得到了翻译，而“离合”却被失落了，这一处理方式虽不会对阅读产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59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592023/2/15/周三 17:28:182023/2/15/周三 17:28:18160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生大的影响，但却弱化了汉语中原有的两相对照的表达特色。在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中，原文同样用到了“悲欢离合”一词：“天下万物，各有所司，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是规律使然，不可逆转。”（莫言 2006：306），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却处理为“joys and sorrows,partings and reunions”（Goldblatt 2008：590），意义为“欢乐与悲伤，分离与团聚”，即将源语中成语的四重含义全部展现出来，更能凸显出汉语的特色。（3）伸手不见五指?，如同堕入了深渊。（王安忆 1988：131）Its pitch black?,like the bottom of an abyss.(Hung 1988：35)“伸手不见五指”是汉语中形容环境黑暗的常用表达，属于语言类本源概念。译者在此处运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处理为“pitch black”（漆黑一片），虽然意思无甚差别，但造成了“五指”这一意象的失落。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也运用了这一表达：“那天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莫言 2012：345），葛浩文却直接翻译为“It was so dark that father couldnt see his hand in front of his face”（Goldblatt 1993：617），即“连面前伸出的手都看不见”，使用了夸张的修辞。葛浩文通过直译的方式保留了源语的意象，使得译文更能展现出原著的中国文化特色，而小城之恋的翻译中却轻视了对语言类本源概念中意象的翻译，殊不知“五指/手”的意象是这一俗语的灵魂。（4）那一夜的情景在心里已经温习了成千上万遍，温故而知新?，这情景忽然间有了极多的涵义。（王安忆 1988：132）In his mind he has relived the experiences of that night thousands of times,and they have become so familiar to him?that he begins to read endless meanings into them.(Hung 1988：37)“温故而知新”是出自论语的典故，译者面对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类本源概念时，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将其处理为“become so familiar to him”（他是如此熟悉），虽然意义上与原文近似，但是“温故而知新”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温故”（consider the past）；第二层才是“知新”（know the new）。而孔慧怡的翻译不仅造成对这一典故的简化和曲解，而且无形中也减弱了对中国文化特色的传达。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0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02023/2/15/周三 17:28:192023/2/15/周三 17:28:19161王安忆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以小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王圆圆 黄华相比之下，在长恨歌的翻译中，面对作品中具有异域风格的语言类本源概念时，白睿文基本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保留了源语言中的意象。如：（5）程先生欲罢不能，拍了又拍，王琦瑶也有如鱼得水之感?。（王安忆2013：35）Mr.Cheng could not help himself.He took shot after shot,and Wang Qiyao in turn took to the attention like a fish to water?.（Berry 2008：41）“如鱼得水”比喻遇到与自己十分投缘的人或非常适合自己的环境。译者将成语直译为“like a fish to water”（像鱼进入水中），通过运用与原文中相同的意象，来保留源语的话语信息、生动形象性以及美学价值，从而呈现出了地域差异性和文化独特性（许晓萍 2019：122-123），生动还原了小说原文的表达，让英语读者在理解故事情节的同时，加深对汉语特定表达的了解。像这种语言类本源概念，长恨歌中还有很多，译者基本保留了源语中的固有意象，进行了直译。如将“排山倒海”直译为“toppling mountains and overturning the sea”（推翻山脉，颠倒水流），将“中流砥柱”直译为“stand fast amid the rushing currents”（在湍急的水流中稳稳地站立），将“封酒瓶子的嘴”形象地直译为“lips are sealed”等。这些直译的运用，既能够使读者准确理解原文内涵，又向英语世界展示了汉语的丰富表达形式。对于语言类本源概念，白睿文在长恨歌中采用直译，能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和表达特点，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干预功能，能突出语言与文化差异，有利于发展多元文化，从而抵制欧美霸权文化，保护本土文化生态（杨柳 2003：10-12）。相较之下，孔慧怡在 小城之恋 采用的意译翻译，造成原文语言中民族色彩的失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翻译实践可以充分体现出译者的立场和态度，通过对翻译方法的选择实现话语权力的建构与争夺，进而获得较多的资源或资本，最终取得文化的支配权力。3.物质类本源概念的传递：隐化与显化在本源概念中，物质类本源概念指生活中的各种实物产品，如服饰、食物、建筑物等（武宇涵、刘兵 2021：86-88）。小城之恋和长恨歌的英译者对物质类本源概念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隐化与显化。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中，本源概念的翻译有“隐化”和“显化”两种主要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12023/2/15/周三 17:28:192023/2/15/周三 17:28:19162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方法（王克非、黄立波 2007：101-105）。其中“隐化翻译”是指将源语中的信息变成目标语中依靠语境来传达的隐含信息（Vinay et al.1995），这一方法具体表现为对源语文本的概括、忽略源语的部分成分等；“显化翻译”则与之相反，是指通过添加或直接明示，使源语中的隐含语言成分外露，亦称外显化、明晰化。通过对比阅读，发现小城之恋中对物质类本源的英译多运用隐化的翻译方法，如：（6）她正一手抱一个孩子，站在门口，看街上孩子玩方宝?。（王安忆 1988：190）She is holding a child in each arm,watching the children on the street playing the five stones?.(Hung 1988：102)“玩方宝”，亦称打纸板，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儿童游戏。因为纸板一般是用比较硬的纸壳相互交叉叠成方方正正的形状，而叫方宝，属于物质类本源概念。对比译文，可以看出，译者将其处理为“five stones”（五块石头），这显然是由于译者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导致的误译，隐化了源语中具有中国特色含义的表达，未能向英语读者传递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游戏，或许将“方宝”翻译为“square cardboard”（方形纸板）更为妥帖，这样可以准确点明这一玩具的材料和形状。相比而言，长恨歌的译者中在面对物质类本源的表达时，往往不惜笔墨，采用显化翻译的方法，试图让译本与原作具有同样丰富的内涵。如以下几例：（7）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王安忆 2013：3）First to appear are the dormer?windows protruding from the rooftop tingzijian of those traditional longtang buildings.(Berry 2008：68)老虎天窗，是指开在屋顶上的天窗。一般指在斜屋面上凸起的窗，方便房屋的采光和通风（杨晓 2015：27-29），属于物质类本源概念。老虎窗实际上是音译而来，源于英语“roof”的沪语谐音。上海开埠后，大量英国人的涌入使上海出现了很多英式建筑。因为英国天气严寒，为了降低建筑物上的雪负荷，建筑屋顶大多设计成图 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2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22023/2/15/周三 17:28:192023/2/15/周三 17:28:19163王安忆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以小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王圆圆 黄华尖顶或者斜坡形式。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上海住房困难加剧，当地人就充分发挥石库门住宅二楼空间较高和有斜屋顶的优势，在二层和屋顶之间增建阁楼，为了提升阁楼的采光和通风，也在屋顶上开窗，这种窗便被称为“老虎窗”。因此，“老虎窗”一般特指上海石库门住宅里的屋顶窗（杨晓 2015：27-29）。译者将“老虎天窗”译为“dormer windows”（老虎窗，屋顶采光窗）是一种直译；同时按照上述解释，老虎天窗是在斜屋顶上凸出的窗，因而译者在翻译时特意补充翻译出了“protruding”一词，即“突出的，伸出的”。通过显化翻译，译者将“老虎天窗”的特征描写得更为形象。（8）所谓“老克腊?”指的是某一类风流人物，尤于五六十年代盛行。在那全新的社会风貌中，他们保持着上海的旧时尚，以固守为激进。“克腊”这词其实来自英语“colour”，表示着那个殖民地文化的时代特征。（王安忆 2013：306）“Lao ke-la”refers to a specific breed of debonair figures active during the fisties and sixties.ese were the keepers of old-style Shanghai fashion in the new society,at a time when holding on to the past was considered radical.e term probably originated with the English word“old colour?”or perhaps“old classic?”,a remnant of the colonial culture of Shanghai in the day of the treaty ports.（Berry 2008：361）“老克腊”特指盛行于老上海五六十年代的一类人物，因而可看作物质类本源概念。老克腊是指那些面对解放后的时代变幻，他们却依然保持解放前上海的生活习惯，如喜欢喝咖啡，钟爱爵士乐，平时使用手帕，多穿格子衬衫，裤子熨得平整，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油光水滑。即使再穷，也要维持绅士的生活状态（凌惠芬 2006：73），长恨歌原文中提到老克腊源于英语单词“color”的谐音，甚至搜狗百科词条里对老克腊的解释就直接引用了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的表达。但词条中还有另一种解释是小说 长恨歌 原著中没有提到的，即“克腊”源于英文单词“Classic”，即“传统的，古典的，品位高的”（百科词条），基于此，“老克腊”代表着老上海人的一种格调精致和考究，这种精致贯穿于上海文化。对比译文，可以发现此处连原著中都没有提及的第二种解释，译文却囊括了这两种可能性，与其说这是译者对上海文化的通晓，不如理解为是其在翻译工作中所下的大量功夫和用心。不仅如此，长恨歌的原文中只提到了“克腊这词表示着那个殖民地文化的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3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32023/2/15/周三 17:28:192023/2/15/周三 17:28:19164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时代特征”，但译者却将“表示”调整翻译为“a remnant”（一种残余、一种剩余），强调这类人是老上海的一类遗留人物，而且下文中的确提到“像老克腊这种人，到80年代，几乎绝迹”，因而译者翻译此处时补充出“残余”之意可谓是锦上添花，这一显化方法的运用有利于帮助读者对后文内容的理解。此外，长恨歌中出现了很多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建筑、家具以及美食，译者也大多采用显化的翻译方法。如将“弄堂”音译为“longtang”，“亭子间”音译为“tingzijian”，“核桃心木橱”直译为“walnut chest of drawers”等；在作品的第二部分中王琦瑶、严家师母、康明逊、萨沙围炉夜话的生活中，提到很多食物，译者基本都采用了直译，如“炸春卷”译为“deep-fried spring rolls”，“松子糖”译为“pine nut candies”，“红枣莲心粥”译为“lotus plumule and jujube stew”，“八珍鸭”译为“eight-treasure duck”，“蛏子炒蛋”译为“scrambled egg with shellfish”等。由此不难看出，对于物质类本源概念，白睿文采用显化的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上海地方建筑名称、家具材质以及上海地方特色美食的食材。这一翻译方法致力于保留源语的信息，虽然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但也加深了读者对作品异域风格的认知。通过上述二者的对比不难看出，小城之恋英译本中较多隐性翻译方法的运用，保障了作品的流畅度，但减弱本土风情的传递和逻辑的表达；而长恨歌英译本中所采用的显性翻译的方法，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会使译文的表达偏于繁琐，但是能够把异域的文化特色最大化传递出来，能够把原文的意图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从而使目标语读者能够从译文中获取更丰富的内涵。4.人称和句式的处理：侵入与重现在面临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时，译者可以发挥主体能动性，对原文进行“侵入”，即基于对原文本的认识与理解，对原文进行解码重构，侵入原文世界探取信息（Steiner&George 2001）；也可以选择做一个透明译者，尊重原文，严格重现原有的表达。在小城之恋的翻译中，孔慧怡倾向于发挥译者主体性，采用了“侵入”的翻译方法。如：（9）她对照着前后左右的镜子，心想以为她丑陋是绝不公平的，以为她粗笨也是绝不公平的。（王安忆 1988：111）She looks into the mirrors around her,and thinks to herself:its unfair to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4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42023/2/15/周三 17:28:202023/2/15/周三 17:28:20165王安忆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以小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王圆圆 黄华say Im ugly,and its unfair to say Im clumsy.(Hung 1988：7)译者将原文中第三人称“她”替换成第一人称的“我”，让主人公直接发声，有力地表达了主人公因练坏体型而长期饱受嘲讽的怨愤。这一侵入的翻译凸显了译者强烈的性别意识，表现出译者对主人公的认同与同情。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当别人嘲笑她是憨丫头时，她反驳道“其实我一点也不憨”，译者却将这一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who says I am silly?”语气更加强烈。“侵入”的方法，提升了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张力，使译作在传播过程中更凸显女性意识。陈慧娴（Sylvia Chan）在谈到小城之恋时说，“对女性性的肯定最终是对女性创造力的肯定。这个故事所传达的女权主义信息，以及它与女性作家的特殊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女权主义在中国仍然被嘲笑和蔑视的情况，这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Sylvia Chan 1991：26）由于孔慧怡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女性主义身份和立场带入翻译，西方读者眼中的小城之恋带有了女权主义色彩，但这与作者的本意相悖。王安忆多次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如在1988年接受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王政访谈时，王安忆充分阐述了自己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在作品中重视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的角度去考虑东西，并不是想在作品中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我没有这样想。”（吴义勤 2006：80）显然，由于译者的“侵入”，产生了文化信息的不对等移植。相比而言，长恨歌的译者更尊重原文，忠实表达原文的意思。如以下几处：（10）（她）心里却说，你不知吃了人家多少放冲的牌，倒不说。（王安忆2013：86）Inwardly,she was fuming,Sasha,you have no idea how many times you won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Berry 2008：186）此处在长恨歌中，同样是写女主人公的心理语言，译者保留源语的第二人称表达。只不过在 长恨歌 中有很多人物的心理语言，译者都是运用斜体加以突出，在重现原文的基础上，方便了英语读者阅读。（11）夜里边，万家万户灭了灯，有一扇门缝里露出的一线光，那就是流言；床前月亮地里的一双绣花拖鞋，也是流言；老妈子托着梳头匣子，说是梳头去，其实是传播流言去。（王安忆 2013：10）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5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52023/2/15/周三 17:28:202023/2/15/周三 17:28:20166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Deep in the night,after everyone has turned out their lights,there is a narrow patch of light peeking out through the crack under someones door-that is gossip.e pair of embroidered shoes in the moonlight beside the bed-that too is gossip.When the old amah,carrying her box of toiletries,says she is going out to comb her hair,she is actually off to spread gossip.（Berry 2008：12）长恨歌 的第一部分中王安忆运用大量笔墨来描写弄堂、鸽子、流言、闺阁等，特别是描写“流言”时，语句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多运用排比的修辞，形成了长恨歌 铺张绵密的主要语言风格特点。面对这些排比，译者没有偷工减料，取其大意，而是不厌其烦地重现原文的句式。如此处，原文连用三个“那就是流言”“也是流言”“传播流言去”来形容流言的“漫生漫长”，译文则用“that is gossip”“that too is gossip”“spread gossip”与原文一一对应，而且前两处中破折号的加入，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文解释说明的句式。译者对排比修辞的再现，可以让英语读者明确体会到王安忆细致绵密的语言风格。对于这些异域风格的表达，英语读者评价如何呢？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认为：弄堂及生活于此的人为小说诗意的描写提供了场景，这些散文化的片段在小说中不胜枚举，它们代表了一种真实而细致的上海生活。这些元素承当了故事的背景和外延，形成了上海独特的风貌，也是故事真正的韵味所在。宏大的叙事居于幕后，历史的变迁折射于琐碎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寻常巷陌中展开（曹文刚2015：145-147）。江宝钗（Baochai Chiang）和罗林斯（J.B.Rollins）认为对弄堂微妙转变的捕捉，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沉思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活得更好（Baochai&Rollins 2009：65）。由于长恨歌中存在大量具有上海和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和表达，加之作者开篇长段的弄堂描写，迈克尔霍克斯（Michael Hockx）认为这部小说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有足够多的因素不利于“可读性”，甚至是“反可读性”的，比如对名字、地点和重大事件的引用。因而这本小说是“实验性的”，使阅读更加艰难，译者所面对的来自出版商的压力就是提高这本小说的“可读性”。但他个人很喜欢 长恨歌，而且认为这些问题对译者和翻译提出挑战（Michael 2009：10）。可见，这些看似琐碎的语言被英语读者所认可，即译者重现原文的翻译方法促进了作品的传播。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城之恋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采用了较多的意译、隐化和侵入等翻译方法，减弱了源语文化的传递和逻辑的表达，造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6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62023/2/15/周三 17:28:202023/2/15/周三 17:28:20167王安忆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以小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王圆圆 黄华成了文化信息的不对等移植，进而影响了作品在目标语世界的传播；而长恨歌在英译过程中，译者所采取的直译、显化和重现等翻译方法充分还原了原文的表达，有利于读者感知原作的写作风格，从而使目标语读者能够从译文中尽可能获得与本国读者同样的共鸣和美感（毛璇、毛海莹 2014：146-148），有利于促进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5.不同翻译方法归因探析面对同一作家的作品，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即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凸显以及译者自身的翻译态度。5.1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小城之恋翻译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施不久，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亟待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以文化输入为主，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外译时需要侧重于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情况。正因如此，译者无法不对其时代和背景妥协，因而主体性的发挥是建立在译者的知识结构以及历史背景构成的一种“成见”的基础上（贺晓旭、李艳 2013：20-21）。在“偏见”的制约和影响下，译者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译者采用意译、隐化、侵入等翻译方法，旨在提高译本的可读性，从而打开英语世界的阅读市场。长恨歌出版于2008年，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相应提升，同时伴随着政府一系列文化发展策略的措施，实现了从弱文化到强文化的转变，更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迈向世界，中国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由文化输入国逐步转变为文化输入和输出并举，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因而译者采用直译、显化和重现等方法，可以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更加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翻译方法的变化不是古今一辙的，它具有复杂性，翻译方法的选择体现了两种语言背后隐形的文化实力对比。5.2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凸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中国处于弱势地位，急需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如“熊猫丛书”的推出，其实暗含着民族主义意味，承载着文化复兴的压力。因而译者在翻译时更加注重语言的简洁、流畅，更注重满足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以提高译者销售量。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7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72023/2/15/周三 17:28:212023/2/15/周三 17:28:21168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迈入新世纪后，在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主义势力的博弈下，文化呈现多样性，不断挑战和冲击着欧美的主流文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还是向西方文化看齐？汤一介、乐黛云等学者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文化意识（汤一介 1997：32-33）。为了促成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和而不同”原则可以提供正面的价值资源。“和而不同”表现为各种文化“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乐黛云1996：22-28）。费孝通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自觉”意识。人类的文化处于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夜，是一个“要成而未成”的阶段，因而具有“战国”特点，其中多元一体的全球文化形式的出现值得重视。我们要努力朝着这一方向迈进，并为它准备条件，这就是要努力形成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2000：5-14）。这种主体意识就是要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提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同时加强与异域文化的沟通；体现在翻译中，就是强调保留本国语言文化特色，充分发挥自身语言的优势，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跨文化交流体系。译者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与历史语境分不开，当混杂性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文化的频繁接触已经逐渐将他者的“他性”磨去其使人焦虑的锋芒（耿强 2009：13）。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直译、显化、重现等方法有利于抵抗欧美的强势文化，传递本土文化体验，逐步形成新的审美体验，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5.3 译者翻译观的不同文学作品是传递文化的重要途径，翻译作为文化传递的第一步，译者承担了最重要的角色，译者的翻译观直接到影响翻译的效果。小城之恋的译者孔慧怡，出生于香港，后在伦敦大学就读，毕业后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从1987到2007年，她将人生中宝贵的二十年投入了香港译丛编译活动中。被她选入译丛的内容体裁广泛，海峡两岸暨香港的作品均有涉猎，且重点推出女性文学。她的翻译实践注重海外读者的接受，侧重于向海外读者展示中国传统，海外传播效果优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葛文峰 2016：98-102+123）。她认为：小说译者肩负着两种相异文化中介人的职责，翻译承担着教化民众的任务。因而译者在翻译时，可以量体裁衣、去补增删，甚至把自己的主观意志融入到译本中（孔慧怡 1999：50）。由此可见，孔慧怡强调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让翻译实现再创作，拓宽原作的表达空间。特别是译者在面临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时，她倾向于选择意译、隐化、侵入等翻译方法。这导致其翻译忽略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8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682023/2/15/周三 17:28:212023/2/15/周三 17:28:21169王安忆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以小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王圆圆 黄华了王安忆作品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蕴含在文字中的中国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