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立法指引涉案企业合规_张广平.pdf

合规管理50作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点工作和具体实践，检察机关推行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备受瞩目，其探索以更为谦抑、轻缓的方式办理涉企刑事案件，尝试将企业合规经营作为犯罪从宽处理的理性依据，被业界誉为“一次伟大的司法理念革新”，成为近年来社会效果显著的刑事司法改革。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随之出现。为确保重大改革要求于法有据，需推进刑事立法修改完善工作，及时将改革实践经验固化上升为法律规范，以法律制度革新指引改革走向深入。改革释放司法红利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源自对民营企业的依法平等保护。具体指检察机关办理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者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同时，针对企业涉嫌具体犯罪，结合办案实际，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落实，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2020年3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的 6 家基层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2021年3月，在总结第一批试点经验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 10个省市开展第二期试点工作。2022 年 4 月，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数据显示，2022 年检察机关已对整改合规的1498 家企业、3051 人依法不起诉。通过企业合规改革，涉案企业得以重获新生、恢复生产经营，继续发挥供法人特约撰稿 张广平完善立法指引涉案企业合规应产品、提供就业、创造税收、创新科技等经济和社会价值，对促进行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重大意义，为广大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表示，通过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平等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检察履职，企业合规理念与方式得到传承和发扬，有助于引导全社会企业树立守法合规的法治观念，忠实崇尚和坚定捍卫社会主义法治，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改革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自推行以来，影响和前景获得各方认可，同时也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适用对象和条件相对受限。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指出，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律框架和范围内，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受限，对重大疑难复杂涉企案件适用空间较小，导致案件类型、适用罪名和影响力有限。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从具体试点情况分析表示，由于多种因素存在，致使检察机关在推进企业合规改革时，主要针对以个人或家族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试验效果。二是存在权力异化、滥用风险。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表示，各种行业的企业领域有别、组织规模不同，合规整改能否公正实施、制度能否得到有效执行，都带有相当不确定性。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认为，企业合规改革在基层执行过程中，检察机关的权力运行缺乏真正制约，很可能让涉案企业在配合法人杂志2023年03期51新知认罪并享受不起诉后果与拒不认罪而被起诉之间作出选择，成为威压和利诱企业“俯首认罪”的“利刃”，寻租空间和错案风险将被成倍放大。三是监管主体的参与度、积极性有待提升。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仅是一场司法改革，而将成为社会综合治理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奋飞撰文称，由于这场改革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启动，并未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行政监管机关参与办理企业合规案件的积极性能否保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试点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能力，这可能会制约改革试验效果。完善立法指引改革行稳致远为解决改革面临的瓶颈、难题，推动刑事立法完善，成为指引改革走向深入的当务之急。理论界和实务界多数意见支持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为涉案企业合规增设专章，建立单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参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突出“合规”个性化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明确企业合规诉讼程序适用对象和条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等专家认为，在适用对象方面，该制度可适用于重大单位犯罪案件、轻微单位犯罪案件以及大中型涉案企业和小微涉案企业。在适用条件方面，涉案企业应自愿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效配合刑事执法活动，及时处理对犯罪负有责任的内部人员以及承诺或履行补救挽损措施，如补缴税款、缴纳罚款、赔偿被害人以及修复受损环境资源等，还应提供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有效的企业自查报告、出具有针对性的合规整改方案。二是合理设置合规考察期限，提升司法效率。确认合规考察期，是建立健全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基础环节。结合欧美经验，学界与实务界较为一致的考虑是将考察期限定在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同时合理设置考察中止、延长等相关规定。例如，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可结合实际情况在三年基础上协商延长；小微企业合规考察期可缩减为六个月至三年。既有利于保障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企业的合规整改实效，也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三是拓展合规司法程序，强化权力制约监督。正如学者所言，改革试点及第三方机制启动运行主要在检察办案环节开展，侦查、审判环节较少涉及，合规改革尚未在刑事诉讼全流程形成合力。因此，将企业合规“前延侦查环节”“后续审判环节”，是立法完善路径选择、强化程序监督的重要考量。高景峰认为，在侦查、审判环节适用企业合规，不仅符合制度建构需求，更增强合规监管质效。要贯彻落实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规范申请、移送与审查流程，细化与第三方机制适用衔接，强化程序制约监督，推动形成合力。四是建立行刑衔接机制，确保行政机关有效参与。推动合规成果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得到互认，强化与行政执法的双向衔接、与行业监督的协同合力，已成为业内共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李奋飞等人建议，首先确立合规互认制度。企业有效合规整改不仅作为检方从宽处理的依据，也应得到行政机关认可。其次是建立合规检察建议、意见制度。检察机关在合规整改结束后，可向行政机关发出建议或意见，建议其对涉案企业继续进行监管。再次是确立行业合规制度。检察机关对带有结构性、行业性特征的企业违法违规现象，应当以合规整改为契机，建议行政机关督促行业协会加强行业合规治理。最后是建立行刑联合执法机制。可借鉴其他国家治理经验，由检察机关会同行政监管部门对涉案企业联合开展考察，实施统一的合规整改方案，建立刑事和行政一体化的违法预防机制。（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人民政府）（责编 惠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