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研究论争及思考_于英香.pdf

98数字人文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2期 总第382期）Library Journal（Vol.42 No.2）0 引言自从 2011 年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作为一个术语正式定名，与此有关的研究与探索已然成为人文、信息管理等学科新的学术热点，不同类型的数字人文成果不断涌现。在此过程中，学界对数字人文的认识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研究者均认可数字人文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具有跨学科特征、数字技术嵌入明显、成果形式更加多样化、评价体系不够完备、研究中心的主要运行方式为基于团队合作的项目制等等。然而，在数字人文热度日益上升的当下，对其争议与分歧也在蔓延，批判与反思同数字人文相依相伴。国外学者出版和发表了诸多数字人文批判论著，如大卫M.贝里（David M.Berry）等的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摩太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的数字人文的破产、丹尼尔阿灵顿（Danielle Allington）等的新自由主义工具（和档案）：数字人文的政治史1、马修K.戈尔德（Matthew K.Gold）数字人文研究论争及思考于英香1，2（1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2 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摘要 数字人文是近年来人文社科与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学界对其认识尚未统一，批判与反思同数字人文相依相伴，数字人文研究进程中争议与分歧不断。论文试图基于数字人文与其潜在对话者比较的视角，从数字人文的概念、研究主体、研究范式、技术工具 4 个层面梳理这些争议，以求在争议的探讨中构建共识。论文从伞状界定的困境解读数字人文的概念论争；从角色冲突与角色建构的视角探究数字人文研究主体的衍化；从人文研究科学化与人文精神对立的视角分析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异化；从数字人文研究标签化与算法化风险的视域反思数字技术应用的工具悖 论。关键词 数字人文 数字技术 角色冲突 人文精神DOI:10.13663/ki.lj.2023.02.012Controversy and Thinking on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Yu Yingxiang1,2(1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2 Research Center for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has been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not yet unified their understanding.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have always been there,whereas controversy and disagreement continue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se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ng digital humanities with its potential interlocutors from the four levels of digital humanities concepts,research subjects,research paradigms,and technical tools in order to build consensus in the discussion.It interprets the concept controversy from the dilemma of the defini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as“umbrella”;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conflict and role reconstruction;analyzes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aradigm from the opposi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umanistic spirit;reflects on the tool paradox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eling and algorithmic risks in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Digital technology,Role conflict,Humanistic spirit于英香Yu Yingxiang于英香：数字人文研究论争及思考Yu Yingxiang:Controversy and Thinking on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99的数字人文论辩2以及他与劳伦克莱因（Lauren F.Klein）合作的数字人文论辩 20163与数字人文论辩 20194等。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数字人文繁荣背后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对数字人文研究中“功利化追求热点”5的质疑、“算法依赖和工具化约”的抵 制6、数字人文本体论的反思7等，批判的维度也从工具实用主义向意识形态领域转向8，数字人文批判热甚至形成了一个“批判数字人文研究”（Critical DH Studies）的小小领域9。数字人文批判与反思所关联的潜在对象与对话者，要么是传统的人文研究过程，要么是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抑或是人文研究根植的传统文化背景，这些批判与反思表明数字人文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研究领域，学界业界对数字人文的认识或者认知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尚有诸多需要探索的未知空间。数字人文研究者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视角不同、研究兴趣各异、研究方法存在偏好、学术文化差异等导致了数字人文认识的分歧与论争不断。本文试图基于数字人文与其潜在对话者比较的视角，从数字人文的概念、研究主体、研究范式、技术工具 4 个层面梳理这些争议，以求在争议的探讨中构建共 识。1概念论争：数字人文伞状界定的困 境数字人文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研究范畴、学科特质一直处于不断争论和探索中10。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界定，构建了“方法说”“领域说”“活动说”“实践说”11等不同概念语境，以至于后续的研究者发现无论哪种定义都难以涵盖数字人文的内涵和外延，因而提出放弃对其进行准确定义和严格的界限划分，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接纳这个新生事物，形成了数字人文的“伞状”或者“大帐篷”（Big Tent）概念12。戈尔德将大帐篷概念更进一步延展为交易区和会议场所，更加强调现有传统和实现“大”数字人文所需的交叉工作247。“伞状”界定的思路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因为这样就不必纠结于边界的问题，可以集中精力于具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然而，开放之后泥沙俱下，不乏一些蹭“数字人文”热点的“伪数字人文”研究，一些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出现了“什么是数字人文”“什么不是数字人文”以及“什么是好的数字人文”13的学术论争，力求为数字人文正名，数字人文开放的定义受到了质疑和挑 战。新术语一经问世，对其争议本是常态。事实上，“定义无所谓对与错，但在指引研究对象特定方面的关注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4。如果不限定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区分关注的不同视角，数字人文概念的争议就不会消失。解决争议的一种可行路径是我们不一定要去界定什么是数字人文，什么不是数字人文，而是要在同样的研究对象、具体的应用场景以及统一的逻辑语境下评价某一项研究的价值以及与数字人文的关系。例如，档案馆和图书馆同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机构，档案学视角下的数字人文与图书馆学视角下的数字人文不尽相同。档案学视角下的数字人文除了将档案馆作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以及服务机构以外，还关注如何将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技术应用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关注数字人文背景下数字记忆的理论建构，这些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均是数字人文发展过程中伞状概念的副产品；而图书馆学者除了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研究以外，近年来还利用图书馆开发的数字人文平台涉猎相关人文研究。档案学和图书馆学视角下数字人文研究边界的拓展表明了数字人文伞状概念界定的优势。“数字人文的价值仍然需要在各自学科的框架内得到体现”15。随着技术的更新与新文科改革的推进，数字人文这样一个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跨学科概念也将随之不断迭代与更 新。2 主体衍化：数字人文研究群体的角色冲突与角色建构数字人文研究主体是指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群体，包括人文学者、技术人员、图情档领域研究者等。近年来，关于数字人文研究主体尤其是对数字人文视角下中国人文学者的研究逐渐增多，如肖鹏1618、唐江浩19、赵雪芹20、朱思苑21、董舞艺22、练靖雯23等对数字人100数字人文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2期 总第382期）Library Journal（Vol.42 No.2）文时代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动机、意愿、数字学术能力以及研究行为等方面作了深刻的反思，达成了一些共识，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分歧的视角探讨数字人文研究主体的角色冲突与建 构。2.1 数字人文研究群体的角色错位与共情由新技术带来的工作变迁也在改变着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关系24。数字人文研究群体在数字技术嵌入的背景下，其角色关系也随之变 化。首先，国内图情档学科与人文学科学者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有错位之虞。一方面，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图情档学科的角色定位是为人文学者提供优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辅助者；人文学者的主要角色则是利用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人文研究，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主力军。但根据 CNKI 2020年的数据，国内迄今发表的近 700 篇以“数字人文”为主题的论文，其中来自图书情报档案领域的文章超过 60%25，辅助者的研究成果超过了主力军，数量上的错位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人文学者在数字人文发展初期的很多研究也是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在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中，诸如建设本学科领域数字人文数据库平台等方面的比例较高，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与应用中心教育部基地规划重大项目大多是关于数据库、语料库、资料库建设以及文献数字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内容26。人文学者在数字基础设施应用方面有所欠缺，其影响因素多元，学界将其归纳为“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的复杂性和数字人文生态不完善”17“人文学者的数据素养与数据技术无法得到满足”27等，因而导致人文学者缺乏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观能动性22；而人文学者热衷本学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某些学科数字基础设施的专业性较强，本学科学者更为熟悉相关专业内容。随着人文学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文学者数据素养和数据能力不断提高，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研究将会逐渐回归到人文研究本 身。其次，技术人员与人文学者之间角色共情度不高。很多数字人文研究需要技术人员与人文学者合作，虽然不乏合作成功的案例，但合作并不都是愉快的。有的人文学者认为，数字人文中的数据就是用计算机跑一跑就会出来，重要的是人文学者对数据的诠释28；反之，从技术人员的角度看，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研究仅仅在原有人文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点技术元素，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本文不探讨这两种观点的是非，仅就其原因做一反思。从人文学者角度看，数字技术的出现，其知识垄断现象被改变，人文学者的权威受到挑战，权力被分解，享誉世界的英国社会学家罗杰巴罗斯（Roger Barros）和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在 2007 年曾提到过“一场社会学家的危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我们将丧失作为社会学家的权威，而将之拱手让给脸谱网、谷歌、保险公司与移动电话供应商，这些大集团拥有更好的数据用来分析社会上正在发生着什么。”293536从技术人员角度看，他们对人文学者的这种无意识的“轻视”来自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学科地位差异，“越是理论的、越是定量的、越是界定清晰的学科，其学科地位就更高”30。人文学者与技术人员只有在数字人文项目的团队协作中经过不断磨合以弥补学科地位鸿沟，在合作中提升相互之间的共情度与认同 度。2.2 传统人文学者的角色冲突数字人文时代呼唤传统人文学者转换角色，积极拥抱数字技术给人文研究带来的巨大机遇。然而，传统人文学者长久以来形成的角色固化不可避免地与数字人文时代的新角色产生冲突。冲突主要体现为部分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本能的排斥，这种本能造成了他们在人文研究方面的路径依赖，即认为有价值的思想基本上源于学者个人的“孤独思考”31。他们对于思想家“孤独性”的崇尚与数字人文研究所提倡的团队与合作格格不入，因而在研究中本能地排斥团队合作与工程式的研究，认为数字人文的这种研究模式很容易让研究者丧失乐趣；认为数字人文依靠计算机提供的逻辑路径，也容易让学者陷入机械化研究的窠臼。数字化时代是个体与群体选择多元化的时于英香：数字人文研究论争及思考Yu Yingxiang:Controversy and Thinking on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101代，在这个多元化选择场景中，人文学者的新角色与传统角色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角色理论认为，角色冲突需要经过不断调适来缓解冲突以达到角色认同。而人文学者角色冲突的调适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实践的沉淀和时间的检验，通过与数字人文场域的不断整合以实现角色的认同。如果仅仅从数字化技术角度强制性地进行角色承担和社会选择，仍然是单维的发展之途，不利于数字人文内涵的丰富与拓展32。2.3 人文学者技术化角色建构人文学者的技术化角色建构是指人文学者掌握量化研究、算法设计等技术类技能以应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技术化需求。尽管自“数字人文宣言”发布以来，学界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但仍有许多人文学科研究人员回避数字数据技术33。人文学者是否应该进行角色重构学界尚有分歧，首当其冲的争议就是人文学者是否应该掌握编程类技术。贝里、阿兰刘、姜文涛、陈静等持肯定的态度，贝里等认为，基本的编码能力已经成为数字素养的一部分3426；阿兰刘认为人文学者掌握电脑语言知识和编程的技能是数字人文主要特征之一35；姜文涛认为在脚本编写的时候，某个概念也会成型36；陈静认为编程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人与机器的共同互动6。王丽华等持中立态度，认为“有则最好，但并非必须”8。反对者声称人文学者不擅长技术，技术制造焦虑，如邱伟云认为现在的数字人文研究论文中，充斥着大量重编程而轻人文的研究成果28。本文认为，数字人文背景下的编程与早期的计算机编程不同，算法设计与编程也不完全等同。编程有程度不同的层次，可以从底层开始写代码，也有很多开源的软件只需在已有代码模板上修改即可。如果人文学者底层编程学习有困难，可以选择离底层算法远一些的开源软件模板。周以真教授将计算思维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思维提出后，人文学者可通过简单编程能力的训练提升其计算思维，因为“学习面向对象的编程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思维上的改变”3468。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充斥的研究环境下，人文学者计算思维的培养尤其重要，因此，编程等数字技术是数字人文时代人文学者难以回避的学术技能，但是这些技能应掌握到何种程度可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和研究偏好进行不同的选择，无须设置固定模 式。3 范式异化：人文研究科学化与人文精神的对立数字人文被推崇的原因之一是数字技术导致以往的人文研究“正在展开一个学术科学化的发展方向”37。而科学化与人文精神的对立由来已久，这种对立可追溯到人文社科领域对技术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只不过早期技术哲学和社会学针对的批判对象不仅仅包含人文研究，而是拓展到了广义的社会现象。技术哲学和社会学有关技术理性批判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分析框架和分析逻辑在数字人文时代仍有强大的解释力，人文研究科学化与人文精神的对阵可以看作被数字化浸淫较晚的人文学科对以往技术主义批判的回应。学界对此的论争可归纳为以下两 点。3.1 叙事与阐释的背离人文研究最重要的两个目的就是叙事和阐释（诠释），传统人文研究更注重阐释，认为阐释更能体现人文精神。学界对数字人文的诟病在于其虽能借助计算机建立数字化模型以更好地满足人文学科的“叙事”需求，但很多数字人文研究未能上升到阐释的层次8，即存在叙事有余而阐释不足的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可提升人文研究的叙事性，这是人文研究科学化的表现，但阐释不足却会影响人文精神的表 达。首先，数据处理方法尚难具备阐释能力。笪 章 难 在 分 析 了 诸 多 计 算 文 学 研 究（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简称 CLS）后认为，CLS 对数据的处理和视觉化仅仅是基础的数据工作，这些工作大多停留在叙事的阶段，代替不了本身意义上的阐释和解读1。人文研究本应以阐释性选择为目的，并且这个阐释应该具有良好的导向，而 CLS 之所以难以达到这个目标是因为其数据处理方法难以获得阐释的能 力。其次，远读很难准确模拟人文研究的阐102数字人文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2期 总第382期）Library Journal（Vol.42 No.2）释过程。数字人文用计算机算法“阅读”作品，研究出来的结论大多为理性的叙事，而人文学者的阅读却是个性化的，其对作品的阐释是机器难以模拟的，因为阐释更依赖人的主观感受。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认为，阅读就是写作：就是把这本书化为己有，对它进行改造有时甚至会给出一个和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毫无关系的阐释38。因此，人文学者强调对元文本阅读的重要性，因为元文本在时空中具备的丰富性即使是最强大的数据库也未必能比拟39。叙事与阐释的对立，可以比照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的冲突，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并无优劣之分。同样思路看待数字人文，也不一定要把叙事和阐释对立，因为叙事是阐释的基础，目前很多注重可视化和计量统计的数字人文研究即使没有达到阐释的层次，起码为阐释提供了叙事场景和数据支撑。既然数据处理和可视化在叙事方面更有优势，那么，研究者可以取其优势，而不是用数字人文中应用的数学严谨性取代人文学者们数百年来发展出的阐释技巧40。理想化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应融合叙事和阐释，而不是单纯的叙事或者阐 释。3.2 数据驱动与论证驱动的矛盾大数据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即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该研究范式与传统论证驱动研究范式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可以直接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事件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数据驱动研究范式一经提出便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也让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焕然一新”41。然而，人文社科学者对数据驱动范式颇有微词，如王涛认为，当前数字史学过分强调“数据驱动”，没有完成史学研究的“论证驱动”任务42；龚为纲认为仅仅基于数据和案例驱动的研究结论之间难以形成学科意义上的知识积累，更难以形成“积沙成塔”式的学科范式，反而容易将一个研究领域碎片化41。也就是说，数据驱动虽然能体现科学化，而论证驱动却更能彰显人文精神。学界对二者的主要分歧表现在两个方 面。首先，关于理论缺位的论争。一些学者认为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更专注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而相关关系造成的理论缺位受到理论学派的反对和抵制。如很多成果仅仅通过词频统计中单词出现的规律推断一些相关关系，尚未上升到知识与理论层面。笪章难认为，像康德的第三批判和黑格尔的美学之间的差异这种复杂性的问题很难通过词频研究得出1，显然，在笪章难看来，用数据驱动方法很难达到人文研究所希望达到的理论创新高度；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则毫不客气地指出，数据关联尽管在统计学上居于显著的价值，但实际上完全没有意义29106。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数字人文的兴起和发展，使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学者更为宏观地把握某个领域或者多个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规律，甚至产生新的研究范式22。其次，关于问题意识的争议。传统人文学者认为，无论数字人文还是传统人文研究，第一步都是提出问题。如何提出问题，数字人文发展以来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传统人文研究者认为问题是学者的学识、眼光以及思想洞察力的反映37，认为问题意识往往嵌入在不同理论脉络中，不熟悉学科的理论脉络不可能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而数字人文眼花缭乱的数字技术影响了学者对理论脉络的深层把握；与之相反，数字人文研究者则认为凭借数据分析反而可以超越传统思辨方式进而提出更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只不过提出问题的路径与方法异于传统，而传统研究方法的先入为主导致了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背景下的问题意识视而不 见。一般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一方面靠学者的素质，另一方面靠相关的资料43。本文认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素材，学者的研究是否具有人文精神与学者本身的理论基础、学术眼光、对问题的敏锐度等学术积累与学术素养更相关。数字技术可为学者的理论预设以及问题的合理性增加技术检验的路径，而不是扼杀学者自身的人文精神，因此不能将人文精神的缺失归结为学术科学化的干扰。我们身处技术不断变化和迭代之中，技术的理性光辉并不能掩盖学者对人文精神的探于英香：数字人文研究论争及思考Yu Yingxiang:Controversy and Thinking on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103索，学术科学化与人文精神应在不断的互动中寻找相互依存的路 径。4 工具悖论：标签化与算法化风险数字技术强调工具理性，人文研究注重价值理性，二者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反对数字技术者认为过度追求工具理性一定程度上令当代人文学术的价值理性不断弱化，这会造成“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44的后果，矛盾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层 面。4.1 数字工具标签化与选择困境数字人文的“数字”除了指向人文研究资料的数字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指向人文研究中对数字工具的选择与应用。不可否认，数字工具为现代人文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也产出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数字人文研究中过度强调数字工具应用的倾向却广受质 疑。首先，对数字技术工具标签化的批判。一方面，数字工具的应用使得一些数字人文研究充斥着软件输出的可视化图像，看上去华丽美观，各种公式的加持让研究方法看上去似乎更科学，学术期刊也会优先发表此类与传统研究迥然不同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一些技术素养高的研究者更容易产出此类成果。这种导向催生了一些为了定量而定量，为了工具而工具的研究，产生了“方法论远远高于研究的问题本身”的怪状45。例如，有研究利用词频统计考察红楼梦前后用字（词）的相关程度，得出后四十回也出自曹雪芹之笔46；而基于高频词等级相关度的方法来推断红楼梦前 80回应是同一人所写，后 40 回应是另一人所写47。同样是借助数据量化分析，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这种重复性的量化研究使得技术仅仅沦为“工具”。另一方面，与数字人文关联不大的一些研究为了迎合学术时尚而打上了数字人文的标签，如仅仅应用了一些数字化、可视化、数据挖掘、网络分析技术的研究却在标题中明示“基于数字人文技术”，这种标签化导致人文研究可能被工具控制而背离人文研究对文化价值和人文关怀专注的初 衷。其次，数字技术工具选择的争议。数字工具的应用变革了人文研究资料获取的方法和途径，世界文学研究专家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曾说，他们研究的不是所谓的“世界文学”，甚至连“西欧小说”都算不上，因为他们只涉猎了经典目录中的 1%2937。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以往将材料一网打尽的梦想轻而易举地变为现实37。然而，也有研究者对此表示忧虑，认为资料与技术工具太多容易让研究者患上工具和资料选择困难症。在庞大的工具库和爆炸的信息源面前，如何选择适合、优质的工具，如何整理混乱的信息成为人文学者新的难题。本文认为，在浩瀚的资料和工具面前如何选择既与研究者的研究基础、研究素养以及对相关研究整体性把握程度相关，也与学界是否建立恰当的数字学术环境17有关。随着学术环境的不断改善，数字人文学术生态的成熟，有理由相信人文学者数字技术工具选择将会与传统资料选择一样得心 应 手。4.2 数字技术算法化的风险数字技术之所以被诟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字技术与算法密切关联。数字人文发展以来，依靠数字技术的人文研究成果很多都是在算法的辅助下完成的，尽管这些算法对于人文研究者来说是不透明的，或者说人文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把握算法的逻辑与机制，但恰恰是这种不透明使人们对其风险产生了无限的遐 想。对算法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算法依赖的批判。布伦南批评数字人文研究中对算法的依赖导致人文学者无法开展真正深入的批判性反思。阿兰刘担忧数字人文被化约为工具后会降低其在方法论和认知论上的学术价值6。库克里克则认为只要一项脑力劳动被编程，人类就会停止将其作为“真正的思考”的必要部 分29175。总而言之，算法的渗透可能导致我们被迫与机器合作，甚至被机器绑架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计算器使很多人丧失了口算的能力一样。2021 年夏天我国河南省郑州市水灾导致城市大面积断电，很多人因身无现金而无法完成支付，这足以表明，我们可以利用机器，但不能完全依 赖。关于数字技术的应用问题，本文赞同王军104数字人文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2期 总第382期）Library Journal（Vol.42 No.2）教授的观点：什么时候用数字人文技术，什么时候不用，要看数字人文是否能够更好地回答传统人文学者所关心的研究问题，传统研究方法就可以回答的问题没必要用数字人文方 法48。而若应用数字人文方法可以提高研究效率或者提升研究深度亦无需回 避。5 结语数字人文时代，文本的数字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49。就像纸质时代的书籍一样，数字化、数据化等知识服务平台是人文研究的主要辅助与支撑，反对或者抵制都于事无补，所有呼吁“数字化进程刹车”的倡议都可能无疾而终，我们只能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创新与智能爆炸2978。因此，人文学者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应是合作、和解而不是对抗，人文学者应适应这种有机器参与的变化，机器参与的变化也将逐渐改变学者的研究行为与习 惯。数字人文为计算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以及人文学科之间架起了研究互动的桥梁，从传统人文到数字人文，与其说是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转换，不如说是在数字化环境中重新定义人文研究。当然，数字人文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局限性和不足是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学术界对数字人文这一新的学术趋势的认同需要经历一个过程，需要在发展中不断修正与迭代，在项目的不断推进与学者的持续反思中且行且努 力。参考文献 1 笪章难；汪蘅.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 J.山东社会科学，2019（8）：2439.2 Matthew K.Gold.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M.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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