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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封闭环境下的民族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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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本土封闭环境下的民族文化王安忆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延伸到对于个体的群体,即民族的思考。而王安忆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又分为两类: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土封闭环境下的民族文化思考和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问题思考。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第一类,即王安忆小说中体现出的对本土封闭环境下的民族文化思考。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对本土封闭环境下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思考的典型之作是小鲍庄,因此,这里重点以小鲍庄为例来进行分析描述。一、小鲍庄的产生背景1985年,王安忆发表了中篇小说小鲍庄。对于王安忆而言,小鲍庄的产生和发表并不是偶然的写作行为。促使它产生的因

2、素也许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王安忆的人生经历影响和中国当时的文坛背景。1983年8月30日,应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邀请,王安忆随母亲茹志鹃一同赴美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活动。这次活动历时四个月,1984年初,转道香港回到中国。这次美国之行是王安忆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她回国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美国的四个月中,王安忆看到了一个与自己生存的地方完全不同的世界。首先,王安忆直接感受到的是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冲击。譬如她到美国爱荷华之后,住在爱荷华大学城的“五月花”公寓,里面有现代化的住宿设施;她所到的超市购物场所,都是使用自动付款机等,美

3、国这些发达的物质文明在王安忆眼里打开了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而这些现代化日常设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另外,王安忆还在这里参加很多的集体娱乐活动,如聚餐、舞会、参观等。但是,王安忆在身临他国物质文明时,她心里想到的是:“而比这一切都更加重要、更加宝贵的是当我吃不惯带血的牛排时,当我被那狂欢搞得疲惫不堪而想宁静下来的时候,当我去那别人的国度里有着一切不习惯的时候,我异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血缘,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籍。这无时不遇的不习惯时时在提醒着我: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你的文化背景,你的一切,是中国,中国!”其次,王安忆认识了许多不同国籍的作家,与他们的接触和交

4、流使她扩大了写作视野,有了一种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参照,在不自觉中使自己的思想上升到一个国际背景上,具有了一种民族意识。因此,当王安忆1984年初回国后,她对自己的创作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我渴望要了解我的中国:那四千年的历史,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十亿的人口,十亿的人生。我想在我的小说里注进长的时间,大的时间,多的人生。这是我以往小说缺少的,这是我今后的努力目标。”因此,可以说,王安忆1983年的美国数月之行,使她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自身思考的局限性。并产生了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动机,这种思想对小鲍庄的产生起了重要影响。另外,中西文化的强烈对比与反差,进一步促使王安忆产生渴望深入中国传统

5、文化的创作动机,她在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在美国的见闻感受,其中1984年11月21日写作奥运会精神表达了作者如下这种想法:“我庆幸我现在终于发现了。这是因为我成熟了,还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机会,与自己熟悉的地方拉开了距离,在这距离之外,远远的,看见了它的全部?我发现我并不那么了解它,我渴望了解它。我有过一个机会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陌生为我熟悉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参照,觉出了这陌生便理解了那熟稔的。”小鲍庄应该是这种思考背景下的直接产物。1984年11月17日,王安忆在徐州写出小鲍庄第一稿。同年12月30日,王安忆在北京写出小鲍庄第二稿。从写作时间上看,小鲍庄完成于1984年。众所周知,1984年

6、的中国文坛正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对王安忆来说,她在这个时期的文化寻根运动中虽然没有非常自觉的寻根意识,但是,不可否认,她承认小鲍庄与当时文学寻根运动的关系,对评论界把小鲍庄划归入“寻根文学”抱认同态度。在谈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寻根运动时,王安忆认为:“我的创作一直和那个文学寻根运动有关系,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我的文化的根是什么。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时阿城专门到上海来,宣讲他的关于文化的理解,这在当时是对意识形态化的一种反弹。有的作家走黄河,有的走黄土高坡,浙江的李杭育走天目山,都想在自己生存的地方找到一种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生存的状态。这个事情对我冲击很大,我的根在什么地方?我生活的地

7、方是上海,当时我在上海的图书馆里泡了一个夏天,查阅资料,但并不能帮我解决问题。我很偶然地去了农村,去了小鲍庄,到那以后把我插队落户的记忆唤醒了,应该说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根,但我是受到了寻根运动的影响,我的写作应该有更深的文化的背景。那些事情的发生和政治、运动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它有联系的是人的文化性,就是文明和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从王安忆的这段看法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王安忆创作小鲍庄时与当时中国文坛寻根运动的关系。此外,在上述看法中,王安忆还谈到了她到农村,去了小鲍庄,复活自己插队落户的记忆对创作小鲍庄的影响。“那年夏天,我去了江淮流域的一个村庄,那是与我十五年前插队的地方极近的,除了口音

8、和农田作物稍有区别,一下子勾起了许多。”王安忆初中毕业后,1970年离开上海,到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半。她的这段农村生活经历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她持续不断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取材资源。小鲍庄所叙述的故事围绕一个农村小鲍庄展开,小说中的农村背景和人物设置,甚至包括某些故事情节,不可避免使王安忆调用了她的农村生活经历。这也说明了王安忆人生经历对小鲍庄创作产生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1983年的美国之行显得更为直接,是思考的动机,而1970到农村的插队落户,起了一个激发作用,是思考的契机。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寻根运动潮流,王安忆虽然不是身临潮头的弄潮儿,但从她发表的上述有

9、关观点看,她终归也裹挟在这次运动潮流之中。至此,可以看到,小鲍庄为什么要产生了。二、小鲍庄的传统文化内涵王安忆1984年从美国回来之后,当有人问及美国之行对她的冲击和变化时,她在答复加拿大制片人戴安娜博尔莉的话里,表示出明确的看法。她说她愿意中国人民在富裕之后,“仍保留着一切传统民俗中美好的东西,不像当今西方社会那样人与人之间互相隔膜”。王安忆的这段话点出了小鲍庄中所要极力挖掘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美好质素。但是,针对小鲍庄这个文本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书写,除了含有王安忆所说的传统民俗中的美好东西之外,也存在着其他层面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还具有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反讽色彩。在此,以小鲍庄中的仁义之

10、子捞渣之死为界,分为两个层面分析小鲍庄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书写。捞渣之死以前,小说中主要挖掘中国民族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内涵;捞渣之死之后,小说中体现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讽意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命名为本土封闭环境下的民族传统文化思考,意指小说中所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的思考,没有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或者碰撞。在此,先探讨的是小鲍庄中所体现的传统民族文化内涵。小鲍庄从结构上看,由引子,还是引子,四十个故事片断,尾声,还是尾声组成。小说的引子写小鲍庄下了七天七夜的雨,房趴树倒,人畜无声,天地一片苍茫。在这水天一色的背景下,“不晓得过了多久,像是一眨眼那么短,又像是一世纪那么长,一根树

11、浮出来,划开了天和地。树横漂在水面上,盘着一条长虫。”引子中的这段描写,具有起源说的神话色彩,同时,引子中的七天七夜的雨中的数字,也带有一种七天创世纪的色彩。整体看小说的引子部分,实际上为小鲍庄的来源提供了一个宇宙宏观背景,赋予小鲍庄中发生的人和事具有一种人类的高度,这本身就带有一种古老文化意味。还是引子写小鲍庄的起源与乡村治水历史,这使引子中的神话色彩过渡到人类历史阶段,同时也为小说后面写小鲍庄的再度下大雨埋下了伏笔。应该说,小说中的引子和还是引子这两个部分为小鲍庄的故事设置了一个整体构架,即把小鲍庄放置于天地古老传说和乡村悠长历史的叙述前提下,从而使小鲍庄具有了体现传统民族文化的历史感。小

12、说从第一个故事片断开始,叙述小鲍庄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片断叙述出小鲍庄中的仁义之子捞渣的诞生,他是鲍彦山最末一个孩子。在小鲍庄中,捞渣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最美好善良的仁义美德。从这个片断开始一直到捞渣之死,小说通过小鲍庄的人事表现了以下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仁义。这是整篇小说体现的核心传统民族文化,也是小鲍庄整个村民为人处事的一个传统原则。在小鲍庄中,“除了自然人伦的力量,维系这个村落的居民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便是建立在这种自然人伦关系之上的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仁义二字。”具体到仁义的实际内容,又分为以下几个层面:孝敬老人。如在小说第一个片断中,鲍五爷相依为命的小孙子社会子死了,队长和村

13、民的安慰:“你老别忒难受了,你老成不了绝户,这庄上,和社会子一辈的,仁字辈的,都是你的孙儿。”村民的安慰:“小鲍庄谁家锅里有,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你老咋尽往低处想哇,敬重老人,这可不是天理常伦嘛!”“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了。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咱庄上,你老见过哪个老的,没人养饿死冻死的!” 情义。如小说第六个片断中,鲍秉德的妻子疯了八九年了,有人劝离婚,但鲍秉德一口回绝:“我不能这么不仁不义。一日夫妻百日恩,到这份儿上了,我不能不仁不义。”11 人缘好。如小说第十七个片断,通过外村人拾来之口,写出小鲍庄出名的原因在于人缘好,仁义。敬重仁义的人。如小说第二十九个片断中,当捞渣因救鲍五爷死后

14、送葬时,小鲍庄全庄人都参加,因他是一个仁义的孩子。“送葬的队伍,足有二百多人,二百多个大人,送一个孩子上路了。小鲍庄是个重仁义的庄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是敬重个仁义。”12贞节观。如小说第二个片断中,大姑当闺女时出去要饭,几年回来后带回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拾来,于是,大姑一辈子没嫁人;又如小说第二十六个片断,寡妇二婶与外庄男性拾来相好,遭族人打骂;民俗。唱古。如小说第四个片断中,鲍秉义在牛棚里唱花鼓戏;打莲花落子唱曲。如小说第五个片断中,小翠子和母亲打莲花落子要饭;宗族观。辈分。如小说第四个片断中,提到单身鲍秉义对寡妇鲍彦川的妻子有意,但论辈分,她该叫他叔,因此他不敢想;小说第十八个片断

15、,鲍彦山家里的劝小翠子圆房,说她当老大媳妇,整个家就是她当;排外。如小说第二十六个片断,小冯庄的拾来因和小鲍庄的寡妇二婶相好,遭鲍姓人暴打;又如货郎拾来入赘二婶家,因是倒插门女婿而被人瞧不起;童养媳。如小说第五个片断中,要饭的十一二岁的小翠子留在鲍彦山家,给他过年十九岁的大儿子建设子做童养媳;小说第十八个片断中,写到要给小翠子和建设子圆房等。小说通过以上细节,显示出乡村社会中传统文化里面的道德和人性的古老以及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捞渣是这篇小说塑造的仁义之子形象,在他身上最典型地体现出小鲍庄的仁义,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美好方面。对于捞渣的仁义,小说通过以下细节体现出来:相貌。如小说第五个片断中,写

16、捞渣满地爬时,“就是笑起来的模样好,眼睛弯弯的,小嘴弯弯的,亲热人,恬静人。大人们说他看上去仁义。”13厚道。如小说第九个片断中,捞渣刚会走时,懂得把手中的煎饼送到五保户鲍五爷的嘴边;孝敬老人。如小说第十五个片断中,写捞渣给鲍五爷送煎饼;又如小说第二十个片断中,写捞渣给鲍五爷焐被窝;心地善良。小说第十五个片断中,写捞渣放蛐蛐;礼让。小说第二十个片断中,在捞渣与哥哥两人中,家里只能供一个人读书时,捞渣主动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哥哥;勇于救人。小鲍庄发大水时,为了救鲍五爷,被大水淹死。以上细节体现出捞渣的仁义形象,而捞渣因救鲍五爷丧生这个细节,把他的仁义推向了高潮。在某种程度上说,捞渣身上所具有的传统文

17、化中的仁义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幼的捞渣在这篇小说中是一个纯净高尚的美德实践者,他的身上被赋予了美好的道德理想。三小鲍庄的传统文化反讽意味在小鲍庄中,捞渣之死以前的内容体现出了小鲍庄中人事所蕴含的传统民族文化,而捞渣之死以后的内容,则反映出了对于小鲍庄仁义精神的反讽意味。仁义之子捞渣死后,鲍仁文把捞渣救老人的事情写成了报告文学,投到几家刊物上。不久,县文化馆和地区晓星报记者来小鲍庄采访了。在此,小说中有个细节,需要注意。即鲍仁文的报告文学开始是被报社压起来了,后来,临近三月,“三月份是礼貌月。领导上要他们好好地抓一个典型,以配合五讲四美的宣传。于是他们又想起了这篇报告

18、文学,重新找出来看了一下,传阅了一下,都觉得事迹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文章还要润色,并且要更加充实加强捞渣几年如一日照顾五保户这一情节。”14这个细节已经显出了对传统文化中美好品德的反讽意味。因为,捞渣救人和照顾鲍五爷本来是传统文化中仁义美德的自觉体现,这里,为了配合美德宣传,要把仁义美德进行润色再加以主动宣传,上升到一个政策高度,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反讽性。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捞渣的事迹被报道之后,他被省团委评为少年英雄,这使整个小鲍庄得到了意外的荣耀。一方面,先是小鲍庄全体师生来给捞渣扫墓;后来迁坟、造碑,县里小学、乡里小学、小鲍庄小学都有学生来。另一方面,小鲍庄中与捞渣有关系的人相应也

19、获得了荣誉或利益:鲍仁文因报道捞渣的事迹受到了小鲍庄人的尊敬;捞渣的英雄事迹唤起了鲍彦荣的荣誉感;拾来因下水打捞捞渣而获得了在家庭和小鲍庄的地位;捞渣家盖上了房子,哥哥建设子被派到农机厂上班,吃了商品粮,娶上了媳妇;小翠子和文化子得以偿心愿。从以上小说内容中,不难看出,捞渣的仁义形象和行为因社会力量的大力宣传而失去了美德的原来意义,不管是学校师生的扫墓也好,或是人们的参观,还是迁坟建碑的改观,都把捞渣作为一个美德符号树立起来,从而瓦解了捞渣作为仁义之子的自然本真面目。况且,捞渣死后,与捞渣有关系的人一个个获得了捞渣生前所没有的荣誉和利益,这种富有功利性的报偿与受惠更是对仁义的强烈讽刺。综以上描

20、述观之,王安忆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本民族文化进行集中思考。她的关注点在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其反思的立场很鲜明,即保留和认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美好方面,挖掘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内涵,而对于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美好质素的功利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反讽。王安忆:奥运会精神,钟山,1985年第2期,第208页,第208页,第208页。 刘颋:常态的王安忆 非常态的写作访王安忆,文艺报,2002年1月15日。 王安忆: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 王安忆:妇女作家一夕谈,中国妇女报,1985年7月10日。11121314 王安忆: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第43页,第44页,第44页,第48页,第70页,第47页,第77页。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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