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中间地带蛮族合作探微.docx

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中间地带蛮族合作探微以北魏和桓诞、田益宗合作为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汉、江淮地区的蛮族，表现得极为活跃。据魏书蛮传：“(蛮)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蛮)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又据南齐书蛮传：“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可知蛮族的分布十分广泛，而且它自西晋末年以来，大规模北迁从而大量分布于“东连寿春、西通上洛”的南北政权交接地区即本文所谓“中间地带”。公元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二十年后，又因刘宋泰始之乱而占淮北及豫州淮西之地。北魏为巩固黄河以南地区而不断拓展南疆，南北争夺的中间地带，南移至义阳淮水一线，这一线的中、西部正是蛮族聚居之地，北魏与蛮族的合作遂成为南北政权争夺中间地带的重要一章。众所周知，南朝蛮人北附(北叛)在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仅据魏书蛮传统计，自延兴二年(472年)至正光(520525年)中，南朝境内的蛮族就有十三次蛮民附魏，总数约有八十万余人。笔者拟就桓诞，田益宗两个着名蛮族首领北附并与北魏政权的合作进行个案分析。 一 魏书蛮传云：“延兴(471475年)中，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北属。高祖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据魏书韦珍传，桓诞归附时，魏廷派韦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瓠西入三百余里，至桐柏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凡所招降七万余户，置郡县而还”。桐柏山地毗邻东荆州治所沘阳(今河南泌阳)，看来，桓、韦深入桐柏山蛮区，置郡设县，在于扩大对蛮区的控制与统治。本文的“中间地带是指南北政权之间相互争夺与对峙的地带。关于“中间地带”概念比较详细的沦述，请参阅拙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略论，载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据魏书高祖纪上，桓诞附魏在魏延兴二年(472年)正月。 北魏之所以接纳桓诞并予以厚待，是因为：(一)北魏统治重心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南北中间地带转移到汉水、淮水流域；(二)生活在汉水、淮水流域的蛮人，或是由逃避南方政权征伐而来，或只是受南朝羁縻，在相当程度上游离于南朝统治系统之外。且蛮人“暴悍好寇贼”、“勇敢自立”，是不可轻视的准军事力量；(三)居于南北交界处的蛮首，统辖的部众有多少之别，控制的地域有大小之分，然而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有熟悉地形，拥有一定人力物力等有利条件。如果得到蛮族首领的支持，北魏将更容易地打通南下的孔道。这样，蛮人成了北魏不得不关注的对象，选择怎样的方式与蛮族合作是摆在北魏统治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桓诞附魏后，魏延对他宠以官爵，听其自选郡县长吏，给予桓氏一定的自治权力。北魏的意图是，利用桓诞及其蛮民对南朝实施侵扰，从设“东荆州”于中间地带，拜桓诞为“征南将军”即可见知。而桓诞也有意利用北魏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加强他在蛮族中的统治地位。“蛮虏协谋，志扰边服”，桓诞与北魏的合作给南朝带来严重的威胁。宋书索虏传：“(宋)泰豫元年(472年)，虏狭石镇主白虎公，安阳镇主莫索公，贞阳镇主鹅落生，襄阳王桓天生(桓诞)等，引山蛮马步二万余人，攻围义阳县义阳戍。”又魏太和四年(480年)，大军伐南朝齐，“(桓)诞请为前驱，乃授使持节、南征西道大都督，讨义阳”。南齐书魏虏传载，该年魏昌黎王冯莎兵向齐司州(治义阳)，桓诞声称蛮人皆将响应。当冯莎军进至淮滨，诸蛮却无所反应，使冯氏失望而退。义阳一带的蛮人不予响应，说明桓氏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限的。从另一角度言，义阳为南朝抵御魏军南下的重要据点，桓诞积极鼓动北魏军队攻击司州，或许是希望借助北魏声威以加强他在义阳一带蛮人中的影响，可惜没有达到目的。南齐书陈显达传载，永明五年(487年)，“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南阳盆地为战略要区，关系南北战局。桓诞借助雍、司二州蛮的力量，得以占据南阳故城，大大震撼了南朝。萧齐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遣丹阳尹萧景先出平阳，护军将军陈显达出宛、叶”。陈显达出宛、叶，抗击桓诞。萧景先出平阳，则是为了防止北魏军故伎重演，趁机进犯义阳。据南齐书萧景先传，萧景先到义阳后，“屯军城北，百姓乃安”。通过努力，萧齐最终挫败了桓诞的攻势，稳定了南朝疆界。南齐书卷五八蛮传)。隋书卷三一地理下。南齐书卷四郁林王纪。魏书卷一一蛮传。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桓诞此次南下开始之所以能得到成功，除了他利用了桓玄宗族与蛮族首领的双重身份影响雍、司蛮民外，还在于他的进攻点就选在了他北附前的活动区域，从而避免了曾在义阳一带无蛮响应的遭遇。桓诞之所以屡屡南侵，一是向魏廷表示忠诚，二是藉此扩大他在南境蛮人中的影响，这二者可能都是为了维持东荆州相对独立的状态。因为桓诞所领东荆州尽管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但终受制于北魏。桓诞附魏之初，魏廷“思安边之略”，派能臣韦珍与桓诞活动于桐柏蛮地。桓诞居朗陵(今河南确山西南)，韦珍驻沘阳。后桓诞北移颍阳，韦珍的军镇也移到鲁阳(今河南鲁阳)，始终居于监视、控制桓诞的地位。另一方面，桓诞之东荆州处南北争夺的中间地带，桓诞若不自己努力进取，等于坐待灭亡。魏书高祖纪下载，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下诏曰：“比闻缘边之蛮，多所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诏书约束归顺的缘边诸蛮，显然有意识地针对如桓氏那样有影响的蛮首。桓诞于太和十八年，被征召入朝，赏遇隆厚，不久去世。其子桓晖承袭东荆州刺史之职北魏尊重蛮人首领世袭职位的惯例。与此同时，北魏于东荆州辖域内的鲁阳镇设荆州，分割了东荆州的实力，对东荆州蛮的控制相应地也有加强。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魏孝文帝“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大举攻齐。四路大军中，出襄阳、出义阳均须经过蛮区。原来每为南进先锋的东荆州蛮却似乎未得重任。联系当年对蛮人约束的诏书，我们认为，北魏对处于南北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东荆州蛮并不完全信任。导致北魏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是，北魏迁都洛阳，必须保证统治中心南疆的安全与稳定，北魏欲靖边境，用颇具游离性的蛮人，毕竟是令人忧虑的。因此，北魏获得南阳盆地后，东荆州的地位发生了显着的变化。魏书地形志中广州“鲁阳郡”条原注云：“太和十一年置镇，十八年改为荆州，二十二年罢，置郡。”太和十八年，韦珍任新置于鲁阳的荆州刺史，后由薛真度继任，大抵在二十二年薛又改任东荆州刺史。东荆州本以蛮族立，刺史亦由蛮首世袭。薛任此职，表明东荆州已开始向正规州郡建制转变。桓晖则改任荆州刺史，治于穰城(今河南邓县)。魏书世宗纪载，“(景明元年，500年)十有一月己亥，荆州刺史桓道进(晖)攻(萧)宝卷下笮戍，拔之，降者二千余户”。桓晖还继续履行着北附蛮首的职责。但桓晖之荆州，一是脱离了原蛮族根基，二是比东荆州更靠近北魏统治中心，自主性不能不受到限制与削弱。参陈再勤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边境地带蛮族的地理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魏书卷四五韦阆传附韦珍传。魏书卷七高祖纪下。参元魏方镇年表“荆州”、“东荆州”相关内容，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5454548页。 景明初，桓晖死，赠冠军将军，蛮族刺史在荆州的统治结束，但桓氏家族的地位似乎并未进一步下降。时南朝梁国积极向北发动攻势，北魏对与梁相呼应的荆州、东荆州蛮大加挞伐。大阳蛮首领桓氏未参与当时的反魏斗争。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北魏策略地维持了与桓氏的传统合作关系；二是桓氏为了保持自身的地位，活动中心依然在中间地带。魏书蛮传云：“永平(508512年)初，东荆州表太守桓叔兴前后招慰大阳蛮归附者一万七百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延昌元年(512年)魏拜桓叔兴(桓晖弟)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隶于东荆州，延昌三年，梁雍州刺史萧渊藻遣蔡令孙等至南荆州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诸蛮。“蛮首(萧)衍龙骧将军楚(樊)石廉叛衍来请援，叔兴与石廉督集蛮、夏二万余人击走之，斩令孙等三将。藻又遣其新阳太守邵道林于沔水之南，石城东北立清水戍，为抄掠之基。叔兴遣诸蛮击破之。”襄沔一带蛮人当是两属，他们依违于南北之间，桓叔兴在蛮人“频请统率并为声势”之时，灵活处置，“给一统并威仪，为之节度，蛮人遂安”。北魏通过桓叔兴加强了对襄沔蛮人的影响，稳定了中间地带的局势。桓叔兴统帅诸蛮独立击退梁军的屡屡进攻，足以证明其实力、作用。延昌四年，桓氏提出不隶于东荆州，得到北魏政府的同意。说明北魏不得不正视现实，提高桓氏的政治地位。桓叔兴的地位尽管与其父桓诞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拥有一定的独立权力，因而继续努力为北魏效劳，“萧衍每有寇抄，叔兴必摧破之”。当然，桓叔兴并不满足于这种“独立”，北魏正光二年(521年)，六镇大起义爆发前夕，桓叔兴乘机南叛附梁，“驱掠城民”，造成“南荆荒毁”的境况。参魏书卷一一蛮传、卷六六李崇传、卷七三崔延伯传。魏书卷一一蛮传。魏书卷一一蛮传。魏书卷一一蛮传。分别见魏书卷三六李顺传附李哗传、卷六二李彪传附李志传。二 光城蛮首领田益宗北附及北附后的经历与桓诞大致相似。据魏书田益宗传、蛮传，太和十七年(493年)四月，田益宗率部四千余户附魏。十九年，魏拜田为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任南司州刺史，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以田既渡淮水，不可仍为司州，立东豫州，以田为刺史。在田益宗“率户归国”时，孝文帝派杜纂前去“安慰初附，赈给田廪”。由上所观，北魏对田益宗封官授爵，给予实权。光城等五郡，在南朝分属豫、司、郢三州，北魏予以田益宗一并统辖，迎合了蛮族首领建立自治区的愿望。魏书卷八八杜纂传。 田益宗附魏后，数年中对南朝无所行动，主要原因应是田附魏时，正值北魏对蛮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太和十八年，魏诏禁边蛮擅自南侵。十九年，“诏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这些禁令并非一定专对田益宗，但新附的田氏也不应例外。北魏景明初，南朝齐梁交替之际，萧衍向魏发起攻出，遣将攻三关等地，为田益宗所败。趁此时机，田益宗上表魏廷，请求南伐：“窃惟萧衍乱常，群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无暇外维州镇，纲纪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机电扫，廓彼蛮疆，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实须豫设。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时矣。”田益宗认为魏廷应趁南朝内乱，攻击义阳，抢占中间地带要地。南齐书州郡下云：“(义阳)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义阳(今河南信阳)在军事地理上是南北必争之地。齐魏争夺时，以义阳为中心的南朝司州，西可威胁南阳盆地，北可压迫魏豫州、东豫州，东可凌逼光城郡，田益宗所督之地，均受义阳牵制。“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北魏如取义阳，既可开辟南进通道，又可控制淮水中上游，巩固对寿阳的占领，确保河南地区的安全。田益宗则既可减轻来自南朝的严重威胁，又可藉此将势力扩展到东起寿春，西至淮水上游的蛮族分布区。因此当北魏进攻南朝义阳地区时，田益宗予以积极配合，景明四年(503年)十一月，“镇南将军元英大败萧衍将吴子阳于白沙(今河南光山县西南)，擒斩千数”。田益宗遣其子鲁生“领步骑八千，断贼粮运，并焚其钧城(不详，当在义阳附近)积聚。(萧)衍戍主赵文举率部拒战，鲁生破之”。后田鲁生又与奇道显败梁军于蒙笼(今麻城市东南)。由于北魏与田氏的通力合作，正始元年(504年)八月，魏终占义阳。田益宗也“廓彼蛮疆”，势力范围扩展到北接淮汝，南连长江，西至义阳，宋安，东至举水、白露河的上游，今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一带。魏永平元年(508年)，义阳三关镇将反叛，豫州民白早生据悬瓠反，引梁将齐苟仁等人城，魏郢(治义阳)、豫(治悬瓠)诸城大部附梁，惟郢州刺史娄悦凭义阳孤守。时田益宗屯兵东豫州，居悬瓠之西，亦呈孤立之势，却地扼白早生与萧梁的联络通道。因此，事变伊始，宣武即诏抚田益宗，“悬瓠要藩，密迩崧、颍，南疆之重，所寄不轻。知将军志翦犲狼，以清边境，节义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尔?深戢诚款，方相委托”。梁武帝亦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的优厚条件招诱田益宗，没有效果。梁仅以高官厚爵相诱而无更多的实利予田，且梁军若推进到悬瓠一线，田所据地区便处于梁的控制之下，这将危害田的利益。田益宗本传云：“当时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节不移，郢、豫克平，益宗之力也。”魏失诸城，然蛮地在田益宗控制之下，有力地保证了魏军平叛。田氏之所以“守节不移”，实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此事件说明田益宗与北魏合作在中间地带争夺中的相互作用。魏书卷七高祖纪下。魏书卷六一田益宗传。魏书卷八世宗纪。魏书卷六一田益宗传。陈再勤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边境地带蛮族的地理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魏书卷六一田益宗传。 田益宗为东豫州刺史达二十年，实际上是在中间地带上，维持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蛮族自治区，但是他与魏的矛盾也源于这种“相对独立”。魏书田益宗传载，田益宗兄田兴祖于太和末亦附于北魏，任郢州刺史。魏正始元年夺得义阳设郢州后，兴祖改治江州(麻城)。兴祖死后，益宗请以其长子随兴代治，魏廷不许，而把江州并入东豫州，由益宗本人统领。撤销江州而归于东豫州，此举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魏廷实含有深意：若让随兴治江州，田家将有两个州刺史，且江州偏于南朝境，难以控制。北魏随后把田随兴调至腹地任东平太守，显然也是为了控制。北魏的控制意图即使在与田益宗充分合作时期也是如此。田益宗“拟守三关”，魏设军司监察；义阳之役时，魏廷派征虏将军宇文福行豫州事，“与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绥遏蛮楚”；当白早生反叛时，魏主向田所下诏书宣扬魏军兵力强大，也当有警示田益宗之意。魏书田益宗传云：“益宗年稍衰老，聚敛无厌，兵民患其侵扰。诸子及孙竞规贿货，部内苦之，咸言欲叛。”传中反映出魏廷对田益宗的不满与担忧。魏宣武帝以田鲁生在淮南横暴，“扰乱细民，又横杀梅伏生”为由，征田鲁生入朝，这显然是北魏试图把田益宗所部纳入正规统治的重要步骤。在遭到田益宗的抵制后，北魏派三关别将李世哲袭劫田益宗。鲁生、鲁贤、超秀兄弟奔于关南，“招引贼兵，袭逐诸戍，光城已南皆为贼所保。世哲讨击破之，复置郡戍，而以益宗还”。李世哲袭击田益宗，看似偶然事件，实是北魏政权同蛮族首领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魏书肃宗纪载，延昌四年，“萧衍定州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请降”。则田超秀南附后不久又谋降魏。魏书蛮传：“(萧)衍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请援历年，朝廷恐轻致边役，未之许。会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内附，徙之六镇、秦陇，所在反叛。”田超秀谋复附魏时，魏竟“未之许”，其理由是“恐轻致边役”，这可能只是一个藉口，其深层原因恐怕还是对田超秀及所部无法施以有效控制，否则怎么会待田超秀死后，即把投附过来的田超秀部曲“徙之六镇、秦陇”呢?田益宗被李世哲挟持到洛阳后，没有遭到贬黜，仍然品位“崇重”，但田“犹以为恨”。史书说是因为田益宗“长生边地，不乐内荣”，实际上是田益宗脱离了自己的魏书卷十九任城王云传附澄传。魏书卷四四宇文福传。魏书卷六一田益宗传。魏书卷六一田益宗传。魏书卷六一田益宗传。 盘踞地，受制于魏，心有所不甘。当初田益宗之所以投魏，在南朝不是没有地位，而是不愿“受制于萧赜”。北魏明帝初，已七十余岁的田益宗，仍以招抚两子为名，求为东豫州刺史。魏廷准许他与其子联系，却以种种理由将他羁留京师。值得注意的是，田益宗被解除实权之后，仍得生享爵禄，死尽哀荣，此中缘由，当在田益宗子侄拥兵中间地带，田氏在豫州蛮民中，仍有相当的影响。豫州蛮的人心向背，对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北魏希望通过优容田益宗，使其子侄及蛮民仍为己所用，至少不对其边境构成太大的威胁。魏书卷六一田益宗传。三 研究者一般认为，北魏是少数民族政权，蛮族也是少数民族，且社会发展阶段上两者相近，在对付南朝政权上又有共同的利益，这是他们进行合作的重要原因。笔者通过以上对桓诞和田益宗的个案分析，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北魏与蛮族首领的合作，不完全是为了共同利益而更是为了满足各自利益，他们合作的实质是相互利用。众所周知，蛮族的地域组织及其联合以部落组织为基础，部落组织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分散性，其首领各自称王称侯，有一定实力且有野心的蛮族首领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总是不择手段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影响。在南北争夺与蛮族相关的中间地带之际，羁縻或流离于南朝政治系统的蛮族首领选择投奔北朝，确实是一个可提高威望的办法。北魏方面，通过招引沿边蛮民尤其是笼络着名的蛮首，在南下与南朝争夺中间地带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益处，得以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占有优势。正因为北魏与蛮族的联合不完全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因此双方的矛盾、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同时，我们注意到，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北魏政权对中间地带蛮族的政策前后有明显的差别。前期，北魏急于南下夺取与稳定汉水中游、淮水流域，对蛮人采取“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策略，给北附的蛮人以比较优厚的待遇，以为其战略目标服务。北魏对蛮族的政权基本上是出于打击南朝的军事目的。后期，北魏即对附从的蛮人从合作转为限制为主，甚至不惜以铁血手段削弱蛮族的力量，以使蛮族纳入政府的正规统治。北附蛮人最终往往被北魏所瓦解：或成为北魏统治的臣民，或被消灭，或再反叛南归。从这现象上看，北魏政权利用蛮族的功利主义政策与南朝政权异工同曲，只不过是实行的时间有先后而已。究其本质，北魏对蛮族政策的变化是随着其封建化进程而变化的。北魏迁都之前，统治者虽已开始推行封建化，但基本上还是采用鲜卑族传统的统治方式，故对蛮族的政策比较单一。迁都之后，封建化日益加深，统治经验的日益丰富，统治者对蛮族的认识、管理与利用也较前大为成熟。因此，其采取的政策渐趋于与南朝一致。当然，南北对蛮族政策的接近，也是南北政权围绕蛮族及其所处中间地带长期争夺的必然结果。参王延武豫州蛮与田益宗，载谷川道雄主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版。关于南朝对蛮族的政策，请参朱大渭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载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 在此，我们顺便再关注一下中间地带蛮族的命运。南北朝时期，生活于中间地带上的诸蛮不可避免地成为南北统治者争夺的对象，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南北统治者的军事征伐。但正因为他们是南北争夺的对象，而当时南北对峙的总形势又决定谁也无力稳固地控制这一大片地区，过分的军事征伐反而会把争夺对象驱向对方。因此，为了赢得中间地带蛮人的支持，南北统治者都注意对蛮族拉拢与招抚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争夺，结果“当两国相争之时，彼此咸藉蛮以为用。平时则资其扞蔽，战时则用为前驱，又或使其扰乱敌后，阻塞道路”。蛮人在一定时期内造成附北则北强，留南则南强的局面。蛮族首领利用南北政权的敌对，回旋于南北之间，择善而从或者唯利(力)是从，中间地带成了其大展身手的空间。蛮族在这种南来北往中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又无形之中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唐人杜佑有言：“自后魏与宋、齐、梁之时，淮、汝、江、汉间诸蛮渠帅互有所属，皆授封爵焉”，“群蛮酋帅互为南北封爵”。这种封授在很多时期其实只起羁縻作用，蛮族首领往往在形势有所变化时，去就任意，并不以封爵为自己的羁绊，如田益宗子侄南授官后仍有去就心，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然而，由于中间地带深受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作为最终必须以依附南朝或北朝政权才可能存在的蛮族，其主动性不得不受这大气候的制约。如蛮人在发生叛附，有意向叛附一方境内迁徙、以图得到保护时，往往仍被安置在中间地带或其边缘地区，因统治者要利用他们作为境上扞蔽，并利用他们争取敌手境内的同族。而当蛮人希望留在中间地带时，政府又往往强制迁徙他们，因为政府需要有力地控制中间地带。因而，蛮族与政府矛盾一直存在，并可能发展到尖锐的程度。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4页。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