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高利贷比较.docx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高利贷比较【内容提要】本文以民国时期的长江中下游乡村为具体考察对象，探析现代金融运作方式在该地的运用，并与传统高利贷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指出两者在借贷对象、借贷手续、信用方式、借贷用途、借贷利率、借贷期限与偿还问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认为当时现代农村金融运作方式的实行已取得了显着进步，这无疑加快了中国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的进程。【摘 要 题】近代经济史研究【关 键 词】长江中下游乡村/现代农贷/运作方式【 正 文】在中国乡村金融史上，民国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新旧更替的重要阶段，最大的变化就是现代农村金融的产生。与私人、店铺借贷、典当业借贷等传统高利贷形式不同现代农村金融运作主要是指专业农业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政府银行的农贷，此外还有与此相关的其他形式的借贷，如农民借贷所的借贷、农业仓库的借贷、合作金库借贷以及合作社借贷等。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很少。笔者拟以现代农村金融比较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对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运作方式、绩效与不足等问题做一深入系统的探讨，以丰富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本文主要讨论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包括借贷对象、借贷手续、信用方式、借贷用途、借贷期限与偿还、借贷利率等问题，同时注意与传统高利贷进行比较，以发现二者的异同。借贷对象传统高利贷者的贷款是直接贷款，一般无须中间转手，而现代农业金融组织的贷放大多为间接转贷。银行与农民之间就主要属于间接借贷关系，它往往先贷给农民贷款所、合作金库、农业仓库以及合作社等，再由这些组织或直接或间接转贷农民。我们可以从银行的放款条例证明这一点。如1928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放款章程规定：“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乃其主要之放款对象。”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以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及农民个人为放款对象，对合作社尤为重视”。上海商业银行农业贷款部也规定，以农业生产、运销、信用以及兼营合作社和农业仓库为贷款对象。1940年，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信托局和农本局的农贷办法规定：“农贷对象以农民团体或个人及农业改进机关所经营之事业为范围。”事实与规定基本吻合。如江苏省农民银行，1936年的调查表明，“该行历年放款中合作放款恒居于首要之地位”，虽也曾贷款于未加入合作社的小农。但数量极少，到1934年已基本停止。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也是如此，据19291933年的放款统计，合作社放款占92%强。有人曾提出银行应简化营业层级，直接贷与农民，免除中间操纵，但正如吴承禧所言，银行“必以农民分散，贷款没有保障而裹足不前，所以，现在的农村投资，大都是通过合作社而实现的”。林礼明形容银行为“合作事业的保姆”，是非常恰当的。合作金库也是以合作社为主要农贷对象的。1936年12月实业部颁布的合作金库规程就规定：“合作金库以调剂合作事业资金为宗旨”，各级合作金库的放款对象除了下一级金库外，就是各级合作社联合社和各地信用合作社。农民贷款所发放的借贷对象有的为农民，有的为合作社。如浙江吴兴县农民借贷所，据1931年度的贷款统计，借贷对象全部为合作社。农民借贷居绝大多数的情况比较少见。与农民借贷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合作社。合作社可直接贷与农民，但它本身也是一个中介组织，其资金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银行、农民贷款所以及合作金库等机构的贷款。所以，合作社的身份具有两重性，即相对于银行是债务人，相对于社员或其他农民又是债权人。传统高利贷的贷款对象成分，地主、富农一般仅为百分之几，绝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和中农等贫苦农民。与此相比，在现代农贷中，地主、富农的比例明显增加。据1932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指导的信用合作社贷款统计，借户%为中农、贫农，%为地主、富农。又据1935年江苏省无锡东亭、吴江钮汇、句容寨里3个农业仓库的调查，押户共计219户，其中地主商人、大农、中农、小农、佃农分别为19户、24户、61户、94户、21户。上面两个统计说明，新式借贷的对象虽仍以中小农居多，但地主、富农也占到一定比例。其原因如后所述，现代农贷的贷款利率比高利贷低得多，贷得越多得利越大，地主、富农往往把持基层政权，将现代农贷转贷农民。从贷款的实际数额而言，地主、富农的贷款额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如上举无锡、吴江、句容3个农仓，经营30亩以上的押户占总押户的%，却占押款的%，其中50亩以上者仅为押户的%却占押款的%。这一统计表明，中小农抵押户数虽多，贷款数额却少，大部押款是为地富所得的。借贷手续传统高利贷借贷手续比较简单，有的为口头信用借贷，无须字据契约；有的为契约借贷，由当事人双方和中保人画押即可。与此相比，现代农村金融组织由于比较正规，借贷手续远比民间借贷复杂。仅以合作社贷款为例做一说明：就银行对合作社的贷款而言，以20世纪30年代江苏省农民银行为例，它对合作社的贷款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先由借款合作社填具借款申请书、社员职员名单、社务业务进行状况表、借款用途表、保证人抵押品调查表，而后连同该社章程及登记证等，送至该行审核。如非初次借款，除社章及登记证不必检送外，其余各种表格仍须照填。第二步，该行接到申请书后，派员调查申请合作社的社员职员情况、社务业务情况以及抵押品、借贷用途等状况。如认为可以放款时，就将放款核准书另附借据寄交借款申请合作社。该社将借据等填具后，送交该行审查，如无讹误，即予贷放款项。第三步，合作社将款项转贷给社员后，须在一星期内据实填具借贷用途报告书，以便覆核贷款。上述银行等机构向合作社的贷款手续，反过来说，也就是合作社向银行等机构的借款手续。那么，社员向合作社申请借款的手续是如何办理的呢？以江苏无锡县信用合作社为例，据1936年调查，先由各社员依照需要数目，拟定借额，说明用途，向合作社提出申请，合作社接到社员申请书后，即召开理事会，审查借款用途与数目是否符合，决定准驳，然后汇合总数，向江苏省农民银行申借。借入后，由各社员邀同其他二人，作为保证，订立借约，领取款项。如果属于抵押借贷，还需要社员连同抵押品一并送交理事会审查。合作社理事会在审核社员借款时，特别注意社员的信用度，有的还专门成立了信用评定委员会，对社员信用度评出等级，理事会据此决定社员借款的信用方式，信用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个人信用贷款，反之就需要担保人或抵押品。信用方式传统高利贷的信用方式，个人信用和保证信用的借贷比例较大，抵押信用借贷比例较小。1934年长江中下游六省农民借贷的统计表明，前者占信用方式的%。现代农村金融的信用方式，则明显以抵押借贷居多。据1934年江苏合作社社员借款的统计，信用借款仅占10%，动产、不动产、农产抵押借款分别占10%、55%、20%。19291933年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的合作社放款也表明，信用放款占%，抵押放款占%。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的放款，也是抵押放款较多，占%。可见，现代农贷更注重避免贷款的风险性，这也是现代金融的共同特征。信用放款是凭借信用或另觅妥保的贷款，毋庸细述，兹重点介绍抵押借贷方式。在传统高利贷的抵押借贷中，以土地抵押最为盛行。在这一点上，现代农贷与高利贷没有什么区别。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江苏吴江县震泽镇江丰农工银行的抵押贷款，以地契抵押最多，占放款总额的7080%。江苏省农民银行向合作社发放青苗贷款，也大都以地契为抵押。至于现代农贷的动产押款，种类甚广，与高利贷也无多大差别。据1934年6月的统计，合作社向江苏省农民银行可以农产、丝绸、农具、衣饰等抵押借款，其中农产品以米、谷最多，其他为豆、麦、豆饼、棉花等。中国农民银行南昌农民抵押贷款所，牲畜、农具、家具、农作物、铜锡器皿等均可质押贷款。南昌县合作社的动产抵押放款，主要为布质衣服、金属饰物、农产品和农具耕牛。上海商业银行江宁县湖熟镇农民抵押贷款所，曾办理衣类、金银、铜锡器皿、耕牛、农产品等抵押业务。综合以上动产抵押资料，农产品抵押贷款多为原价的6070%之间，其他抵押品多在40%50%左右。借贷用途传统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据19291933年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农民借贷用于非生产者占负债户的%，占负债额的77%。现代农贷与传统借贷迥然不同，它特别强调借贷用于生产经营。以银行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如浙江余姚县农民银行、海宁县农民银行和诸暨县农民借贷所，都规定以生产经营作为农贷用途。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农村合作社放款章程也规定，借贷必须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农业原料、畜种、饲料，购置或修理农具，修造农贷应用于房屋修建，制造、运销和囤积农产品，偿还因从事生产所欠之旧债。在20世纪40年代，四联总处19401942年关于四行局的农贷方针，也始终以增加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农产运销等为农贷主要用途。中国农民银行与浙江省合作事业管理处订立的1947年度农贷计划，包括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土地金融贷款等，具体类别达35种。与上述银行对合作社的放款规定一致，合作社对于社员的贷款也强调必须用于生产及其他正当用途。在20世纪30年代，如江苏省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第十二条规定，“放款以贷于社员正当用途为限”。吴县府巷信用合作社的规定更为具体，社员请求本社放款，必须符合以下用途：“1.购置种子、肥料。2.购买农具、车辆、船只。3.修盖房屋，掘河筑堤，灌溉排水。4.经营副业及赎置田地。5.其他生产上必须之用途”。农贷是否真正用于生产用途了呢？贷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费的情况较为少见，而且此类状况多发生在一地刚开始进行新式农贷之时，农民多利用低利借贷偿还旧的高利贷，与借高利贷还高利贷有质的差别，借高利贷还高利贷的结果仍旧是陷于高利贷剥削，以低利借款偿还旧债则对摆脱高利贷剥削，解燃眉之急能起到一定作用。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最为普遍。如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1931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用于生产经营者达90%。中国农民银行19351936年的合作社贷款，用于生产经营者达%。1933年10月安徽省合作贷款的统计表明，用于购置牲畜、农具、种子、肥料、开垦土地、赎地、修圩等生产用途者占%。江苏省农民银行1936年的业务报告也显示，丹阳、溧水、阜宁三县合作社的放款，用于购置肥料、种子、牲畜、农具、饲料、垦殖等生产用途者达%。又据四联总处1946年9月对各类农贷及投资结余的统计，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农贷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产运销和农村副业等。中国农民银行1947年办理安徽淮汛重灾区的贷款，用于种子、农具、肥料、牲畜者占贷放总额的%。台湾学者赖建成认为，合作社社员的贷款91%以上用于非生产用途（注：赖建成：近代中国合作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122页。）。根据笔者的考证，赖氏的这一推论显属误断。正由于现代农贷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以对于农民补充生产资料，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借贷期限与偿还传统高利贷的借贷期限一般都较短。据1934年的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地区，1年以下期限占借贷总数的80%，其中又以6个月至1年者最多。抗战期间及国共决战时期，借贷期限大大缩短。1942、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的统计显示，1年以下期限者相继占借贷总数的91%、97%。到1947年，在长江中下游六省，1年以下者更上升至99%。现代农贷的借贷期限，从章程规定来看，有的与传统借贷相当，有的略长。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银行与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规定，合作社社员的还款期限，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家畜、食料、小件农具、支付工资、地租以及经营小工艺流通资金，须1年内还清；用于购买大农具、舟车、耕畜及经营手工艺固定资本，12年还清；用于教育儿童、办理婚丧、修造房屋及整理高利贷旧债，13年还清；用于批发、制造、储押、运销、供给各种物品，1年内还清；用于购置加工、运销各种工具，23年还清；用于垦荒、掘井、排水、修筑大堤等，5年还清，等等。国家四行局1942年1月的农贷办法规定，农业生产贷款，除耕畜大农具可分3年摊还外，其余最长1年；农业运销贷款，设备抵押可分3年摊还，运销抵押最长8个月；农村副业贷款，设备费用可分3年摊还，其余最长1年。可见，借贷用途越小，借贷期限越短。事实上，现代农贷的期限往往比章程的规定要短，与传统高利贷没有明显区别。据江苏省农民银行1929年6月以前对361户放款的统计，借贷期限以56个月最多，有73户，占总户数的20%，总计1年以下者占总户数的%。浙江省各级农民银行的放款期限，也多在1年以内，如吴兴县农民借贷所1931年的贷款，都在1年以下。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借贷期限也都在1年以下，且以五、六个月者居多。又如江西裕民银行1935年的农业贷款，期限都在26个月以内。华洋义赈会对江西合作社的放款，据1933年6月的统计，期限都在1年以下，以1012个月者最多，占77%。到抗战期间，与传统借贷一样，借贷期限也大大缩短。如中国农民银行老河口支行19421944年对湖北陨县的农贷，贷款期限一般26个月，最短仅3天。显然，以上借贷主要是短期借贷，很难用于长期和中期经济建设。现代借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借贷期限之所以都比较短，恐怕主要是因为农村经济落后，农民太穷困，偿还能力低，短期借贷自然成为规避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至于贷款的清偿和收回，与传统高利贷一样，绝大多数农民对于现代农贷的偿还是不遗余力的。参与中国银行芜湖地区农贷的钱孟邻说，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含山县合作社的“许多农民捧着款子找人还，可是没有人去收款。这一点说明农民是最有信用的，最诚实的”。江苏省农民银行1934年上期的统计表明，放款合作社676个，已经到期的有390个，其中按期偿还者289社，占已到期合作社的%。1934年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16个合作社的放款，全部还清者89社，占总社数的%，此“固足证明农村合作放款之稳固可靠”。尽管如此由于经济贫困所迫，不能如期偿还农贷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点与传统高利贷也比较相似。上述业绩不错的江苏省农民银行无锡分行主任顾某就感叹道，本行“许以所借之款，得分期或零星偿还。原冀农民以生产所入，撙节开支，拔还借款，以脱苦境。无如农民所生之产，尚不敷糊口之资几不知还债为何事。以是无论合作社，无论个人，苟非投资于生产者，殆已寝馈于债务之中。”丹阳分行对此也很有看法：“合作社借款能如期偿清者固甚众多，然到期不偿，或延期再延者也属不少。”1936年该行的合作社贷款表明，未能如期清偿者达75%。抗战后期，自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农贷收缩政策，不能如期偿还的现象更为严重。据1944年中国农民银行安徽屯溪支行的农贷报告，“农贷逾期者，为数日多”。江西省合作金库第一分库1943年6月的稽核报告也披露：“查本月催收成绩并不见佳，总库已颁布催收办法，负责督催之稽核员于下月初即出发各县，工作似应加以积极。”由此可见催收工作之艰难。借贷利率传统借贷利率一般都较高。据1934年的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六省，即以普通借贷利率而言，年利2分以上的借贷占借贷总数的87%，这些都属于高利贷利率）。到抗日战争及国共决战时期，因通货膨胀，利率上升很快。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普通借贷月利率都达到6%以上。1947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普通借贷月利率增至14%左右。与此相比，现代农贷的借贷利率低得多。先从章程规定来看。无论是农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在1930年代，对合作社贷款一般都规定不超过月利1分。抗战期间，随着物价的上涨，利率增加，四联总处1942年规定承贷机构放款月利为9厘，1943年增至分，1944年为分，1945年为分。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利率，因其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其转贷社员的利率要高于银行放款利率。在1930年代，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规定，合作社转贷社员月利分，转贷非社员月利分。上海商业银行规定，合作社转放社员利率最高可至分，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7期，1934年。）。上述规定显然低于高利贷利率。现代农贷的实际借贷利率如何呢？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比上述条例规定的往往要高。如浙江衢县地方农民银行，据1929年9月1931年12月共28个月各类放款的记录，最高月利率以分最多，最低利率以分最多。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64个合作社放款的统计显示，月利都在1分之间。上海商业银行农业部1934年上期合作放款，平均月利分。尽管如此，它比高利贷利率仍然低得多。至于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实际利率，基本上与上述规定吻合。据1935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合作社转贷利率的调查次数统计，月利1分者最多，占总次数的%，1分以下者占总次数的%。抗战后期，合作社利率明显上升。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为%、%、%、%，到1947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上升至%、%、%、%、%、%。尽管如此，它明显低于同期高利贷利率。正因为现代农贷的利率较低，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高利贷剥削。如20世纪30年代，安徽和县乌江镇，自30年代初上海商业银行在此进行合作贷款后，私人贷款利率已由原来的月利三分甚至四五分降至月利二分。江苏东台县也有类似情况，“大赉北乡境内，因金融周转不灵，故有期盘、棉花盘等重利放款。现因合作社可流通金融，区内放款之利率，已于无形中减低”。40年代也是如此，如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1944年在安徽皖南地区发放农贷后，月利二、三角的“高利贷之风，得以稍杀”。综上所述，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高利贷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更多的是不同点。在借贷对象上，高利贷者的贷款一般为直接贷款，无须中间转手，而现代农业金融的借贷则大多为间接转贷；高利贷的贷款对象，绝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和中农等贫苦农民，而在现代农贷中，地主、富农的比例明显增加。在借贷手续上，现代农村金融组织由于比较正规，借贷手续远比民间借贷正规和复杂。在信用方式上，高利贷的信用方式，个人信用和保证信用的借贷比例较大，抵押信用借贷比例较小，而现代农贷则以抵押借贷居多。在借贷用途上，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而现代农贷则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在借贷期限和偿还上，现代借贷与传统高利贷比较类似，借贷期限都比较短，绝大多数农民偿还贷款不遗余力，但由于经济贫困所迫，不能如期偿还农贷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借贷利率上，现代农贷的借贷利率明显低于高利贷。总之，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机制尽管仍有落后的一面，但比高利贷有了显着进步，这无疑加快了中国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