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高利贷比较.docx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高利贷比较

　　【内容提要】本文以民国时期的长江中下游乡村为具体考察对象，探析现代金融运作方式在该地的运用，并与传统高利贷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指出两者在借贷对象、借贷手续、信用方式、借贷用途、借贷利率、借贷期限与偿还问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认为当时现代农村金融运作方式的实行已取得了显着进步，这无疑加快了中国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的进程。

【摘 要 题】近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长江中下游乡村/现代农贷/运作方式

【 正 文】
　　在中国乡村金融史上，民国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新旧更替的重要阶段，最大的变化就是现代农村金融的产生。与私人、店铺借贷、典当业借贷等传统高利贷形式不同，现代农村金融运作主要是指专业农业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政府银行的农贷，此外还有与此相关的其他形式的借贷，如农民借贷所的借贷、农业仓库的借贷、合作金库借贷以及合作社借贷等。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很少。笔者拟以现代农村金融比较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对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运作方式、绩效与不足等问题做一深入系统的探讨，以丰富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本文主要讨论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包括借贷对象、借贷手续、信用方式、借贷用途、借贷期限与偿还、借贷利率等问题，同时注意与传统高利贷进行比较，以发现二者的异同。
　　借贷对象
　　传统高利贷者的贷款是直接贷款，一般无须中间转手，而现代农业金融组织的贷放大多为间接转贷。
　　银行与农民之间就主要属于间接借贷关系，它往往先贷给农民贷款所、合作金库、农业仓库以及合作社等，再由这些组织或直接或间接转贷农民。我们可以从银行的放款条例证明这一点。如1928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放款章程规定：“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乃其主要之放款对象。”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以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及农民个人为放款对象，对合作社尤为重视”。上海商业银行农业贷款部也规定，以农业生产、运销、信用以及兼营合作社和农业仓库为贷款对象。1940年，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信托局和农本局的农贷办法规定：“农贷对象以农民团体或个人及农业改进机关所经营之事业为范围。”
　　事实与规定基本吻合。如江苏省农民银行，1936年的调查表明，“该行历年放款中合作放款恒居于首要之地位”，虽也曾贷款于未加入合作社的小农。但数量极少，到1934年已基本停止。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也是如此，据1929～1933年的放款统计，合作社放款占92%强。
　　有人曾提出银行应简化营业层级，直接贷与农民，免除中间操纵，但正如吴承禧所言，银行“必以农民分散，贷款没有保障而裹足不前，所以，现在的农村投资，大都是通过合作社而实现的”。林礼明形容银行为“合作事业的保姆”，是非常恰当的。
　　合作金库也是以合作社为主要农贷对象的。1936年12月实业部颁布的《合作金库规程》就规定：“合作金库以调剂合作事业资金为宗旨”，各级合作金库的放款对象除了下一级金库外，就是各级合作社联合社和各地信用合作社。农民贷款所发放的借贷对象有的为农民，有的为合作社。如浙江吴兴县农民借贷所，据1931年度的贷款统计，借贷对象全部为合作社。农民借贷居绝大多数的情况比较少见。
　　与农民借贷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合作社。合作社可直接贷与农民，但它本身也是一个中介组织，其资金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银行、农民贷款所以及合作金库等机构的贷款。所以，合作社的身份具有两重性，即相对于银行是债务人，相对于社员或其他农民又是债权人。
　　传统高利贷的贷款对象成分，地主、富农一般仅为百分之几，绝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和中农等贫苦农民。与此相比，在现代农贷中，地主、富农的比例明显增加。
　　据1932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指导的信用合作社贷款统计，借户%为中农、贫农，%为地主、富农。又据1935年江苏省无锡东亭、吴江钮汇、句容寨里3个农业仓库的调查，押户共计219户，其中地主商人、大农、中农、小农、佃农分别为19户、24户、61户、94户、21户。上面两个统计说明，新式借贷的对象虽仍以中小农居多，但地主、富农也占到一定比例。其原因如后所述，现代农贷的贷款利率比高利贷低得多，贷得越多得利越大，地主、富农往往把持基层政权，将现代农贷转贷农民。从贷款的实际数额而言，地主、富农的贷款额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如上举无锡、吴江、句容3个农仓，经营30亩以上的押户占总押户的%，却占押款的%，其中50亩以上者仅为押户的%，却占押款的%。这一统计表明，中小农抵押户数虽多，贷款数额却少，大部押款是为地富所得的。
　　借贷手续
　　传统高利贷借贷手续比较简单，有的为口头信用借贷，无须字据契约；有的为契约借贷，由当事人双方和中保人画押即可。与此相比，现代农村金融组织由于比较正规，借贷手续远比民间借贷复杂。仅以合作社贷款为例做一说明：
　　就银行对合作社的贷款而言，以20世纪30年代江苏省农民银行为例，它对合作社的贷款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先由借款合作社填具借款申请书、社员职员名单、社务业务进行状况表、借款用途表、保证人抵押品调查表，而后连同该社章程及登记证等，送至该行审核。如非初次借款，除社章及登记证不必检送外，其余各种表格仍须照填。第二步，该行接到申请书后，派员调查申请合作社的社员职员情况、社务业务情况以及抵押品、借贷用途等状况。如认为可以放款时，就将放款核准书另附借据寄交借款申请合作社。该社将借据等填具后，送交该行审查，如无讹误，即予贷放款项。第三步，合作社将款项转贷给社员后，须在一星期内据实填具借贷用途报告书，以便覆核贷款。
　　上述
　　银行等机构向合作社的贷款手续，反过来说，也就是合作社向银行等机构的借款手续。那么，社员向合作社申请借款的手续是如何办理的呢？以江苏无锡县信用合作社为例，据1936年调查，先由各社员依照需要数目，拟定借额，说明用途，向合作社提出申请，合作社接到社员申请书后，即召开理事会，审查借款用途与数目是否符合，决定准驳，然后汇合总数，向江苏省农民银行申借。借入后，由各社员邀同其他二人，作为保证，订立借约，领取款项。如果属于抵押借贷，还需要社员连同抵押品一并送交理事会审查。合作社理事会在审核社员借款时，特别注意社员的信用度，有的还专门成立了信用评定委员会，对社员信用度评出等级，理事会据此决定社员借款的信用方式，信用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个人信用贷款，反之就需要担保人或抵押品。
　　信用方式
　　传统高利贷的信用方式，个人信用和保证信用的借贷比例较大，抵押信用借贷比例较小。1934年长江中下游六省农民借贷的统计表明，前者占信用方式的%。
　　现代农村金融的信用方式，则明显以抵押借贷居多。据1934年江苏合作社社员借款的统计，信用借款仅占10%，动产、不动产、农产抵押借款分别占10%、55%、20%。1929～1933年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的合作社放款也表明，信用放款占%，抵押放款占%。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的放款，也是抵押放款较多，占%。可见，现代农贷更注重避免贷款的风险性，这也是现代金融的共同特征。
　　信用放款是凭借信用或另觅妥保的贷款，毋庸细述，兹重点介绍抵押借贷方式。
　　在传统高利贷的抵押借贷中，以土地抵押最为盛行。在这一点上，现代农贷与高利贷没有什么区别。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江苏吴江县震泽镇江丰农工银行的抵押贷款，以地契抵押最多，占放款总额的70～80%。江苏省农民银行向合作社发放青苗贷款，也大都以地契为抵押。
　　至于现代农贷的动产押款，种类甚广，与高利贷也无多大差别。据1934年6月的统计，合作社向江苏省农民银行可以农产、丝绸、农具、衣饰等抵押借款，其中农产品以米、谷最多，其他为豆、麦、豆饼、棉花等。中国农民银行南昌农民抵押贷款所，牲畜、农具、家具、农作物、铜锡器皿等均可质押贷款。南昌县合作社的动产抵押放款，主要为布质衣服、金属饰物、农产品和农具耕牛。上海商业银行江宁县湖熟镇农民抵押贷款所，曾办理衣类、金银、铜锡器皿、耕牛、农产品等抵押业务。综合以上动产抵押资料，农产品抵押贷款多为原价的60～70%之间，其他抵押品多在40%～50%左右。
　　借贷用途
　　传统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据1929～1933年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农民借贷用于非生产者占负债户的%，占负债额的77%。现代农贷与传统借贷迥然不同，它特别强调借贷用于生产经营。
　　以银行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如浙江余姚县农民银行、海宁县农民银行和诸暨县农民借贷所，都规定以生产经营作为农贷用途。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农村合作社放款章程也规定，借贷必须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农业原料、畜种、饲料，购置或修理农具，修造农贷应用于房屋修建，制造、运销和囤积农产品，偿还因从事生产所欠之旧债。在20世纪40年代，四联总处1940～1942年关于四行局的农贷方针，也始终以增加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农产运销等为农贷主要用途。中国农民银行与浙江省合作事业管理处订立的1947年度农贷计划，包括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土地金融贷款等，具体类别达35种。
　　与上述银行对合作社的放款规定一致，合作社对于社员的贷款也强调必须用于生产及其他正当用途。在20世纪30年代，如江苏省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第十二条规定，“放款以贷于社员正当用途为限”。吴县府巷信用合作社的规定更为具体，社员请求本社放款，必须符合以下用途：“1.购置种子、肥料。2.购买农具、车辆、船只。3.修盖房屋，掘河筑堤，灌溉排水。4.经营副业及赎置田地。5.其他生产上必须之用途”。
　　农贷是否真正用于生产用途了呢？
　　贷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费的情况较为少见，而且此类状况多发生在一地刚开始进行新式农贷之时，农民多利用低利借贷偿还旧的高利贷，与借高利贷还高利贷有质的差别，借高利贷还高利贷的结果仍旧是陷于高利贷剥削，以低利借款偿还旧债则对摆脱高利贷剥削，解燃眉之急能起到一定作用。
　　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最为普遍。如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1931～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用于生产经营者达90%。中国农民银行1935～1936年的合作社贷款，用于生产经营者达%。1933年10月安徽省合作贷款的统计表明，用于购置牲畜、农具、种子、肥料、开垦土地、赎地、修圩等生产用途者占%。江苏省农民银行1936年的业务报告也显示，丹阳、溧水、阜宁三县合作社的放款，用于购置肥料、种子、牲畜、农具、饲料、垦殖等生产用途者达%。又据四联总处1946年9月对各类农贷及投资结余的统计，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农贷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产运销和农村副业等。中国农民银行1947年办理安徽淮汛重灾区的贷款，用于种子、农具、肥料、牲畜者占贷放总额的%。台湾学者赖建成认为，合作社社员的贷款91%以上用于非生产用途（注：赖建成：《近代中国合作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122页
　　。）。根据笔者的考证，赖氏的这一推论显属误断。
　　正由于现代农贷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以对于农民补充生产资料，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

　借贷期限与偿还
　　传统高利贷的借贷期限一般都较短。据1934年的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地区，1年以下期限占借贷总数的80%，其中又以6个月至1年者最多。抗战期间及国共决战时期，借贷期限大大缩短。1942、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的统计显示，1年以下期限者相继占借贷总数的91%、97%。到1947年，在长江中下游六省，1年以下者更上升至99%。
　　现代农贷的借贷期限，从章程规定来看，有的与传统借贷相当，有的略长。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银行与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规定，合作社社员的还款期限，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家畜、食料、小件农具、支付工资、地租以及经营小工艺流通资金，须1年内还清；用于购买大农具、舟车、耕畜及经营手工艺固定资本，1～2年还清；用于教育儿童、办理婚丧、修造房屋及整理高利贷旧债，1～3年还清；用于批发、制造、储押、运销、供给各种物品，1年内还清；用于购置加工、运销各种工具，2～3年还清；用于垦荒、掘井、排水、修筑大堤等，5年还清，等等。国家四行局1942年1月的农贷办法规定，农业生产贷款，除耕畜大农具可分3年摊还外，其余最长1年；农业运销贷款，设备抵押可分3年摊还，运销抵押最长8个月；农村副业贷款，设备费用可分3年摊还，其余最长1年。可见，借贷用途越小，借贷期限越短。
　　事实上，现代农贷的期限往往比章程的规定要短，与传统高利贷没有明显区别。据江苏省农民银行1929年6月以前对361户放款的统计，借贷期限以5～6个月最多，有73户，占总户数的20%，总计1年以下者占总户数的%。浙江省各级农民银行的放款期限，也多在1年以内，如吴兴县农民借贷所1931年的贷款，都在1年以下。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借贷期限也都在1年以下，且以五、六个月者居多。又如江西裕民银行1935年的农业贷款，期限都在2～6个月以内。华洋义赈会对江西合作社的放款，据1933年6月的统计，期限都在1年以下，以10～12个月者最多，占77%。到抗战期间，与传统借贷一样，借贷期限也大大缩短。如中国农民银行老河口支行1942～1944年对湖北陨县的农贷，贷款期限一般2～6个月，最短仅3天。显然，以上借贷主要是短期借贷，很难用于长期和中期经济建设。
　　现代借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借贷期限之所以都比较短，恐怕主要是因为农村经济落后，农民太穷困，偿还能力低，短期借贷自然成为规避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
　　至于贷款的清偿和收回，与传统高利贷一样，绝大多数农民对于现代农贷的偿还是不遗余力的。参与中国银行芜湖地区农贷的钱孟邻说，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含山县合作社的“许多农民捧着款子找人还，可是没有人去收款。这一点说明农民是最有信用的，最诚实的”。江苏省农民银行1934年上期的统计表明，放款合作社676个，已经到期的有390个，其中按期偿还者289社，占已到期合作社的%。1934年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16个合作社的放款，全部还清者89社，占总社数的%，此“固足证明农村合作放款之稳固可靠”。
　　尽管如此，由于经济贫困所迫，不能如期偿还农贷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点与传统高利贷也比较相似。上述业绩不错的江苏省农民银行无锡分行主任顾某就感叹道，本行“许以所借之款，得分期或零星偿还。原冀农民以生产所入，撙节开支，拔还借款，以脱苦境。无如农民所生之产，尚不敷糊口之资……几不知还债为何事。以是无论合作社，无论个人，苟非投资于生产者，殆已寝馈于债务之中。”丹阳分行对此也很有看法：“合作社借款能如期偿清者固甚众多，然到期不偿，或延期再延者也属不少。”1936年该行的合作社贷款表明，未能如期清偿者达75%。抗战后期，自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农贷收缩政策，不能如期偿还的现象更为严重。据1944年中国农民银行安徽屯溪支行的农贷报告，“农贷逾期者，为数日多”。江西省合作金库第一分库1943年6月的稽核报告也披露：“查本月催收成绩并不见佳，总库已颁布催收办法，负责督催之稽核员于下月初即出发各县，工作似应加以积极。”由此可见催收工作之艰难。
　　借贷利率
　　传统借贷利率一般都较高。据1934年的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六省，即以普通借贷利率而言，年利2分以上的借贷占借贷总数的87%，这些都属于高利贷利率）。到抗日战争及国共决战时期，因通货膨胀，利率上升很快。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普通借贷月利率都达到6%以上。1947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普通借贷月利率增至14%左右。
　　与此相比，现代农贷的借贷利率低得多。
　　先从章程规定来看。无论是农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在1930年代，对合作社贷款一般都规定不超过月利1分。抗战期间，随着物价的上涨，利率增加，四联总处1942年规定承贷机构放款月利为9厘，1943年增至分，1944年为分，1945年为分。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利率，因其
　　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其转贷社员的利率要高于银行放款利率。在1930年代，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规定，合作社转贷社员月利分，转贷非社员月利分。上海商业银行规定，合作社转放社员利率最高可至分，《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7期，1934年。）。上述规定显然低于高利贷利率。
　　现代农贷的实际借贷利率如何呢？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比上述条例规定的往往要高。如浙江衢县地方农民银行，据1929年9月～1931年12月共28个月各类放款的记录，最高月利率以分最多，最低利率以分最多。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64个合作社放款的统计显示，月利都在1～分之间。上海商业银行农业部1934年上期合作放款，平均月利分。尽管如此，它比高利贷利率仍然低得多。至于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实际利率，基本上与上述规定吻合。据1935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合作社转贷利率的调查次数统计，月利1～分者最多，占总次数的%，1分以下者占总次数的%。抗战后期，合作社利率明显上升。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为%、%、%、%，到1947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上升至%、%、%、%、%、%。尽管如此，它明显低于同期高利贷利率。
　　正因为现代农贷的利率较低，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高利贷剥削。如20世纪30年代，安徽和县乌江镇，自30年代初上海商业银行在此进行合作贷款后，私人贷款利率已由原来的月利三分甚至四五分降至月利二分。江苏东台县也有类似情况，“大赉北乡境内，因金融周转不灵，故有‘期盘’、‘棉花盘’等重利放款。现因合作社可流通金融，区内放款之利率，已于无形中减低”。40年代也是如此，如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1944年在安徽皖南地区发放农贷后，月利二、三角的“高利贷之风，得以稍杀”。
　　综上所述，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高利贷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更多的是不同点。在借贷对象上，高利贷者的贷款一般为直接贷款，无须中间转手，而现代农业金融的借贷则大多为间接转贷；高利贷的贷款对象，绝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和中农等贫苦农民，而在现代农贷中，地主、富农的比例明显增加。在借贷手续上，现代农村金融组织由于比较正规，借贷手续远比民间借贷正规和复杂。在信用方式上，高利贷的信用方式，个人信用和保证信用的借贷比例较大，抵押信用借贷比例较小，而现代农贷则以抵押借贷居多。在借贷用途上，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而现代农贷则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在借贷期限和偿还上，现代借贷与传统高利贷比较类似，借贷期限都比较短，绝大多数农民偿还贷款不遗余力，但由于经济贫困所迫，不能如期偿还农贷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借贷利率上，现代农贷的借贷利率明显低于高利贷。总之，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机制尽管仍有落后的一面，但比高利贷有了显着进步，这无疑加快了中国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