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中国的对策研究.docx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中国的对策研究在布雷顿森林机制成立60周年后，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从2005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发布的关于布雷顿森林机制改革的联合声明以及2006年9月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相关内容看，国际社会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方向已基本清晰，对各国加强协作也形成了初步共识。但是，知易行难，由于问题的解决将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估计短时间内仍难以看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实质性的进展。因此，有必要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路径和相关影响，并提出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一、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评价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对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的构成等问题共同做出的安排所确定的规则、采取的措施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形式的总和。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重要的环节。从时间先后看，国际货币体系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国际金本位制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及现行的牙买加体系阶段。牙买加体系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了扬弃。一方面，它继承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使基金组织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它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双挂钩”制度；其核心内容包括：一是将业已形成的浮动汇率和其他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成员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汇率制度；二是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三是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成员国可用特别提款权来履行对基金组织的义务和接受基金组织的贷款，各成员国之间也可用特别提款权进行借贷；四是国际收支调节形式多样化，可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和贷款活动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五是加强基金组织的作用，扩大基金组织的份额，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牙买加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有其进步性，其制度安排比较灵活，这使得它的适应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世界经济动荡、多变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首先，以浮动汇率为主的多种汇率安排体系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多变的状况和主要储备货币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其次，国际储备多元化有利于解决“特里芬两难”，不会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信任危机，能够有效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第三，多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相互补充，大大增加了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有效性。从总体上说，牙买加体系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Non-system)。在此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又不断以全球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货币储备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方面都存在着缺陷，具体表现为：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存在不对称性；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存在不稳定性；国际金融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方案金融理论界始终存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只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时骤时缓。对各种改革设想进行归纳，大致可分为三类：复古方案、折中方案和激进方案。倡议以某种方式恢复金本位制或者倡议建立其他商品本位制的设想，属于复古方案。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错误思想，因为商品货币阶段已经成为历史，这种方案如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折中方案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提出的或者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他们的意见主要是对现有体系的明显不足进行修补。以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提出的“鲁宾方案”为例，该方案以“建立一个不那么容易出现金融危机而且更加能够在金融危机出现时控制住这种危机的体系”为目标，建议包括：设法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和实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设法减少过度投资，设法减少工业国银行和投资者在经济景气时对风险注意不够而提供过度信贷；财务更加公开，透明度更大；私营部门在应付危机方面适当地分担一些任务；出现危机的国家要对那些最贫困的人给予更大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提供更好的信息，加强国家金融体系，建立使放贷人和投资者更多地承担其后果的有效机制。区域性固定汇率制观点也基本属于折中方案。 20世纪60年代，由蒙代尔、麦金农、肯南等人创立和发展了“最适度货币区理论”，其内容主要是结合某种经济特征来判断汇率安排的优劣，并说明何种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这一理论的产生成为欧元诞生的理论依据，而欧元的产生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有了一个启示，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向一种“区域性固定汇率制”的方向发展。一些以建立超国家的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或类似国际金融机构为目的的方案都属于激进方案。在这个方向下，不同国家的学者、政要以及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纷纷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库珀()的设想。他建议“国际权力机构发行一种用于国际贸易的特殊货币，各国执行独立、统一的货币政策，这才是稳定汇率的惟一方法”。库珀主张，“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使国际货币改革走向世界货币体系，即在数年内，先实行汇率目标区制，10年前后再实行美、日、欧三级的单一通货制，最后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库珀的设想就方向性而言有一定合理性，但其提出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则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汇率目标区制或最优货币区域等作法可能是一个正确而有效的途径，美、日、欧“稳定三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汇率波动问题，但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用美、日、欧的联合货币替代单一的美元，意味着美国得自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与欧、日分享，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处境并没有改善；“汇率波动可能得到缓解”这一结论也不很确定，因为其他国家如何确定和调节同美、日、欧联合货币之间的汇率制度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更加强大的美、日、欧集团未来也不会主动和其他国家分享世界货币的利益，实现世界单一货币的前景渺茫。比较激进的改革观点还包括莫里斯阿莱方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的方案包括七个要点：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代之以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账单位；将WTO和IMF合并为一个组织，成立地区性组织；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产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账单位。以上方案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各有侧重，各有缺陷，同时也反映了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以汇率问题为例，欧盟建议在特定地区限制美元、日元、欧元之间的汇率浮动幅度，以便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而美国持反对态度，强调应该由市场决定汇率浮动，应该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继续保持下去，并强调信息完全公开；日本希望建立一个由世界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共同组成的一揽子货币计划，但欧洲反对，认为这是日本希望将其投机性很强的货币同一个牢固的基础货币挂钩的企图。上述各种改革观点之间的分歧也表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三、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针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我们认为，应该从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储备结构和“布雷顿森林机构”职能作用等方面的改革入手，加强协作，共同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此过程中，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与发达国家共同努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一)汇率制度的改革汇率制度从最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到最刚性的固定汇率制，法定汇率制度一般分为三大类：浮动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各国实际汇率制度分类与法定汇率制度分类之间的差别很大，一些被列为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实际上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汇率干预，而一些实行盯住汇率制的国家又分别对汇率制度进行了调整，因此，基于事实的汇率分类方法与基于法定的汇率分类方法有很大不同。从总体上看，牙买加体系后，国际货币汇率制度安排呈现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的特点，浮动汇率制成为当今国际货币汇率制度发展的主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至 2005年4月30日财政年度，IMF的187个成员国中，实行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地区共有97个(占52%)，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地区共有90个(占48%)。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逐步开放金融领域，以促进本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争取更大利益的问题。因此，如何选择汇率制度安排，成为各国需要慎重解决的重要课题。历史经验表明，汇率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项经济金融政策的选择正确与否，将直接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影响。汇率制度选择恰当，会有利于本国货币的稳定，促进对外贸易以及吸引外资，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选择失误，则会使竞争力下降，给经济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各自的优势看，固定汇率制的主要优点是：为货币政策提供名义锚；促进贸易和投资；避免竞争性贬值；避免投机泡沫。浮动汇率制的主要优点是：使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汇率随着贸易冲击自动调整；享有铸币税和最后贷款人地位；避免投机性攻击。两种汇率制度也各有缺点。例如，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通常要采取高利率政策以确保外资的流入，容易导致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倾向于从国外以低于国内水平的利率借入资金，积累过高的外债；固定汇率制需要由政府承担国际汇率波动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滋生道德风险；这两种因素都容易诱发金融危机，这也是一些国家之所以要改变固定汇率制的原因。浮动汇率制意味着汇率存在大幅波动的可能，需要一国经济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监管高度健全。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一步到位地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容易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近一、二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此方面的教训，阿根廷就是一个例证。到底哪一种汇率制度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即不同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至今尚没有定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系统，中间汇率制度得到的评价最高；而根据实际执行的汇率制度(LYS)作为标准，排序则完全相反，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经济增长最快；另外也有学者(Chosh等人)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实行货币局汇率制度的国家。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各种汇率制度之间的差别在理论上已非常清晰，但在现实中对经济增长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却可能比较混乱。我们认为，在确定当前国际汇率制度改革方向的过程中，不应该急于做出什么是最优汇率制度的结论，因为不同的汇率制度，分别都有与其相适应的国家，相反却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可以适合所有的国家，也没有一种汇率制度能够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身经济发展实力和金融管理水平承受能力的汇率制度，而且，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汇率制度的选择还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基础不同，体制和文化差异巨大，未来一个时期全球难以回到固定汇率制度或实行全面的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分别实行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应该是现实汇率制度的基本选择。与此同时，不同地区可能会出现与贸易区域化紧密联系的货币区域化安排，即“区域性的弹性汇率制”，类似目前欧元区的汇率安排。总之，差别化汇率制度仍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的主流，各国应该保留自由选择和调整本国汇率制度的自主权。新兴市场国家一般希望拥有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欧元会成为东欧国家的一个自然的锚货币，美元会成为拉美国家自然的锚货币。亚洲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相对不清晰，因为过去一些亚洲国家曾经因为将货币盯住美元而陷入经济困境，而区域内的中国和日本又没有在本区域内贸易中占据足够的份额，难以使其货币成为显而易见的锚。因此，预计亚洲将在很长时期内由各国保留各自选择汇率盯住程度的自由，并有可能朝建立某种地区性货币框架的方向发展。(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改革当前的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结构性失衡，其主要根源在于美国日益严重的“双赤字”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和资本流动可能出现突发性逆转的风险。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改革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里芬悖论”再度出现，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特里芬悖论”。最早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是马克麦考利(McCauley)(BIS，2003)，他在国际清算银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评论中，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了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恶化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东亚成了美国实际意义上的“准银行”。但是这种“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有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所以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时，“准银行”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这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造成威胁。国际货币体系要解决“特里芬悖论”有三种选择：一是通过国际合作成立国际中央银行，发行国际货币，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别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矛盾。1968年特别提款权(SDR)的设立实际上就是朝这一方向变化的尝试，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这一尝试目前实际上已经停止；二是恢复黄金本位，恢复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缩减美元的供应，以通货紧缩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这种由自然物控制人类经济发展的体制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调研和论证，这一方案被最终放弃；三是实行“无规则的规则”，由国际货币的市场竞争机制解决国际货币和国别货币的矛盾，其结果，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制度成为解决“特里芬悖论”的权宜之计。理想状态下，如果汇率浮动能起到调节各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作用，则外部平衡的实现就不必以牺牲内部平衡为条件，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性均衡就能实现，“特里芬悖论”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当今发达国家间的“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一方面，美元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即使在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5%的情况下，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仍然上升到 70%以上，国际货币制度似乎又回到了以国别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老路；另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的合作和制约基础受到了破坏，各大国之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相互吸收国际收支调节的冲击，也无法对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进行制约，国际货币市场成为一个“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其稳定完全依赖于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在这种体制下，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下降，美元汇率高估不町避免，也只有通过美元高估，新兴市场国家才能获得国际收支顺差和美元储备，才能稳定经济。同时，国际收支失衡在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进一步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均衡。因此，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缓解“新特里芬悖论”，首先要求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国，必须主动承担起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责任，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积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实现基本平衡；才有可能保证美元汇率的稳定，进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其次。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应建立一定的合作机制，加强在国际收支调节领域的合作共同解决由于一国国际收支失衡对全球货币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最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对短期资本流入采取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减少债务风险，保持国内金融的安全和稳定。(三)多种储备货币体制的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储备货币多元化，一方面克服了单一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局限性，解决了国际清偿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因为历史经验证明，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走向崩溃。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选择问题。， 目前国际金融界在储备货币选择问题上有几种主要建议，即：恢复美元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建立商品储备本位制；以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储备基础等。实践证明，前三种改革方式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惟一霸主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恢复美元本位不切实际；黄金本位将会受到黄金存量有限供给的制约；以某种初级商品作为储备篮子同样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特别提款权(SDR)的思路，可以作为未来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一个参考。以某种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多种货币储备体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由某一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局限性。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已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特殊的“世界货币”的作用。以SDR作为储备资产不仅可以杜绝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带来的种种弊端，更重要的是能使国际货币兑换过程大为简化，而且其币值相对稳定，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较有利的环境。但是，以 SDR作为主要储备资产还需要一些条件：从理论层面讲，SDR的生命力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SDR作为篮子货币要合理综合权衡全球贸易权重；二是国际协调要加强，因为SDR不是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多边协调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多边机构的功能和作用应进一步加强。从技术层面讲，要使SDR体系取代多种货币储备体系，首先要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对于某些SDR限制使用和交易的法规应予废除，鼓励社会各方特别是私人部门扩大使用SDR，使之成为可以直接用于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其次，要增强SDR的流动性，应该允许官方部门持有和使用SDR，可以建立SDR的远期市场，以促进其流动性。如果SDR能在经济交易中自由广泛使用，它就能逐步过渡为准法定货币。最后，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资产结算规定，要求储备货币国家以SDR换回本币，这需要增加SDR的数量，以抑制国际储备货币的数量增长，使其减少甚至退出储备货币的职能。当然，由于货币发行国的巨大利益，SDR真正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还需要经历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和无序，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职能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因为IMF所代表的国际货币体制和世界银行所代表的国际发展援助机制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失效，主要表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IMF稳定汇兑的职能无从发挥，资本账户的开放使IMF调节国际收支的职能减弱，决策的政治化使IMF难以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美国对特别提款权的抵制使IMF无法调控国际支付手段的供给；世界银行的发展援助机制存在很大缺陷等。从目前国际社会对IMF和世界银行两机构的改革要求看，发达国家侧重于要求两机构收缩战线，提高救援和援助的有效性，重视政府治理，强化对两机构业务的各种监督和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两机构放弃教条主义的政策条件，尊重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动员更多的优惠资金支持减贫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等。我们认为，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目标应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供一种国际制度安排，缓解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失衡和无序，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和有序发展。为此，IMF应该重建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世界银行应该更有力地发挥调节全球资源转移和利益协调的作用；这些制度安排和作用具体包括如下几点首先，实现治理机制的改革，是推进布雷顿森林机构实质性改革的基础和前提。IMF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是两机构决策机制的基础，世界银行在投票权的分配上也与IMF遵循同样的原则。目前两机构在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投票权的作用名存实亡，金钱决定投票权成为两机构决策机制的基本原则。从IMF成立至今，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总量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从当年的%下降到2002年的%，基础投票权已经失去了其原来的职能。同时，作为两机构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被夸大，发达国家在决策机制中占主导地位(60%以上)，而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却未能在基金份额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因此，重新审核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比重，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否定权等，是推动两机构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基础和前提。2006年IMF年会在此方面出台的改革措施可以说是沿着此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次，进一步加强IMF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经济政策的监测职能，在项目援助方面发挥准中央银行的专业职能。目前IMF的第4条款磋商尽管包括了主要发达国家，但对这些国家政策方向的实际影响力和约束力十分有限。IMF有义务对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监督，及时对成员国及公众提出忠告或建议，以便有关当事方警觉，做出正确的风险判断。同时，IMF在提供贷款的决策过程中应服从履行准中央银行职能的专业准则，力戒政治化，应将危机国走出经济衰退的需要列入计划予以考虑，并将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从而使计划更易于被受援国接受并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减少IMF与受援国不融洽状态。再次，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储备与支付的重要补充手段。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是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缺少政治意愿，认为扩大SDR的发行和使用将使其得到的铸币税收入被分流。但实际上，扩大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将更能够增加IFM分担和调节全球货币供应的责任，避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发生过大幅度的波动，有利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定，是一种双赢的方案。最后，改革世界银行的根本是改革当前的国际发展援助机制，有效调整全球利益分配。当前国际发展援助机制的主要缺陷是总量水平低和结构不合理。世界银行2003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为690亿美元，仅占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的%，而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500亿美元；从结构上看，在2001-2003年新增加的166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资金中，在来源上以双边为主，多边发展援助只占11%；在用途上以减债和紧急救援为主，真正用于长期发展目的的实际资金流入微乎其微。要改变这种现状，世界银行负有特殊的责任，应当创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多边融资，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智力和制度资源，促进全球生产要素全面充分合理流动，实现全球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有重要意义，尽管短期内两个机构改革的进展只能是各方力量平衡的结果，成效有限，但发展中国家主张的充分表达将使两机构的发展方向更接近符合全球发展的共同利益。(五)加强国际多边协调的有效性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过程中应该以多边主义原则指导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国际多边协调的有效性，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政策协调越来越重要，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应运而生。这些机构在协调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稳定美元汇率、干预石油价格、处理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救援等方面，曾取得过显着的成效，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也提出过一些具体有用的建议，如建立一个汇率目标区域的汇率体系；建立提前预警系统、增加IMF的可动用资金的份额等。但是，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主要成员国在重要经济金融问题上存在理念上的差异，宏观经济金融调控手段有所弱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加导致协调的难度加大等原因，国际多边机构协调作用有所降低，有些政策建议也受到质疑。最重要的是，由于各国面临的国内经济和政治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利益出发点和利益预期明显不同，往往难以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为例，因为美国是世界上贸易逆差最严重的国家，日本和德国基本上是顺差，它们对于贸易顺差和逆差国家在“负担分摊”过程中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施方面的态度截然不同，结果导致多边国际机构更倾向采纳通过汇率调整而不是内需调整的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国际机构政策压力的重点开始转向有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国家，国际协调政策效果难免出现偏差。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协调，保证协调机制的有效性，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功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为此，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首先，七国集团等国际多边协调机构运作机制应进一步完善，切实关注各成员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现实敏感问题，致力于在解决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失灵等关键领域展开实质性的合作与协调，而不是目前阶段根据“互不侵犯协定”形成的刻意回避问题，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全球范围内非成员国的一些社会问题上的做法；其次，要进一步强化建立危机预警系统的重要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或者在危机发生时通过联合协调行动，对危机国给予适当救助，将危机的影响降低到最低，并防止危机扩散和蔓延；最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机构的协调与合作，要充分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以保证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协调与合作更加富有建设性。四、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对策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一方面，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变革直接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加大，国际社会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在重大国际经济金融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针对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也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妥善处理好与国际经济发展的关系(包括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中国需要在关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选择恰当的立场和方法；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将会导致长期经济发展的隐患。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各种方案，我们认为，应该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高度，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共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平衡有序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乎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应该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参加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各项工作。(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愿意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意愿，同时也表明中国拥有自主选择汇率制度的权利。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强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经常迫使他国调整汇率，以转嫁其国内的经济危机。然而，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权和决策权在我们自己，我们既要向国际社会表明积极探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意愿，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和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又要保证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中国整体改革进程紧密相连，保证可能付出的代价能够承受。2.要将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区分开。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日趋显着，扩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是汇率制度改革的必然方向。但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经济自由化程度并不高，贸易领域、投资领域存在很多管制，利率也没有市场化，远不具备一步到位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因此，需要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相区分开。从长远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应增加弹性和灵活性，实现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近期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以稳定为主，不宜在短期内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的趋势表明，管理浮动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重归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应是中长期内我国比较现实的选择。3.要协调好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从汇率政策与资本管制政策的配合来讲，两者之间应当协调互动。资本项目开放，要求货币体现真实价值，而反映真实价值的汇率也能约束资本项目交易及汇兑行为。资本管制的放松将为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和均衡汇率的形成创造条件，从而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而汇率灵活性的增加可以减轻资本管制的压力，缓解外来冲击的不利影响。4.要完善货币政策，探索确定新的名义锚。各国汇率制度转型的实践显示，要想实现平稳转型，防止转型后出现很高的通胀率，必须确定新的名义锚。从 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实践看，通胀目标制很好地充当了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名义锚作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由于金融创新等因素，货币供应量变得越发不稳定，因此其可靠性也受到了很大挑战。中国可以借鉴通胀目标制的经验，逐步过渡到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这样既可以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又可为汇率制度的转型提供制度保障。波兰的转型经验表明，有了成熟的通胀目标货币政策，即使在经济条件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汇率制度的转型。5.加强金融监管，健全金融体系。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能力有所提高，但如何应对经济更加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还有待进一步积累经验。从目前看，要建立科学的审慎监管体系，对金融领域信息披露、财务报表要有严格的规定；尤其应当提高对银行外债和国际游资的监管能力，防止发生严重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另外还应该进一步加强银行系统的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信息披露和财务纪律，以更好地适应汇率制度改革的需要。6.建立国际收支危机防范预警体系，提高风险监测预警能力。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国际收支预警系统，以及新建立的高频债务预警检测系统和市场预期调查系统，提供监测国际收支危机的情景分析，加强对危机的防范和预警；还要梳理现有的外汇管理政策，研究危机时期调节国际收支的应急手段和措施，包括提供法律依据、加快管理制度创新和完善应急预案等。(二)在国际储备改革上，应保持外汇储备的合理适度增长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货币管理当局所拥有的包括外币存款和国库券在内的对外流动资产的总称。在当代世界国际储备中，外汇储备地位举足轻重，占近90%的份额。因此，一国外汇储备的变动及其多少，是决定其国际储备是否充足的最重要因素。作为世界外汇储备的聚集地，东亚地区近年外汇储备增长迅猛，其中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更加引人注目。日益充足的外汇储备改变了中国外汇短缺的局面，提高了对外支付和干预市场的能力，有利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促进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是，增长迅速、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负面影响。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影响了经济体内部经济的均衡，干扰了货币政策。因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界，一国汇率政策与国内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存在着“不可能三角”原理：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跨边界的自由流动、固定的或者有管理的汇率制度、独立的国内利率的控制。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一国实现固定汇率制又保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不可避免地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外汇储备的持有以稳定本国汇率意味着等量基础货币的额外投放，在不进行相应冲销的情况下，国内的货币供给将以乘数倍增长，这会影响国内物价稳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国内物价的稳定，不得不对这种额外增加的货币供给进行相应的冲销。冲销式干预在短期内能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但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使其货币政策的操作变得更加复杂。从长期来说，这种干预将会因为干预成本过高、利率攀升而难以为继。因此，未来时间内，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中国应该逐步具备条件保持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适度增长。调整和优化储备货币结构也是应该注意的。一方面应该保持储备结构的多元化，适当增加欧元等货币的占比；另一方面，还要建立除货币储备外的实物储备，尽量保证储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三)要积极加强与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清迈协议”到“亚洲债券基金”再到ABG的建立，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已基本建立起一套防范和应对危机发生的机制。但是，由于历史朋?亚洲地区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区域性货币合作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趋势尽管已经出现，但是其真正形成还需要很长时间，特别需要各个区域经济体进一步加强合作和共识。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经济大国，应该继续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成立一个推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中间机构，是多年来各国政府一直期望和努力推动的。从已经建立且不断完善的东盟10+3货币互换协议(也叫清迈协议)来看，有利于增强个别国家抵御投机资本的能力，增加区域金融安全稳定性。如果货币合作能进一步推动下去，尤其是在汇率合作方面有所进展，对于区域内的经济稳定与发展会有更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全球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美国面临着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而东亚又不断地积聚贸易顺差，这不仅对全球的金融稳定带来威胁，对于东亚和美国也都非常不利。如果东亚国家能够联起手来在汇率方面进行调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轻单个国家汇率调整而带来的不对称的负担，效果也更明显，将缓解全球的结构性失衡，保障东亚、美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亚洲国家之间在货币政策合作方面比较可行，且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方案主要有：货币连动方案，亚洲各国货币一起升值或一起贬值；东亚国家实行盯住美元、日元和欧元的一揽子汇率制度；亚洲货币政策一体化。但也有学者表示，亚洲货币一体化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梦想，这方面的进展可能比较缓慢。另外，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建立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区域性的货币体系。从区域经济目前发展的格局看，事实上存在一个以中国内地为核心的经济圈，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如果再加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与中国有紧密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的国家，这个经济体本身是非常大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在这个经济体下面建立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稳定的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这样，从长远看，亚洲货币区、欧元区和美元区就可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可以更好地维护本地区的金融稳定和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四)要渐进有序地推动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声誉日渐提高。虽然人民币至今仍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已开始充当边境贸易中计价、结算的工具，在港、澳、台地区及周边一些国家自发地形成了流通与使用，开始表现出承担区域性国际货币职能的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已初步开始，人民币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从2005年4月1日开始，欧洲中央银行在其每日统计并发布的欧元指导汇率体系 (Reference Exchange Rates)中已加入人民币等7种新货币，显示人民币即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参数。当然，货币的国际化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在给货币发行国带来铸币税收入等诸多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可能使该国面临诸如货币需求增加、汇率波动增大和货币政策失灵等问题。我们认为，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掌握一种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对于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可以适当予以推进；但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全面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又必须是渐进的和有序的，我们还要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