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docx

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明与朝鲜的外交，在朝鲜为重大国政，在明朝则不过藩国事务之一。明实录卷帙浩繁，然涉及两国外交，不过泛泛记载遣使、接待之事，间录重大外交事件，也仅寥寥数语，远不若朝鲜史料之详尽入微。故论明朝与朝鲜外交史，必以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为主要史料。然中国史料中有足资补充朝鲜史料者，即明朝赴朝使臣的传记和文集。朝鲜史官虽详载明朝使臣在朝鲜的活动，但对其个人，除官职外并无太多了解。明朝使臣中不乏高官名臣或文学之士，大量碑铭传状被保留在各类史籍中，甚至有不少人的别集也留存至今。传记和文集中对使臣生平的记载，提供了审视明与朝鲜关系史的新视野。景泰元年，明朝派倪谦出使朝鲜，开创诗赋外交传统，两国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明末。而此前七八十年中，两国关系却是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向为论者瞩目。明朝前期尚少文臣出使，加以当时刊刻之风未盛，留有文集者寥若晨星。能进一步揭示两国关系变迁的政治背景者，主要是明前期使臣的传记资料。研讨明与朝鲜关系，多从宏观趋势和具体事件着眼，由某种人物者尚少。本文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统计明朝使臣的身份、出使目的，以勾勒明朝派遣出使的变迁概况；然后以人物为纲，考索诸使臣的身份履历，由此探究使臣派遣背后的政治形势背景，或可有助于对此时代政治、外交氛围的了解。高丽史与李朝实录于明使之来，无所不记其详。反观明实录，不但记载简略，且多缺漏，甚至删削建文年间出使事，不足对勘。殊域周咨录所据，为行人司档案和万历以前非实录系统文献，记朝鲜有实录未备者，然史实谬误、年月错讹比比皆是，实难遽信。其余中国史料更不若上述两种系统翔实。故统计遣使次数、使臣身份和出使目的，主要根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洪武时期：偰斯洪武时期，两国屡起争端，使节频繁往来。大多数情况下，明朝命高丽/朝鲜赴明使臣回国时传递公务信息，甚至捎带敕旨咨文等。同时，自洪武二年四月到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共有22批使臣被派赴高丽/朝鲜。留有姓名的43位使臣中，宦官25人，文臣11人，武官7人。担任正使的21人中，宦官11人，文臣4人，武官6人。宦官特别是前元高丽/朝鲜籍宦官在使臣中比例很高。25位宦官几乎全为前元宫廷中宦官，至少有14位如金丽渊、黄永奇、金仁甫、崔渊等是高丽/朝鲜人，其中担任正使者至少6人次，其他如延达麻失里、康完者笃、宋孛罗当亦为蒙古、色目人。每次遣使或不止一人，但文臣、武官、宦官或可众遣，却无以不同身份配备为正副者。如洪武三年六月派礼部主事柏礼颁诏，侍仪舍人卜谦颁科举程式，中书省派百户丁志、孙昌甫呈咨文，虽文臣武官同时赴高丽，却各有职责差遣。若配备为正副，则皆同一身份，如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前元院使喜山为正使，大卿金丽、普化为副使赴高丽索马，都是高丽人出身的宦官。明朝仅逢重大事件才以文臣为使。与高丽/朝鲜交涉具体事务的部门，如前期的中书省、辽东都司，后来的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等，或派遣武官携带咨文与使臣一同前往，或独立派遣武官为使臣。而朱元璋本人处理具体事务的诏敕谕旨多由宦官为使传递，建交、封山川、赐谥等重大礼仪场合则以朱元璋的名义派遣文臣前往。例外仅二：洪武七年首次大量索取马匹，由文臣礼部主事蔡斌携带中书省录朱元璋“圣旨”的咨文前往；洪武十九年大规模索取辽东逃民，朱元璋派高丽人出身的武官指挥佥事高家奴等前往，皆事体重大，非宦官或高丽/朝鲜使臣可传递消息者。洪武诸使臣事迹多湮没，中国史料可供考生平者仅有偰斯一人。实录载偰斯，溧阳人。岁丙午，以故元嘉定州知州来归。洪武元年，授兵部员外郎。寻擢符宝郎，改尚宝司丞。四年，出知泰安府。六年，升知河间府。入为户部郎中，升尚书，出为山西左参政，召还为吏部尚书，迁礼部。至是，以年老致仕。雷礼国朝列卿纪所记更翔实偰斯，字，应天府溧阳县人，故元嘉定州知州，来附王师。吴元年，授兵部员外郎，本年擢尚宝符宝郎。洪武元年，遣赉书赐高丽。二年，高丽遣使上表，来贡方物。遣偰斯赉印封之，改尚宝司丞，仍以祝文牲币祭其境内山川。诏曰：“朕肇膺正统想宜知悉。”使回，称旨，日侍左右。四年，出知太安州，六年，升河间府知府，俱以才干着，而民亦不扰。九年，入为户部郎中，寻升户部尚书，本年，调山西左参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书，二月，改礼部尚书，三月，诏定公侯称号。上谕斯曰：“自今封公侯仍列于衔。”于是斯等奏定则式为三，公侯之衔曰，世袭者曰，追封者曰。本年，以年老致仕。其他记载如同书有文简事同者二处。又如焦竑献征录传记有二处，一处为节略列卿纪而成，一处文详，全抄自列卿纪。又如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传记，文简而有误：不解改尚宝司丞乃出使必需，乃以“封之”与祭山川为二事，遂乱改时间，其文必来自列卿纪。总之，留存至今的偰斯传记虽多，除实录所记略有参差，其余皆不出列卿记范围。吴元年即丙午年初，朱元璋军总攻张士诚部，“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中等诣徐达军降”。偰斯当即为此时投降的张士诚部属，不久被授兵部员外郎。所谓故元，当因张士诚降元，致使偰斯有故元官吏之名。嘉定地当元代江南海运的起点刘家港，张士诚与高丽在海上往来密切，定以此地为出海口岸。则高丽详情必为偰斯熟悉，后来被选为出使高丽第一人，当因其曾为张士诚通高丽口岸嘉定州知州，熟知高丽事务。偰斯出使后未再用为大使，而是顺利高升为重臣，为罢中书省、废宰相后首任吏部尚书，当于明初政治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建文时期：陆颙、章谨、祝孟献、端木智从建文时期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短短四年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臣多达9次，共24人次，20人。除重大的颁布诏诰和礼仪之外，明朝使臣的唯一任务就是购马。具体而言，除了洪武三十一年底报告朱元璋丧讯，和建文三年前半年两次遣使，颁发朝鲜建国后一直苦心营求的诰命、印信，此后六次出使，皆为采购因战局吃紧而于南军格外短缺的战马。可以推测，若无战马之需，明朝会如建文元年、二年，仅在重大场合才派遣使臣赴朝，频率本当远低于洪武百端交涉之时。使臣无论正副，无论出使目的为何，皆以文官或监生充当，绝无武官和宦官。派遣文官如通政寺丞、各部主事、太仆寺少卿、鸿胪寺行人等，次则监生，乃至验马兽医等，皆关乎具体事务而定。其中留存传记者有5人：陆颙。陈田明诗纪事载颙字伯瞻，扬州兴化人，楚府伴读闿弟。洪武中，举明经，授礼部主事。永乐初，与修太祖实录。奉使朝鲜，有颐光集。画史汇要：陆颙能画人物。送别：芳草如烟驿路遥，东风催别鸟声娇。离人一去来何日，不及春江有定潮。徐泌明画录则记兴化人，工诗，精画法，官礼部员外郎。善画人物，精采奕奕，时称三绝。陆颙为礼部主事，担当明朝向朝鲜颁布新历、正式承认朝鲜建国的大任，出使期间爱上了朝鲜女子委生，后来遂向建文帝献计购马朝鲜，得再出使相聚，婉转不肯归明，哀求朝鲜太宗未果。上引陆颙诗不见于李朝实录所记其在朝鲜应酬诗，或即诉与委生别离之事。陆颙归国后，然身为建文遗臣而未得祸，反而与修太祖实录，盖北军进城后主动合作者，故永乐时期已为文学亲信之臣。陆颙得官礼部主事，担当外交重任，似与其“明经”出身不协调。由上引事迹可知，陆颙虽非进士出身，却兼擅诗画文史，能倾动品位不俗的朝鲜上下，此应担当出使要务的重要原因。章谨。徐泌明画录载章瑾，字公瑾，号采芝，华亭人。宋庄敏公之后。能诗善草书，尤长于画，山水宗夏珪、马远，挥毫渲染，或顷刻立就，或数日不着一笔。兼善人物，传有春江送别及寒山拾得像，无惭古人。张观以后，一人而已。明画录每卷下分专题，专题下以画家时代为序排列。章瑾前后为夏昞、高棅，均洪武永乐间人，则章瑾亦此时人。李朝实录中的建文使臣章谨，以通政寺丞身份为使，赴朝鲜颁布诰命印信，曾大索朝鲜诗篇并自作诗，当与此“能诗”的画家章瑾为同一人。章谨任与外交事务竦远的通政寺丞，而得出使封诰，当与其书画之能有关。祝孟献。雷礼国朝列卿纪载祝孟献，字，河南饶州府德兴县人。洪武初荐举。革除元年任。三年六月，使朝鲜市马。上文“河南”当为“江西”之误。祝孟献身为购马的最高级官员，长驻朝鲜，其间也曾作诗应酬。祝孟献出身“荐举”，又任官太仆寺专事购马，然亦善诗为使。郭瑄。雷礼国朝列卿纪载郭瑄，字，四川成都府崇宁县人。永乐元年由国子生擢兵科给事中。十年，升大理寺右寺丞。十九年，定鼎北京，诏安抚天下，命宣出抚广东，考察官吏，辑宁军民。本年，以事竣还寺。革除，乡举十一年，任大理寺左寺丞。由“革除，乡举”和“永乐元年由国子生”，可以认为此即建文时期出使购马的国子监生郭瑄。明朝巡抚的来源，一般要追溯到郭瑄等人的外出安抚之事，则其在明初政治史上亦参与重大事件。郭瑄在建文时期仅一监生，一到永乐元年即任亲信言臣，估计和陆颙类似，皆为新朝特别重用之辈。端木智。朱谋垔续书史汇要载端木智，字孝思，溧水人，官礼部员外郎。父复初，洪武时为刑部尚书。孝思与兄孝文皆以儒士起家，官翰林，先后使朝鲜，清节为远人所服，立双清馆。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端木智于建文四年初以兵部主事赴朝购马，在朝鲜“挟妓日醉，自夸其书曰：天下第一笔！以印本一册赠判阁偰眉寿曰：书法与王羲之无异也！”则上引“清节”云云必与其无关，而“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可证端木智出使，当与其善书有关。唯“双清馆”之说，当指其兄“孝文”，即上年副章谨出使、“俱有廉介、礼貌恭谨、举止不爽、国人爱慕”的文渊阁待诏端木礼。四位文臣出身、官职、任务各异，共同处在于多通诗书画，甚至以此闻名。他们的出身任职，或与外交事务关系不大，如陆颙、章谨、端木智，专以此长技出使，而专事重务者如祝孟献，亦不乏为诗之能。4人在20位文臣中的比例虽不大，仍可略证：建文时期不但纯以文臣为使，还注重使臣的书画诗文之能，希望以此炫示于“向化”藩国。明朝以文臣特别是擅长诗文书画者为使，目的在于博取朝鲜亲近之感，以利于牵制朱棣、购买战马。但文臣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合格。章谨、端木礼、祝孟献以及鸿胪寺行人潘文奎，可称“温雅风流，清不近货”，其他使臣也无贪婪横暴之举，较洪武时期使臣清廉自持。但如陆颙和端木智，或哀求装病，或狂妄卑鄙，不免丑态百出，再如监生陈敬归国在即，“当饯宴，复于上曰：使妓随我，虽至金郊而还，粉骨何忘！上笑而从之。”种种不堪之行，不但惹人讥讪，更令朝鲜君臣轻视明朝。加之朝鲜本对明朝内战持冷静态度，并未全力帮助南军。故建文帝信用文臣，却并未实现以文臣诗文书画之才华折服朝鲜以得强援的初衷永乐时期：俞士吉、赵居任、邬修、陈敬、杨善“自成祖即位时起，因政局变幻和皇帝个人喜怒所造成的明、鲜关系的波动基本上结束了，两国关系开始转入正常、稳定发展的轨迹。”永乐时期共派遣使臣38次，留名者51人，其中宦官多达37人，武官6人，文臣8人。正使共22人，其中宦官14人，出使30次，武官5人，文臣3人。永乐时期选派使臣，一改建文时期单用文臣，为类似洪武时期的文臣、武官、宦官杂用。宦官的比例和重用程度，则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成为永乐时期赴朝使臣的主要人物，而文臣除少数独立出使外，多为宦官之副。宦官使臣一小半是朝鲜宦官省亲，另一大半是亲信宦官堂而皇之地作为正使，率领其他宦官和文臣出使。建文四年十月，明朝派佥都御史俞士吉赴朝通知朱棣即位的消息，使臣中就包括内史温全、杨宁和还朝鲜省亲内官郑贵等三人。此后宦官迅速取代了文臣，成为频繁出使中的主角，文臣仅在永乐十八年四月明朝赐祭太宗，永乐二十二年祭朝鲜人韩确之母时为正使。出使的正常状况是宦官为正使，文臣如礼部郎中、翰林待诏、行人等为副使。宦官与文官正副使并派的做法，则证明径以宦官为皇帝私人代表。无论省亲还是作为正使的宦官，品级多数不高，但除非文臣武官为高级官员，否则一律位居前列。某些宦官多次出使，如黄俨出使多达11次，韩帖木儿多达6次等等。出使朝鲜的宦官多横暴贪婪，为害大于洪武时期代表皇帝滥施威吓的各色使臣，更大于建文时期荒唐文弱的文臣。皇帝以强欺弱、荒淫猥琐的性格，通过信用亲信宦官反应到外交事务中，使朝鲜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对中国的态度由疑虑转变为怨恨，永乐末年，朝鲜世宗公开愤言：“中国不遣朝臣，专任宦寺，何哉？！”永乐文臣为使虽仅8人，因中多名臣，所以留存传记者多达5人，内容也较丰富：俞士吉。实录载士吉，浙江象山人。洪武末举人，授山东兖州府学训导。岁余，陈十事，切中时政，擢广西道监察御史。出巡畿甸及湖广，雪冤理枉，政绩尤着。永乐初，署都察院事，升右佥都御史。奉诏往谕朝鲜、日本两国，还奏称旨，赐豸衣褚币。浙西水灾，士吉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往督农政，奏蠲粮六十万石，复出粟以赈民。寻出知襄阳府，秩满，升山东左参政。洪熙元年，进詹事府詹事。宣宗即位，改南京刑部侍郎，致仕。至是卒，赐葬祭。雷礼国朝列卿纪所载更详俞士吉，字用贞，浙江宁波府象山县人。父仲殷尝夜梦得“老桂古香分月窟，移将天下压群芳”之句，觉而士吉生。自幼歧嶷异常，既长，有司历举贤良，弗就。洪武丙子，领乡荐。明年会试，中乙榜，授兖州府训导。革除中，上疏论时政得失十余事，征拜南院监察御史。出巡凤阳、徽州，辩释疑狱，风声肃然。文庙御极，改广西道，寻擢右佥都御史，奉使朝鲜。已，复使日本，返报皆称旨，上褒赐有加。永乐三年，浙西大水，士吉与户部尚书夏原吉、通政赵居任、大理少卿袁复奉敕往治，兼督农务。时湖州被灾尤极，亏粮五六十万。同事者以所亏之数反十倍于所输，欲损其数以上。士吉力争曰：“欺君病民，吾不忍为也。虽重得罪，吾自任之。”竟以实闻。上允纳，悉蠲其输，仍敕发廪赈之，民赖以苏。四年，坐事谪为办事官，寻复原职，命赈恤两浙饥荒。六年，出守襄阳，政清讼简，郡以大治。十六年，秩满最绩，升山东左参政。未几，唐妖妇惑众谋叛，藩臬诸臣悉置于法。士吉以督浚后至，众谓可自为计，应曰：“背死逆命，非臣节也。”遂就狱。上念旧臣，释之。洪熙改元，入觐，欲授清要之职。天官卿拟以太仆寺卿，上默然良久，曰：“渠是秀才，着为詹事。”后改刑部侍郎，寻命清理直隶郡县军伍，再莅郡事，绩用尤着。士吉仪观修洁，举止清雅，论议切直，文才蔚然，每视政，他人不足，己独有余。谀之不喜，犯之不怒，伟度洪量汪如也。所着有栎庵自贻稿。同书其他三处均文简事同。过庭训、焦竑所录文字均出列卿记而稍简。而徐乾学等徐本明史列传有不同内容悉得蠲贷。明年，为都御史陈瑛所劾，与大理少卿袁复同系诏狱。复竟死狱中。士吉谪为事官，治水苏松。既而复职，命视浙江民瘼。还，上圣孝瑞应颂。帝曰：“尔为大臣，不言民间利病，乃献谀耶！”掷还之。寻出知襄阳府。被劾致仕，卒。明史稿与明史均采用了以上内容。朱棣即位后，急欲任用建文时期名声简肃、文学出众的大臣出使朝鲜，以顺应此前趋势、安抚朝鲜，事属必然。俞士吉“自幼歧嶷异常”，建文中“上疏论时政”，又以御史出巡，“辩释疑狱，风声肃然”，实当时出使朝鲜乃至日本的外交第一人选。列卿记和其他明代传记中，均无俞士吉遭受嘲笑辱骂的记载。但清代徐乾学之徐本明史列传，或出万斯同之手，而万与俞士吉同为宁波人，或有当地见闻为根据。所言不见于明代传记记载，但观列卿纪等不言“坐事”详情，不言“出守”之因，可知徐本明史列传之说必有确凿来源。俞士吉出使后宦绩出众，受到荼毒建文旧臣最烈的陈瑛迫害，又由皇帝亲自凌辱，原因不外其以建文名臣得用，过后即被遗弃排挤甚至打击侮辱。仁宗深切同情，原因也应在此。俞士吉虽以诗文名，在朝鲜却不以此自炫。“近作诗赠使者。士吉谓吉曰：昔陆颙辈奉使于兹，因诗酒荒乐，中国之士，闻者皆笑之。是以吾辈初欲矢不作诗。然子之诗，敢不赓韵。乃口占答之。” 可见建文四年秋朱棣上台后，明朝已经意识到以诗文书画之士出使的失策，尴尬自嘲之下，一改前辙。赵居任。明太宗实录载居任，应天府溧阳县人。洪武中，以耆老授通政司左参议，升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再升左通政。尝奉使日本，其王赠以名马、方物，悉却不受。上闻而嘉赉之，命往苏松治水。居任虽以清介自持，而无恤民之心。在苏松十余年，督治水及农务，每霖雨没田禾，不待雨止，广集民男妇踏车出水，随去随溢，低田终不可救，高乡之民困于其役，不得尽力农事，而居任恒以丰禾念闻。至是以疾卒，民用慰悦。焦竑所记以实录删削而成，唯改溧阳为溧水。而雷礼国朝列卿记载赵居住，字，人。永乐二年任右通政，命使日本，令十年一贡。三年，转左。六月，命同夏原吉、俞士吉赈济苏松嘉湖。八年二月，御史刘焕劾居住治水苏湖，田多荒芜，蔽不以闻，惟简乌程熟田穗繁粒伙为秉，称瑞罔上。皇太子以上所使，未可擅易，封章示之，令自省。“前时浙江按察司亦尝言，浙西水潦，赵居住不恤民隐。今居住此言不可信。”仍遣官往视之。赵居住当即出使朝鲜的赵居任。唯居任既然如此不称职，在用法严酷的永乐时期，居然得到宽宏待遇，实属不正常。观实录对赵居任的指责，和雷礼通过官方渠道搜集的材料并不相符，可知受攻诸事不免随意编造。观赵居任治水之法，已属难能。他早在洪武时期已任右通政，又是于永乐元年以左通政出使朝鲜的，颇疑与俞士吉类似，亦为建文间清介名臣，而为永乐君臣先利用后打击者。故虽宦绩无可挑剔，陷害之以图谄媚者却仍络绎不绝，终使身背恶名。邬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邬修，字存诚，南昌人，洪武丁丑进士，历官太平知府。革除四载，文献无征。成化初，吴人刘昌提督河南学政，得建文元年湖广乡试棘闱倡和诗。集中作者豫章胡俨若思、邬修存诚，庐陵谢矩子方凡二十一人。昌镂板以传，且序之曰。邬修能诗，但永乐二年出使朝鲜未见作诗，反以轻侮朝鲜太宗为务，当时官仅鸿胪寺序班，似与洪武丁丑进士出身和此后的“太平知府”不符。疑其亦为建文时低级文臣，投降朱棣后得亲近之任，故能出使朝鲜，历官知府。陈敬。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载陈敬，砀山人，臂力兼人，娴于武略。永乐中，从驾北征，累立战功，官至中军都督府佥事，镇守山海关、永平等处，抚驭有方，军民怀服。陈敬于永乐五年和六年两次出使朝鲜，官东宁卫千户。永乐时期赴朝的六位武官除陈敬外，还有千户王得名、百户王迷失帖、都指挥高得、千户王教化的、百户李宾。其中王迷失帖和王教化的皆应非汉族人，王得名、王迷失帖任职“辽东”，陈敬任职于朝鲜、女真人构成的东宁卫。除都指挥高得外，武官所交涉多辽东散军逃民之事，非为皇帝私事或礼仪场合，故偏重任用非汉族武官或辽东武官出使。杨善。杨善的传记资料不下20种，以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所载早出且详瞻杨善，字思敬，其先自大原徙而北平，后北平进称顺天，而善为顺天大兴人。少补北平诸生，不甚通经术，而性沈敏，能为人筴事。时年甫十七，而文皇帝起义兵，则已知善名，署典仪所引礼舍人，从事睥睨间。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补鸿胪寺序班。二年，改鸣赞。又四年，进司宝署丞，选侍昭皇帝于青宫。又八年，进右寺丞。又六年，进为卿。善伟风仪，工举止，音吐如洪钟，每朝谒引进奏时，上目属之。而又重文翰，与学士杨士奇、杨荣善。既家都城，以积着起，治居第，郭外有园亭花木之属。诸公休沐有所宴赏，则善家若归。又时时馈遗名果饵不绝，以是大得公卿间声，而中贵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满考，迁礼部左侍郎。明年，从北征。而王世贞名卿绩记所记有差别杨善者，北平人。建文君来讨，燕王发兵北攻大宁，李景隆悉众围北平，燕世子拒之。善时起书生，从登埤，昼夜凡数十接，有功。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时仅二十余，稍稍迁至鸿胪卿。善不大读书，慷慨多权略，能辨，又貌伟皙，奏对朗朗，上目属之。太宗皇帝崩，历仁、宣、英诸帝，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还掌鸿胪事。英宗皇帝既拒虏失其军。明功臣袭封底簿为官方原始文件，所记又有不同杨善，原籍顺天府大兴县人，系引礼舍人，守城有功，永乐元年钦升鸿胪寺序班。历升礼部侍郎，仍掌寺事。永乐十四年十月，内推举，改左副都御史，提督九门，升右都御史，仍掌寺事。雷礼国朝列卿纪成文较早，所记又不同杨善，字幼清，顺天府大兴县人。革除中，成祖靖难，以生员守城，叙功授鸿胪寺序班。永乐三年，以奏庶吉士章朴藏方孝孺文集，进鸣赞。历寺丞，进本寺卿善练习朝章，居官恭勤，自永乐二十二年掌寺事，至正统十一年，凡二十二年，于朝觐、宴赏诸仪，俱合典礼，称上旨，寻进礼部右侍郎。修纂于杨善去世后不到十年的实录，严厉谴责杨善素无学术，为人外若柔和，中实阴忮。凡事之可以利己自便者，不顾义理，无不为之。永乐初，严治方孝孺之党。庶吉士章朴与善同坐事，朴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观，密以奏闻。遂戮朴而复善官。正统中，太监王振用事，善媚事之，不惮屈己。其他传记皆节抄各类材料，于史实多有记载混淆处，当以上引为准。唯明功臣袭封底簿记“永乐十四年”当为“正统十四年”。杨善不擅文学经术，仅以家居北京而周旋于士大夫间；亦不以节操胜，章朴之事必为万人唾骂，朝鲜亦必知其无耻之行。综合上引文知，其入选一为容貌声量，二为机智善辩，三为出身守城诸生，长期为太宗亲信鹰犬也。朱棣晚年挑选使臣，多以文臣副宦官，此等体面干练亲信之人，正合任用亲信如宦官出使以逞人主威风的惯例。建文时期已具清誉的俞士吉、赵居任，永乐前期先被任用，后迅速遭排斥甚至侮辱；相反，建文时期官职低微的邬修，与陆颙、郭宣等类似，进入永乐朝则得任亲信之职，出使外巡，仕途顺利。对比之下，可略见永乐时期对待建文遗臣的政治策略。文臣之中有能诗擅文者，如俞士吉、邬修，然俞士吉以吏才出名，邬修也是需身貌机智的“鸿胪寺序班”，另外的赵居任则不过以“耆老”入仕，杨善更是“不甚通经术”、“不大读书”之辈。最早的使臣俞士吉即已明言避免作诗酬唱，末期的杨善以容貌、辩才和出身亲信选为使臣，可见永乐时期不但改建文时期任用文臣之例，更改重视文臣诗文书画之艺，为重视文臣相貌口才和干练亲信等条件。洪熙、宣德时期：李约洪熙、宣德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继承永乐时期的正常化格局，而往来更加频繁。皇帝任用宦官出使，过于永乐时期。此10年间出使共18次，除了3次由武官交涉女真、逃民事务，和2次由文臣颁送登极诏和立皇太子诏外，其余13次全以宦官为首。宦官出使又分三类。除少数朝鲜人出身者省亲外，有2次宦官为主，文臣为副，行赐祭、颁仁宗遗诏等礼仪之事，其余皆全由宦官担任使者。宦官任务，反复向朝鲜索要奢侈品，强选秀女，致使怨声载道，而派遣宦官数量众多，人人求索无度，荼毒更超过皇帝欲求，给朝鲜以深重的痛苦。仁宗在位短暂，所遣使臣3次5人，虽皆任宦官，并无征索之事。宣宗在位期间，专用宦官昌盛、尹凤等出使，征索之外，更有捕猎海东青等皇帝私人事务，加之宦官个人索求无度，作威作福，导致朝鲜对明朝痛恨之余，又生轻蔑。如当宦官横暴的消息传到明朝时，宣宗曾要求朝鲜：“王待以饮食足矣，毋遗以物。”朝鲜方面却认为：“朝廷政令不由朝官，皆出自司礼监。今内官不畏敕旨，何必拘于敕谕而不赠遗乎？”文臣为使者仅6人，留有传记的仅李约一人。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载李约，字孟博，仁和县人。永乐甲申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左迁交趾通判。未几，复职。历九年，升广东按察司佥事。每行部审系囚，听谳精明，直枉立判，冤系者多所平反，人皆称之。调山东佥事。永乐丁酉，复入为兵部员外郎，进郎中，两使朝鲜，不抗不随，人谓得使命之体。时胡寇西鄙，升陕西左参政遂投劾去。李约于宣德三年和十年两使朝鲜颁诏，当因其历职兵部职方司熟悉中外地理，且有精明干练之名，此可略见当时若用文臣出使，追求实效过于讲究文学造诣和亲信程度。正统时期：倪谦、司马恂以英宗登极时算起，宣德十年三月出使颁登极诏的李约、李仪可属正统时期使臣。同时，若截止到景泰帝即位，则倪谦、司马恂于景泰元年初出使颁登极诏则不应属正统时期。但倪谦、司马恂之遣，反映了正统年间两国交往方式的变化和结果，故特归于正统时期。使臣派遣之少，目的之纯公务化，不但一反宣德时期之混乱纷扰，且与洪武、建文、永乐诸时期均形成了鲜明对比。计入上述两次出使，则出使一共6次，内1次为宦官与朝鲜妃嫔宫女归国团聚，3次为武官交涉具体事务，2次为文臣颁登极诏，宣告明朝君主更替大事。不但绝无宦官出使之举，连文臣日常派遣也少于此前任何时代。明朝执政的“三杨”杜绝生事，以及后来王振约束宦官外出，都是遣使变化的原因。同时，明朝国力渐衰，瓦剌压力渐大，明朝是否因此而对朝鲜改欺凌为合作呢？倪谦和司马恂的背景为此问题提供了参照。倪谦传记亦常见。陈镐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记载最详倪谦，字克让，别号静存。其先浙之钱塘人，国朝洪武初徙实京师，占籍应天之上元。生有异质，双目炯然如电，有四乳，性极颖敏，书一经目，即记不忘。补应天府庠生，文名大着。时初设提学宪臣，监察御史彭公勖，名知人，巡历所至，辄举以励诸生。故就试京师者，争求识其面。领正统戊午乡荐，赐己未进士及第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编修，入阅中秘书，日造诣。己巳，奉使朝鲜，远人一睹风采，悚然叹服。时有所作，即席挥洒，略不经意，莫不缩头吐舌，惊以为神，至今国中梓行其文平生德量宽洪，与物无竞，其与人交，诚信无伪，恒喜奖拔后进，不遗故旧。博览载籍，闳中肆外，人莫能及，而勤敏嗜学，至老不倦，才识超迈，用无不宜。惜乎中历险巇，晚登枢要，徒以文章名海内，而经济之效或若少歉然。子孙衣冠之盛，遂为南都第一，世方以为盛德之报云。所着有玉堂稿百卷，上古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辽海编四卷，藏于家。刘珝南京礼部尚书倪公谦墓志铭略有出入进侍讲，复奉使朝鲜，与王国馆伴倡和诗甚富。四方有求者，挥笔立就，人莫能撄其锋。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惜其久处翰林，未获柄用，晚升宗伯，所司者不过礼文。天下之人徒知先生之文，而不知其有经济之才也。而实录记其履历虽简略，却专门论其生平自幼颖异善属文，才气飘逸，入翰林与钱溥齐名。谦比溥稍庄重，但好交匪人，竟以是取败。尝使朝鲜，朝鲜人服其敏捷。景泰中，别选内宦之聪慧者数人，俾谦教之，后俱柄用。谦踬而复起者，此数人之力也。尹守衡皇明史窃记倪谦不光彩的一面，更将交结宦官与其仕宦起落联系起来景泰中上尝令教内侍书，以故诸内侍用事者辄推毂，而谦亦以此大干清议，每为台省论罢，去辄复起。陈田明诗纪事则道出了倪谦在诗歌史中的地位田按：尚书在朝，颇称躁进，卒以万安铭墓，尤致讥议，诗不为选家所称。余观其七古，劲健拔俗，不愧当家，固不失为一时骚雅之选也。四库全书总目标举更高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虽不及李东阳之笼罩一时，然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固未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统计诗集多至二千余首。倪谦早以南京神童、俊生闻名，后中探花，文名日盛，非一般六部九寺擅文之辈，而是翰林文学名臣，与此前出使擅诗文书画文臣，不可等量齐观。因遭物议，倪谦诗名、文名均在明后期被掩盖，直至清人方逐渐认识到“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推为三杨馆阁体和李东阳之间的中流砥柱，非明人谈论中一般文学名臣也。由此及其诗作流传之多，可以想象倪谦当时文学名声之大，又非一般翰林可比。上引传中多谀词，如写到朝鲜人态度时的夸张；墓志铭中虽稍收敛，但所言经济之才并无证据。实录修于弘治年间，纂修者以其子倪岳在朝，故专段记其品望，已不讳言其“好交匪人”，明后期人遂直言其节操之失。教内侍、结宦官，虽在出使以后，亦可推想倪谦经济之才本乏，声名只在文学，而绝不在清誉及才干。司马恂。雷礼国朝列卿纪载司马恂，字，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正统甲子京举解元。赴春官不第，入监，擢刑科给事中。景泰三年，与易储议，升春坊右赞善。洵为人通警，善处权贵，故屡进清秩。实录详记其才华品行恂善记问，兼通篆隶，居官勤慎。尝出使朝鲜国。不满所望，或形于言，士夫以此薄之。张弘道等皇明三元考盛赞恂性醇笃，敦尚行义，出入动止，皆有常度。处宗党恭俭卑约，恂恂如也，不愧其名称云。王鸿绪明史稿与张廷玉等明史则载恂强记敦厚，与物无忤，居官无所表见。上引记载，“为人通警，善处权贵，故屡进清秩”和“性醇笃”、“出入动止，皆有常度”等貌似矛盾，实因列卿记早出，当近事实，而为后代记载表面现象之解释。总之司马恂之出使，非因敦厚质朴等个人品质，当因解元身份和给事中等“清秩”，甚至“兼通篆隶”，可证副使之选亦唯重文学技能，不问才干。倪谦和司马恂之出使，当土木之变后明朝陷入严重危机之时。明朝不选择威望崇高或精警干练之臣出使，而是独重文学之名，乃至科名清秩。可见出使的主要目的，并非因国力衰弱或陷于危机而寻求朝鲜支援，而是行使类似建文时期的策略，欲以文学才子之行，震动已深染华风的朝鲜。小结使臣的目的任务显示，自明朝建国以来，明朝一直对高丽/朝鲜保持与北元的关系深为不满，致使两国关系波澜起伏。随着明帝国在东亚优势的确立，两国关系在永乐初年转入正常轨道，但明朝一直因皇帝个人需索而对朝鲜加以刁难摧抑，又在疆域、民族、人口诸多问题上引起朝鲜对本国利益的高度敏感。直至正统年间，两国关系才转向完全的友好与信任。使臣的表面身份显示，明前期两国关系，虽以永乐初年的颁诰赐印为标志转入正常，前后却不断因明朝皇帝个人的喜怒爱憎以及需索程度而摇摆不定。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时期信用宦官，特别永乐、宣德时期皇帝指使宦官赴朝大肆骚扰，与建文、正统时期禁绝宦官出使，信用文臣或一般武官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明前期的两国关系，特别是朝鲜对明朝的态度，也就在“事大”和“疑惑”的前提下，出现多次反复。使臣的身份背景显示，明朝遣使文臣，受到政治局势的微妙影响。如洪武初偰斯以熟悉张士诚与高丽往来事务而得出使；建文众使臣擅诗文书画当与建文帝贯彻到外交领域的儒家风范有关；永乐时期使臣以亲信或才干见重，又因与建文朝的关系而遭际不一，反映了明太宗的个人风格和用人、宣传策略；洪熙、宣德时期信用宦官、需索无度臻于极致，文臣偶尔仍以才干得使，反映了对永乐时期制度、政策的继承；正统十余年平静无扰的外交进程中，明朝不但戒绝了任用宦官、欺凌朝鲜、征索人物的恶例，而且完成了选用文臣出使时从重才干到重文采的转变，或曰对建文时期趋势的回归和加强，则反映了科举制度稳固后文人优势地位的确立。明朝初期显示了继承元朝与恢复汉唐的建国气象，历经百年波折，已经逐步展露出中原王朝、汉族社会的本来面目。朝鲜到世宗时期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意识到双方关系虽不平等，利害则一。正常的友好、信任、合作关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在土木之变后的紧急关头，明朝选遣使臣的标准仍由才干彻底转变到文学，说明在明前期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两国关系的基石，已经由地缘政治利益和君主个人喜怒好恶，逐渐让位于文化意义上的认同感，终连惊天动地的波澜也难撼动了。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民国三十七年，111页。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六月辛巳，平壤，1957年。高丽史卷一三七辛 传，十四年十二月。可能的例外是：洪武二十九年派遣尚宝司丞牛牛为正使，三位宦官为副使，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昭和二十八年。牛牛官职似文臣，而且“纳妓”，但其姓名似非汉族，更非文臣，且内廷有尚宝监，疑牛牛为非汉族宦官。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甲寅二十三年夏四月戊申；同书卷一三六辛 传，十二年十二月。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十三年六月甲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九三，国初礼部尚书行实偰斯，明末徐鉴校刻本。雷礼：前引书卷三一国初户部尚书行实偰斯、卷二三国初吏部尚书行实偰斯。焦竑：献征录卷二四吏部尚书偰斯传，上海书店，1986年；同书卷三三礼部尚书偰公斯传。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南直隶应天府偰斯，明天启刻本。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吴元年春正月庚子。元史卷九三食货志海运，中华书局，23652366页。高丽史卷三九至四一恭愍王世家。自七年七月到十四年四月，每年都有往来。陈田：明诗纪事乙签卷六陆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686页。徐泌：明画录卷一，人物陆颙，画史丛书本。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一，元年二月乙未、甲辰；同书卷二，八月己卯，九月丁亥朔、戊戌、己亥，十月戊午。徐泌：前引书卷二，山水章瑾。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二，元年六月己巳，辛未、壬申、癸酉。雷礼：前引书卷一五二，国初太仆寺少卿行实祝孟献。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二，元年十月庚辰，十一月壬子。雷礼：前引书卷一八，巡抚广东行实郭瑄；同书卷九六，国初大理寺左右寺丞行实郭瑄。朱谋垔：续书史汇要，四库全书本。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三，二年二月乙卯。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一，元年六月癸酉。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三，二年三月丁亥。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二，元年十月辛未。朴元 ：朝鲜对于靖难之役的适应，载民国韩国研究学会：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民国七十二年。蒋非非、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278页。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四，二年十月壬戌。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三，二年四月丙午，六年六月己巳。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一，元年正月甲子。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十，五年九月乙巳。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庚子。雷礼：前引书卷六南京刑部左右侍郎行实俞士吉。按：俞士吉出使虽在建文四年，但时朱棣已即位，俞士吉为永乐帝而非建文帝所遣，故归于永乐时期。雷礼：前引书卷一五詹事府詹事行实俞士吉、卷七八国初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行实俞士吉、卷一五敕使并巡抚浙江行实俞士吉。过庭训：前引书卷四七浙江宁波府俞士吉；焦竑：前引书卷四九，南京刑部侍郎俞公士吉传。徐乾学等：徐本明史列传卷二六俞士吉，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旧抄本，明文书局，民国八十年。王鸿绪：明史稿列传第三四夏原吉附俞士吉，元明史料丛编本；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四九俞士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4155页。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四，二年十月丙子。明太宗实录卷二九，永乐十七年二月丙子朔。焦竑：前引书卷六七通政司左通政赵居任传。雷礼：前引书卷八四国初通政司左右通政行实赵居住。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五，三年四月甲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28页。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七，四年四月戊子。过庭训：前引书卷四一南直隶滁徐和广四州陈敬。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一三，七年正月辛巳；卷一七，九年二月丙戌。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五，三年正月辛卯。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七文部史传，明万历刻本。王世贞：名卿绩记第三，纪录汇编本。明功臣袭封底簿，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明嘉靖二十六年抄本。雷礼：前引书卷四一礼部尚书行实杨善。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一，天顺二年五月丁亥。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十一月丙午条。过庭训：前引书卷四二浙江杭州府。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四，十年四月庚申；卷六七，十七年三月庚寅。倪谦：朝鲜纪事，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