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后汉书》比较研究.docx

世说新语与后汉书比较研究内容提要：世说新语和后汉书均产生于南朝刘宋初年，其所参考的材料大体相同，但对相同材料的比较表明，二书在取材和文字风格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说明，世说新语的编撰旨趣一开始就与史学传统大异其趣，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性和雏形期的小说面貌。 关 键 词：世说新语 后汉书 比较 一般而言，最具时代性的文化产物势必会与同一时代的其它文化创造发生联系，显示区别，乃至相互影响。在考察世说新语这部划时代的文化经典时，我们同样看到了世说和另一些大体与其同时产生的周边文献，如范晔后汉书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共生性和相关性。这些文献或者直接有助于世说的编撰，或者体现了与世说迥然不同的编撰原则和文字风格。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1的取舍能够直接表现其编撰原则和思想倾向的话，那么，对同一材料的不同处理方式，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世说和同时代其它文化产物的“异质性”。沿循这一思路，范晔的后汉书几乎可以说是进一步透视世说编撰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面镜子。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卒于元嘉二十二年，着有后汉书九十卷。今天通行的后汉书一百卷，是补入司马彪续汉书的十志而成。范晔 和刘义庆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世说最有可能编撰于刘义庆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前后，而后汉书大概在元嘉元年前后开始撰写，到元嘉二十二年范晔坐孔熙先事遇害时尚未完成。范晔与刘义庆有无交游，史无明文，但根据范晔曾任彭城王刘义隆参军，后升至尚书吏部郎的事实，可以推测，二人即使没有深交，应该也是彼此认识的。由于作者所处年代大体相同，那么，我们说后汉书和世说在撰述过程中，面对的文献材料基本一致，因而二书对同源材料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将世说与后汉书相关材料加以比勘，至少有以下几个作用：通过排比分析，掌握二书在编撰过程中面对的同源材料有哪些。通过二者对相同材料不同处理方式的考察，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撰述原则和审美旨趣。通过对后汉书及注释的考索，可以解决个别世说条目的取材来源问题。 由于世说所记“起于后汉，止于东晋”，有不少东汉历史人物的言行见于该书。今查世说正面描写的后汉人物陈蕃、徐稺、黄宪、袁阆、周乘、郭太、荀巨伯、李膺、陈寔、陈纪、陈谌、荀淑、荀爽、钟皓、边让、孔融、祢衡、杨修、马融、郑玄、服虔、崔烈、桥玄、蔡邕、谢甄、许劭、许虔、袁绍等，共二十余人。其中，除荀巨伯、陈谌、许虔、崔烈、谢甄等人外，后汉书皆有传。这些人物在世说中穿梭出现，围绕他们的条目近40条。毫无疑问，刘义庆和范晔掌握着这些人物的大致相同的文献材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人物的言行事迹，在二书中重出互见的情况也十分有限。考索之下，同一事件在二书中均有记载、且确实属于引用同一材料的情况仅有十例，见下表后汉书与世说新语互见人物及本事对照表人物言行事迹最早出处世说所在位置后汉书卷次1 周子居叹叔度事疑出汝南先贤传 德行第2条卷五三黄宪传2 郭太造叔度、奉高事谢承后汉书德行第3条卷五三黄宪传3 李膺“登龙门”事袁山松后汉书等德行第4条卷六七李膺传4 李膺叹荀淑、钟皓事海内先贤传德行第5条卷六二钟皓传5 孔融见李膺事孔融别传言语第3条卷七十孔融传6 孔融二子事魏氏春秋言语第5条卷七十孔融传7 郑玄师事马融事裴启语林文学第1条卷二五郑玄传8 桥玄题目曹操事魏书世语等识鉴第1条卷五一桥玄传9 人称许劭兄弟平舆二龙事汝南先贤传赏誉第3条卷六八许劭传10 祢衡为鼓吏事文士传言语第8条卷八十祢衡传上表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二书同时涉及的人物达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的各类文献材料想来不在少数，但同被世说和后汉书采用的却仅有10条；换言之，世说所津津乐道的，后汉书大部分付诸阙如；后汉书源源本本、老实交代的，世说则根本不感兴趣。如世说文学第1条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此条本于裴启语林而稍有增润。其事真假莫辨，特别是“礼乐皆东”以后文字，被刘孝标斥为“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诸书无考，故后汉书郑玄传将其“腰斩”，其文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筭，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而世说竟置诸文学篇首条“隆重推出”，后汉书求信实而世说好新奇，二者编撰旨趣于此判然。至于世说文学第 2、3条所记郑玄听服虔注春秋，引诗经与家婢问答等逸事，后汉书本传则根本不予理睬。不仅如此，即便对待同一人物的同一材料，二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多有不同。比如桥玄题目曹操之事，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和司马彪续汉书均有记载，如魏书载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而裴注引世语则谓：“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又引孙盛异同杂语说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据此可知，桥玄或曾题目曹操，但“能臣”“奸雄”之语，则有可能出自另一位“月旦”行家许劭。这些材料范晔着书时当容易见到，辨明真相也不是太难，他的处理方式也不外是“就事论事”。先是在后汉书桥玄传说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然后又在许劭传中说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应该说，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相比之下，世说就有些“不负责任”。识鉴第1条载此事云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完全将此事属之桥玄，故而引起刘孝标的不满，特加按语说：“世说所言谬矣。”其实，世说作者未必在乎什么真假对错，只要好看而不违撰述宗旨就行。余嘉锡在论及郑玄家婢引诗之事的虚实时说：“特世说杂采群书，不皆实录，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世说的“小说”气质，于此又可得一佐证。不过，世说比后汉书更顶真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比如“平舆二龙”的记载，后汉书许劭传只说：“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至于语所出何人则语焉不详。而世说赏誉则非常清楚地交代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 平舆之渊，有二龙焉。 ”此事本自汝南先贤传，范晔不可能没看过，但史传的记述方式决定了他只能突出传主许劭，对其兄许虔尚且只能一笔带过，再将谢甄拉进来就更属“节外生枝”了。世说则无此顾虑，它先是对材料“化整为零”，然后又要“以零为整”，因而在细节的真实性上比史传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也是世说给人以“征实”印象的原因。比之后汉书，世说在遣辞行文上更为口语化。以孔融见李膺的故事为例，二书所本材料当是孔融别传，后汉书孔融传这样记载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勅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曾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小人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而世说则作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相比之下，世说此条显得明白晓畅，特别是后两句对话，针尖对麦芒，妙到毫颠；而舍李膺赞语代以“韪大踧踖”的白描，增强了故事的戏剧色彩，因此，“小时了了”反倒后来居上，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典故。此外，对后汉书及其注释的考察，还有助于找到世说个别条目的材料来源。如德行第3条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刘孝标对此条的注释主要是补充交代人物背景，分别引续汉书介绍郭林宗，引汝南先贤传介绍袁阆，又引泰别传补充郭泰对袁奉高的评价云云，因此，从刘注中我们很难坐实这一条记载的原始出处。而后汉书郭泰传李贤注引谢承书则言之甚详初，泰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闻天下。很显然，这条故事主体当来自谢承书；至于“车不停轨，鸾不辍轭”及“弥日信宿”等语，其实是世说中的“人问其故”的那个“人”所说的话。据后汉书黄宪传李贤注引郭泰别传可知，这个人乃是薛恭祖。今本世说刘注亦引泰别传，却正好删掉了薛恭祖所问的原话。于此可知，此条故事乃世说作者综合泰别传和谢承书编撰而成。综上言之，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的取舍，业已表明其对既往正史材料的漠然态度的话，那么，作为同一时代、同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且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两部着作，世说和后汉书在取材上所表现的如此重大的差异，也许更能说明，世说作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仰史传之鼻息，仅仅满足于做些“裨补正史”的工作，他在文学正式成为一科，“体有因革”且日益“讹而新”的宋初文坛，显然有史学之外的抱负。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只好说，那是一种基于文学的抱负。参考文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第193194页。刘勰.文心雕龙M明诗篇.J通变篇J。注释：1这里的所谓前源文献，正是指世说编撰过程中所“纂辑”的那些“旧文”，即世说所取材的各种原始文献。这些材料的背景情况，在刘孝标的世说注里有较充分的展示，但刘注的目的，主要在察漏补缺、考订纠谬；要了解世说取材和编撰的具体情况，还必须在刘注的基础上按图索骥，从史籍、类书及其它文献中寻绎钩稽。概而言之，世说的前源文献无外乎正史、杂史别传、志人小说以及诗赋杂文等其它文献。笔者另文详加论述。 后汉书虽记东汉历史，属正史一途，然作者范晔和刘义庆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加之刘义庆亦曾着后汉书五十八卷，则二书所记一部分相同人物之事迹究竟孰先孰后，谁引据谁，实很难说。况且当时流传的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共有十五家，故本文不将范晔后汉书视为世说的前源文献，二书记载重出互见者，均视为对其它私家后汉史书的采撰引录。 参见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卷首校点说明。 按：此条刘注多“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此数句见三国志武帝纪，疑刘孝标合魏书与三国志而注之。 按：最早注释后汉书的是梁代的刘昭，大多亡佚；这里主要是指唐代的李贤注。 今本作袁宏，非是，考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年版，页5。 南朝刘宋初年，设置儒、史、文、玄四馆，文学正式从学术中独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