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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里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

　　【内容提要】 在21世纪，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面临五项基本任务：超越民族主义，追求其作为新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成熟；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需要，通过民主化进程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民主体制；贯彻综合努力和国际协调的原则，争取本国国内和发展中国家互相间的持久和平；着重审视并克服发展的内部障碍和战略缺陷，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维护本国主权、自由和法理平等，反对滥施国际干涉。此外，对于个别拥有亿万人口和巨量自然资源并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还需要争取在21世纪逐渐成为能够同现有世界强国协调共处的新型世界强国。
【关键词】21 世纪 发展中国家 和平 发展 民主 世界强国
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和殖民半殖民统治土崩瓦解，构成20世纪一项头等重要的事态。与此类似，21世纪的头等大事必定包括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力求完成五大任务，即国家的巩固和成熟、政治民主化、经济和社会大发展、国内外持久和平以及反对滥施国际干涉。另外，对个别拥有亿万人口和巨量自然资源并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还需要争取在新世纪里成为能够同现有世界强国和西方国际共同体协调共存的新型世界强国，那将是世界政治的一大历史性创新。无论同殖民半殖民地时代相比欠发达的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内外境况有了多大改善，也无论某些西方人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第三世界运动的落潮而如何兴高采烈，只要在其内多数国家和人民贫困、混乱、羸弱和严重不满，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就是危机四伏的，就缺乏和平和繁荣的真正可靠保障，更谈不上全球秩序的正义与普遍合法性。同样，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间若不兴起能够同西方强国并列为世界力量中心、同时与之协调的新型世界强国，一个比较均衡、公正与和平的国际构造便没有可能出现。
◎超越民族主义，追求国家巩固、成熟
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非西方民族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然而大致同时起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广大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面临非常严峻和复杂的内部任务，而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批可统称为超越民族主义，以求国家的巩固和成熟。西方的历史早已证明，民族主义是一股能服务于人又能毁灭人的巨潮，民族国家则远未可以认为是世界政治的经久稳定的基础。 非西方民族主义运动时代固然有其极伟大的历史成就，但也有其三大负面图景。首先，在不少摆脱了外来民族压迫的发展中国家里，多数民族一经自由便压迫起少数民族。在东南亚压迫华侨，在拉美压迫印第安人，在不少非洲国家一族压迫另一族，只是这方面的部分例子而已。 其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彼此冲突的民族主义要求或抱负导致了敌对甚至战争。其中，引起灾祸最多最大的是民族归并，即力图将境外相同民族及其居住的地域置于本国管辖之下或直接并入本国，二战后由此引起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首要例子有1947和1965年的两次印巴战争，还有1975年就欧加登地区的归属问题爆发的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战争。 第三，在许多场合，“当民族主义扩展到……传统异于西方、而且往往与现代西方方式敌对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于造成封闭的社会，在其中个人不如民族整体的力量和权威那么算数。” 这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个人人权状况大为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产生了上述负面图景外，民族主义还掩盖了一些对国家和人民的健全生存至关紧要的重大问题。一是在此毋庸赘述的经济问题：政治独立不等于经济自立，满足民族解放意愿不等于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第二个可称为“族性分裂”，这既指国家疆界与种族、部族或民族群体分野严重不符，以致一个群体被分割在两个甚至更多国家里，亦指一国之内多个种族、部族或民族群体间未形成足够的认同意识，以致可以说一个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还未成为一个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 这两种情况在多数场合，都出自先前殖民国家人为地划分疆界以及在各族间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它们对独立后国家的内部统一、安宁和外部和平妨碍极大。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和社会体制虚弱低效，往往不足以控制“族性民族主义”和其他离心力量。事实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缺乏真正强有力和高效的政府组织，而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又已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被侵蚀殆尽。 许多新独立国家长时间实行一党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克服这些情况，但其结果大多包括腐败、低效以及国家官僚机构与社会要求的隔阂。 所有上述三个问题都包含着引起国内大规模暴力冲突和相邻国家间战争的危险，其中“族性分裂”问题尤其如此。同这些以及其他与创建或扩展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战争高发生率，使得一位着名的国际政治学家认为世界分为两个国际体系：由成熟的发达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和由众多新的、不成熟不稳定的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在后一个体系中，战争仍是较为常有的政治现象，仍然可以见到不怕战争的倾向、强烈的战争意愿以及忍受巨大损伤坚持战争的坚韧性。 另外，还可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欠发达世界的许多地方已经严重恶变。从理论上说，这恶变来自于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非常偏颇和荒谬地等同起来，认为每个民族都须组成一个国家，或国家只有在仅仅、并完全包容单独一个民族的情况下才真正合理；在实践中，这恶变特别表现为分离主义——六、七十年代以来导致大规模冲突的那部分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 “民族主义从创建国家阶段变到了打碎国家阶段”.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成熟问题上，抑制或消弥“族性分裂”这一任务特别重要，也特别难办。然而，历史提供了可以鼓舞或籍慰人心的例证：拉丁美洲各国大体上也出于殖民国家的人为划分，但这并未阻绝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逐渐形成为一个个足够统一、有足够内在凝聚力的民族国家； 群岛之国印度尼西亚1949年独立时，单一的印尼民族这个观念还形成不久，100 多个宗族和多种宗教以及不同海岛互相间的矛盾相当严重，但“民族缔造”的进程是如此迅速和成功，以致1954年外岛叛乱被平息后无论政治、经济有怎样的大动荡，几乎从未出现过任何有严重影响的分离主义运动，差不多只有情况很特殊的一小块地区——东帝汶除外。在世界欠发达地区，现代民族国家的广泛巩固和成熟在新世纪里是可以实现的，但所需的不仅是时间，而且是所有有关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自觉、明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依据本国国情，推进国内政治民主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定时期里要谋求或加强内部统一、建立相对有力和高效的政治- 社会体制及行政管理机器可以依靠专制甚或极权办法，但它们无论是就功效还是就道义而言，都至多是过渡性的权宜之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和民众自主意识的增长，专制或极权一般来说业已过时，民主化在大多数地方已成为政府取得新的国内合法性 的唯一途径，成为满足民众的正义感、加强民族凝聚力和改善国家机器素质的可靠办法。不仅如此，民主化还有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互相间战争的相对多发倾向，因为它至少会使政府的战争决定有赖于民众的支持，并使政府不能不顾虑战争的失败将意味着自己的倒台，这在多数情况下将大大增加选择和平而非战争的可能性。 民主并非只有单独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民主化进程也并非在各个国家一概雷同或可以一蹴而就。目前仍未真正确立民主制度和形成民主习惯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实事求是地选择、试验和采纳自己实际需要并且能够成功的具体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化道路，不可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模式，或一味屈从其意识形态输出压力。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必须认识到民主本身是克服他们面前诸种基本困难的必要条件，是当代世界的一大历史潮流和它们国内人民已经或不久将要提出的一大政治和伦理要求，顽固地坚持正在或已经过时的不民主制度，至少是不合理、不明智的。
发展中国家依据本国国情推进国内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同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方面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社会政治形态和基本价值观念的趋同趋势及其有限性。法国大学者雷蒙德·阿隆曾将国际体系区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两类，同质性体系是内部各国社会政治形态和基本价值观念大致相同的体系，而异质体系则相反，在其中“各国根据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并且诉诸于正相反对的价值”. 阿隆将例如三十年战争结束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近一个半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当作同质性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国际体系则是异质性体系。 事实上，如果从现代经济和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于西欧和向外部扩展起算，并且略去这些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的所有民族或地方特点，那就可以认为上面所说的趋同趋势已经发展了约500 年。这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一种“非常革命的作用”，即开创世界的一体化和同质化， 其至今的一大结果，就是海德利·布尔不那么肯定地提出的当代全球国际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现代性。 较具体地说，在 20世纪后半叶，趋同趋势除异常强烈地表现为殖民半殖民统治普遍瓦解、现代民族国家遍布全球外，可以说主要在于市场经济、西式或准西式民主体制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一些基本价值甚至政策观念的全球性扩散。80和90年代尤甚的这一扩散不仅表现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变，而且表现为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意识形态甚至文化转换，尽管这转换在不少方面多半仅是表层的，而且即使较为深入也不足以根本改变那里的贫困和相对混乱状况。甚至一向最为滞后的非洲，也经历了被一位研究者称作“第二次独立”的大变化，即许多摆脱殖民统治后的非洲国家首次出现反对本国当权集团和政治体制的大众运动，并且取得颇大成功。 虽然“全球民主浪潮”、“人权革命”乃至“历史的终结”之类大话表现了短视、浅薄和意识形态偏执，但80和90 年代许多国家发生的变更确实在总体上构成了表征当今时期某些世界历史动向的浮标。
然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以微观还是以宏观方式来考察世界，也无论是回顾过去、认识现在还是展望未来，国家具体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或可说是所有较大规模的国际体系的绝对属性，尽管与这多样性并存的还有那自现代开始以来在世界范围逐渐广泛、逐渐增多的相对的同一性。在同一个时间或时段里，世界那么多社会共同体之间总有在历史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地缘条件和社会需要等等方面的重要差异，而且有些往往大得具有基本形态区分的意义。要求社会政治体制、基本价值和政策观念的雷同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代表着一种“确信福音之绝对真理性和救世主即将来临”的“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难免导向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暴力和非暴力的世界霸权征伐。应当从三项原则出发来看待和对待异己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基本价值观念，除非它们完全不能见容于世界和平和基本人权：第一，遵循“凡存在的便是合理的” 格言，理解其存在理由和合理功能；第二，与之和平共处，并且尽可能超越或协调歧异以求国际合作；第三，其变更应以本国大多数人民经自由公正表达的意愿及其自身的变更努力为前提，不可以外来干涉取代自主选择。社会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人类的一大可贵资产，它意味着各国人民在国际层次上的自由、尊严和道义平等，意味着国际社会“从独立和自主的发展中将产生真正的和谐” .
◎贯彻协调原则，争取内外持久和平
这里所说的内外持久和平，是指发展中国家国内和相邻的发展中国家互相间的持久和平。要确立和维持这样的和平，不仅须缓解和消除一系列导致内外暴力冲突的较直接的原因，包括“族性分裂”和其他社会对立、政治- 社会控制体系之虚弱低效和缺乏民主、极端民族主义和黩武主义之持续存在及其泛滥等，还须缓解和消除加剧不稳定和暴力冲突倾向的经济、人口和生态因素。经济严重落后难免导致广泛贫困，人口爆炸则势必造成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后三者结合起来加剧贫困，而贫困几乎总是孕育社会紧张乃至暴力冲突，包括骚乱、内战以及政府为转移国内民众不满或争夺资源而进行的对外战争。很明显，发展中国家内外暴力冲突多发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缓解和消除这种倾向的办法也必须是综合性的，包括本文阐说的大部分基本任务，尤其是促进国家的巩固、成熟和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
专就争取发展中国家互相间的持久和平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它们在互相关系和有关的对外政策中，遵循新世纪整个世界政治领域内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这样的根本原则有两项：一是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国家自主与国际治理 之间彼此协调和兼容，二是国家间以互相尊重、互相容忍和互相妥协来缓解或尽可能防止冲突，以求经久的和平共处。第一项根本原则规定了国际社会具有几乎起码的秩序和正义的条件。布尔从伦理角度指出，不管国家有何权利，它们都受制于国际社会的权利，或者说国家的权利出自国际社会的规则并受其限制。 这是几乎起码的国际秩序条件，而反过来确认国家的正当权利，不在合理的限制之外由国际社会或假其名义予以侵害，则构成了起码的正义条件。现代国际关系思想中的一项可贵传统，就是平衡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 对步入新世纪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个体利益的核心一般是国家的独立自主、统一、领土完整、内外基本安全和国民基本经济福祉，而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则主要在于国际共同安全与和平，加上较为健康和较为公正的世界经济、较为健全的世界生态环境以及不过于辱没人类尊严的世界人权状况。很明显，不保障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国家个体利益便很难实现，弱国尤其如此，而不保障合理的国家个体利益，国际社会总体利益便难免落空或丧失其多半意义。
至于前述第二项根本原则，即各国互相尊重、容忍和妥协，以缓解或防止国际冲突，一向是温和、稳健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们所提倡的，它对于已经或可能处于互相敌对状态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借助于霍布斯、普芬道夫和瓦特尔这三位属于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奠基者之列的人物的一种说法，可以认为大致基于互相尊重、容忍和妥协的各国共处，使得国际无政府状态远不像个人间的无政府状态那样是不可忍受的，也因此世界“利维坦”并无必要。 发展中国家互相间若要有这么一种关系，就需要把对方为种种原因故作激烈姿态同蓄意挑衅区分开来，需要认识到国家间的歧异或摩擦并不排除寻求共同利益，需要将自身的安全和利得追求局限在不致引起对方严重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的范围内， 还需要在维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的同时，尊重对方的合理利益，能够置身处地地为对方设想，即对其有“感情移入”式的理解。

　　◎审视内部障碍，加速经济、社会发展
如前所述，和平的需要，连同国家巩固和人民幸福的需要，决定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经60年代的酝酿，广大发展中国家于70年代中期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方式，空前系统、空前坚决、也空前团结地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义要求，并由此将第三世界运动推上最高潮。这套要求的基本前提，是第三世界一般国家贫困落后的主因在于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经济基本结构，在于这个结构中使它们处于依附和被盘剥地位并难以摆脱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不对称的互相依赖”，而这套要求的基本性质，则是要依靠它们在其中占多数的种种国际组织及其框架内的政府间协定，来对相当大部分世界资源和财富作“权威性的”分配，使之符合国际分配正义，而不是照旧听凭只有资本才算数的国际市场来“市场式地” 分配。 然而，不多几年，轰轰烈烈的第三世界运动便迅速落潮，由此引起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障碍和应有战略的可贵反思。
在这对于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的当今和未来努力至关重要的反思当中，一项颇有代表性的思想成果，是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为首、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学者和官员组成的“南方委员会”提出的研究报告——《对南方的挑战》。 这个报告再次确认，世界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障碍，主要来自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贸易和金融体制，它们忽视欠发达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不过，报告着重审视的是内部障碍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严重局限性，它们包括阻碍健全发展、导致社会病态的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由贫富差距剧增、农业严重落后和科技管理官僚化等原因而来的对发达国家的更大依赖，国家政治从大众参与到专制或独裁的蜕变，与此相关行政机器的低效、腐败和对社会基本经济单位主动性的损害或扼杀，发展中国家互相间徒耗国家资源的军备竞赛和破坏和平环境的军事冲突。 总之，如同这个报告意识到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应当着重审视发展的内部障碍和战略缺陷，形成并奋力贯彻综合、均衡、公正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同时讲求实际地争取逐渐改良现存的世界经济体制。
很大程度上基于此类反思，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修改了自己的发展战略，或者说作了发展道路的再选择，其共同特征是进行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为主要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认为，这样的再选择为它们在新世纪里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在发展中国家中间，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新工业国家”和若干经济成长迅速的发展中大国，成就尤其引人注目。它们同拥有12亿人口、依靠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中国一起，显示了某种将逐渐削弱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主导地位的“后发优势”. 由此来看，虽然如近年亚洲金融危机提示的那样任重道远，但21世纪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远非前景暗淡，而其中的领先者更可望获得光辉的未来。
◎实现历史创新，成为新型世界强国
本文开头提到，在新世纪里，个别拥有亿万人口和巨量自然资源并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应当争取崛起为新型的世界强国。这一“个别任务”，实际上是对应于20世纪几个基本动态所决定的一种差不多可谓必然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动态在于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的全球性加速扩散，连同世界政治一流角色之规模条件的急剧提高。 个别非西方发展中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将给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国际关系规范和规则乃至某一些世界普遍价值取向带来深刻的变迁性影响。特别值得指出，鉴于这样的强国在现代史上饱受外辱的痛苦经历，此类影响将造成的伟大结果之一，很可能是国际秩序朝平等、公正的方向取得长足进展。所谓新型世界强国之新，很大程度上就在这里。另一方面，这样的世界强国要能够崛起和形成，由其作为力量中心之一的全球国际体系要能够避免大动乱、大冲突，都取决于它同现有世界强国及其为首的西方国际共同体能否互相协调。换句话说，这里的问题在于，长久以来西方强国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能否实现一项世界历史性创新，即转变为西方同非西方两类强国互相协调、和睦共处的国际社会？这对于有希望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发展中大国，如同对于现有世界强国及其主要盟友，是个从未遭遇过的真正新颖的大问题，其成功的解决至少需要一两代人时间的全民族学习过程。
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中国作为洲级大国 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中国是21世纪非西方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明确预见的未来时期里是如此。取得新型世界性强国地位对21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已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尊，也不仅关系到中国国内持久的政治- 社会团结和经济健康，而且大有助于减轻或消除来自外部的实在或潜在的威胁，也大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与合作，从而更有效地追求和维护中国应有的国际利益。但是，鉴于中国先前现代历史经历的局限性，愿否和能否学会在走向强盛的过程中同美国及其现有主要伙伴协调，是对中华民族的素质和国运的一项巨大考验，有如同样的协调也是对美国及其现有主要伙伴的素质和国运的巨大考验那样。
中国要争取逐渐形成为新型世界强国，就必须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持之以恒地将经济及国防建设放在国务首位，恰当发展国外利益存在和中远程力量投射能力。此外，当今非常重要的是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价值规范和规则方面总的优势。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世界总的来说是由这个共同体占显着的上风，而且世界其他力量在此时间内少有可能形成足够团结有力、足够经久坚强的制衡阵线。这一点应当同坚决扞卫中国不可牺牲的根本利益和追求中国的富强一起，成为制定中国的战略和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因为这是中国不得不在其中生存、奋斗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环境。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是要在这个环境中去建设，因而既需要抵抗其中的压力和困难，也需要通过必要的妥协来获取其中蕴含的种种机会和助力。中国的世界态势应当是既有防范和斗争， 也有协调和顺应，而且协调和顺应应当多于防范和斗争。 在新世纪里，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未来可以是光辉灿烂的，世界政治可以因中国成为新型世界强国而取得伟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