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朝“皇太弟事件”发微_张云梦.pdf

DOI：10.13747/ki.bdxyxb.2023.02.009摘要：宋仁宗宝元元年“皇太弟事件”并非孤立的政治谣言，其与“阴附宗室案”“密乞废君案”有着内在的联系，党争是隐藏其间的主线。追溯“三案”始末可以发现 两朝国史 中更为丰富的范仲淹形象，也能看到范党通过人际网络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国史叙事的完美士大夫形象并深刻影响到南宋以来史家对史料的取舍。随着范仲淹形象抬升，“三案”被有意淡化，与之相对，吕夷简的历史形象则逐渐变得负面、单一。关键词：宋仁宗；皇太弟；吕范之争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2494（2023）02006108宋仁宗朝“皇太弟事件”发微张云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古籍整理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5）收稿日期：20220827作者简介：张云梦（1994-），男，江西丰城人，研究实习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可参考拙文 中古皇太弟、皇太孙考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5 期，第 1320 页；郭德慧 辽代储君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第 4852 页。宋朝皇太弟目前仅罗昌繁 北宋党争与党人碑志（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王魁 仁宗朝政治恐慌研究以石介之死为切入点（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罗耀松 张士逊范仲淹关系探析（汉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1 期，第 712 页）部分内容谈及，惜未能分析不同文本之记载差异及“三案”关联。【历史学研究】“皇太弟”一称发萌于西晋，至南北朝隋唐时期仍不时见诸记载，如唐武宗、唐昭宗即是以太弟身份继位。对这一奇特的储君现象，清人赵翼曾列举历代皇太弟称号总结曰：“此皆仓猝拥立，非预建为储副者。然兄终弟及，名号尚非不经。”1但赵翼追溯至唐五代便略过辽宋，直叙元代的情况。事实上，辽、宋皇太弟之称均多次见之史书，其中辽朝部分已有论文涉及，宋朝皇太弟相关记载则显得影影绰绰，语焉不详，也无专文论及。因而本文不揣浅陋，试以仁宗朝所见“皇太弟”进行分析。一、“皇太弟事件”发覆宝元元年（1038），二十九岁的宋仁宗已来到亲政的第六个年头，此时外部元昊尽有河西之地，宋夏战争一触即发，内部则朋党之争渐起，君子小人之辩不断。在这年的十月，宋仁宗下诏戒百官朋党，长编 载：冬十月丙寅，诏戒百官朋党。初，吕夷简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简亦罢相，由是朋党之论兴。士大夫为仲淹言者不已，于是内降札子曰：“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故复下此诏。22881这就涉及到了著名的吕范之争，在明道二年（1033）仁宗废后事件中，当时的左司谏范仲淹带领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一众台谏官员伏阙请见，并与宰相吕夷简当庭辩论。事后，吕夷简上奏以台谏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出孔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范仲淹被贬地方后，直到景祐二年（1035）“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310269。这次返京也意味着吕范矛盾的公开化。次年，范仲淹上 百官图，直指“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的情况，提出“（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2023 年 3 月保 定 学 院 学 报Mar.，2023第 36 卷第 2 期JOURNAL OF BAODING UNIVERSITYVol36 No261保定学院学报2023 年第 2 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并且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22784又作四论之说，大抵讥指时政。这一系列做法无疑激怒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长编 记载：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韩渎希夷简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22784这还是宋廷首次公开朋党存在，范仲淹因此再次落职、出知地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试图营救的官员也都受到牵连。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甚至作 四贤一不肖 诗，以四贤指仲淹、靖、洙、修，将未参与营救范仲淹的右司谏高若讷视为不肖。这种非此即彼的做法加剧了宋廷的朋党对立之势，因此才有仁宗内降札子一事。在这一诏书后，注文还引 政要 云：太平日久，仕进之人竞于趋附，多依托权要，以希进用。又台谏言事琐细，不根治体，多挟怨报仇，以害良士，上甚厌之，乃谓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道。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之时耻言人过。今士人交诬，朕甚耻之。”22882可见当时才二十余岁的宋仁宗对于朝臣相互指责，表现得十分厌烦。相关论述吕范之争的文章对此或有涉及，但对诏书称范仲淹之贬“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不仅目前所见研究都忽视这一说法，相关史书也是语焉不详。按 宋史 范仲淹传 所载：“仲淹既去，士大夫为论荐者不已。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向贬仲淹，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党称荐如此，奈何？再下诏戒敕。”310269长编 与 宋史 都记载了发布这一诏书的原因，但一称“皇太弟侄”，一称“皇太弟”，身份差别甚大。南宋陈均编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又称：“冬十月，诏戒朋党。时中外臣僚屡有荐范仲淹者，似涉朋党，上曰：仲淹盖尝面请立皇太弟太侄事，非止为诋毁大臣，乃下诏戒之。”4又是一新的说法，但不知皇太弟太侄是何意。按南宋苗刘兵变期间曾有诏曰：“睿圣皇帝宜称皇太弟，领天下兵马大元帅，复封康王。皇帝称皇太侄，监国。”5说明这时复奉宋钦宗为主，“皇太侄”即指具有储君地位的皇侄，则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此处宜点校为“仲淹盖尝面请立皇太弟、太侄事”。此外，南宋李心传也曾引 长编 相关记载以示不解：明道二年七月，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往时孙祖德知谏院，范仲淹为左司谏，不知宗室谓谁，当考。（出李焘长编）按，范文正自开封贬知饶州，吕夷简执政，以仲淹尝密请立皇太弟侄，此景祐三年四月事也，距明道才三年耳。（长编宝元元年亦载此事。）岂谮者之言，久已先入耶？6要回答上文一系列疑问，还需从事件的起源梳理。依 长编 所言，吕夷简逐范仲淹，事在景祐三年（1036）五月丙戌，“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落职，知饶州”22783。旧闻证误 所言四月事乃误，且前文引 长编 还有“初，吕夷简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简亦罢相于是内降札子曰”一句，吕夷简罢相在景祐四年（1037）四月，则仁宗初次下发戒百官朋党札子必定在这之后。根据 宋史 范仲淹传 记载，仁宗在与宰相张士逊谈论后再次下发诏书，这一重要信息在今 宋史 张士逊传 中已不存，但 东都事略 卷五二 张士逊传 以及 言行拾遗事录 引 张邓公传 却同载另一事：仁宗（尝）语张士逊曰：“人言仲淹尝欲乞废朕，朕但未见其章疏尔。”士逊曰：“陛下既未见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访之。”积十数请，仁宗曰：“竟未之见也，然为朕言之多矣。”士逊力为辩其不然，仁宗意乃解。7，8408-409洪迈称 东都事略 一书“其非国史所载而得之于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证，可以据依”8卷首 举龚、王表。结合 言行拾遗事录 所引 张邓公传，大致可以确定二书所引均出自 两朝国史。此外这一说法在 宋宰辅编年录 闻见近录 厚德录 自警编 中都有记录9-11，其中又以王旦之孙王巩所撰 闻见近录 所记最详，其称：张文懿罢相，由范文正攻弹也。文懿复相，一日，仁宗与文懿曰：“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当诛，然不见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尝见其疏，但比有为62朕言者，且议其罪。”文懿曰：“其罪大，无它法，无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访之。”凡数日则一请其疏，月余凡十数请。上曰：“竟未见之，然为朕言者多矣，可从末减。”曰：“人臣而欲废君，无轻典，既无明文则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无疑，可稍迁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12张士逊再相时间在宝元元年三月，而宝元二年（1039）三月“徙知润州范仲淹知越州”22899，按润州属于望州，越州为大都督府州13，从润州迁至越州正符合张士逊所提议的“稍迁之以慰其心”。以时间推算，仁宗称“范仲淹废君”大概在这年年初，这和前一年冬十月仁宗与张士逊谈论“密请立储”一事恰好能够衔接，加上明道二年“阴附宗室案”，可以看到范仲淹“三案”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酵，从似有似无的阴附宗室到密请立储，再到最后传言废立，目标都直指范仲淹，无怪乎李心传在 旧闻证误 中发问：“岂谮者之言，久已先入耶？”二、谮者谓谁：从“阴附宗室”到“密乞废君”由谮言入手不失为理解这一系列事件的有效途径。回到明道二年七月，当时陈尧佐罢参知政事后被王文吉诬告谋反，又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于是“宰相张士逊置二奏帝前，且言：憸人诬陷善良以摇朝廷，若一开奸萌，臣亦不能自保。帝悟，寘文吉于法，诬谏官事亦不下”22623。黄震 古今纪要 也记载张士逊“为陈尧佐辨诬，为范仲淹下废立之诬”14。而李焘注文称：“时孙祖德知谏院，范仲淹为右司谏，不知宗室谓谁，当考。”虽然 长编 未记载宗室身份，但换一个角度或许能够限定探求方向：真宗六子，除仁宗外五人早夭，能够被诬结交谏官、威胁仁宗地位的只有皇叔。而考之太宗诸子，此时还健在的又仅有荆王元俨。恰好在七月“阴附宗室案”之前，开封城中有流言称元俨要成为天下兵马都元帅，长编 明道二年四月乙未条载：时有飞语传荆王元俨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者，内侍捕得，三司小吏鞫之，逮及数百人，帝怒，使齐按之，迹其所来无端，而上督责愈急，有司不知所为，京师为之恐动。齐曰：“此小人无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无以安荆王。”疏一夕三上，帝大悟，止笞数人而已。22614是时仁宗才御正殿亲政，正是政局的敏感时期，好在权三司使蔡齐上疏后，最终轻责此事。直到七月出现“阴附宗室案”和“陈尧佐谋反案”，再次挑动仁宗神经。从此事的时间线索看，所谓宗室就是暗指荆王元俨，有人在借四月的谣言发挥，力图继续扩大事件影响。而范仲淹在谣言发生当月才回京任右司谏，因此四月最初版本的谣言并没有范仲淹，之后加工的“阴附宗室案”才涉及，或是与范仲淹四月至七月间的言事有关。最终在东宫旧臣张士逊的开陈下，“谋反案”和“阴附宗室案”不了了之。不过范仲淹还是因此事被打上印记。到景祐二年后，吕范矛盾已经完全公开，范仲淹指责吕夷简用人惟私，吕夷简称范仲淹荐引朋党，仁宗也不胜其烦，以至于直接问张士逊：“君子小人各有党乎？”310218但另一方面，直到景祐四年年底宋仁宗还特地将范仲淹从饶州近徙至润州，因范仲淹外贬的余靖、欧阳修也得以移近地，可见这时尚未受到“密请立储案”的影响22843。只是在吕夷简罢相后，仁宗对范党示好的举动并没能缓和吕范两党的关系，反而在吕党看来是危险的信号，并进一步刺激其作出回应。故而反对者重提明道二年的“阴附宗室案”，并再次加工成“密请立储”。既是密请建立，范仲淹密请的对象也只能是死无对证的刘太后，从景祐三年 范仲淹落职知饶州制 对其被贬原因的书写可以佐证，制书称：“离间大臣，历加诋毁，交结在位，阴有荐论。”15这完全是按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指控来写的，根本不涉及建储之事。关于这一时期的局势，欧阳修在 程琳神道碑 中曾描述说：“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贬饶州。已而上悔悟，欲复用之，稍徙知润州。而恶仲淹者遽诬以事，语入，上怒，亟命置之岭南。自仲淹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仲淹者皆指为党人；公独为上开说，上意解而后已。”16363欧阳修没有细说诬以何事，才使得仁宗急着要把范仲淹贬去岭南安置。但范仲淹徙润州事在景祐四年年底，则诬告当发张云梦：宋仁宗朝“皇太弟事件”发微63保定学院学报2023 年第 2 期生在宝元元年初。是年仁宗已二十九岁，仍没有皇子，前一年五月美人俞氏虽生皇子，当日即夭折，直到庆历元年（1041）仁宗仍不忘给这个长子赠官、封王、赐名。所以从时间推算，宝元元年初，正是仁宗承受丧子之痛时，唯有“密请立储”之事传到皇帝耳中，仁宗才会反应如此之大。如上文分析，范仲淹“密请”一事的设定背景必定在刘太后生前，而皇侄宗实在刘太后死后才被收养于宫中，年龄也不过四岁。反而是荆王元俨之子允初，久养于宫中。龙川别志 载：“明肃章献尝自言梦周王祐来告，将脱生荆王宫中。时允初始生，太后欲取入宫养之，吕夷简争之，乃止。”17即暗示荆王元俨之子允初为真宗长子托生，以示身份特殊。长编 则据 两朝国史 吕夷简本传言：“初，荆王子养禁中，既长，夷简请出之。”22612明确称允初曾养于宫中，除此之外，五朝名臣言行录 所引 吕夷简行状 记载更详：太后尝欲进荆王为皇太叔，公力争以为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养于宫中，既长而弗出。公因对言及，以为不可。后曰：“无他，欲令与皇帝同读书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当亲接儒臣，日闻典训，今与童稚处，无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极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于幼稚，试披史籍，即可见，嫌疑之际，不可不谨。臣今只在中书听旨。”后寤，即日遣令岀宫。18171行状所言“皇太叔”一词在宋朝仅见此处，正好与前文“阴附宗室案”照应。而据吕夷简行状和本传，允初出宫完全是吕夷简的功劳。当时吕、范双方都外贬地方，散播密请立储之事，既能提醒仁宗吕夷简曾经的保护之功，又可趁机打击范仲淹。谮者所言“密请建立”当是在暗指允初，应称“皇太弟”，长编 称“皇太弟侄”恐误。从结果看，“密请立储案”虽然没有达到打压范仲淹的目的，但对于吕夷简集团的诬告，仁宗同样也未惩处，反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把“请立皇太弟”作为此前范仲淹之贬的理由，从而撇开吕范矛盾的事实，试图以此安抚范仲淹集团。但也正是仁宗对于党争的这种模糊态度反而加剧了对范仲淹的诬告。在宝元元年两次下发戒朋党诏书后，次年初便出现“密乞废君案”，而有能力废仁宗者同样也只有刘太后。仁宗言：“未尝见其疏，但比有为朕言者，且议其罪。”即明确指出上疏的对象不是仁宗，只是反对者不断上言，将范仲淹曾经“密请立储”夸大至“密乞废君”，时间一长仁宗似乎也将信将疑，才跟宰相张士逊商量“且议其罪”。可这种空穴来风的事肯定是找不到范仲淹的奏疏，仁宗却依然持疑，称：“竟未见之，然为朕言者多矣，可从末减。”既不深究此案，也不处罚诬告者。正是在这种统治方式下，吕范矛盾才愈演愈烈，终开北宋党争之先。如王夫之所观察：“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19景祐诸公开党争之先，与宋仁宗的这种国家治理方式不无关系。三、史事与史书：从“三案”谈范仲淹的历史形象范仲淹“三案”始于明道二年七月“阴附宗室案”，而造极于宝元二年初“密乞废君案”，虽说完全是政治谣言，但通过捕风捉影、附会生事，一次次上书、一层层累积，终成“范仲淹乞废君”。这其间，未必有吕夷简亲自操刀，但吕范之争早就扩大至各自的支持或利益群体，直到康定元年（1040），西夏的马蹄敲响陕西的山门，宋廷内部的纷争才暂告中断。长编 与 宋史 均称“密请”，唯有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称“面请立皇太弟太侄事”，或是在删节 长编 过程中存在抄写错误，范仲淹不大可能在仁宗丧子之时面请建储，而且还同时请立皇弟、皇侄。按 长编 记载景祐二年宗实才入宫，而刘太后明道二年三月即死，杨太后也在景祐三年死去。王魁 仁宗朝政治恐慌研究以石介之死为切入点 第三章 仁宗朝的立储之议与政治恐慌 虽关注到“密请立储”与“密乞废君”间存在关联，但完全采信 长编 的说法并将两案的背景认定在景祐四年后，则范仲淹向何人密请立储、废君？另外李焘注文虽称：“独本传有养荆王子禁中，既长，命还邸，与苏辙所记不同，不知本传何据，窃疑苏辙所记得实，今姑从本传。”但从 吕夷简行状 看，国史 吕夷简本传当是取材于此，且仁宗晚年，确曾考虑过以允初继位。涑水记闻 载：“宗实既坚辞宗正之命，诸中贵人乃荐燕王元俨之子允初。”（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63 页）64在时间上，“三案”恰好对应张士逊和吕夷简的入相与罢相节点，而宋仁宗与张士逊的对话又是串联“三案”的关键，这些人物的传状、碑志为我们今天追溯、复原“三案”提供了一定可能，也可借此一窥历史妆容下的吕范二人形象。其中，仁宗 戒百官朋党劄子 下有李焘注曰：“按实录丙寅诏书专戒朋党，盖为称荐仲淹者设。仲淹本传载语士逊云云，与实录亦同。”22882则 两朝国史 与 仁宗实录 均载“密请立储案”。又 东都事略 张士逊传 以及 言行拾遗事录 引 张邓公传 同载“密乞废君案”，东都事略 张士逊传 与 宋史 张士逊传 则同载“阴附宗室案”，而 东都事略 与 宋史 都主要取材于 国史，三书互见可以基本推断两案 国史 有载。主要史书所见“三案”分布情况详见表 1。以目前所见零散记录可以基本确定范仲淹“三案”都载入 国史，实录 部分现在只能确定“密请立储案”有载，而 国史 乃是参考 实录 修订，熙宁年间成书的 仁宗实录 很可能也同载“三案”。如进一步分析张士逊在“三案”中的表现还可以发现，在“阴附宗室案”与“密乞废君案”中，张士逊都是以“规劝者”的形象出现，而在“密请立储案”中，则是“倾听者”的形象。所以从纪传体史书的角度出发，阴附宗室、密乞废君二案放在张士逊传记，密请立储归于范仲淹传记更为合适。但实际情况是 宋史 张士逊传 删去“密乞废君案”，东都事略 范仲淹传 不载“密请立储案”。甚至编年体史书 长编 也完全不提“密乞废君案”。这背后的逻辑当与北宋以来吕范形象的构建有关。范仲淹开宋一代士人之风气，史书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310268，在 上资政晏侍郎书 中范仲淹曾直白地表露自出处长编时复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宰相张士逊置二奏帝前，且言：“憸人诬陷善良以摇朝廷，若一开奸萌，臣亦不能自保。”帝悟，寘文吉于法，诬谏官事亦不下。（2623 页）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2881 页）无宋史范仲淹传无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向贬仲淹，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党称荐如此，奈何？”再下诏戒敕。（10269 页）无东都事略范仲淹传无无无宋史张士逊传初，陈尧佐罢参知政事，人有挟怨吿尧佐谋反，复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士逊曰：“憸人构陷善良，以摇朝廷，奸伪一开，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吿者以罪，诬谏官事亦不下。（10219 页）无无东都事略张士逊传陈尧佐罢参知政事，有挟怨言其欲反者，又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士逊言：“憸言动摇朝廷，若一开奸萌，则臣亦不能自保矣。”仁宗悟，置告者于法，诬谏官事亦寝。（408 页）无一日，仁宗语士逊曰：“人言范仲淹常欲乞废朕，朕但未见其章疏尔。”士逊曰：“陛下既未见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访之。”积十数请，仁宗曰：“竟未之见也，然为朕言之者多矣。”士逊力为辨其不然，仁宗意乃解。（408409 页）事件阴附宗室密请立储密乞废君表 1“三案”分布情况张云梦：宋仁宗朝“皇太弟事件”发微65保定学院学报2023 年第 2 期己的从政理念：“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20235这与吕夷简日趋保守的执政风格必然冲突，加之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不加掩饰地自我标榜与相互援引，不免给仁宗留下“毁大臣、揭君过”的朋党印象310218。吕夷简就曾评价范仲淹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22784两朝国史 亦称范仲淹改革“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23637，在张唐英 仁宗政要 中更是直接描写了仁宗对范仲淹等人的不满：“古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道。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之时耻言人过。今士人交诬，朕甚耻之。”22882但这些印象在两宋之间却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罗昌繁在研究北宋党人碑志时即发现范党常以受害者的口吻撰写碑志，以至形成“范党为是，吕党为非”的刻板印象21。而吕夷简的形象则从仁宗、神宗时的“怀忠”“费大”过渡到南宋理学家笔下的“奸邪”22。这其间，人际网络对于吕范形象的影响不能忽视。如上文所考证范仲淹“三案”于 国史 有载，且影响极大，但在欧阳修撰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富弼撰 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及其他范党碑志中完全不载，反而是被贬经历成为了可供夸耀的政治资历，围绕献 百官图 事件而作的“四贤一不肖”诗更是成为范党的共同记忆，欧阳修的门生曾巩所撰 范仲淹传 亦是如此20附录一。此外，国史 张士逊传重点突出的“阴附宗室”“密乞废君”两案却同时消失在张士逊行状中，这当与行状作者胡宿和欧阳修的私谊有关；而 张文懿公士逊旧德之碑 也仅模糊记载“有讥谏官立党者”，作者宋祁更是欧阳修的同窗好友。最后，范仲淹完美的宋型士大夫形象对塑造吕范二人印象也有着重要影响，而从“是吕非范”到“是范非吕”的转变又进一步影响到南宋以来修史者对史料的取舍。如在 东都事略 张士逊传 中还明显可见官修国史的叙事影响，但到范仲淹传记部分则完全不载“密请立储案”和国史所谓“规摹阔大”等等的批评，转而杂糅范党碑传常见的“四贤一不肖诗”等叙事重点，在列传尾部，王稱还引石介之言：“维仲淹、弼，一夔一契”8471，可见对范仲淹的推崇。这种变化甚至进一步扩散到吕范关系的叙事中，在涑水记闻 及 吕夷简行状 中尚记载有吕夷简对范仲淹等人的荐引，仁宗实录 同载，但到 两朝国史 这部分“吕范和解”的内容即被删去。对这一做法李焘也持肯定态度：“附传云夷简再辞位，荐富弼等数人可大用，正传已削去。恐夷简未必能荐弼也，今从正传。”23359除此之外，其他对范仲淹形象不利的记录也多遭否定或者删除，如上文 政要 所载仁宗对范仲淹的不满，李焘注文即称：“张唐英盖不知事实，妄记此耳，今不取。”22882两朝国史 批评庆历新法“更张无渐，规摹阔大”，李焘也为之解释：“此当时群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盂因而著之，未可信也。”23637南宋绍兴年间重修 神宗实录 还曾删去旧本中神宗与王安石对范仲淹不利的评价，其内容为：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26732李焘在注文中特意交代了保存这一段史料的原因，其称：“新本云：此一段无所照据，假神宗论答之语，实寓安石之私，以范仲淹好名，败坏风俗，岂不惑后世？并删去。今复存之，后世亦安可惑也？”26733可见也是持“是范非吕”的态度。从上文这一系列被删改的史料可以推断，在 仁宗实录 等原始文献中必定保留了不少范仲淹的负面印象，只是这部分记载随着范仲淹成为南宋士大夫的主流精神符号而被有意掩盖、删改，吕夷简的形象则随之变得单一、负面，相关“吕范和解”的记载或被删或进行阴谋化解读，尤其是朱熹引 谈丛 之语：某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军兴，以韩、范为西帅，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实间之。又不克军罢而请老，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党贾文元、陈恭见胡宿 太傅致仕邓国公张公行状（全宋文 第 22 册，第 211218 页）、宋祁 张文懿公士逊旧德之碑（全宋文 第 25 册，第100104 页），欧阳修在 祭胡太傅文 中称“三十年间，既亲且旧”，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欧阳修全集 卷五 祭胡太傅文，第 707页），又见 宋史 连庶传（第 13446 页）载：“庶始与弟庠在乡里，时宋郊兄弟、欧阳修皆依之。”可参考王瑞来 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 2005 年，第 169198 页。66公间焉，犹欲因以倾之。在其他场合朱熹也未掩饰其“是范非吕”的态度：“某尝说，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矣。”23可以说，范仲淹形象的塑造有其自身因素，也得益于宋朝强大的士大夫文化，而欧阳修、朱熹等人在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于此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南宋，范仲淹地位的抬高也意味着对“吕范和解”史料的割弃，吕夷简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衬托范仲淹形象的存在。在这一影响下，国史 所记范仲淹“三案”被刻意淡化、忽视，因而李焘不载最为严重的“密乞废君案”，王稱将本该出现在范仲淹传记部分的“密请立储案”删去，甚至元人修 宋史 张士逊传 也难逃“是范非吕”思想的影响。结语围绕吕范关系构成了仁宗朝政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吕范是否和解，自欧阳修撰范仲淹神道碑以来便不断遭受争议，“吕范结仇”“吕范解仇”甚至是“吕范无仇”说层出不穷。但吕范之争早已超出吕范两人之争的范畴，这点在范党碑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统一的叙事口径，共同的政治目标。换句话说，吕范两党有仇已是事实。如欧阳修所言“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16335，范仲淹“三案”正是两党激烈博弈的反映，后人对此曾感叹称：“仁宗语张士逊云，人言范仲淹尝欲乞废朕，英宗言入立时蔡襄有异议，使在汉唐之世，皆有湛族之祸，彼谮人者亦已太甚。”24党争的残酷可见一斑，甚至到庆历年间还能看到这一政治谣言的余响。此外，人际网络和人物风评对史料的取舍有很强的影响。张士逊行状及碑志能够对“三案”保持沉默，离不开欧阳修与撰写者的私人情谊，而随着范仲淹的形象抬升，南宋以来史书对于范仲淹“三案”或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吕夷简的历史形象也相应变得负面，在这种社会评价影响下成书的史书又进一步塑造了后人对吕范二人的印象。参考文献：1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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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M/朱子全书：第 12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 王夫之.宋论 M.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4：86.20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 M.李勇先，王蓉桂，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21 罗昌繁.“范党为是，吕党为非”刻板印象之形成：以庆历党人碑志为中心 J.天中学刊，2012（5）：96-100.22 徐开光.宋元时期吕夷简的传记谱系与形象变迁 D.杭州：浙江大学，2019.23 黎靖德.朱子语类 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088.24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M.由云龙，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326.The Huangtaidi Incident of Song RenzongZhang Yunmeng（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Xian,Shaanxi 710065,China）Abstract:In the 1038，the Huangtaidi Incident was not just a political rumor,but related to the Coup Conspiracy Case andDependent Royal Case.Tracing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Three Cases,we can find a richer image of Fan Zhongyan in the NationalHistory,and we can also see a perfect scholar-bureaucrat impress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national history narrative through Fan-partisans interpersonal network.With the rise of Fan Zhongyans image,the Three Cases were deliberately downplayed.In contrast,LvYijians historical image gradually became negative and single.Key words:Huangtaidi;Song Renzong;the dispute between Lv and Fan（责任编辑张春生）著 作 权 使 用 声 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及其他与本刊签约的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以及其他与本刊签约的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