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丝绸文化》导论.docx

长江丝绸文化导论中国的丝绸生产源远流长，而长江流域在我国丝绸生产的悠久历史中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过去的研究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又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早期有关丝绸的记录也是北多南少。随着长江流域古文化的不断发现，长江文明的地位日益上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论和苏秉琦先生基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的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说殊途同归，奠定了探讨中华文明的基础，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整体上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如果从历史上全国丝绸生产发展的大势来说，隋唐及以前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点，至宋代形成黄河流域、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三大中心。元代江南丝绸生产的地位日渐突出，到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蚕桑丝织生产最盛的地区，丝绸生产除了四川地区稍可称道外，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江南。官民丝织生产昌盛，丝绸品种之繁，数量之多，色彩、纹样之美，工艺技术之精和江南丝绸在国内外贸易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都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长江丝绸成为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和文化联系的直接体现物，也成为中国沟通欧美各国、风靡世界的绝佳商品。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丝绸生产至今优势不减，丝绸生产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一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并记述了各州的物产土贡，出产和上贡丝物的有：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篚檿、丝”；徐州，“厥篚玄纤缟”；扬州，“厥篚织贝”；荆州，“厥篚玄纁玑组”；豫州，“厥篚纤纩”。禹贡成书的年代有西周至汉代各说，迄未定论，但其所记各州物产土贡为当地土产、名产或多产的物品，则是没有问题的。吕氏春秋有始览：“泗上为徐州，鲁也。”“南方为荆州，楚也。”战国时鲁缟为一时名产，多见文献称述。刘向说苑：“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时谚“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极言鲁缟织造之精、薄。禹贡有徐州之缟。编织组带在战国楚墓中多有发现，长沙4座楚墓中出土7件，如浏城桥89号墓(原编号M1)出土的一件长98、宽46厘米，时代在战国早期前段，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织组带实物。马山1号墓发现的10件组带，主要用于衣领、缘和囊、帽及捆扎双臂等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省殿，赀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徒络组廿给。省三岁比殿，赀工师二甲，丞、曹长一甲，徒络组五十给。”用法律条文把丝织绦带明确为产品考评为下等时对工师等的处罚物品。楚地多产组，可以说编织组带是楚国地区的传统工艺产品，这一织造传统为汉代所继承，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丝带3种，有用于衣物装饰的狭长条带，有带“千金”字样的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41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1号楚墓第5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千金绦”带，有缝成筒状的纂组织物，皆制作精良，技艺高超。禹贡荆州有组上贡。从地方出产来看，禹贡所记的内容大体上合于战国时代的情形，这可以作为我们对于禹贡成书年代的初步认识。现在多数学者根据东汉郑玄的解释，认为所谓扬州“织贝”就是诗经小雅巷伯“成是贝锦”所说的“贝锦”，是一种先染丝而后织成贝纹的锦。以上所说禹贡贡丝的六州，属长江流域的有扬州、荆州，以及徐、豫二州的一部分。从文献记载来看，江淮和荆楚大地也是先秦时期丝绸文化的繁荣之地，它在当时全国丝绸文化中的地位是突出的，长江丝绸成为长江流域的闪光点。 二 从丝绸文物的出土情况来看，长江流域也是我国丝绸文物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1958年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4700年的绢片、丝带、丝线、丝绳和苎麻布，这是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丝织实物；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带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的牙雕盅形器以及麻线、纺轮和原始的织机零件，丰富了长江下游原始丝织文化的内容，成为长江下游地区丝绸生产悠久历史的有力佐证。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上)第5152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春秋战国是我国丝织业空前发展的时期，但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的丝绸实物，基本上都在两湖的楚国地区，又以湖南长沙市郊和湖北荆州地区为最多。1952年至1994年40多年间长沙近郊发掘了2048座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有18座墓集中出土了167件丝、麻织品，其中丝织品有160件；1981年至1989年发掘的湖北江陵九店578座楚墓，出土丝织品17件，另有麻织品4件；1982年发掘之江陵马山1号墓，虽系战国中期一座小型墓，出土丝织品152件，其中完整衣物就有35件，几乎包括了先秦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因数量多，品种全，故有地下丝绸宝库之美誉，丝织品的色泽花纹以及其本身反映出的织造技术都令人称奇。另外，湖北荆门包山楚墓、江陵望山楚墓、江陵藤店楚墓、荆州天星观楚墓以及随州曾侯乙墓等均出土丝织品的实物或遗迹。以上还不包括以丝绸为载体的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帛书和帛画。1972年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单幅丝绸46卷，成件衣物58件，属于服饰类的共27件，丝绵袍11件，包括绢、缣、纱、罗、锦、绮等品种，其中的一件罗锦袍上袖缘的绒圈锦和1件重仅49克的素纱禅衣，代表了西汉养蚕缫丝和织造的最高水平。同期发掘的马王堆2号墓和1974年发掘的3号墓，以及江陵167、168号墓均发现大量丝绸的实物，只是没有马王堆1号墓的丝织品保存得那么好。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成为我国汉代丝绸生产的总结。与两湖相邻的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上附有大量平纹丝织物，贵溪仙岩战国早期崖墓中也发现蚕丝织物。1995年，浙江省博物馆从境外购得的越王者旨於阳剑上发现用于缠裹剑柄的黑色丝带和丝带下的数层平纹丝织物。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第333页，科学出版社，1995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1号楚墓第192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73年。赵丰等：浙江省博物馆新人藏越王者旨於阳剑笔谈，文物，1996年第4期。 长江上游的四川、重庆一带是嫘祖故事的发源地，这里虽无丝织品实物发现，但与丝绸生产相关的遗迹、遗物仍有不少的发现。如：成都交通巷出土的一件具有殷周风格的青铜戈用生动的蚕形象图案作装饰；广汉三星堆青铜人像的衣着服饰有着典型的丝绸花纹；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壶上有采桑图。说明这里先秦时期的丝绸文化并非空白一片。东汉蜀锦兴起后，成都丝绸影响遍及全国。2001年，我们在重庆巫山县位于长江、大宁河交汇处的江东嘴遗址发掘了一座西晋大墓，墓底发现数层丝织物和刺绣的残片，惜已无法起取。从包裹铜镜的丝绸印痕可以辨出有锦、绢、缣、纱4种。长江流域之外，西北地区是我国出土汉唐丝绸实物最多和最为集中的地区，这是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标志。但西北地区的丝绸文物有不少是来自长江流域的，如大量的来自成都的蜀锦，所以这里的丝绸出土情况与长江流域的丝织生产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河流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和平山县中山国墓、陕西宝鸡西周墓、山东临淄齐国墓等，都发现丝绸实物或附着在青铜器上的丝绸残迹。同长江流域相比，这些发现数量少、保存差，且较分散。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丝织品实物的发现，就像其他古物的出土一样，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考古工作的开展情况、地下丝织物的保存环境或措施，和过去丝织生产与交流的情况，是影响丝织物出土的三个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丝绸的生产，如果没有丝绸的生产和埋藏，纵使卷地毯式地大面积揭起地皮，也不会有实物甚或该类遗迹的发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江流域所出土的实物保存较好，黄河流域所出土的多为丝织品的遗迹，体现出南北保存条件的不同。楚墓有用木炭、膏泥封固墓室的做法，这对丝织品的保存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也发现，河南罗山商墓，北京昌平、山西、山东等地的西周和东周墓，东周时期的秦公大墓，甘肃秦安放马滩秦墓，四川战国蜀墓，也有使用白膏泥防潮者，但却很少或没有丝绸实物甚至丝绸印痕出土。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从以上材料来看，我国汉代以前丝绸文物的发现，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两个地区。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丝绸遗迹、遗物，集中于下游三角洲地带，先秦时期扩大到长江中游，并以中游两湖为中心。可见两湖地区无疑是我国先秦时期除黄河流域之外的又一丝绸生产重心。由此看来，早期长江流域丝绸生产盛起的顺序是，先下游的三角洲地带，后中游的两湖地区，最后才是上游四川一带。在中国丝绸文化的演进史上，长江三角洲，这个远古以来的金三角，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为中国的丝绸文化增添了光彩。先秦时期楚国地区在我国丝绸生产中一枝独秀，其辉煌时期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汉代，汉代以后才逐渐为其他地区所超过。三 历史上长江流域丝绸名品叠出，囊括了我国丝绸的三大名锦，四大名绣中又独占其三，从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丝绸文化的突出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名品的形成，就可以发现，它们恰好产生于我国历史上丝绸生产发达的地区，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基础，可谓源远流长。蜀锦：蜀锦兴起于汉，鼎盛于魏晋至隋唐，是四川成都一带出产锦的一种通称。蜀锦织造精致，着色以大红为主，花纹取材广泛、变幻无穷，色彩绚烂多彩。直到唐代，蜀锦仍然闻名全国，并成为经锦的杰出代表。唐代被封为陵阳公的益州行台窦师纶专为蜀锦创设了一套纹样，人称“陵阳公样”。宋代成都有官锦坊，主持蜀锦生产。元代费着蜀锦谱称：“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锦官，江名以濯锦(江)。”出现蜀锦的时期，正是丝织生产开始崛起的时期。唐宋时期，四川的时令性蚕市发育，据宋代的史料记载，这是一种以蚕具交易为主的集市，盛行于巴蜀一带。唐诗“蚕市归农醉”和“蚕市异乡人”等句，都反映了蚕市交易的繁忙景象，也反映了四川一带丝织业的兴盛。云锦：云锦形成于元代，其源可追溯到南朝。南朝前南京无锦，据山谦之丹阳记，刘裕灭后秦，迁其百工于建康成立锦署，结束了江南历代不产锦的历史，以后锦署遂成为南朝各代官府丝织手工业的常设机构，织锦技艺渐进，至明清大兴，并形成显着的自身特点：用料考究，织制精细，大量用金、银丝线装饰织物花纹，织出的花纹瑰丽如云，产生金碧辉煌、绚丽多彩、高贵典雅的艺术效果，也由此使南京云锦日益脱离服饰方面的实用价值而厕身名贵艺术品的行列。“烂如云锦天机织”，云霞般绚烂瑰丽的云锦，其代表品种库缎(又称摹本缎)、库锦(又称库金、织金)、妆花等等，长期引领风骚，至今仍然享誉国内外。虽然南京在南朝以前不产锦，但早在三国时丝织业就已有良好的基础。孙吴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有官营织造机构“织络”。据拾遗记，孙权的夫人赵氏就是一位织作的行家里手，她“织纤罗縠，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为臣僚、百姓之表率。上层人士衣丝之风盛行，由是民间竞相追求丝织品的生产。从唐代起，丝织生产遍于长江下游地区，因此南京云锦的出现和成熟就成为情理中的事情了。宋锦：产于苏州，始于北宋末年。所谓宋锦，即是宋式锦。朱启钤丝绣笔记引褚人获坚瓠集：“秘锦向以宋织为上。泰兴季先生，家藏淳化阁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锦装其前后，锦之花纹二十种，各不相犯。先生殁后，家渐中落，欲货此帖，索价颇昂，遂无受者。独有一人以厚赀得之，则揭取其锦二十片，货于吴中机坊为样，竟获重利。今锦纹愈奇，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矣。”一般把泰兴宋裱织锦作为宋锦之源，至清代，宋锦更在吸取宋代花纹图案的基础上，采用清式组织，有了较大创新，并成为苏州织锦的统称。近代以来，宋锦主要用于装裱书画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蚕桑丝织遗迹、遗物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至唐代晚期，下游江南蚕桑丝织生产大兴，晚唐诗人多留有歌咏江南蚕桑、丝织的诗歌，如江南名士陆龟蒙赞美太湖洞庭山乡村的田园风光，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等名句，皮日休“阴稀余桑间”、“停缫或焙茗”和“茧稀初上簇尽日留蚕母”句，描述了晚唐苏州养蚕缫丝的盛况，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地区蚕桑丝织生产的昌盛。唐代蚕桑丝织生产已成为江南民间经济所依赖的重要产业，宋代江南地区成为我国蚕桑丝织业的中心之一，明清更是全国蚕桑丝织生产最盛的地区。这里就是宋锦诞生的地方。三大名锦之外，产于杭州的杭锦，产于湖北江陵的荆锦缎，产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锦、傣锦、侗锦和土家锦等，也都有着较长的历史。明清以来，在我国出现的许多以产地命名的着名丝绸品种中，还有南京的“宁绸”、杭州的“杭纳”、镇江的“江绸”、湖州的“湖绉”、四川的“川大绸”，它们在中国丝绸史上都具有显着地位。这些丝绸名品产生的地方，也都是我国丝织业一向发达的地区。中国的四大名绣，长江流域有其三：苏绣、蜀绣、湘绣。刺绣的生产与丝绸的发展相表里，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发展，长江流域三大名绣出产的地区同三大名锦和长江丝绸生产发达的地区也是一致的。苏绣：苏绣盛名最早。远在宋锦出现以前的战国时期，吴中刺绣就已大量用于服饰。刘向说苑：“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当时刺绣还十分珍稀，但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的刺绣比处于黄河流域的晋国发达，以致晋平公大惊小怪地把绣衣、锦衣和狐裘看作是亡国之兆。苏绣至唐宋时期已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五代时期的刺绣实物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多有发现，如一件绣品的纹样以四朵莲花组成菱形图案，左右花头相对，上下侧向的花头相对，枝叶陪衬，分布于上下左右，构图大方，看上去极具立体感，好似随风飘动，显示出较高的刺绣技艺。蜀绣：蜀绣又名川绣，与蜀锦产地相同。晋常璩华阳国志中对蜀地刺绣已有记载，并称蜀绣有“蜀中之宝”的美誉。南朝以后，蜀绣大兴，并以其选料讲究、针法严谨、片线光亮、针脚平齐、色彩明快等特点着称于世。蜀绣的出现，自然与历史上四川成都一带丝织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湘绣：过去一般认为，发源于湖南长沙具有独特风格的刺绣体系湘绣，创始于清代末年，在我国四大名绣中出现最晚。但湖南长沙郊区的战国楚墓中已有刺绣品发现，与湖南同属楚文化腹地的湖北江陵九店、荆门等地出土楚国刺绣品更为丰富，从刺绣纹样、针法等来看，它们明显同属一个体系。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又一次出土刺绣品40件，据出土“遣策”的记载，主要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三种(三种绣品的纹样均以变体云纹为主体)，都体现出很高的刺绣技艺。现在看来，在探讨湘绣之源时，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材料。黄能馥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6印染织绣(上)163166号，文物出版社，1985年。 除了这三大名绣，长江流域历史上还有许多着名的民间和地方刺绣。如唐代宣州的妙女和永州(治今湖南零陵)的马雷五都是见诸记载的民间刺绣高手的代表。女红传征略刺绣第三崔氏婢妙女记，妙女“绣做巧妙，疾倍常时”；柳宗元集卷13马室女雷五墓志说，马雷五“凡事丝纩纹绣，不类人所为者”，刺绣技巧鬼斧神工，令柳宗元“睹之甚骇”。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上还有湖北的汉绣、浙江杭州的杭绣、温州的瓯绣等等，都是非常着名的刺绣品种，其出产地也是历史上丝织业兴盛的地区。由此可见，刺绣的生产与丝绸的发展相表里，刺绣花纹以丝织品为载体，或者说刺绣是丝绸文化的进一步延伸。从刺绣同丝绸的关系来看，谈丝绸文化是无法避开刺绣的，就像“织绣”成了大家常用的固定词一样。但长江刺绣文化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各地刺绣针法多样，刺绣花纹多姿多彩，极具浪漫情调、美好寓意或神秘色彩，它与丝绸同等重要。我们认为，如果把产生我国三大名绣的长江流域的刺绣放在一部地区丝绸文化的专着中附带去谈，是很难谈透的，这样做不但不能准确体现长江刺绣应有的地位，反而会大大降低其地位，因此还不如不谈的好。同时。织与绣毕竟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不但生产技术、表现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它们在国计民生、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大不一样。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本书的重点确定为与丝织品生产直接相关的蚕桑、织造、印染、色彩和花纹图案等方面，长江刺绣留待有志者另做专门的研究，可能更好些。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长江刺绣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令我们无法将其杂糅于长江丝绸文化中附带论述。综上所述，三大名锦、三大名绣是长江丝绸文化的突出代表。我们由此可以获得以下认识：一个品牌的形成，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不以丝绸生产的普遍和发达为基础，要想冒出一个响亮的品种几乎是不可能的。普及与提高共进，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长江丝绸历史在我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四 同经济中心南移的观点相一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丝绸生产的发展也有一个中心南移的过程，即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多数学者认为，这个转移的过程结束于宋代，也就是说，到宋代，中国蚕桑丝织的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江南。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提法也是不科学的。江南丝绸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江南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蚕丝信息和丝织、麻织实物发现较集中的地方，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蚕纹盅形器和原始纺织工具、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绳一直是研究我国蚕桑丝织起源的不可忽视的材料，江南连同保存比较系统的嫘祖传说的四川一带被认为是我国目前可以确定的蚕桑丝织业的两大起源中心。但自新石器时代后，长江下游江南之地似乎沉寂了很长的时间，后汉书朱儁传所说会稽上虞人朱儁的母亲“尝贩缯为业”，并有相当的经营规模，这是魏晋以前江南有关丝绸方面的为数不多的材料。大量丝织物在民间市场流通，证明汉代农村家庭丝织的生产形势，不过这时尚无见诸记载的丝绸名品。自孙吴开始，文献中有关江南蚕桑丝织的记载也明显增多。所以，至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魏晋以前江南的丝绸生产还十分落后。这是江南地区蚕桑丝织业向前发展的基础。没有当地深厚的基础，江南的丝绸生产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吗?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第331332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江南蚕桑丝织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黄河流域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一次是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6312年)到南朝宋，晋室南渡，北方大批士庶流寓江南；一次是唐中期受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人口大量涌向长江流域的四川、两湖和江南，江南成为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人口向江南的集中为江南发展经济提供了人力资源，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去的研究认为，人口的大量南迁带来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我国经济中心因此由北方向南方转移。但这种认识没有看到大量迁入的人口可能给江南地区增强的负担，没有想到，南下的北人，他们过去所熟悉的技能如何适应了南方的生产，譬如农业，北方的旱作技术能够推动南方稻作为主的生产出现大的发展吗?江南之所以成为北方动乱和灾荒年月人口的迁入地，是因为当时江南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有很强的承载能力。我们可以大胆地假定，即使没有其他外来的因素，江南经济也一定能够飞快地发展。蚕桑丝织业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宋代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和中心的形成，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中心转移的说法极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江南丝绸中心是黄河流域移来的，这当然是不科学的。同经济的发展一样，丝绸生产也有其自身的兴衰史。魏晋以来黄河流域政局不稳，虽保持丝绸中心的地位，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长江流域较为安定，中央政府赋税倚重江南，给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带来机遇，蚕桑丝织业发展较快。这仍然离不开其深厚的经济、文化基础。江南丝绸在全国的优势是丝织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是一致的。我们也不否认丝绸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交流，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江南有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一面，也有向其他地区输出优良品种的时候，这种相互的学习和借鉴不会使一地失去或得到中心的地位。江南丝织业地位的上升既不是北方中心南移的反映，也不是北方中心南移的结果。换句话说，江南丝绸业的发展甚至中心地位的取得，并不一定要以北方丝绸业的衰落或者说中心地位的失去为代价。道理是简单的。宋代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四川仍然是我国丝绸生产的中心。所以江南只是中心之一，三个中心犹如鼎足而立，形成我国宋代丝绸生产的稳定结构。那种持中心转移说的学者，自然以黄河流域为唐以前我国丝织业唯一中心为前提，它忽视了唐以前长江流域蚕桑丝织业自身发展的实际，没有看到丝绸业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忽略了江南唐宋时期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说宋代江南蚕桑丝织业中心的形成是南移的结果，就不能如实揭示历史实际，也就不能赋予长江丝绸恰当的历史地位。五 江南自宋代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生产中心之一后，经过元代的过渡，到明后期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蚕桑丝绸商品生产日益兴盛，展现出普遍化的倾向。丝绸商品化生产的发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南丝绸的历史地位。南宋时，杭州、苏州、湖州等城镇中已有“机户”、“机坊家”、“织罗户”等专业机户，开展丝绸商品生产。在湖州等广大乡村，不少农家从事蚕桑织绢副业生产，产品绝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口粮。按照农学家陈旉的说法，十口之家，养蚕十箔，以一月之劳，即可抵过种稻一年的收入。生产形式虽是副业，但生产目的却是为了市场，产品则是商品。明后期，进入小冰期，世界性气候变冷，适宜种桑养蚕的地域南移。太湖地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特别适宜栽桑缫丝织绸。湖州、嘉兴、苏州、杭州等地广大农户出于收益考虑，种桑缫丝收人大约三到四倍于种稻，于是纷纷将种植水稻的“田”改为栽种桑树的“地”。到康熙二十年前后，杭嘉湖三府田减了1463顷，而地升了1671顷。各地蚕桑生产极为兴盛，湖州各县几乎“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嘉兴各地，“土着树桑，十室而九”；杭州各地，“遍地宜桑，春夏间一片绿云”；苏州的吴江等地，清代前期，“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农家将种桑养蚕所得视为相当于种粮收入的重要来源，吴县洞庭东、西山“贫家富室皆以养蚕为岁熟”，而嘉兴、湖州等地视蚕熟为另一个秋熟。蚕桑生产已经完全商品化和专业化，以至桑秧、桑叶、蚕种和蚕簇都逐步成为商品，在固定的地区固定的市场出售，特别是桑叶市，交易量大，市价涨落迅速，“人集如云，填街塞路，终日喧哗”。在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明代集中了全国最为主要的官营织造机构，承担了大部分上用官用缎匹的生产，在清代更几乎囊括了全部官营织造机构，承担了绝大部分上用官用缎匹生产，成为全国无与伦比的官方绸缎生产中心。论到明清官营缎匹生产，基本就是指江南官营缎匹生产。官营之外，江南丝织市镇，往往是“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机业“十室而九”。明代江南的15000张左右的织机，清代前期七八万张织机，生产出销向全国各地的各类绸缎，也生产出销向世界各地的高档绸缎。作为外销的中国丝绸，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是由江南生产的。江南由于丝绸生产的普遍化和专业化，加上发达的棉纺织业，从而成为全国最大、地位最为重要的纺织生产基地。论到长江文化，不能不说江南的绸布商品生产，不能不说江南丝绸这一独步全国的显赫地位。同治晟舍镇志卷6杂记。 丝绸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丝绸专业生产者自唐出现“贡绫户”、“织锦户”、“织造户”后，宋代大量地产生了“机户”，元代分化出“饶于财者”的“织工”，明代分化成机户和机工或织工，清代中期更细化为账房、领机产、织工。这种分化虽然没有走上马克思所说的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的正常发展阶段，但却是不断演进发展的，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或者说江南特色的商品生产发展的道路。丝织业中的这种分化是渐进的，有脉络可寻的。元末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织工对中所描述的生产关系，“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日佣为钱二百缗”，虽然还没有明后期丝织生产中的雇佣关系那样清晰，但毫无疑问显示了丝织业生产者不断分化的过程，朝着较之以往不同的生产方式迈进。到明后期，苏杭丝绸“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人称“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织工“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当时“三吴以机杼致富者尤众”。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以及吴江盛泽镇，均有从事丝织生产而致富上升为手工业主的事例。业主要扩大生产规模，如果通过扩充场地、安设机张的形式，面对广大列屋而居的丝织生产者，既不经济又困难重重。于是到清中后期，江南各地丝织生产，又普遍采用账房领织的形式生产，机户承领商业资本主的机子和原料，雇佣织工在自己家中为商业资本生产。生产形式虽无多大变化，但生产的性质却有了根本变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无论这种萌芽多么幼弱，也没有茁壮成长，但毕竟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所区别。这种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就产生在江南丝织业中，论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论到传统中国生产方式之演变，自然不能不将江南丝织业作为典型事例。江南蚕桑丝织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为江南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基本条件。明清时期的江南，丝绸是价值量最大的商品，当时人一致认为，江南是丝绸之府。明隆庆时徽商黄汴说苏州汇聚百货，而缎匹为首。明万历时人王士性论天下物货所聚，首列“苏杭之币”。同时人张瀚观察东南之利，以三吴罗、绮、绢、纻为最。直到清末日人绪方南溟考察中国工商情形，说苏杭等江南城市“商情以绸缎为第一”。清初人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光湖州嘉兴的生丝收入，每年就有百十万两，每年出产的绸缎价值，至少1500万两银。江南人民依靠种桑养蚕织绸和种棉织布商品生产，为国内外市场不断提供商品生丝绸缎的同时，也赖以维持简单再生产，过着相对于其他地区较为稳定富裕的生活。明人王士性说，浙江11个府湖州最富，是因为嘉兴、湖州水乡，对外交通、商品流通发达，而湖州更多一熟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农为岁计，天下所共也，惟湖以蚕”。“每年两有秋”，带来了人民生活的相对稳定。明朝初年，由于朝廷对江南实行重赋繁役政策，商品生产没有正常进行，江南人口纷纷迁向外地，闾里萧条。随着明中期起棉纺丝织等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江南城镇持续繁荣，发展成为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不但当地人谋生之路较为宽广，生活较为安定，而且大量的外地人口纷纷涌人江南城镇，经商务工，谋求生机。到清中期，稻米盛产之乡的江南却每年要从长江上中游、华北乃至东北等广大地区输入1500万担左右粮食。粮食的这种流通，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化和商品生产的兴盛。江南由人口流出一变而为人口迁入。显示出江南较之其他地区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生活水准。所有这些都是与江南包括丝绸生产在内的商品生产有着内在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南丝绸等商品生产的发达导致了江南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的相对安定。论到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论到江南社会的不断进步，不能不提及江南发达的丝绸商品生产。这在全国丝绸生产的历史上也是十分突出的。中国工商业情形考。唐甄：潜书下篇，教蚕。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六 一种文化只有保持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才能保持其自身发展的活力；一种文化的输出，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先进性，而不断吸收别种文化的长处，又不断向其他文化输送自身优点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隋唐以前，长江丝绸文化在同其他地区丝绸文化的交流中，是以学习和引进为主的；隋唐以后，长江丝绸向外输出增多，特别是明清时期，长江丝绸以贸易为主要传播形式，成为对外影响较大的物品。这种情形与唐晚期开始江南蚕桑丝织中心的逐渐形成正相一致。下面我们从丝绸文化的对内对外交流中来考察长江丝绸的历史地位。(一)长江丝绸的国内交流早在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就与黄河流域开始了频繁的丝绸文化交流，并对黄河流域丝绸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春秋时期，楚国“贡丝于周”，郑国的商人也曾到楚国，把楚地所产的丝绵和丝织物引销到郑国。楚产丝织品上贡和外销，而且是销往丝织业相对发达的黄河流域，这说明楚国的丝织生产在当时已初具规模并享有一定的声誉。中原的丝绸技术同样对楚国丝绸的生产有过贡献，据左传成公二年，楚侵鲁之阳桥，鲁孟孙贿之“以执断、执针、织红，皆百人”以请盟，楚国因此许诺退兵。左传中也有吴国丝织品与中原互赠的记载。据刘向说苑：“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可以想见这种技术人才的流动对促进丝绸生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管子小匡。 东晋南朝江南各地蚕桑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晋书慕容庞传记，前燕慕容氏政权通好于东晋，“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于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南朝宋时迁关右百工成立锦署，结束了江东用锦只能资于西蜀的历史，至南朝齐时，漠北柔然族首领即向齐武帝求取锦工等，只是武帝以“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远涉”为借口未予应允。辽川边地、漠北一带少数民族向江南的学习只能说江南的蚕桑丝绸技术有了较好的基础，但同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唐贞观年间，监察御史萧翼奉唐太宗之命到越州永欣寺谋取辩才和尚珍藏的王右军兰亭序真迹，萧翼“改冠微服”，化妆成山东书生模样，为取得越州人的信任，“将少许蚕种来卖”。自然山东蚕种还是要比江南越州的优良。又据唐国史补卷下越人娶织妇，代宗时，“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这是一次江南大规模引进学习北方先进丝织技术的活动，可谓一举两得。四川一带的情况较为特殊，四川盆地一直少受战乱和灾害的影响，丝织业一直处于平稳的发展之中。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西南的巴、蜀向周王朝贡纳“蚕桑、麻纻”。战国时期，秦惠王派司马错灭蜀，以为“得蜀则得楚”，“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看来先秦时期蜀地的丝绸已为西秦所觊觎，被看作是重要的资财。自东汉南齐书芮芮虏传。太平广记卷208购兰亭序。华阳国志蜀志。 末，蜀锦广布天下。魏文帝曹丕惊讶于“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山谦之丹阳记说：“江东历代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新疆吐鲁番出土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绸实物就不乏蜀锦，从中可以看出成都织锦业对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的贡献。宋代设茶马司，蜀锦又被选作换取北方少数民族马匹的重要物资之一，并且经水路远销到了广州西南的钦州。明清时期，长江丝绸遍布国内南北各地市场。明万历时杭州人张瀚曾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而南京“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杭州“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典型地反映了江南地区丝绸贸易的盛况。清代江南丝绸行销范围更广，国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江南丝绸在闪光。乾隆时人杭世骏说，“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红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这是说杭州绸缎畅销全国各地。南京绸缎之销路则是“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这个时期，长江流域与其他地区丝绸文化交流，形成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格局。其他地区的丝织物也多以长江流域出产的蚕丝为原料，如潞绸取丝蜀地，粤缎、漳纱取丝江南。清中后期，全国各地推广蚕桑丝绸生产，所需桑株、工匠大多靠江南输送。因此，可以说长江流域为其他地区输出了精美的丝绸和高超的技术。长江流域丝绸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在全国丝绸文化的交流中凸现出来。参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李英华：中国古代织绣艺术第5052页，台湾南天书局，1997年；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6印染织绣(上)有关部分。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杭世骏：吴阊钱江会馆记，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食货。 (二)长江丝绸的对外交流前苏联西伯利亚巴泽雷克五号墓出土了一批约当中国战国时期的丝绸文物，其中的刺绣褥面，面料为平纹绢，用辫子股绣针法绣出花草、凤鸟等图案。其花纹风格和刺绣技法同我国湖北、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品竟然完全相同，是典型的中国物品。这些物品怎样传人西伯利亚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的问题，有人认为它有可能是楚国、郑国或其他国的商人带到北方去的，说明长江丝绸同域外的交流很早就已开始了。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我国丝绸就已传人印度。公元前四世纪孔雀王朝月护大王(Candragupta)的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着的Arthasastra(政事论或译为治国安邦术)中有一句话：“Kausegamcinapattascacinabhumijah”，据季羡林先生解释，cinapatta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cina，就是“脂那”或“支那”，即中国；另一个是patta，意思是“带”或“条”。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中国的丝”。此时通往印度的可能还是陆路。得地利之便长江丝绸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早期丝绸交往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人知道中国有丝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但中国丝大量输入西方各国则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英人斯坦因根据我国西北丝路故道上发现的资料得出结论说：“中国(秦汉时代)出品俄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熊传新：楚国的丝绸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细丝为着。自是以后，希腊和罗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丝之西利丝(即赛里斯)人(SilkwearingSeries)之名。西利丝者，即古罗马语对中国人之称呼也。其后数世纪间，西方丝业皆为中国所专利。”秦汉至隋唐时期是我国全方位文化交通的时期。在中华文化蓬勃上升的阶段，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使我国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据西汉会要蕃夷中，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时见到“蜀布”、“印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蜀贾活动地区达于夜郎、波斯、印度等地，所贩蜀地特产亦当有丝织品。秦汉时期，巴蜀丝绸传往西方的陆上途径可能有南北两条，汉代及以后蜀锦大多是通过西北着名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唐代窦师纶广泛吸取了中亚、西亚丝绸纹样的题材、风格和表现手法，创设“陵阳公样”，“陵阳公样”行世以后，对中国的丝绸纹样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唐代丝绸纹样的主流形式。南朝至唐代益州、扬州等地还专产番客袍锦供朝廷作为赠送大食(阿拉伯帝国)、波